解读斯金纳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较量(一)
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讨论川普(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讲到，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
斯金纳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一
斯金纳这一说法立即引起各界的热评热议。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China战略，该战略就是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
斯金纳也是国务卿的资深顾问，为国务卿提供必要的长期的高层级的建议。
不少人推测斯金纳的意见是否反映了国务院的看法，故而对斯金纳的这番讲话格外关切。
斯金纳还说，美中之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Caucasian，即白种人)。”
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面临日本人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日本人不是白种人。
有人批评斯金纳这句话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不过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看，斯金纳未必有那层意思。
斯金纳无非是强调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同以往，以前美国遇到的挑战者都是白种人，这次来了个非白种人。
记得在2012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面对China崛起，西方缺乏准备。”
文章说：“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里，陆克文特地提到“非西方”，其目的也无非是强调china崛起这件事的特殊意义，未必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一类的含意。
不少人对斯金纳有误解。他们以为斯金纳认为美中之争就是两种文明之争，因此他们认为斯金纳的看法不全面，美中之争还有意识形态之争，还有利益之争，等等。
其实斯金纳的看法并不那么简单化。斯金纳也谈到毛衣战，谈到美中在经贸上的冲突。
斯金纳说：“与China的贸易不是唯一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或许甚至不是最大的问题。”
斯金纳也谈到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她说：美国与China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由此可见，斯金纳认为美国与China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贸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斯金纳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她还特地提到了文明的冲突，并且把文明的冲突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二
斯金纳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顾名思义，这个机构的工作就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的规划与建议。
正如斯金纳所说，你不能在缺少论证的情况下就出台一项政策。有时候，总统对某个重大问题有一种意向，有一种感觉或直觉。
这时，就需要政策规划局把总统的意向、感觉或直觉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学说，从而成为一项政策的指导。
斯金纳说，我们正试图为China撰写一篇文章，就像当年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写的那篇政策论文一样。
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传奇。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千字的电报，1947年，凯南又以X的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
在这封长电报和论文里，凯南基于对苏联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
凯南的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斯金纳们所做的，正是当年凯南做的事情。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斯金纳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
川普总统对China问题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或直觉。首先，川普总统认为China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什么恐怖主义问题，比俄国问题都更重要。
第二、China这个最强对手的情况和以往别的挑战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就不一样，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
以前，美国政府曾多次在仁全问题上批评China，但斯金纳认为，仁全这张牌对China可能不会像当年对苏联那么管用。
斯金纳讲到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美国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写进了人权条款。
斯金纳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开了一扇门，在仁全原则上真正削弱了苏联这个极权主义国家。”
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异意人士成立仁全组织，捷克的七七现章也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背景下发布的。
赫尔辛基协议还规定了宗教自油和移民权利，这对于削弱苏联东欧等国的GC专制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同样是仁全牌，按照斯金纳的说法，用在China就没什么作用。
斯金纳认为美国打仁全牌对China没有对苏联管用。对于这种说法，大家当然不赞同。从当初和China建交，联合China对付苏联，并没有关注当时中国远比苏联更严重的问题，后来直到现在，美国对China的问题也没有做出多大努力。
不过斯金纳的话也不是毫无根据。譬如说，今天的China远比当年的苏联东欧更加对外开放，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中，China留学生占极大的比例。
可是这些China留学生并没有多少人变成自油皿煮的拥护者。对于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它会在许多美国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心中造成困惑。
斯金纳在4月9日曾经接受过米国之因的专访。斯金纳对记者说，美国、欧洲和加拿大都意识到日益增长的China威胁。
斯金纳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的China政策了吗？我不认为真的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关于China的问题需要来应对，但美国和北约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对China威胁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对需要制订基础广泛的战略政策予以应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未来数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三
斯金纳讲话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文明的冲突。一讲到文明的冲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斯金纳说，她的观点有亨廷顿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把世界分为七大文明，China被归为儒教文明。亨廷顿断言，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美中两国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顿，自油皿煮只是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
多年来，其宣传的China特色、China国情应该说和亨廷顿的观点有某种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来，某些愤世嫉俗的异意人士也在宣扬某种China特色论或China国情论。
他们认为，China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是GC档的问题，而是China人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坚持自油皿煮价值的China人只是一小撮，而他们注定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亨廷顿把China归为儒教文明。这明显站不住脚。因为现在是China历史上最敌视儒教、最反对儒教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少都比大陆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传统，也都接受了自油皿煮价值，可见儒教文明并不拒绝自油皿煮价值，China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儒教文明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问题。
美中冲突究竟是制度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制度的冲突，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会致力于促成对方制度的改变。
尤其是那种压迫性制度，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对和改变这种制度的愿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变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但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甚至种族的冲突，结论就不一样了。
因为文明、更不用说种族，是不可能改变的，至少是很难很难改变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后强制改造，否则你就只有去接受对方的存在，学会如何与对方和平共处。
所谓普适价值，一般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
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
在晚清，China一批饱读诗书的儒生，一接触到西方的自油皿煮，立即大加赞扬，认为其深合China古代先哲先贤之意。这就表明这些价值具有普适性。
斯金纳并没有简单地把美中之争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更没有说China文明就是排斥自油皿煮的。应该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China的崛起所带来的严重性已经有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崛起的china的基本性质，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因此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还缺乏必要的共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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