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 | 《凤凰城》的“苗可秀”塑造与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建构
“如子始堪称国士”
—— 《凤凰城》的“苗可秀”塑造与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建构文/杨慧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杨慧教授
摘 要 :收录在《苗可秀志士遗墨》中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的成仁绝笔，可与林觉民《与妻书》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革命遗书。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可见一个滥觞于《苗可秀志士遗墨》，经由黄炎培、吴瀛、顾颉刚、张曙、谢冰莹等人的引流激水，在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中奔涌澎湃，最终漫延至各类“通俗读物”的苗可秀形象谱系。这个植根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现实，跨越了“七七事变”的历史关口，并在全面抗战后蔚为大观的形象谱系，不仅印证了“抗战十四年”这一分期和论断的历史真实性，更揭示出“东北”因素开启和影响中国抗战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边患深重的东北历史记忆、淬志文史的中国古典学术训练、痛心疾首的北平流亡遭遇、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形塑了苗可秀儒雅、坚定、果敢与从容的精神气质。校读《遗墨》及其衍生诸文不难发现，苗可秀未得传神写照。究其原委，“东北研究”曾经长期沉寂，以致作家难以深入地了解“东北”及其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有关“东北”的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仍是今日的未竟之业。
导论
1939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躲避日军炮火而迁至湘西辰溪的湖南大学正在上演吴祖光创作的《凤凰城》，这是一部取材于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英勇就义真实事件的四幕话剧。当这场演剧即将进入高潮，也就是主人公苗可秀壮烈殉国的情节时，坐在台下的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弘度）却因不忍目睹英雄的舍身成仁而提前退场，并且在回家之后，题诗三首，以“苌弘碧血成秋磷，精卫冤魂塞海东”的诗句“怀念这一位‘国殇’”。另据《刘永济年谱》录自谱主手定《云巢诗存稿本》的版本，这组诗总计四首，题为《夜观辰溪湖南大学诸生演〈凤凰城〉苗君可秀死难事》（以下简称《苗诗》），诗前有小序说明缘起：“苗君为东北大学文学士，从予问业有年。辽变事起，组成义勇军，投邓铁梅部下抗日，被俘不屈死。今观此剧，枨触旧情，凄然成咏。”的确，当此战乱流离、国难方殷之际，以戏剧这样一种“如梦如尘”的方式与已经为国捐躯的旧日学生“相见”，怎不让人悲欣交集，感慨万千？
追溯起来，1927年1月，刘永济经吴宓介绍赴奉天（沈阳）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与学校一道流亡北平，直至1932年7月转任武汉大学教职，为东北大学服务5年又6个月，1939年2月至6月在湖南大学讲学并任中文系教授。而苗可秀（而农），奉天（辽宁）本溪人，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预科，1928年升入本科，“九一八”后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1932年7月毕业于东北大学，正是从刘永济“问业有年”的学生。不仅如此，作为一所远离新文学中心的大学，东北大学的中文系特别注重古典学术训练，并以古典学术的现代转化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而苗可秀正是这一学术体系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其在1930年《东北丛刊》第12期发表的《班马论叙诸子流别次第各异说》一文，曾被东北硕学金毓黻激赏为“文章尔雅，辞气密栗，足以抉韩欧之藩，而上摩扬马之垒”。在校期间，教授黄侃（季刚）、章士钊（行严）等对其“奖誉有加”。他还曾积极参与“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夏声学社”，参与编辑《夏声季刊》。以此推想，苗可秀一定是与刘永济过从甚密，并且深为后者欣赏的学生。
然而，两者的关系并非仅限于师生之谊。这又要从《苗诗》第二首中的“为问当年六千士，几人还唱《满江红》”说起。此处所言的《满江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岳飞抗金名篇，而是特指刘永济1931年10月18日所作的《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这首军歌首发于当年12月的《大公报》，词前小序有云：“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杀敌之气，为谱此调与之。（国难第二周月纪念日）。”军歌通篇慷慨激昂，尤其是最后一句“把乾坤大事共担承，今番决”，更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悲壮。根据相关传记资料，苗可秀正是这支“东北学生军”的发起人和“大队长”，并亲自向刘永济教授“征军歌歌词”。这或许是苗可秀生前最后一次向自己的老师请益，而他们之间的中国古典学术传承终以这首《满江红》作结，并将在抗日战场上迸发出强烈的精神力量。
▲ 刘永济咏苗可秀诗，《刘永济集》
▲ 刘永济《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大公报》（天津）1931年12月3日第7版
苗可秀完成“东北学生军”训练后，1932年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派遣赴辽宁岫岩邓铁梅部抗日，并肩负创造政治化、民众化、纪律化、主义化之“新式义勇军”的重任。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与日军激战负伤，6月25日被俘，威逼利诱，誓死不降，7月25日在辽宁凤城英勇就义，年仅29岁。正如当年参与过东北义勇军组织领导工作的黄恒浩（剑秋）所言，苗可秀所部义勇军“没有武器，亦没有政府的力量支持，他们抗日的力量是自己创造出来”，他们是“当之而无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义勇军殉国牺牲最为壮烈的，苗乃为第一人，其不向异族低头，文天祥不能专美于前矣”。
在观演《凤凰城》后“凄然成咏”的刘永济心绪难平，他又将该诗送给中文系的两位同事和好友曾运乾（星笠）与杨树达（遇夫）寓目。而从杨树达1939年6月19日和6月30日先后两次唱和刘永济的诗作，特别是第二次的题名“弘度续得苗可秀诗二首和之”来看，刘诗本为相隔旬日，次第写就，此亦可证其观演《凤凰城》所受触动之深。杨树达诗中对于刘永济“犹有门人作鬼雄，幼安无负客辽东”的慰藉与赞许，可谓沉痛透彻的知音之言，而对于苗可秀“一介书生延国命”和“不须读史嗟文谢”的感佩与评判，则是恰如其分的史家之笔。
曾运乾在读过《苗诗》后，亦有和诗《湖大诸生演苗可秀死难凤凰城事。苗故东北大学文学院学士也。弘度有诗见示，依韵奉和》四首。曾运乾自1926年起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直至“九一八”事变后转任广州中山大学，1937年夏，应因抗战军兴而滞留长沙并受聘于湖南大学的杨树达之邀来长任教。曾运乾在东大任教5年，既是与刘永济同在异乡、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苗可秀一入东大就有幸受教的老师。在此背景下，也就能理解“阵云莽莽压雄边，一别苗君瞬十年”和“雪帽剩来两寓公，梦中重写话辽东”两句所蕴含的师生情谊、东北记忆与世事沧桑。而“留得书生真面目，虎贲相对亦欣然”一句，则既是对于旧日学生苗可秀的激赏，更是对于自身在抗战中传承中华文脉、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期许，也是他们这一代继承了中国士人“忧国忧民”优秀传统的古典学者的写照。
“如子始堪称国士，惭予端合老风尘。”而无论是刘永济笔下的“国士”，还是杨树达和曾运乾诗中的“书生”，这些对于苗可秀的“命名”都源自中国历史悠久的“士人”传统，也正体现了他们守护和践行的文化理想。据曾在该校兼职讲授法文的金克木回忆，彼时湖南大学中文系的杨树达、刘永济、曾运乾等知名学者“都忧心国事”，比如杨树达就在与金克木的谈话中表示，自己之所以研究和讲授《公羊传》，就是因为抗战军兴，国家需要发扬“尊王攘夷”和“大一统”的春秋大义。
透过刘永济等人与苗可秀在文学中的相遇，得见其沉潜在古典学术深处的爱国激情，亦可一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és）。试想遍地烽火中，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何止万千，然而，正如杨树达在前引和诗中慨叹的“一介书生延国命”，像苗可秀这样深具古典文学修养的“书生”却又并不多见。而作为最初塑造和传播苗可秀形象的文本，1935年末影印面世的《苗可秀志士遗墨》（以下简称《遗墨》）在正文首页收录了一幅“苗可秀志士遗像”，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唯一能够见到的苗可秀“形象”。这是一张着学士冠服的东北大学毕业照，照片中的苗可秀戴着眼镜，目光沉静而坚定，恰如黄恒浩回忆的那样：“面白皙，恂恂然如好女子。”不仅如此，《遗墨》还附录了苗可秀1931年6月为章士钊（秋桐）东北大学《墨学两种》讲义所作序言，而编者在文末特加按语赞曰：“读此益钦服苗君之为人，盖不独其义烈足以廉贪立懦，其慎思明辨（之）力，笃行好学之谊，亦足以模范青年，典型来裔”。可见苗可秀的“书生”形象其来有自。
显然，以“淬志文史，彬彬儒雅”而论，苗可秀是典型的书生，而就“赴难之勇，死事之烈”而言，他又是书生的典型。“书生”何以救国？这正是彼时中国知识分子最为严厉的自我拷问。1932年10月14日，深为时局忧虑的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晨梦加入义勇军，杀敌人及汉奸，甚酣畅。醒而思之，我研究历史，唤起民族精神之责任，实重于杀敌致果，其工作亦艰于赴汤蹈火。我尚以伏处为宜。”从顾氏这一有关义勇军的“梦”与“解梦”当中，我们不难推想作为“书生救国”的典范，舍生取义的苗可秀将会带给彼时知识阶层怎样的思想震动，而对这种震动的吸收与回应，则又构成了彼时苗可秀形象生产的重要背景。
而以《凤凰城》的写作与演出为线索，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滥觞于《遗墨》，经由黄炎培、吴瀛、顾颉刚、张曙、谢冰莹等人的引流激水，在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中奔涌澎湃，最终漫延至各类“通俗读物”的苗可秀形象谱系。进而言之，这个谱系植根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现实，跨越了“七七事变”的历史关口，并在全面抗战后蔚为大观，不仅印证了“抗战十四年”这一分期和论断的历史真实性，更是揭示出“东北”因素开启和影响中国抗战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正如于成泽（毅夫）所言，东北武装力量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道路上“曾经起了桥梁的作用”，而苗可秀正是“建筑这座桥梁的巨匠”之一。引申开来，“桥梁”的作用不仅在于促成全面抗战的大局，更在于凝聚国人的民族精神，建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 苗可秀志士遗像
▲ 苗可秀志士遗墨之《章氏墨学两种序》
一、“苗可秀形象”的谱系与《凤凰城》的意义
随着1937年8月“淞沪会战”的爆发，刚在两年前成立的民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戏剧专门学校——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不得不一路西迁，先抵长沙，再徙重庆。而就在学校停留长沙期间，年未及冠的吴祖光在担任“校长秘书”工作之余，历时4个月创作完成了四幕话剧《凤凰城》，并在翌年5月18日，作为学校第17届公演剧目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结果“盛况空前，轰动山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该剧相继在重庆、成都、桂林、香港等地多次上演， “均极成功”，而剧本自1939年1月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后也是一纸风行，迅速再版。就这样，通过观演和阅读，《凤凰城》逐渐凝聚成为无数国人抗战时期的集体记忆。年轻的吴祖光也从这最初的成功中收获了“很大的鼓励”，从此将“写戏”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48年7月，金毓黻在撰文纪念苗可秀时表示，随着《凤凰城》“表演于各地，至今虽妇人孺子，殆无有不知苗可秀姓名者”。而从文后标注的“重整三十二年三台旧作”可见，金氏所言之“今”应为1943年，此亦可证《凤凰城》传播之迅捷。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历史语境，可见抗日英雄苗可秀形象的塑造和流布，倒也并非仅凭《凤凰城》一剧之功。仅就文学的“叙事”（narrative）而言，早在1937年4月2日，顾颉刚就在其主办的《民众周报》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苗可秀传》（鼓词）。而据《顾颉刚年谱》所载，该文实为“他人代作”。这篇鼓词后来又以《抗日英雄苗可秀》之名单行出版，笔者所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并无作者署名，1937年4月通俗读物编刊社初版，1938年1月再版。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提供的版本信息，该书作者为“之中”，“1938年3月3版”。按，此处所言的“之中”很可能是“赵之中”，后者曾在《民众周报》1936年第1卷第2—11期连载“说唱鼓词”《赛金花》未完，亦未见单行本。而从《抗日英雄苗可秀》出版不到一年就两次再版的销售状况来看，向林冰在1938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其已经“迈进了宣传性与文艺性合一的境地”并且“博得社会好评”的赞誉并非虚言。
《抗日英雄苗可秀》封面
通俗读物编刊社版
《苗可秀传》首页
《民众周报》版
1938年4月，为了“激发民族意识，坚定抗战意志，补充战时知识”，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面向全国征集和发布了“非常时期民众读物”书目，而以“述苗可秀组织义勇军在东北抗日经过”为主要内容的“《苗可秀》”正在此列。就在当年秋天，著名的“女兵作家”谢冰莹结束了第五战区司令部战地通讯员的工作，从徐州返回重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根据谢冰莹的自述，这份“编审”的工作其实就是“专写抗战通俗小说”。为使粗通文墨的老百姓“都能看得懂”，所以结构和文字均力求简单与通俗的《苗可秀》正是彼时的收获之一。这篇小说原题《东北义勇军英雄苗可秀》，曾发表于1939年元月的香港《大风》杂志，《苗可秀》则是经过整饬的修订版，首发于重庆《时事新报》，1941年又被作家收入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版短篇小说集《梅子姑娘》。虽然从最后的去处来看，谢冰莹的《苗可秀》似乎并非专为“非常时期民众读物”所作，但却无疑是这一文学脉络中的产物。
1939年8月，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也发起编印“士兵读物”活动，“专供前方战士，荣誉军人阅读”，其第一辑于1940年9月出版，计二十一种，每种印一万册，而这当中就有来自“八十八师野战补充团”的“忠元”所著的《苗可秀烈士抗日殉国纪》。约在1941年前后，东北作家石光也“编著”了一本仅有17页正文的小册子《抗日烈士苗可秀》，这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的“抗战小丛书”之一，“纯为供给士兵阅读”。另据《战时粤政》所载，广东省政府曾在全面抗战期间翻印“《岳飞戚继光苗可秀》”等“民众读物”，“分发各学校社教机关、民众团体陈列，供众参考”。而在1940年末，那些拥有收音机的民众将有机会在中央广播电台例行的“抗战教育”类节目“青年讲座”中，收听到教育部派员播讲的《苗可秀》。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考证上述翻印和播讲的《苗可秀》文本的版本。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此类“通俗读物”彼此参照、大同小异的“去作者化”特性，恐怕我们无法在原创性意义上确定其“知识产权”的归属。正因如此，此类文本具有惊人的“自我”增殖性，包括“读本”“故事”“课本”“宣传资料”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苗可秀叙事应有尽有，使得抗日英雄苗可秀的形象在士兵和农民阶层得到了更为深广的传播。
通过上述考掘，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版图中，大致勾勒出了苗可秀形象谱系的轮廓，如果对其加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史源学探究，则又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前述1935年影印行世的《苗可秀志士遗墨》。更准确地说，《遗墨》不仅是整个谱系的发端，更是除前述“苗诗”系列外的所有广义“文本”（text）得以创生的“前文本”（pre-text）。而正是从与“前文本”关系的角度，我们判定《凤凰城》在苗可秀形象谱系中具有无法比拟的典型意义。正如吴祖光最为信服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述，《凤凰城》“取材自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当然并不是全部事实的照搬，而按照戏剧的要求，有所增删，取得了艺术创作上的一定成就”。除此之外，其他取材《遗墨》的文本都只是对“前文本”的摹写，未能通过“虚构化”这一文学行动中最为重要的步骤，将“想象”与“现实”重新组合为文本的 “新天地”。
在晚年的回忆中，吴祖光曾经语带诙谐地将《凤凰城》的成功归结为“投机取巧”：“投的是抗日之机”，“取大作家未及写出抗日大剧作之巧”。这无疑是符合历史情境的论断，但却仍有必要补充一些因作家的自谦而被遮蔽的背景。事实上，仅以“大作家”田汉的抗战戏剧创作为例，先后就有1937年8月在南京首演的四幕剧《卢沟桥》和同年12月首演于武汉的四幕剧《最后胜利》，可见吴祖光所言的“取巧”并非简单的“抢先”，而是隐含着对于彼时抗战剧本的评价。1938年10月，“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家王平陵在读过60多部抗战剧本之后断言，“使观众能够发生感动”其实是“剧作者极难如愿的目的”。而正因为缺少“感动”的力量，很多抗战剧本沦为为宣传而宣传的标语口号之作，以至于这一时期的剧本“甚至还有不少不如抗战以前的地方”。因而，吴祖光所言的“取巧”，其实是指《凤凰城》在抗战剧本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上的开创性。
而对于这样一部在中国抗战戏剧史和吴祖光的文学历程中都具有起源性的文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研究者大多将其视为吴祖光“在剧情结构、人物描写以至语言的提炼上都还不够熟练”的“初试戏剧之笔”，与有限的艺术成就相比，其抗战救亡的社会价值显然更为重要。这样的评价甚至也代表了吴祖光本人的看法，以至于他在建国后多次拒绝相关出版社将其再版的建议，直至1995年才收入带有全集性质的六卷本《吴祖光选集》。
然而，应该与吴祖光的上述表态同样得到研究者重视的则是其对《凤凰城》的念念不忘。1980年代以来，他至少先后四次专文讨论《凤凰城》，并曾特别强调指出，《凤凰城》的成功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了”的结果，而“苗可秀的素材本身就很感人”又是“剧情强烈”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表述提醒我们，如果说横空出世、影响深远的《凤凰城》构成了一个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那么就必须将其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解读。而辨析和判明“前文本”《遗墨》的源流与地位，则是我们首先面对的工作。
《凤凰城》封面
生活书店版
《凤凰城》广告
《新华日报》1939年1月21日第1版
二、吴瀛与《凤凰城》的缘起
现在想一想，父亲的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只有十九岁的儿子,从来没有写过剧本，难道是只因为在戏剧学校工作就该写剧本吗？但我却是认真听父亲的话，决心完成他交给的任务，这首先是因为苗可秀的事迹感动了我。
上述回忆中，至少有三个关键的信息值得探讨：一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传略》”，二是“奇怪”，三是“感动”。校读吴瀛1938年6月为《凤凰城》剧本所作的序言（以下简称《吴序》），所谓《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传略》实为《苗可秀志士遗墨》，而且“来历不凡”。《吴序》开篇即有郑重交代：“二十□年的春天……江问渔先生因事来鄂……顺便带来了两册《苗可秀志士遗墨》，托我在同学中宣传这一段光荣壮烈的史实。”
上引中的缺文当然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1935年7月25日（农历6月25日）苗可秀在辽宁凤城英勇就义，那么江问渔携《遗墨》抵鄂的时间必不能早于1936年春。另据《吴序》所述，就在江问渔来访不久，也就是湖北政务研究会“第二期训练班学员即将毕业”之际，吴瀛因湖北省主席张群的“内调”而去职。检视相关史料可知，本期训练班的毕业典礼在1936年3月25日举行，那么吴氏的去职当在3月中下旬，其与江问渔的会面自然不晚于此。查阅江问渔晚年自编《个人大事记》，可见其1936年“春初”恰有汉口之行。因而，上引吴序中有关年份的缺文应为“五”，也就是说江问渔的此次来访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春天”。
▲ 吴瀛（吹万）《凤凰城》序
考证这一“缺文”的目的不仅在于确定吴瀛获得《遗墨》的时间，更在于由此进入其接受《遗墨》的语境。彼时吴瀛主持的 “湖北政务研究会”全称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湖北政务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该会成立于1933年6月17日，“在湖北尚属创举”，以“储备地方政务人才，改进各县县政”为主旨，除由民政厅长兼充“会务主任”外，另设一位“会务副主任”主其事。1934年6月2日，湖北省第二期政务研究会在民政厅大礼堂举行开会典礼，吴瀛首次作为副主任出席并发表“训词”。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会”训练班共有14门课程，分为三大类，而其中一大类就是“关于促进乡村建设者”，因“乡村建设为一切县政建设的骨干”，故相关课程“都敦请专家分别讲授”。而该训练班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授课方式，则分为“集会研究”“实地研究”两种，前者又分为“专家演讲”等三类，后者则分为“指派调查或是实习事项”等四类。可见所谓“专家分别讲授”乃是特指“专家演讲”的“研究方法”而言。正是在此背景下，吴瀛才会敦请乡村建设“专家”江问渔莅临“讲演农村改进问题”。
不仅如此，作为“实地研究”之“指派调查”的授课方式，1934年12月25日至翌年2月10日，吴瀛带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远赴冀、鲁、苏、沪等省市，“调查各地乡村建设”，并在当年3月编述和印行了《调查乡村建设纪要》一书，旨在“引起社会人士知救亡图存根本工作，厥为乡村建设”。而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调查任务，行前吴瀛主持“研究会”以“会员报告”的方式，围绕乡村建设议题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特别是对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的农村戏剧教育工作有着相当深入的探讨。而在调查团的定县之行中， 寓“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精神于农民的观、演之中的农村戏剧正是考察重点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能够在乡村建设的思想脉络里把握吴瀛的戏剧观，由此也就能够解答吴祖光的“奇怪”。其实吴瀛本人就曾有过以“宣讲式或演戏的方法来宣传”《遗墨》的想法，后因时间和经验所限作罢。显然，吴瀛深受定县“农村戏剧”实践的影响，认为将《遗墨》改编为剧本，实现更广泛的救亡宣传，这不仅是智识阶级理所应当的行动，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试想既然公务缠身的吴瀛都曾跃跃欲试，近水楼台的吴祖光又有何理由拒绝呢？
对于彼时的“校长秘书”吴祖光而言，定县的“农村戏剧”经验其实以一种特别的“学院化”方式存在于他的戏剧世界中。1935年10月18日，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正式成立，而早在一个月前的筹备阶段，陈治策就应留美专攻戏剧时期的老同学余上沅校长之邀来京任教，先后担任专任导师和特别班主任，并在翌年7月接替应云卫成为第二任教务主任，直至1938年2月离校。而其来校前，自1932年起一直在定县协助熊佛西开展农民戏剧工作，对这项事业有全局性的重要影响。因而陈治策的加盟，无疑为这所新生的学校注入了定县“戏剧大众化”的基因。
归根结底，余上沅与陈治策的戏剧理念高度契合，这才是他们超越同学之谊的合作基础。余上沅坚信，这所学校的宗旨“在于辅助社会教育”，而面对着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自当以“戏剧艺术”为武器，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早在1938年10月18日学校在长沙正式开学之前，学校剧团已在长公演了张道藩的《最后关头》、文治平的《毁家纾难》、王思曾的《炸药》和冼群的《反正》等抗日戏剧，观众均极踊跃。不仅如此，剧团还曾在当年11月中旬，组织“从长沙出发，以南岳为终点，行程一个月”的巡回演出，同时积极面向长沙乃至全省学校传授和交流抗敌宣传剧技术，此项工作收效显著，并且得到了湖南党政当局的肯定和推广。
吴祖光在晚年回忆：“在七七事变之后，剧校内迁长沙约半年之中，连生活都在一起的时间里，上沅先生热爱戏剧事业，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而正是在内迁长沙期间，吴祖光开启和完成了他的《凤凰城》写作。如同余上沅校长言传身教的那样，将戏剧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执干戈以卫社稷 ，这应该是吴祖光在写作自己的“头一个剧本”时，怀抱的朴素而坚定的愿望。
读了苗可秀赵同一班义勇军的壮烈事实，觉得真是一服起死回生刺激神经麻痹的无上妙药；于是在江先生走后，我就拿这一本小册子，做了我们那一次星期三“精神讲话”的课本。我记得我讲到最悲痛的地方，在讲台上哽咽不能成声，向台下望一望，我们训练班同学四百余人及一班教官，也无一不掩泪饮泣，低徊欲绝，我于是感觉到了这本小册子的力量，又知道我们黄帝神明之胄，并非麻木不仁不可救药，但正有赖乎这种悲惨壮烈的事实来作普遍的宣传启迪。
三、黄炎培与《遗墨》的生产及流传
探本穷源，江问渔所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正是《遗墨》最初的制作者，而亲自统筹策划此事的则是该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黄炎培。1963年11月，曾任“救国会”军事部部长的王化一（德华）在回忆中指出，苗可秀遗书“原件均已遗失，当年黄炎培先生曾影印多本”，自己撰文引述的就是“王卓然自影印本上抄录”的复本。而黄炎培在1962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检《苗可秀遗墨》孤本，赠王卓然”，也印证了王化一的回忆确实。
从现有材料看，黄炎培最早是在1935年8月6日，从“救国会”最为重要的领导人阎宝航（玉衡）处得到苗可秀殉国的消息。是日中午黄炎培偕江问渔宴请造访职教社的阎宝航等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席间“玉衡出苗可秀成仁绝笔，阅之欲泪，天乎！”是年10月30日，阎宝航又一次来访，翌日，黄炎培“题苗可秀就义遗书”，由此看来，《遗墨》的出版应该就在题词之后不久。
▲ 洋洋：《纪苗可秀成仁绝笔书》
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得见《绝笔》真容。所幸“职教社”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曾印制了一本名为《有血气同胞的作为》的小册子，印制时间不详，其中收录了题为“苗可秀烈士成仁绝笔”的两封遗书，即分别作于农历1935年6月23日的致王卓然（回波）书和6月24日的致雅轩（张金辉）、忱（宋黎）书，以及苗可秀生平事迹介绍手迹一篇（原文无标题，下文以《苗可秀生平》称之）。前两封遗书无疑源自《绝笔》，而比勘《苗可秀生平》与前引《上海报》文章，可见后者有关苗可秀的叙述基本袭自前者，由此可证《苗可秀生平》一文亦为《绝笔》所有。《遗墨》也收录了这两封遗书，但却将《有血气同胞的作为》版的三页篇幅重排为九页，版式更加整齐，字迹更加清楚。由此推断，《有血气同胞的作为》的印制必在“善本”《遗墨》问世之前，否则无法解释同在“职教社”系统，为何不择“善”而从。
既然阎宝航向黄炎培出示的是已复印成册的《绝笔》而非遗书原件，那么《遗墨》只能以《绝笔》为底本。因为暂时无法确定《绝笔》的完整内容，我们只能以《遗墨》为基点，反推两者异同。总而言之，黄炎培等人在《绝笔》底本的基础上，改善和增加了封面、遗像、题词、序言等带有“副文本”（Paratext）性质的部分，并优化和提升了版式设计与印刷质量，进而完成了从单纯收录烈士手迹和遗书的《绝笔》向系统呈现苗可秀烈士形象的《遗墨》的转变。
凭借黄炎培强大的组织力和影响力，《遗墨》的流布远比《绝笔》深远。黄炎培创办的《国讯》旬刊曾在1936年5月1日的《申报》刊出广告，宣布向“凡在四月廿一起，五月底以前直接向本社订阅本刊全年者，奉赠苗烈士遗书真迹一册”。而根据曾任《国讯》总编辑的张雪澄回忆，彼时该刊“最高发行额每期达2.5万份”，而且“远销海外，仅曼谷一埠的直接订户就有2 000多份”，附赠《遗墨》传播之广可想而知。正是在此背景中，江问渔才会在1936年初春的武昌之行中向吴瀛赠送《遗墨》。
《国讯》赠阅《苗可秀志士遗墨》广告
《苗可秀志士遗墨》
黄炎培题词
正如黄炎培的回忆，《国讯》“受胎，实在那年的‘九一八’，而‘絪缊’的作用，还在‘九一八’以前”。就在当年春，黄炎培曾有经由大连和沈阳的朝鲜与日本之行，对于东北边疆危机有着敏锐的观察。检之记叙此行的《黄海环游记》（1932年上海生活书店版），其洞见之深与忧思之切，尚可覆按。“九一八”难作，黄炎培于是年12月3日创办《救国通讯》，免费邮寄，努力传扬“义勇军浴血抗战，为国牺牲的真相”。自1933年1月10日起更名《国讯》，仍秉持“‘国难一日不平复，一日不停刊’之旨，奋斗到底”。
彼时影响深巨的《国讯》杂志既是黄炎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平台，也是其矢志不渝爱国精神的缩影。“九一八”国难之后，仅就东北抗日复土斗争而言，黄炎培就先后发起或参与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东北难民救济协会”“东北协会”等多个民众抗日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痛恨对日妥协的投降派。正是出于抗日救亡的共同志向，黄炎培不仅与“救国会”诸位领导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更是成为该会开展“东北复土”斗争的重要盟友。
因而，黄炎培不仅可以透过“救国会”系统及时掌握东北义勇军的动态，更能体察其孤立无援，艰苦卓绝的斗争状况。除了“救国会”之外，中国青年党是黄炎培理解苗可秀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出于救亡图存和抗日复土的爱国激情，苗可秀及其亲密战友暨遗书收信人张金辉、宋黎都曾加入中国青年党。据该党领导人李璜（幼椿）回忆，苗可秀至迟在1929年12月即已入党，并于1932年7月在其组织“抗日救国学生军”的鼓励下主动出关抗日。
作为坚定的爱国者，黄炎培的政治主张与中国青年党的“认定国家之独立、完全、进步与繁荣为国民一切行为最高依据之根本信念”非常接近，以至于曾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控为“国家主义中坚分子”。“九一八”事变之后，该党坚持“外抗强权”的宗旨，“始终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因而黄炎培与其在抗日救亡事业上有着紧密的合作，并与该党领导人，特别是李璜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在李璜与黄炎培的深入交往中，想必会谈及苗可秀，然而由于资料阙如，我们只能从李璜的回忆中推想其当年的讲述：“中国青年党组织东北义勇军，牺牲青年同志于关内外者，计在七百人以上……不过要像苗可秀那样赤手空拳，竟在东北干出一番比较卓越的杀敌致果的成绩，使敌人丧胆，令青年党增光，结果壮烈殉国，至今令人歌颂，确乎难得。”除此之外，在苗可秀殉难后由青年党人收集和出版的纪念文章中，《记苗可秀》为我们考察国家主义视域中的英雄形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这位署名“澄波”的作者追忆了1932年春苗可秀在北平代表“东北学生军”向其募捐的情景，面对“以义勇军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吗”的诘问，苗可秀的回答决绝而悲壮：“我们不求成功，但求失败”，因为“我们不求有益于国，但求无愧于心”，而诸如“留有用之身，作更有效的报国于将来”之类的托辞，则不过是教人妥协的“懦夫自解”而已。
▲ 李璜对苗可秀的回忆
不过，也许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苗可秀的决绝与悲壮。1936年5月，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青年生活》发表带有“社论”性质的《苗可秀烈士的精神》一文，作者再次引述了苗可秀在北平募捐时与澄波的对话，进而号召本党同志“不仅要歌颂他以身殉国的悲壮，尤其要记取他生前的名言，‘但求失败’地死干下去！”。另据张金辉回忆，“九一八”之后，他和苗可秀、宋黎等一起乘坐英国人经营的“京沈铁路”仓皇逃离沈阳，可是当他们带着像烈火一样灼烧心胸的“国仇家恨”流亡北平之后，看到的却是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景象，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而宋黎的回忆则更让人感慨系之，彼时某些北平人由于对奉系军阀印象不好，竟然“讥笑我们为‘亡省奴’……有的根本不理睬我们，我们的心情十分难过”。由此可见，面对着国民政府的妥协以及部分民众的误解，作为一位背负着“亡省”痛苦的“东北学生军”战士，苗可秀选择用决绝的战斗精神和悲壮的自我牺牲来昭示国人应尽的责任，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击碎“懦夫自解”的托辞。
曾有当事人回忆，“在当时的义勇军中，有很流行的两句话：‘当兵不发饷，当土匪不许抢’”。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举国独存的抗日火种，东北义勇军点燃了国人的爱国激情，但其“非法”的存在却又是对国民政府妥协苟安之对日政策的无情讽刺，也在国人心中铭刻了屈辱和悲愤的记忆。由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黄炎培题词“真抗敌者，虽敌亦敬之。卖国者，虽敌亦弃之”当中饱含的愤怒，而在带有《遗墨》序言性质且很可能出自黄炎培手笔的《苗可秀志士抗日殉国纪》开篇，作者痛陈的“全躯保妻子之徒，犹复以‘贯彻和平’之言欺吾国民，藉图苟安，瞻顾国运，宁止痛哭”，更是对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的指认。
四、“努力团结”：从“苗可秀”发现“中国”
黄炎培首次知晓“苗可秀”之名时，心中除了感佩，一定还有亲切。因为苗可秀，字（次章）而农，从名字解诂的角度看，“可秀”典出《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举人出身的黄炎培不仅熟知而且欣赏这个典故，1930年6月21日，他曾“取孔子、老子、扬子语缀成”一联：“苗而有秀，秀而有实；信言不美，美言不文。”如果说带着《论语》的背景解读可秀之名，还只是黄炎培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中认识苗可秀的发端，那么当他读到苗可秀在遗书中向自己的老师王卓然“托孤”，并将六岁幼子改名为“苗抗生”，借用吴祖光在《凤凰城》中的解释，“就是说‘以抵抗求生存’”，以此“勉其继余之志”时，感受到的则是抗日同志之间强烈的共鸣。1932年5月27日，黄炎培曾在《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两首》中留下了这样的赞颂：“留取精忠好模范，嘉名十九锡出生。”而所谓“嘉名十九”的说法，则是因为他“恰后‘一·二八’一个月得一孙，取名十九”，以此纪念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显然，在黄炎培心中，如同那些为国捐躯的淞沪抗日将士一样，苗可秀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精忠好模范”。
沿着这样的视角，我们发现在《苗可秀志士抗日殉国纪》一文中，有一个非常值得追问的细节，那就是作者在叙述苗可秀战绩时曾三次提及“凤城”，但在称呼苗可秀被囚和就义之地时则使用了“凤凰城”之名，而这一辽宁省凤城县的“旧称”，也正是吴祖光《凤凰城》剧本题名的来源。那么，怀义笔下的“凤凰城”是否还有地名以外的阐释空间呢？
▲ 《苗可秀志士抗日殉国纪》，《四川县训》1936 年第3卷第2期
1943年的“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黄炎培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机关刊物《反攻》上深情地写道：“初识辽东半岛，还在甲午战败之年，吾年未冠，而读报之兴趣已浓，鸭绿江也，凤凰城也，其名艳，其事壮，皆为我童心憧憬之所及。”的确，“名艳”而“事壮”的“凤凰城”曾经寄寓着“普天下有心人胸中之公共块垒”，署名“少瘦生”的《辽东感事》诗中“辽海腥风跋巨鲸，连宵吹入凤凰城”的句子，可与黄炎培的此番回忆彼此发明。又如也曾收录该诗的《爱国诗选》一书编者汪静之注释：“凤凰城，辽宁凤城县，清甲午、甲辰，中日、日俄两役，皆以此地为战场。”而藉由诸如《国耻史》《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之类影响深广的著作的记述，到了《遗墨》问世的时代，“凤凰城”已经凝结为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记忆。
显然，首创于怀义的撰文命名，继之于黄炎培的编印成册，“凤凰城”的历史记忆被嵌入苗可秀志士的形象当中。换言之，如同《国讯》不定期栏目“民族魂”中那些主人公一样，为国捐躯的苗可秀也将被国人放置在中华民族的英雄谱系中解读。然而，正所谓“慷慨从军易，从容就义难”，“九一八”国难之后，陶行知和邹韬奋不约而同地引用了黄宗羲的这句名言，以为国人重塑抗日救国的精神坐标。若要真正做到临难不苟，从容不迫，绝非一时的慷慨可恃，必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充盈内心。在前引《苗可秀生平》一文中，作者就曾指出，“观其字迹雄逸，意气自若，其从容就义可知也”。如果考虑到苗可秀因被日军炮弹中伤臀部，“作此书系卧床伏枕，力疾为之者”，我们或许更能体会到那力透纸背的从容。
细读遗书则又不难发现，从容就义既是苗可秀彼时真实心态的流露，也是其努力追求的境界。再者，在致张金辉和宋黎的信中，苗可秀托付两位战友将自己此前的“几篇信稿”付印，因其“文章大致可观也”。以此推论，苗可秀在写作遗书之际，已经考虑到将来刊行于世的可能，因而其面对潜在公众读者时的心态呈现尤为值得关注。在这三通遗书中，苗可秀语气沉静，介绍遭遇，交代后事，并无一句故作慷慨之语，兹举两例言之。
一是苗可秀在请求王卓然照顾妻儿时，在后继各印刷版遗书中的表述均为“吾师可以义孙视抗生”，然而在原初《遗墨》手迹中，“义”字为后来改写，原文被涂抹者为“嫡”，从“嫡孙”到“义孙”，虽然只是一字之变，却不仅体现了苗可秀以己度人的恕道，更是彰显了将死生置之度外的专注。二是当时文人行文常款，非特别为之。即今之文人，讲究尊卑有序者亦如此。当此泰山压顶之际，苗可秀竟然还没忘记向恩师汇报自己的心境：“生自入狱以来，心地坦然之至，此境颇不易作到，生不知由何修养得来也。”接着他同样引用了黄宗羲的名言检视自身：“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自生观之，两皆易易耳，第视其真知义与否。”而其为日本老翻译前山所题的“正气千秋”，则又恰切揭示出此一“义”字乃至彼时心境的内涵。
表面上看，苗可秀的“正气千秋”化用自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实则源于孟子的“浩然之气”。值得注意的是，在给张金辉和宋黎的遗书中，苗可秀还曾特别嘱托二人将其“一手作成”，且在被难之前已经删定成册的“少年团所印著书”再行付梓，“分赠我之友好，以为纪念”。而在这些苗可秀念念不忘的书籍中就有一本《选辑论孟择要》，它和《中国少年团入团须知》《少年团口号问答》《孙中山先生革命史》等一起组成了苗可秀的“训练少年团用书”。所谓“中国少年团”是苗可秀在公开的义勇军之外建立的政治“秘密组织”，以训练知识分子为主旨 ，以“复兴东北，再造中国”为口号，与军事方面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和民众方面的“同心会”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更坚固有力，足以持久”的隐蔽抗日战线。另据苗可秀的战友和“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继任者赵侗（同）回忆，该书为苗可秀在1934年3月“著成”，当年5月装印完毕，印数500本，对于所部抗日武装力量的政治工作“颇有价值”。
《选辑论孟择要》无疑是苗可秀对《孟子》的选编和讲解。而除了“正气千秋”是对孟子“浩然之气”的阐发之外，其“但求失败”，一往无前的勇气也与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相类。进而言之，苗可秀在艰苦的战斗生涯中，通过对《孟子》的切己体察和融会贯通，形塑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报国理想，淬炼出坚不可摧的高尚人格，而这才是东北大学中国古典学术训练带给他的最为深刻的影响。
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可矣（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
苗可秀的确是一位铁血战士，但他也是一位“至情”的兄长、丈夫和父亲。而从更深的理论层面观之，苗可秀通过就义绝笔自然而然地建构了一个“失败的英雄”的自我形象。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虽败犹荣，坦然无碍的精神气质，既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又是对这一文化传统进行清理和批判的产物。在苗可秀看来，为正义而战即是成就最高道德，而战斗不仅是一种兑换民族希望的牺牲，更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至于个人之成败，实不足以论英雄。就此而言，苗可秀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他的战斗正是鲁迅在《最先与最后》（1925）一文中呼唤的“韧性的反抗”，这位“失败的英雄”孤独而坚定，“正是中国未来的脊梁”。
通过批判性地继承“颜（元）李（塨）之学”，黄炎培很早就将自己的治学道路从繁琐细碎的饾饤之学和空疏散漫的“明心见性”中解放出来，进而形成了“苟发见真理，不惜打破环境以赴”和“即知即行，教人必先自学”的行动准则，这也是其率先在中国发起和推行职业教育的哲学根基。在此意义上，黄炎培和苗可秀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现代性转化历程的亲历者。这是一个有待发掘的重要思想史课题，此处无法展开，但我们至少能够感受到黄炎培藉由《遗书》的编印和阅读，将苗可秀引为知音和同志的感佩与欣喜。
毫无疑问，如果仅仅停留在悲愤和指认当中，《遗墨》恐怕也将难免此前那些“专讲东北义勇军的文章与书籍”风靡一时但却很快无人问津的命运。而黄炎培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他在准确把握苗可秀思想气质的基础上，通过《遗墨》的编印，将苗可秀的英雄形象嵌入中国深层的文化传统以及国人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忆当中，使其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正如前文注解所列，仅在1936年就至少出现了5个苗可秀遗书的印刷版本。如果说《遗墨》的潜在读者大多来自知识阶层，那么印刷版遗书则面向更为广泛的受众，它们虽然不可避免地过滤掉了一些手迹的细节，但却解决了释读问题，而且发行广泛，在苗可秀形象的“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诸君啊！我们不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么？不都是担荷作新中国主人的使命者么？不都是接受苗烈士的期望者么？像苗烈士真不愧为大学生。吾深知道四川青年在东北牺牲的也不少。就退一万步，为四川打算，一旦海疆有事，长江下游被敌人封锁，四川出路在那[哪]里？请诸君闭了眼一想，那时候，全国怎样？四川怎样？全国无办法，四川有办法么？巴东三峡，只是诸君思想上的障碍，那[哪]里够做中华半个国家生命上的防御？吾第三句话，就是说：大家把眼光放大起来。
而为了揭示和呼应《留告四川青年同学书》的“努力团结”主题，连载该文的《国讯》旬刊在第133期的封面上特别刊登了一副漫画《渔翁“等”利图》，分别由该刊总编辑张雪澄和知名版画家江敉“造意”与创作，其前景为一对争斗正酣的硕大鹬蚌，中景则是一个荷枪而立，虎视眈眈的矮小士兵。救亡之道，唯在同仇敌忾，黄炎培和《国讯》同人的殷切期盼，跃然纸上。
▲ 《国讯》133期封面
五、“动人”的“慷慨”：《凤凰城》的叙述策略
所演为《凤凰城》，即苗可秀殉国故事，各人表现皆出劲。主角苗可秀每幕出场，言行慷慨激昂，出力尤多。苗可秀抛却妻子，其仆张生抛却恋人，而一同从戎死国。剧中关于生离死别之描写，颇能动人。我于此痛感战争之罪恶。
丰子恺的观察要言不烦，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主角苗可秀每幕出场，言行慷慨激昂”，二是“剧中关于生离死别之描写，颇能动人”。先说“主角苗可秀每幕出场”。这是吴祖光自创的一种戏剧结构方式，即以“男主角苗可秀一人贯穿全剧，而四幕剧每幕都有一个女主角”。据说曹禺当年非常欣赏这一形式的创新，在国立戏剧学校讲授编剧课时曾以《凤凰城》为例，赞其“构思独特，全剧剧情强烈”。
综观《凤凰城》，全剧共分四幕，我们可以根据情节，权且命名为“出关”“诱敌”“决战”和“殉国”。具体而言，第一幕写1933年中秋节前夜，流亡北平的苗可秀在西山的家中迎来战友赵同，后者衔义勇军领袖邓铁梅军长之命来访，“请其再度出关作战，苗欣然应命，临行托其新婚妻夏婉冰、弟苗可英及未及六月之胎儿于其师王先生，慷慨陈词，面请教诲”；后又与妻子依依惜别，“翌晨偕赵同并携其忠仆张生，别家登程，抱必死之心，出关从事抗战”。在这一幕中，苗妻夏婉冰为女主角。第二幕写苗可秀智勇过人，经过三年苦战，功勋卓著，其所创立的“中国少年铁血军”更是威震辽东“三角地带”。苗可秀沉着果断，引诱前来劝降的日本参事官贺门利人、藤井三郎等人陷入包围，一举全歼，此为“诱敌”之一。另有日本女间谍名川岛菊子者，善易容，图谋窃取苗可秀的“义勇军抗敌救国计划”，然其行动早为苗所侦知，遂按兵不动，待其自投罗网，此为“诱敌”之二。这一幕川岛菊子为女主角。第三幕写苗可秀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受伤，张生更是壮烈殉国，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搜捕，在凤城二道洋河背冢岭百姓家中养伤的苗可秀自知难以脱身，于是将其最为珍视的“救国计划”托付其弟可英送交盖平县赵同处，两乡童小老韩和小凤感于义愤随行。这一幕小凤为女主角。第四幕写苗可秀终被日军捕获，押送“凤凰城”，囚禁于日本井上中将私宅中的一间“养病室”，之后得到了名为井上“新娶的姬人”，实为“远东朝鲜革命党”党员金瑛（化名人见绢枝）的帮助，金瑛与攻打凤凰城的赵同等人里应外合，义勇军营救苗可秀的计划几近成功，不想井上气急败坏，竟亲自枪击苗可秀，苗伤重身死，临终向赵同等人作最后训话，鼓励同志们继续战斗。此幕的女主角为金瑛。
倘若对上述四幕的核心情节加以史源学的追寻，我们将会发现其各有所本。第一幕《出关》中，当即将出征的苗可秀与妻子别情悱恻之际，赵同还在一旁“顽皮地”唱起了“两句原板”：“夫妻们离别好缠绵”，“你与他，他与你，难舍难分”，而这两句唱词就出自京戏《平贵别窑》。或者说，这一幕的女主角苗妻夏婉冰，其实是以《平贵别窑》中温柔而坚贞的王宝钏为原型。第二幕《诱敌》的女主人公川岛菊子挪用自“当时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以求“剧情更紧凑生动”并“加强”抗战“意义”。第三幕《决战》文末有吴祖光的作者“声明”：“本幕人物大都参考泳吉先生著《义勇军》一书”。吴祖光曾在《〈凤凰城〉始末》一文中写道，1937年夏，他在长沙收到父亲寄来的《遗墨》后，“觉得材料单薄了些，组成一个大戏还远远不够”，好在次日在街头买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义勇军》”，内容包括“十来个短短的小故事，全是描写‘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事迹，正好弥补全剧的空白”，由此才“不太费力地把苗可秀抗日的全部故事编成了一个四幕剧”。
检视《义勇军》，其中《东北的民族英雄》一文恰以10小节讲述了10个“小故事”，应该就是吴祖光回忆的“所指”，而《小老韩》中的“小老韩”“韩老四”以及《女英雄田佐民》中的“田佐民”，则是《凤凰城》第三幕中同名人物和“田大娘”的原型，不过主人公“小凤”却是吴祖光全新的创造，用以串联诸位坚决抗日的东北乡民。第四幕《殉国》中的女主人公“远东朝鲜革命党”战士金瑛，看似没有直接借鉴的对象，但细读《义勇军》即可发现，这一在《凤凰城》中代表国际抗日联合战线的人物，其实源自《义勇军》所录的《义勇军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李红光》两文，前者在介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时，特别指出，“这一军的特色，在于里面有一半是朝鲜人”，金日成为第三师师长，他们和“我东北同胞联合，共同去抵抗中韩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后者的主人公李红光则是一位活跃在吉林磐石地区的朝鲜抗日志士，1933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参谋长，本是一位“长个子的漂亮青年”，但却被误传为勇敢善战的“女司令”。不难理解，《凤凰城》中美貌的抗日“潜伏者”金瑛，可谓“间谍”川岛芳子和“英雄”李红光的“合体”。
《义勇军》初版于1937年4月，作者泳吉的真实身份暂不可考，而从该书出版月余即再版发行的情况来看，销量必定可观。另据所录诸篇文末的标注，《义勇军》实为作者选辑时文编纂而成，像是作为《凤凰城》有关苗可秀战斗经历叙述的“史源”，《少年铁血军战绩》一文的主体部分就是“节改王越原作”而成。根据赵侗《我们怎样为抗日复土而奋斗》一书的记载，王越是苗可秀在辽东“三角地带”抗日的重要战友，曾参与“中国少年铁血军”和“同心会”的创建，并在1934年4月1日岫岩三道虎岭的成立会议上，被“公选”出的“铁血军”总司令兼“同心会”会长苗可秀任命为“同心会领路师”。1936年1月25日，“铁血军”在凤城二道沟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公选赵同为政府总裁兼任铁血军总司令”，特任王越为“铁血军政训处处长”，兼任“军政会议议员”。以上述职务推想，王越在“铁血军”中负责政治训练和对外宣传工作，而其在1936年10月16日至1937年1月1日的上海《现世界》第1卷第5期至第10期连载的《少年铁血军光荣战史》，就是前述《少年铁血军战绩》一文第二至六小节的“底本”。比勘两者，严格来讲，泳吉的工作其实并非“节改”，而是“转载”。显然，藉由泳吉的编辑，来自王越的战地通讯为吴祖光《凤凰城》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晚年的吴祖光在总结《凤凰城》“剧情强烈”的成功之道时，认为“《义勇军》几个人物和事迹亦充满生活气息”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非常诚实和恰切的评价。
▲ 泳吉《义勇军》版权页及目录
▲ 王越：《少年铁血军的光荣战史—赊里沟之役》，《现世界》1936 年第1卷第5期
再说“剧中关于生离死别之描写，颇能动人”。《凤凰城》有关“生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一幕《出关》，其中又包括苗可秀与夏婉冰和张生与荷花这两对夫妻/恋人的“爱别离”。如前所述，这一幕借鉴了京剧《平贵别窑》的情节设置。该剧又名《投军别窑》，乃是传统剧目《红鬃烈马》的一折，讲述唐朝薛平贵奉旨征讨叛乱的西凉国，行军前回窑别妻，王宝钏闻讯大惊，二人流泪话别，迨闻第三声发兵号炮，平贵不得不“慌忙上马，洒泪而别”。曾任空政话剧团副团长的鲁威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30年代初的北平，如果不会“唱两句‘一马离了西凉界’……几乎就不被人承认你是北平人”，而所谓“一马离了西凉界”，正是该剧另一单折《武家坡》中薛平贵的第一句唱词。显然，该剧在北平的脍炙人口只是其在全国各大城市流布深广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平贵别窑》以突如其来而又军令如山的出征卫国为核心事件，在极其短暂的叙述时间（narrated time）内营造出巨大的情感张力和强烈的悲剧氛围，堪称中国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不仅如此，“可怜闺里月，偏照汉家营”（沈佺期《杂诗》/无名氏《伊州歌》），《平贵别窑》所体现的叙事模式，源自中国历史悠久的边塞文学传统，凝结了国人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情感结构，因而成为最容易触动大众审美心理的“老套子”。1939年末，在江西赣州本地剧团排演的一场《凤凰城》中，当第一幕表现别家从军时，据称“这种百转愁肠，难以自禁的氛围，极能抓住观众的情绪”。
在《凤凰城》中，体现上述“老套子”的例子比比皆是。1940年6月，黄芝冈曾在一篇讨论“民族形式”的文章中有过细致论析，但却将其视作“和旧剧长处相反的笨拙手法”，正体现了吴祖光在戏剧艺术准备上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黄芝冈的这一看法影响深远，其实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相关论述的史源，从而确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价《凤凰城》的基调。
不管讲什么故事，必须把故事放在个老套子中间。《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都用同一个套子，人民并不因为缺少变化而讨厌它们……一出旧剧不止是戏词，它还有戏台上的一切；你知道吗？……你得先去学习，等到知道了那些套子，你的作品才能活起来。这可就不容易写了。套子是可以活用的。可是在能活用之前，你须有充分的准备。
而对于同样生长在北平，且从七八岁开始就是一个“京剧迷”，上中学时更是“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每天下午逃学去“广和楼”看戏的吴祖光而言，京剧就像文化的血液一样滋养着他的艺术生命，有些经典剧目更是“背得烂熟在胸”。故此，他能够自然地将这些京剧的“老套子”，运用到《凤凰城》的情节组织和人物塑造当中，这既是其写作《凤凰城》的戏剧准备，也是其取得成功的技术保障。吴祖光在晚年回忆：“《凤凰城》虽是我的第一个剧本，但写作比较顺利，演出效果相当好，我想这和我有五六年看戏的历史很有关系……使我从传统戏曲里学到了一些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 “平贵别窑”剧照，《北洋画报》1937 年第32卷 第1582期
▲ 吴祖光取材于自身广和楼看戏经历的小说《广和楼的捧角家》，《宇宙风》1936年第19期
而早在1930年代初，吴祖光就经常凭借四表姑丈余上沅的赠票，几乎每场不落地去后者与赵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创办的“北平小剧院”观看话剧，并对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在入职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之后，吴祖光得以更为充分地吸收话剧的养分，获得了将兴趣转化为志业的基础。
以上种种，无疑都为吴祖光创作“动人”的戏剧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凤凰城》不仅“生离”写得缠绵悱恻，“死别”更是催人泪下。1939年末，前述江西赣州的一场《凤凰城》演出到尾声，当赵侗将国旗覆盖在已经殉国的苗可秀身上时，“全场肃然起立致敬，而观众中有不少人，都偷偷以手巾擦泪”。如此感人至深的场景在1940年前后其他城市的演出中也曾一再出现，这也印证了余上沅在《凤凰城》序言中对此场景的描述并非溢美之词。
在前引丰子恺的《凤凰城》评价中其实还有最后一个要点，那就是“我于此痛感战争之罪恶”。也就是说，吴祖光在《凤凰城》中的“动人”叙述，并未仅仅停留在“适合当时中国观众的心理，观众都非常爱看”的“传奇性”层面，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用心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正如梁实秋在1939年初阅读剧本后所言：“《凤凰城》使我个人流许多泪，可是并不伤感……是悲壮，不是伤感。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吴祖光先生的惨淡经营，必将成为‘抗战文艺’中最可宝贵的作品之一。”
比勘《遗墨》，吴祖光的《凤凰城》重置了故事的时间链条，增加了虚构性的情节和人物，也尽量嵌入苗可秀绝笔中的内容，但与前者相比，后者至关重要的变化是将苗可秀的“从容就义”改为“力战殉国”。而这一核心情节的变动虽然有利于营造类似《水浒传》中“劫法场”似的剧情“陡转（peripety）”以及“马革裹尸”般的悲壮氛围，但却削弱了《遗墨》中苗可秀面对死亡时所展现出的坦然无碍和浩然正气，也无法发掘其参加抗日复土斗争的思想根基与心路历程。在此意义上，吴祖光笔下的苗可秀堪称“古典”，但却难言“现代”，他不再是鲁迅意义上的“失败的英雄”。或许正因如此，吴祖光所塑造的苗可秀形象，与黄炎培心中的“知己”和“同志”相去甚远，而这大概就是他在1940年6月18日“阅吴祖光所著《凤凰城》剧本完”，但却未予置评的原因吧。
结语
晚年吴祖光在回忆《凤凰城》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及剧中“王先生”的原型人物王卓然和赵侗都受邀参加了首演式，而王卓然的“慷慨陈词”更是令“举座动容”，倏忽“半世纪过去，当年光景如在眼前”。然而，考稽相关史料，可见吴祖光有关首演时间的记忆有误。如前所述，1938年5月18日，该剧作为国立剧校第17届大公演剧目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1939年1月22日再度在此登台，是为该校第二十三届大公演，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中，“剧中人赵侗将军王卓然先生莅场演讲”。
不过，吴祖光这一“执拗”的“误记”，恰恰揭示了“东北因素”在其初登剧坛之际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虽然《凤凰城》在1938年5月的首演就已一鸣惊人，但其真正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却是从1939年初的这次公演开始。随着1938年末在华北领导抗日游击队的赵侗来到重庆，彼时的陪都迅速兴起了一股“赵侗热”，而其毁家抗日的母亲“赵老太太”——赵洪文国更是早有“游击队之母”的美誉，一时间“赵家母子”几成敌后抗战英雄的代名词。或许不为今日读者注意的是，1939年生活书店版的《凤凰城》书前有两幅题词，赵侗手迹居首，王卓然所书殿后。因而，如果说《遗墨》和苗可秀事迹的广为流传已经为《凤凰城》提供了“一位可以令人闻风兴起”的原型人物，那么由“赵家军”的形塑所代表的抗战大后方“东北热潮”，则是其一飞冲天的强大助力。
当西历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时，日军在奉天境内的奸淫掳掠的残暴行为，使那里的父老对于日寇狰狞的面目都有了深刻认识。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时中国东北的大平原成了他们的逐鹿之场。东北人民二番又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自幼听到父老闲话那铭心刻骨的悲惨故事，年长复又深受日寇种种无理的压迫。所以沈阳的砲声一响，立刻掀起无数东北青年的心头怒火，而赵侗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显然，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苗可秀。而正因为有着深重和长久的苦难与抗争的历史，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对于抗日怀抱着最为坚定的意志。彼时有一句颇为流行但又阐释各异的口号——“抗战到底”，而正如于毅夫在《反攻》“社论”中所言，有关“到底”唯一正当的解释只能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赶到鸭绿江边，完全恢复中华民族领土主权之完整”。在此意义上，只有深刻地洞察“东北”，才能真正理解“抗战”乃至“中国”。
《反攻》第6卷第6期封面
《凤凰城》赵侗题词
从以知识阶层为潜在读者的《遗墨》到由此衍生的众多“通俗读物”，从“七七事变”前的《苗可秀》鼓词到全面抗战后的《凤凰城》剧本，从文学叙事到事迹宣讲再到戏剧演出，从儒雅的书生到至情的烈士再到铁血的英雄，通过考掘文学版图中的苗可秀形象谱系，我们捕捉到了“志士”苗可秀在彼时知识阶层心灵深处留下的痕迹，也呈现出他们在深重国难中建构民族意识的努力。黄庭坚在《书幽芳亭》开篇有言，“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不过，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考证，“国士”本指“国中战斗之士”，因而或可将其更为宽泛地理解为鲁迅意义上的“中国脊梁”。从容就义，“为吾中华民族争生存”的苗可秀自然“堪称国士”，而继踵其后，淬炼国魂的阎宝航、吴瀛、黄炎培、顾颉刚、刘永济、吴祖光、谢冰莹诸君亦当之无愧。
边患深重的东北历史记忆、淬志文史的中国古典学术训练、痛心疾首的北平流亡遭遇、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形塑了苗可秀儒雅、坚定、果敢与从容的精神气质。在笔者看来，收录在《遗墨》中的苗可秀成仁绝笔，可与同样诞生于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以及林觉民1911年留下的《与妻书》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革命遗书。然而，校读《遗墨》及其衍生诸文则又不难发现，苗可秀或许曾被深刻理解，但却未得传神写照。以“后见之明”抒发如此感慨，主旨倒不在于指摘前人文本的某些艺术缺失，这些为抗日救亡、激发民气而作的“急就章”原本就没有将“文学性”（literariness）作为首要的目标，而是要提请读者回到当年顾颉刚的问题域：中国文坛的“东北叙事”，也曾如东北史地研究般“沉寂逾恒”。不言自明，东北抗日复土斗争并非只是东北人的责任，那么藉由文学这一形塑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去发现和讲述东北，又岂能仅凭“东北流亡作家”一己之力？
显然，无论历史、思想还是文学，那个时代能够向作家提供的“东北资源”委实有限。借用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关“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说法，因为难以获得“东北传统”的滋养，即便是深受苗可秀事迹感动，并且在写作中极尽文学巧思的吴祖光，亦无法充分展现“个人才能”。中国现代文学若要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中完成优秀的“东北叙事”，尚需积蓄力量。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何以在《凤凰城》问世数十年后，海峡两岸文坛仍有纪刚（赵岳山）的《滚滚辽河》（1969）、迟子建的《伪满洲国》（2000）乃至齐邦媛的《巨流河》（2009）等取材或关涉东北抗战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就此而言，有关“东北”的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仍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滚滚辽河》三民书局版封面
1969年8月12日《滚滚辽河》开始在《中央日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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