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名家访谈 | 毛蕴诗教授学术访谈
f编者按
1993年，毛蕴诗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主持申报企业管理博士点工作，获得批准，中山大学也因此成为华南地区第一个企业管理博士点。1998年和1999年，毛蕴诗作为指导教师培养出中山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和第一个管理学博士；并持续致力于教学科研，为中山大学工商管理成长为全国重点学科与A+学科作出重要贡献。他奉行求真务实的学术理念，聚焦中国企业成长与转型升级，在对其背景、动因、行为、效果进行长期和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针对西方学者的全球价值链（QVC）理论，创新性地提出“重构全球价值链（RJVC）”的概念与理论模型，对中国企业从QVC的低端（或代工）升级为QVC高端的主导企业作出理论解释与案例模拟。他践行科研融入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毛蕴诗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广东省政府参事。他在参政议政工作中，选题注重问题导向、研究以专业为支撑，发表意见建立在调研基础上。其39份提案、发言被广为转载、引用，并于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本刊此稿，旨在展示毛蕴诗教授的学术理路和学问心路，以启后学。
立足中国企业成长，创建管理前沿理论
——毛蕴诗教授学术访谈
毛蕴诗，郑英隆关键词 : 工商管理；理论研究前沿；企业升级；全球价值链；本土实践
一、学术经历
（一） 求学经历
郑英隆：您本科专业是数学，后来转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这需要有一个思维与知识结构的转变。请您与我们分享这一成功转变的基础、心得体会。毛蕴诗：我在这一学科专业的转变与我的人生经历与背景有关，也是时代的际遇。我1945年底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县城。家乡山清水秀、盛产竹子，是宣纸的故乡。与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的纸张有一种天生的缘分。祖父以染纸工作为生，作坊是劳动密集型小产业。父亲念过私塾，曾从事过染纸业务，解放后到县供销社工作。母亲有心脏病，有两个妹妹也要上学，一家五口的生活主要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做针线活来维持。我从小都会做许多家务劳动，有时还跟着堂兄做些零工以补贴家用。父母亲对我小时候的启蒙教育起很大的作用。还在很小时，父亲就会给我讲述古代诗文以及一些有趣的人文故事，日积月累，让我从小就产生文化知识兴趣。我上学早，学习好，倒是让父母很有点骄傲。但我记得10岁时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母亲整夜织毛衣未眠，靠看天色掌控时间，既怕我睡得不够，更怕我误了会考的时点，错失机会。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竭尽所能地为我把握人生中的时间节点。进入中学不久，全国掀起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同学也都上山砍树、筑窑、烧炭（用来炼铁）等等。此后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每周安排有一天的劳动，以及每年的耕种收割等下乡支农。中学期间少年时期的生活、学习、劳动十分艰苦，但这也是对我的历炼，使我从小就对国情、亲情、友情建立了基本的认识。艰苦岁月，人生馈赠，是我一生的巨大财富。1962年我考入成都大学（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数学系，1964年教育部撤销成都大学理科专业，将我们转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直到毕业。196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贵州汽车制造厂，当了两年工人，之后到厂部从事计划与管理工作。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后期和在贵阳工作的十年中，我涉猎了许多人文社科的书籍，包括在计划科库房里找到的一些经济管理书刊。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被录取后又由学校推荐参加国内首次出国英语统考，并获得通过。等待公派出国留学这两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课程学习，同时开展了对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大学期间的数学专业训练给了我管理研究上一些学科交叉优势。1980年10月赴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鲁汶大学创建于1425年，历史悠久，是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留学期间，我系统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也访问了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一些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联系到我曾经在贵州汽车制造厂从事管理的经历，它们的效率追求与严格的管理规范令我印象深刻，对我后来的中外企业管理比较研究产生很大影响。1983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应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相邀到武汉大学任职。由于那时全国职称评定工作冻结，1985年我连助教职称都还没有，但是武汉大学破格批准我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恢复职称评定，我因教学科研成果突出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批准后我一口气填写了助教、讲师、副教授三个职称申报表，这在国内是极其少有的。1989年又因科研、教学工作突出破格晋升为教授。后来担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还破格获得武汉大学世界经济学博士学位。感恩我的导师郭吴新教授告诉我学校开始“论文博士”的试点，他认为我符合条件并建议我申请。郭老师为我确定了论文题目，完成论文通过答辩后被授予博士学位，前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郭老师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并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1960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经济学候补博士学位，曾任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三届会长。郭老师在世界经济理论、发达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史等方面造诣深厚、成果卓著。我的论文题目是《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一直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路走来，我先后就读了国内外五个大学、四个专业（数学、工业经济、工商管理、世界经济）。这些经历为我在大学从事工商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知识结构与实践基础，特别是让我对我国国情、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我的求学之路可谓独特，不过完全是历史的际遇使然。如果不恢复高考，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 年轻时的毛蕴诗教授在鲁汶大学城留影
（二） 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
郑英隆：著作、论文学术前沿问题的上下求索，充满艰辛。功夫不负有心人，您的艰辛求索也收获颇丰，请您谈谈您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贡献。毛蕴诗：我的学术成果主要在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主要是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研究成果主要发生在1983年从比利时鲁汶大学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我有幸于1987年、1989年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托的研究项目“中国商品市场经济计量模型”，国家物资部“七五”国家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全国重要物资供需模型与预测系统”。项目研究十分艰苦，当时的计算机功能不强，可用软件缺乏，需要制定算法并编写程序，甚至春节期间也在加班。项目完成后，经过两年的应用，获得了国家经委、国家物资部、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等部门的认可和高度评价。据此撰写的预测报告曾在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上发表，并在“内参选编”上转载。项目成果鉴定意见认为，“模型的研究与应用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上述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分别于1990年、1992年两次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成果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中国工业经济》等刊物。在项目研究的支持下，我还首次申请并获得批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供需结构分析”（1991—1993年）和“全国重要物资市场供需结构分析”（1993—1995年）。第二领域是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研究。我于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主要围绕博士论文《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基础上展开研究，形成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专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2001年）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论》等多篇学术论文。同时主持召开了“中日管理比较研究”“中欧企业关系研究”等国际会议。由于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我于2003年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策略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的研究，这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承担的第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作为该重点项目的成果，我主编出版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策略》《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管理》《跨国公司在华筹供策略》《跨国公司在华撤资》《中国优秀企业成长与能力演进》等5本学术专著研究丛书；项目组成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向国家商务部等经济管理部门提供了咨询报告；主持召开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竞争与合作”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随着该重点项目研究的开展，培养了不少博士、硕士。
毛蕴诗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毛蕴诗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三个领域是企业成长与重组方面。这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1999年至2005年这个时间段。1998年我获得德国科学基金会（DFG）的资助应邀到纽伦堡大学讲授“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专题并进行合作研究。三个月的访问讲学期间，我研读了大量文献，访问了多家跨国公司。我发现发达国家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对过度扩展、过度多元化进行反思并矫正。于是我将研究的侧重方向转向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企业成长与重组。我主持承担了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企业集团的重组动因、模式研究”等课题。围绕这一研究方向，先后出版了专著《企业集团—扩展动因、模式与案例》（该书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公司重构与竞争优势》《全球公司重构与中国企业战略重组》《并购与重组》等专著；发表了《论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硅谷机制与企业高速成长——再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公司重构：背景与动因》等一系列相关论文。主持召开了“成长中的中国企业”“面向21世纪的中国企业”等全国性会议。同时，我还主持承担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企业集团的重组动因、模式研究”（2008—2009年）的研究。
▲ 2004年，毛蕴诗教授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竞争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与重构全球价值链。这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2006年到现在。2005年在东京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台湾台联电在日本子公司的总裁讲述了台联电的发展以及于1998年收购日本新日铁半导体公司的案例。此案例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当时台联电为新日铁半导体的代工企业。这是一个代工（OEM）企业升级的典型，我意识到企业转型升级将是大陆企业面临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回国后即针对大陆企业以及台湾企业开展了广泛、密集的调研。2007年我对深圳企业转型升级的省政府参事建议获得领导的批示并由省科技厅采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凸显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感和重要性。我们又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撰写了多份调研报告、全国政协发言稿和广东省政府参事建议等，多次为时任领导所肯定和经济部门参考采用。同时我们团队也陆续开始发表论文、评论、咨询报告等等。由于有了上述调查、访谈和研究积累，所以当金融危机呼啸而来之际，我即于2009年3月形成书稿并出版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该书出版以来深受好评，并于2010年修订再版，先后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其第三版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外译项目资助，于2018年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英文版“Transfo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其间还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应急课题重大项目“金融危机下的中国OEM企业升级研究”，承担了多项省级项目。为拓广和深化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我和团队继续申请教育部后期资助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6年3月一篇题为《论国际分工市场失效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升级理论构建》的论文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当即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年第3期转摘。2016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摘》向我致函，“认为该文很有价值，值得作为优秀的学术论文来摘编进行二次传播和推广”，并将文章主要观点于2016年第5期第51—52页转摘。2016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2016年第6期全文转载；同时，我应《清华管理评论》编辑部约稿，撰写的《重构全球价值链》刊载于2016年第6期。2017年5月，应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邀请，就该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做了题为“加快企业创新步伐，提升‘中国制造’重构全球价值链，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讲座，并形成决策报告刊载于国家治理研究院《决策参考》2017年第23期。在教育部后期资助研究项目成果基础上，我们开展了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形成了多篇论文、咨询报告、全国政协提案等成果，进一步形成专著《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该书出版后又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这些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 毛蕴诗教授介绍“两会”重点提案
郑英隆：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您在翻译国外一些重要管理学著作、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成就和体会。毛蕴诗：总的来算，作为主译，我已出版了累计约600万字以上的译作。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期间，就有幸承担了孔茨《管理学原理》中3章的翻译。译作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对罗宾斯《管理学原理》（Perison出版社）的翻译。从2003年起先后受邀主译了该书的第3版、第5版、第6版、第7版、第8版、第9版、第10版。罗宾斯的这本教材堪称精品，被全球上千所大学采用。我对译作力求精准严谨、冼炼流畅。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和市场的欢迎，也得到中外双方出版社的肯定和赞赏。此外，我还先后主译了《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管理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我从比利时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开设了“英文原著选读”课，后来还出版了《管理学原著选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就翻译研究而言，我对许多学术文章、教材中关于“economies of scale”的误译（规模经济）与正译（规模经济性），专门写了一篇学术文章（包括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该词条的误译）发表在《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进行了勘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批评，并没有人回应，既没有人点赞，也没有人反对。而且错误的使用并未减少。
▲ 毛蕴诗主译《管理学原理（第五版）》
郑英隆：您曾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广东省政府参事。您是怎样把自己的专业研究与国家经济发展大事结合起来，通过为有关部门、企业提供决策参考体现学术的应用价值？毛蕴诗：政协会议和参事活动都是政府与学者联系的重要平台，也是学者建言献策的重要渠道。我曾经说，写政协提案比写学术论文还难。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像做学问那样，用严谨的态度来撰写提案，总结我历年的参政议政和提案、发言，可以概括为以下特点：选题注重问题导向，研究以专业为支撑，发表意见建立在调研基础上，建议要具体可操作。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到2016年我向政协会议先后提交的《实现从加工贸易到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升级与转型》《推动企业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等有关企业转型升级的提案或建议，都是与我当时的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这些问题调研与思考对我完成有关科研课题起重要作用，受到有关部门、社会媒体的重视，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担任政协委员，要积极参政议政，勤勉尽责。在担任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行将结束之际，全国政协办公厅提供了我15年以来的全部提案与发言的电子版，共计39份，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立足本土关注前沿》。这也是为我参与政协工作这15年的一个总结，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二、立足本土企业实践，走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前沿
（一） 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到中国企业成长与重组
郑英隆：学术理论的高度与宽度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其理论根基上。您对企业理论基础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其中的学术探索智慧，尤为珍贵。想得到您的分享。毛蕴诗：几十年走过来，我体会到真正能够进入到一种良好的科研状态是要付出很大努力，不断进行探索。我从1993年到中山大学任教后，研究的领域转为工商管理。开始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管理，重点是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管理。21世纪前后，大量的实地调研使我开始意识到，正在高速成长的中国企业更是应该加以关注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前沿问题。当时我先后主持召开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企业”“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认识到中国市场成长的巨大空间，中国企业成长的巨大潜力。我选择了研究企业与市场关系以及其与现代企业理论的结合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先后写了三篇有关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文章。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讨论资源的配置与经济体制问题。在第一篇文章《论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我认为企业的运行机制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有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必须对市场趋势作出反应，企业及其经营活动由市场力量所支配。但是随着企业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企业对市场有着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在有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创造出新的需求来改变整个市场活动的方向。而从管理学角度看，市场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企业是什么，企业要做什么，企业的决策、目标、战略都要受其内部要素及要素间机制关系制约。企业有其能动性一面，大企业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在市场存在缺陷或市场交易成本难以衡量的情况下，客观上有更多企业经营与企业家创造市场行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在第二篇文章《硅谷机制与企业高速成长——再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论述了硅谷是要素特征和机制，分析硅谷企业高速成长背后的逻辑，提出硅谷机制是一个生态系统，本质上是对要素的逐次定价，是解决市场不完全性的一种选择，体现了企业家型经济与现代公司经济的迅速融合，表明美国经济有很强的自组织能力，资源配置的天平似乎从大公司看得见的手偏向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上述观点是独特的思想表述，是潜心研究所得，已不再是对某些理论的梳理。第三篇文章《强化股市促进企业重组的功能，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已从理论分析进入到中国企业成长与重组问题研究。一个鲜明的观点是中国股市充分甚至是过度地发挥了融资功能，而失之于推动企业重组。这涉及股市的功能定位。为此，需要在股市功能、公司治理、监管，以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后天制度建设。由于贴近我国现实的经济管理问题，我的这些学术文章迅速转化为政协提案、发言，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毛蕴诗著《工商管理前沿专题》
（二） 从中国企业升级到重构全球价值链
郑英隆：企业升级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而升级体现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提升。当前国际环境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企业以什么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是一个极其重要并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问题。您洞察这一格局的变化，针对西方学者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在耗时10年时间的大规模调研、思考的基础上提出重构全球价值链这一全新的概念，并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一系列命题，构建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理论模型，解释中国企业升级。想请您梳理一下其间的理论内容与逻辑关系，以便学习。毛蕴诗：首先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16年3月最先发表我们有关“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原创性学术论文《论国际分工市场失效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升级理论构建》。正如前面提到，论文一经发表，当即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为多家“文摘”转载，也收到多家约稿和讲座邀请。重构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前沿课题，之前我们已于2015年在《学术研究》发表专门的文献研究论述了这一问题（《新华文摘》数字版2016年4期转载了这篇文章）。重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的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广。事实上，企业转型升级也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我们也在《学术研究》发表文章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尽管近10年来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许多研究，包括2013年在一次有关中国企业的国际案例学术会议中，我们的英文论文“OEM企业基于升级的反向收购研究”等研究。尽管该论文被认为具有新意、并被评为唯一的最佳会议论文，然而中外学者认为该论文理论深度不够。我们也认识到现有的研究，主要注重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路径及关键影响因素，而没有将其放在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背景下，没有联系全球价值链的观点进行研究。进一步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典型案例。原本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通过技术积累、能力演进，演变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改变了行业的竞争格局。经过全覆盖的文献研究、深入思考，在新近发表的文章和专著《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重构全球价值链概念，并形成八个基本命题：（1）全球价值链是由发达国家企业所主导的国际分工的基本表现形式；（2）这种国际分工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3）这种国际分工损害了利害相关者的权益，使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低下的企业、东道国政府具有改变其所处地位的动机；（4）全球价值链高端巨大的利润空间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升级提供了机遇与空间；（5）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的经济与巨大市场也为其企业升级提供了机遇与空间；（6）处于全球价值链低中端的新兴经济体的优秀企业基于创新驱动，通过积累能力、寻求能力，实现升级，从而打破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7）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多种升级路径，重构全球价值链；（8）新兴经济体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导致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结构变化。这一研究初步为新兴经济体优秀企业从升级到重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理论解释与分析框架，并以典型案例进行模拟验证，具有理论价值。
（三） 管理理论要对企业行为有解释能力
郑英隆：理论创新，要有新的概念；理论模型，其关键在于其解释现实的能力。前面提到企业升级理论模型——重构全球价值链，如何理解该理论模型的现实解释力。或说有哪些企业升级行为可从模型中得到解释。毛蕴诗：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企业的升级问题尤其突出。而许多优秀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表现极为突出。这些优秀企业最初也是从产业价值链低端或从代工企业起步，在企业家精神引领下，逐步注入自主创新因素，持续升级成为世界级优秀企业。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对理论创新提供了启发性思考。在提出“重构全球价值链”概念和理论模型之后，我们也通过案例研究进行了初步模拟。在企业升级的研究中，主要是从升级方向、升级阶段、资源积累、政府作用、升级效果、企业家精神等多个维度，细分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转型升级经验，以提炼并还原出最基本的元素，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模式提供基本参照系。这解释了许多企业的升级过程、升级路径。而对于诸如东莞的台升家具，以及台湾捷安特自行车等优秀企业，应用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模型，将其放在全球竞争格局，放在其位于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的框架下研究，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当然，目前的案例模拟还是初步的，仅限于少数企业。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选择我国华为公司、佛山的科达洁能、深圳的大族激光等优秀企业，也可以选择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优秀企业，甚至是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研究，以验明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四） 热土情怀，融入管理实践研究与理论探索
郑英隆：对企业转型升级问题，您没少做实践调研。您曾多次强调珠三角地区是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您的主要科研成果都是来中山大学以后取得的。您在学术上特别强调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您既重视案例的多样性，也强调从理论上把握案例调研。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下您在案例研究中对理论的思考、总结和提炼。毛蕴诗：管理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企业管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例如，19世纪法国的法约尔是一家大型煤矿的经理，他在管理经验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把管理分为一系列职能活动：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形成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最具活力的省份，是企业成长的热土。企业成长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事实和特有的素材。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实践和经验，成为提炼理论的“养分”，也不断激发我们去发现新问题。我的理论探索主要建立在长期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和团队成员也做过一些问卷调查，但更多的是进行案例调研。案例研究要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选择企业就很重要。我们最近还受深圳宝安区政府的委托，对30多家企业的转型升级进行了调研，获取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调研过程中要严格遵从学术规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重构全球价值链》一书，就有13个典型案例和两个行业的深入研究，每项研究都交代了调研过程，包括第二手研究资料和数据的来源，第一手资料则注明了调研的时间、地点、对象、过程以及跟踪调研等，按照案例研究的规范要求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案例调研只是研究的开始阶段，在调研过程以及随后的思考中要特别注意案例的事实发现及其背后的理论意义。查阅我的主要著述目录，会发现绝大多数成果是在1993年来广东和中山大学后取得的。我深感有幸置身于广东这片改革开放前沿的热土，深深感到广东和中山大学的良好学术环境与氛围，为学者探讨工商管理领域的前沿问题、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三、学术理念和方法
毛蕴诗：这方面我有几点体会。首先是勤奋、投入、专注，这是治学的基本态度。大概是1999年，学校对全校教职工近三年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事先不知道），结果我是文科第一，拿到几万元奖金；以致时任书记李延保、校长黄达人开玩笑说我是中山大学首富。我说其实这恰好说明我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上，也说明我的实际收入不高，因为如果到校外讲课或兼职会有高得多的收入。其实，就学校而言对于教学科研应当有正确导向，而教师则要有正确的思考与自己的坚持。相当一段时期，国内许多院校跟风国外，认为只有论文才是科研成果，教材、专著都算不上，在评定职称中不予考虑，在科研奖励和补贴上也是几近没有。但是我从不为所动，在撰写论文的同时，也注重教材建设、专著撰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所以，长期以来在教材、专著的出版，不断有作品推出。二是问题导向、前沿引领。经济管理实践中会提出许许多多问题，经常也会有一些热点问题。而许多热点问题有可能转瞬即逝。所以要充分考虑研究问题的价值、前沿性，才能有所创新。我会在一定时期形成一个明确的专题，专题确定后就展开密集的研究。对专题确立，主要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把握，把中国企业实践问题放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来思考和提炼，也会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加以支持。例如，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企业绿色全产业链”三个专题，都专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研究，并发表了研究论文。三是教师要加强理论研究，学生要打好理论基础。加强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素养，要贯穿于教师整个的职业生涯。这样有助于正确地选题，形成清晰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总结、提炼，有所发现，作出应有的研究贡献。另外，将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中，也能起到教学相长，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能力的作用。2013年秋的开学之际，我作为教师代表向全校新生致辞中说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希望大家通过系统学习、深入思考，开阔眼界、打好理论基础，形成系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好了理论基础，你就可以做到就事论理，而不只是就事论事；你才可以洞察事物的本质，指导你的行为，预事而立。许多人觉得理论枯燥无味，其实不然，理之于心，其味无穷”。四是创新性思考与独立见解。学术创新建立在创新性思考基础上。学者的独立见解是支持创新性成果的“骨架”。人云亦云的附和是走不出自己的学术探索之路的。学术成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表现，对不同形式的成果我注意使它们之间形成内在联系，并相辅相成，这也是拓广和深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例如，我应《清华管理评论》编辑部的邀请写了一篇评论《乔布斯——苹果命题》（2011年）。该文采用直接提出9个命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演绎与归纳来论述。我认为人的思想各异，自己的系列观点是独特的，而评论性文章是表现思想、观点的很好方式。文章发表后广受好评。由于这篇评论许多观点涉及到学科的前沿问题，因此又形成学术论文发表，同时将其作为教材中的导入案例。反过来，也有若干学术论文，可以在其基础上形成评论文章、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更好地体现研究的价值。
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一）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郑英隆：1993年您主持申报了企业管理博士点，中山大学也因此成为华南地区第一个企业管理博士点。1998年作为指导教师培养出中山大学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99年又培养出第一个管理学博士。您着力学科建设，以及管理人才培养问题。当时的情况和想法是什么？毛蕴诗：1993年我调到中山大学，之后担任管理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学科建设和外事工作。当时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都已经举办了MBA项目，而中山大学还没有举办MBA项目。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当年管理学院的实际，我们做出整体规划，首先是要尽快争取建立博士点，其次是抓紧申报MBA办学点。于是，我随即作为学科带头人主持企业管理博士点申报工作。1993年该博士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山大学也因此成为华南地区第一个企业管理博士点。我也同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于1994年开始招生。1998年作为指导教师培养出中山大学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98年之前，企业管理专业属于经济学门类，之后有了管理学门类），1999年又培养出第一个管理学博士。由于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接着申报中山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并于1999年2月获得批准挂牌。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立，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也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青年教师的发展、为学院吸引人才提供了平台和通道。同时也加强管理学院的品牌建设。作为出国留学并最早获得欧洲大学MBA之一的中国学者，我深知MBA对于工商管理学院发展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接下来积极推动MBA申报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申报材料，并于1996年获得批准，成为全国第三批有权招生、授予MBA的大学。一路走来，多方努力，如今MBA已成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一块闪光的金牌。2001年我作为学科带头人，主持申报国家重点学科“企业管理”并获得批准。之后又作为学科带头人参与工商管理全国重点一级学科的申报，并获得批准。这一系列学科建设工作在工商管理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为学院的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也因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受聘为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二） 严格要求、关爱学生，注重能力培养
郑英隆：您秉持宽严并济的学生培养理念，持之以恒，行之有道，也收获较好的体验。“教同化雨绵绵远，泉似文澜汨汨来”。学生多了，更要注意处理师生关系的各种问题。请您谈谈有关这方面的体会？毛蕴诗：我对学生严格要求。对于学生的品德方面，我强调求真务实，要“内诚于心，外信于人”，需要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还要组织研究团队、专业梯队建设，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课程外的独立科研能力和团队分工合作的科研精神。作为导师要为学生创造各种学习、实践、参与科研活动、学术交流的机会；也要客观地看到和评价学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各种贡献，使学生身心愉快、健康成长，留下美好的记忆。严格要求学生，我特别强调要保证学习时间的投入。比如对在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当时学生中有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有企业家、有高校教师等，知识背景、实际情况差别很大。但是在他们一入学时我就会对他们说：“你们是没有长假的，平时要工作，长假期间正好能集中学习、思考、写作。”同时对于博士学位论文严把质量关，一篇论文往往要修改多次。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更是强调要有前沿性、有价值。我一般要求研究生要围绕我主持的国家项目选题，有时还命题作文。同时，也鼓励学生创新，自行选题。但是实际上我也设立了负面清单。例如，做实证研究不能只用统计年鉴的数据，也不能只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我对学生说，写论文就是做专题研究，要有创新、特色，那些数据库不是为你的研究设计的，很难有所创新。另外，也否定对西方学者的跟班式研究。在多年的指导工作中，没有少否定过一些没有价值的选题或“初稿”。尽管有的学生意见很大，但经过交流沟通，他们也逐渐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也会真切感受到这种经历所得到的锻炼与提高。从实际效果看，尽管没有硬性规定，但是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都会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并且都会有论文公开发表。比如自从2013年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以来，每年都有我所指导的学生获奖。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在读期间以及毕业后都在各自的领域表现优秀，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一些学生先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老师，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学生不断进步成长。
（三） 加快中国企业管理“走出去”
郑英隆：您曾经向有关部门写过社会科学“走出去”，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的建议。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想法。毛蕴诗：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正引起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研究也在国内外迅速升温。但有关中国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在国际社会还缺乏话语权。以中文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必须引证英文文献；而以英文发表的文章，则可以不理会用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为此，我在不同场合呼吁要加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的力度，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亮出中国学者的观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推出了“中华外译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支持的力度、广度方面还可以加强。例如，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省份，创新发展模式与优秀企业的实践，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广东的社会科学家有责任在参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同时，基于问题的发现与思考产生出有学术价值的创新性成果，并推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着重研究中国管理具有特色的方面，如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企业治理的研究，以及新兴经济体产业、企业成长，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等。希望年轻学者利用自己对新技术知识的优势，开拓管理学研究新领域；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意识，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逐步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引用本文：毛蕴诗,郑英隆.立足中国企业成长，创建管理前沿理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05):1-8.
作者简介：毛蕴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作者简介：郑英隆，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广州 510632）。
文章编号：1000-9639（2020）05-0001-08
出版日期：2020-09-15
网刊发布日期：2020-09-14
责任编辑：周吉梅
责任校对：周吉梅 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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