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令人神往的学术对话 | 致敬王名扬先生
高家伟/文
本文根据《王名扬全集：论文、词条汇编》和《王名扬全集：译作、教材汇编》编后记整理，记录了编校者的心路历程与编辑心得，饱含了编校者对王老治学精神与专注学术研究毅力的崇敬之情，仅以此文作为对法学泰斗、一代宗师的深切缅怀与纪念。
1992年12月王名扬先生于中国政法大学课堂
王老的博士论文是《论文、词条汇编》一卷的重头戏，传统民间寒士风格的刘东刚博士承担了王老博士论文的翻译工作，这是全集整理工作中最为艰巨也是最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一项攻坚战。他总结翻译工作的关键词是“辛苦但充实”：
翻译的过程非常辛苦。首先碰到的是学术难题，王老论文中的外国法和中国现代法部分没有多大问题，困难主要是中国古代法部分，在论文第一部分“古代法”中，王老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法典的条文和案例，其中以《大清律例》和《刑案汇览》为主。而本人在十多年的法律专业学习中，除了学过几本法制史的教材以外，对中国古代法制史没有任何其他学术训练。“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为了克服困难，我决定对中国古代法部分的翻译采取以下翻译步骤：先将法语的相关条文和判例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解条文和判例的大意后，根据注释标明的线索，查找古代法相应的条文和判例，然后用古代法典的原文替代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条文，如果是案例，将关键的信息核对后，在脚注中标明案例的具体名称。经过此番努力，王老论文中引用的绝大多数条文和案例找到了原文和出处。
其次是相关文献的查找问题。王老论文中引用的古代法律文献的版本已经成为图书馆的特藏版本或者只提供文献传递的图书版本，查阅起来非常困难。幸运的是，王老引用文献的大部分经过现代人的整理得以重新出版，虽然页码和篇章等体例格式有所调整，但是基本内容和框架没有变化，其中《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有法律出版社1999年的新版本，内容完整、齐全，查找比较方便；《大清律例通考校注》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的新版本，有些在《大清律例》中找不到的内容，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能够找到，比如论文中有关滥用缉票的例文，以及雍正时期发布的关于“八议”制度不实行的圣谕，都是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找到的。有时候查阅资料整整一天，只能找到一个条文或一个案例，电子版和纸质版的文献交替查找，对眼睛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相关案例和条文一旦找到，就能幸福地体验到“苦尽甘来”的感觉。
最后是翻译时间问题。此次翻译任务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由于平时有全职的法律顾问工作(一天8小时)，上下班路途较远(一天大约4个小时)，上班时，一旦空闲下来，就抓紧时间进行翻译或者校稿，一天平均能利用一到两个小时，早上和晚上分别能挤出一小时，这样能保证平均每天3小时以上的翻译时间。另外，必须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周末，有时甚至在上下班的公交车上也可以翻译两三个段落。通过此次翻译工作，初步找到了谋生和学术之间的平衡点，能不能在研究机构和学校之外的单位进行谋生，但同时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困难不小，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
翻译的过程非常充实。此次翻译是一次比较彻底的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学习过程，也是比较法的学习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人20年来学习的中国古代法制史知识也不如这半年学习得多，以前对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只停留在几本普通教材的层面上，这一次翻译过程，才是一次真正、全面、系统的古代法制史学习过程，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从《刑案汇览》到《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再到《最高法院判决要旨》，时间跨度之大、文献资料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此次翻译过程也是比较法的学习过程，王老论文吸取了当时中国、英国、法国宪法和行政法理论的精髓，例如，中国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英国戴雪的《宪法》，法国狄骥的《公法的变迁》等引用的著作都是当时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
“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本人比较认同这种观点。翻译过程绝对不是简单的外语转化为汉语，而是一种再创作。首先，翻译必须根据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和专业术语对外文文本进行翻译，除了引用文献的原文外，其他行文肯定是通过现代人的语言和专业来表达的，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其次，翻译过程也是对作者文本知识的消化、吸收、校正和理顺过程。中国古代法典知识的消化和吸收是本次翻译的最大收获之一，五刑(笞、杖、徒、流、死)、赎刑、八议、公罪和私罪等古代法制度的具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中华法系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法律体系，值得后人去学习和反思。翻译过程中需要对文本中明显的标点、文字错误进行校正，另外，本人还对王老论文中的注释做了一些调整，将尾注的形式改为连续的脚注形式，并在中国法典和判例的注释中，直接将条文和判例的名称进行了标注，更有利于读者进行查找相关文献。最后，翻译是一种规范的学术训练。对优秀的学术论文进行翻译，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前言、缩略语、导论、正文、结论、参考书目、目录以及注释，论文翻译的每一步都必须遵循学术规范。
1983年12月于成都四川大学（右二为王名扬先生）
1983年5月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合影（前排左二为王名扬先生）
在这种“幸苦但充实”的翻译工作中，刘东刚博士有幸走进了王老的学术思想世界，得以与王老进行专业“对话”。他不仅为王老的学术功底所折服，也对王老在学术规范方面的训练和素养有了深刻的感受：
谈到学术规范和学术训练，这里不得不说说王老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贡献。本人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宏大的学术抱负和学术理想。从王老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出，王老是一个具有很大学术抱负的学者。……第二，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老是一位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者。王老对中国古代的法律精神和法律传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老论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法律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表现出一种民族自信。……第三，平实易懂，专业规范。
……王老的中文著作平实易懂，王老的外文作品也一样，其中博士论文应该说是代表作品。在他的论文中，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法典和判例方面的内容都变成了顺畅的法语。我把这些法语内容翻译成现代汉语之后，立即能够理解其意，几乎能够立刻找到他引用文献的内容。
……王老论文的结构、章节编排、注释都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论文中的封面、声明、前言、缩略语、导论、正文、结论、参考书目、目录以及注释，都具有相当的规范性。以参考书目为例，不仅规范，而且方便，主要表现在：一是分类合理。在区分中文、西文文献和著作的基础上，再将中文文献和著作分为立法和判例汇编、参考和引用的主要著作；西文文献和著作分为法律和判例汇编、参考和引用的主要著作。二是排列有序。每一类文献和著作都按照开首字母的先后顺序予以排列。三是中文文献和著作既有法语翻译版本，又同时附有中文拼音版本。虽然民国时期的拼音规则和现代汉语的拼音规则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凭借汉语是母语的优势和对中文文献和著作的熟悉程度，经过仔细比较核对，再通过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搜索进行确认，最终将王老论文中引用的全部中文文献和著作的名称、作者都进行了确认，中文参考书目的翻译工作也算得以圆满完成。王老当年规范、方便的学术工作、译者自身具有的对专业文献和著作的领悟能力、现代化的书目搜索技术在这里得以交汇融合，形成了一次令人神往的学术对话。
1982年11月于广州白云山山顶公园（左二为作者）
编校者始终惴惴不安于学术积累的浅薄。对编校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温文尔雅的王华伟同学解释道：
编辑和整理王老的译作，在技术上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一字不差、完完整整地将其转换为文稿，以真实地反映出译者的翻译水准和意图。虽然编者对转换后的文稿与原文进行了逐一对照和认真审校，但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个别遗漏或失误之处，尚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8年1月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二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照（前排左三为王名扬先生）
现代知识女神风貌的姜漪同学是《译作、教材汇编》一卷编辑整理工作的首要和主要功臣。姜漪同学承担了本书教材与译著文献的查询、收集、整理和录入工作。姜漪同学在编辑心得中写道：
我在编校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王名扬教授波澜起伏、命途多舛的坎坷人生经历，更好地领会了我国行政法一代大师深邃的法学思想，也读懂了他锲而不舍、鞠躬尽瘁的坚定的治学精神与专注学术研究的非凡毅力。这一切正是任何时代、任何遇境下的学者所必不可少的品格与风范。
作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我在编校过程中感受尤其深刻的是王老融贯中西的学术底蕴和朴实无华的文风。他从中国人的角度，运用准确、精练的语言，将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的精华与要义推荐给业内同仁，开创中国公法学术界的先河。他的著作，在我国公法学界，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权威性，都是无可取代的。
另一个深刻的感受是王老的学术毅力和学术风范。应松年教授回忆说，在与王名扬教授相识的几十年里，一成不变的是王名扬教授居住的房屋中的一床、一椅、一书柜，加上两个破旧的沙发。王名扬教授以古稀之年，不知疲倦地致力于研究、著述，椅子破了，用一块垫子盖住破洞继续使用。他的物质生活是如此清贫，而他的学术贡献却是如此丰厚，正如鲁迅所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王名扬教授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的法学事业。逝世后将他的书柜中的所有书籍捐献给中国政法大学，书柜中的书籍留给我们后人学习，同时为《王名扬全集》编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朴素的生活、奋勉的治学与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将感召启迪一代代学子。
《王名扬全集》是王名扬教授治学生涯的结晶，问世之际恰值他逝世6周年。谨以此作为对法学泰斗、一代宗师的深切缅怀与纪念。
诚然如此！编校者在整理工作中时常感觉到王老仿佛就在眼前谆谆教诲；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王老的学术形象也在编校者的心目中日渐丰满与高大起来，这就是学术风范的力量。其实三位编校者都在编辑工作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王老的学术思想世界，都曾经获得了“一次令人神往的学术对话”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