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的圣徒因为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在寻求到信仰之后依然会有深刻的内心痛苦，甚至不能排解。
伟大的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激变，开始笃信宗教，社会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73岁时，身为贵族的他回到了家乡的庄园，但他更关注的是在他的农田上辛苦劳作的农民。
这些贫苦可怜的农民让他感到不安与自责，逐渐厌弃贵族生活。
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托尔斯泰开始改变自己以前贵族的生活方式，并且决定放弃财产。
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因妻子的反对而无法根本改变那种不符合自己信仰的地主庄园式生活，陷入长久深痛之中。
在社会关怀层面，他坚决反对暴力，强烈谴责暴政却反对以暴易暴，但现实中又看不到专制的暴力统治能为爱所感化，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也使他痛苦万分。
他早就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1910年10月28日，面对国事家事的痛苦，82岁高龄的托翁终于下决心出走，11月7日因肺炎在途中小站去逝。
原来，早在1890年，托翁就开始创作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剧中主人公尼古拉·米海伊维奇·萨林采夫在信仰发生变化后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严重冲突，长期内心不安、痛苦，实际是他自己的写照。
但这部剧本却一直没有写完，只有一些片断，因为他找不到解决矛盾和痛苦的办法。晚年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一方面宣扬不抗恶，但另一方面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这是他最为矛盾的作品之一，因此也无法完成。对托翁充满敬佩的茨威格认为：“把托尔斯泰自己的这个结局作为他那部悲剧片断的尾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以托翁的出走、去世为题材，写了剧本《逃向苍天》，作为为托氏未完成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补写的“尾声”。他表示自己“试图以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与文献的态度把这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写出来”。“而仅仅是想为他那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和未解决的冲突写出一个独立成篇的尾声，唯一的目的是要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悲壮的结局”。（〔奥〕茨威格：《逃向苍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8－303页）
在这出戏剧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剧中的几名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不请自来，到托翁家中向他请教、更是对他责问。他们向托氏承认：“是您的书，也只有您的书才使我们的心挣脱了国家、教会和一个不维护人类而只维护人间不公正的统治者。是您，也只有您才使我们下定决心奋斗终生，直至这种错误的制度被彻底推毁……”但托氏立即明白来者之意，打断他们说：“但不是通过暴力”。
大学生则以许多残酷的事实说明沙皇专制政权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因此责备他要人民宽容忍让、用爱感化专制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并且，“因为正是您使得我们这些人成了革命者，可现在，当革命到了成熟的时刻，您却谨小慎微地躲开了，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赞成暴力！”潜在意思是说他实际赞同镇压革命者的暴力，对此指责。托氏坚决反对，表白自己三十年来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向一切权势者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不仅要求改善社会状况，而且还要求建立一种崭新社会制度，所以自己比这些大学生更激进。
但是，大学生们问道：“那么，结果呢？三十年来他们采纳了您的哪些意见？他们又给了我们些什么？”指出三十年君主专制的沙皇政府一直残酷镇压反对派。而“你要人民宽容、忍让，劝他们期待这千年王国的恩赐，这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
托翁相当激烈地反对说：“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即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反对。”“即便是罪人，也还是我的兄弟。”大学生们则表示：“要仇恨一切给人类造成不公正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也会把他像一条疯狗似的打倒在地”。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托翁则尖锐反驳说：“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再产生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他永存下去。”他坚定地说：“为一种信念去受苦受难要比为一种信念去进行残杀好一百倍。”
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时，大学生们矛头一转，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痛苦地承认自己“太胆怯、太软弱、或者说太不诚实”，“是一个卑下的、微不足道的、有罪的人”。
最终，他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以解决矛盾的悲壮一幕。或许，茨威格对托翁的离家出走有“过度政治化”之嫌，但托翁思想的内在矛盾却是真实的。其实，这也是茨威格自己的思想矛盾。因此，只能“逃向苍天”。
揆诸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茨威格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为“革命”呐喊、声辩的宏文比比皆是，激烈指责、批判“革命”的大文也为数不少。二者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当社会危机时，统治者如果不主动变革化解矛盾，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革命”就成为可能性最大的选项。所以，只有统治者的开明、智慧、远见，主动变革，才能打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雷颐
学者、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中国近代化史（1840－2000）
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被延误的现代化》《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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