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当饭吃吗？文：张鸣

当年明月：张宏杰的作品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我看到这番话的时候，被那种朴素的力量打动了。那是1942年，中国正在艰苦抗战。作家王鼎钧那年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要告别家人，从当时的日占区穿越到大后方，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离家远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也许就是生离死别了。临行时，他的母亲叮嘱了他这么一番话：“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50年后，这番话，被王鼎钧先生写在了他的回忆录里。今天的我们，很幸运没有生活在那个兵荒马乱、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每天的生活，还是会被各种信息、各种可能性冲击得无所适从。每当此时，不妨向这种朴素的道德直觉求助。对我们唠叨这样的话的人，未必有多少学识。但是，妈妈的话也许来自妈妈的妈妈，乃至更久远的先祖。薪火相传，它凝结的是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它们早就被用这样的民间格言记录下来，而且经过了岁月的反复冲刷与验证。这才是真正靠得住的东西。这段话值得我记在小本本上，就是因为那个场景。在生离死别的时刻，一个母亲叮嘱的话，一定经过一番内心的挑选；选出的，一定是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话。王鼎钧回忆录里记录的好些人和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鼎公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数次上架，数次断货，口碑极佳。力荐你读读这套书，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这样一本书是危险的（绝版遗作，一字未删）刘瑜：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杨天石：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近代中国如在悬崖上走路，一步三回头，步步惊心历史学家马勇：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读完大为震惊！（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唐德刚：袁世凯，可惜了巨流河！巨流河！黄仁宇｜他的个人“失败”，映射着20世纪中国的挫折杨奎松：黄仁宇回忆录讲述的一个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他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绝密档案上帝爱谁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恨沈志华杨奎松：我在台北查档案（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

“价值五个诺奖的头脑”因揭穿谎言成为全民公敌文：先知书店

有人问我研究历史的乐趣的是什么，我说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珠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当今史学研究的某种危机感出发的。我们还在1990年代初就己经清楚地发现，现今的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变得越来越重视微观，重视下层。许多学生，甚至是学者的研究题目，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来以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粗略的统计，不要说大量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仅以北京当时最好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来说，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来评职称需要和极少数几个因为要写相关论文的学生会去读一下以外，就成了废纸一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来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而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固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也依旧在那里起作用，未必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史研究者而言，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本身。不难了解，过去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没有什么不是历史，没有什么不可以去重现。问题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重现它们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意义何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让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有其实际的意义的话，除了要考虑个人的职称评定以外，还是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研究的动机更多些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前进之中的社会来说，我们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的人文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份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杨奎松老师有一套书堪称“断货王”，它就是《革命》四部曲。不管你听没听过这套书，都可以简单了解一下，看看它有多牛。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呈现特有光泽，内文纸张是特为本书研制的75克纯纸，阅读与珍藏皆宜。更难得的是，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数量不多，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杨天石：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近代中国如在悬崖上走路，一步三回头，步步惊心历史学家马勇：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读完大为震惊！（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唐德刚：袁世凯，可惜了这本书曾被视为“精神污染”，手抄本隐秘流传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读懂冷战，也就读懂了当下世界格局他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绝密档案上帝爱谁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恨沈志华杨奎松：黄仁宇回忆录讲述的一个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杨奎松：因为对羊态度不好，我曾经被朱镕基吼过杨奎松：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的内幕杨奎松：我在台北查档案（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

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张宏杰，他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刘瑜他是历史圈的牛人，受业于史学大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但写的却不是传统的学术著作，自称“历史的局外人”，受莫言、章y和、刘瑜、柴静、史铁生等一众名作家推崇。

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陶涵先生会写出这样一本颇见功力的蒋介石传记，更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大陆出版。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陶涵先生原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退休之后，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蒋经国传记。为此，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来访问我。我们一起交谈过。我还陪他去访问过蒋经国当年的亲信贾亦斌先生，还曾联系奉化的朋友，为他在溪口开过一个座谈会，调查蒋经国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状况。当时我曾想，蒋经国留学苏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么办？没想到，有一次在台北见面，他却已经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处得很熟，谈话中，口口声声“敏玲”、“敏玲”。俞女士留学莫斯科多年，那时，正在帮助陶涵先生收集蒋经国留苏时期的资料。那一次在台北，我还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广泛访问蒋经国当年的故旧和同僚。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

第一，五口通商所要解决的是经年积累的贸易失衡问题，是外国商品能否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五口通商都解决了，因此当时朝野对《南京条约》才有“万年和约”的评估。●

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桂河大桥》剧照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递降书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以上选自王鼎钧回忆录。书里记录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鼎公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数次上架，数次断货，口碑极佳。力荐你读读这套书，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巨流河！巨流河！黄仁宇｜他的个人“失败”，映射着20世纪中国的挫折杨奎松：黄仁宇回忆录讲述的一个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他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绝密档案上帝爱谁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恨沈志华杨奎松：我在台北查档案（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沈志华

鸦片战争中的海战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合作的规则，形成契约和创造的社会；暴力的规则，给世界带来破坏目前的制度中，只有市场经济制度长期带来了良性结果，它用文明秩序鼓励了人的生本能，同时利用了人类死本能的活力，并限制了它的危害。·

文/松果不落（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本文系节选）在我心中，米塞斯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很可能还是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苏联还没结束内战的1920年，米塞斯就凭对价值理论的深刻洞察，预言了计划经济必然带来贫困、生产混乱和经济崩溃，而全球一半的人类用了70多年苦难史来为他的预言添加苦涩的注脚。他的货币理论代表了该领域目前人类智力水平的巅峰，对货币和信用规律的研究让他破解了困扰人类几百年的经济周期难题，而且他是真真正正预测到1929年大萧条的人（不是瞎蒙蒙中了的那种江湖郎中）。更不必提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深湛研究带来的综合整全、一以贯之、包罗万象的“行动学”体系。他写于70多年前的小书《官僚体制》，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读了都会有深切共鸣，读者会觉得他在先知般的预言过去自己经历的计划经济社会史。他的大师级作品《人的行动》，则是真正的“荒岛一书”，这部鸿篇巨制值得阅读几十遍，且每次都会让你学到新的东西。深受古典文学浸染的米塞斯还具有莎士比亚般的优美文笔，他的幽默感一流、笑点阈值极高，在纯理论著作中，突如其来的幽默和优雅的尖刻常常让读者捧腹。没读过他的书，那你太幸运了，还有那么好的东西尚待享用。读他的书也是不幸的，那会无限提高你对一本书的期待和标准。常读米塞斯这种高水平作者的人，很难再去忍受坊间无数小学生水平的其他书籍。各类经济学家在他面前，则像么魔小丑，在极低的思维层次进行幼稚而肤浅的思考。总而言之，你所知道的今天几乎所有炙手可热、暴得大名的经济学家，注定是无法在经济思想的历史中留下哪怕一行字的。而米塞斯——用雪莱给济慈的挽诗中的措辞——“早已位居思想帝王之列”，永远处于人类智识的万神殿堂当中。每一个后世渴望获得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真知灼见的人，都必须阅读他的杰作，正如我们今天仍然阅读二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一样。……1881年9月29日，米塞斯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位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乌托思潮盛行的20世纪，他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苏，在20世纪经济史上，他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甚至被誉为是改变人类世界的人物。在一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乌托邦主义泛滥时，米塞斯是那个唯一坚守自由市场的学者，他坚定地认为：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当时，他被当作全世界的敌人，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米塞斯四书”，收藏阅读他的书，至少有三大理由：◎影响力：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他是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罗斯巴德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洞察力：米塞斯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任何经济学家，他成功的预见了计划经济是一条绝路，是曾经“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思想具有跨越时代的洞察力，读他的著作，了解他的思想可以帮助自己思想深度的极大提升。◎战斗力：米塞斯一生颠沛流离，他的思想即便在西方世界也曾被视为“异端”，但他却始终如一的坚持自己的观念，自由就是他的信仰，思想就是他的武器，他是最后的自由骑士。读他的作品，从中汲取力量，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自由的活着。他的作品，本本经典。《人的行为》经常断货，《米塞斯回忆录》更是已绝版多年，如今再版，非常难得。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读懂米塞斯。（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读懂哈耶克套装”，多一个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含独家好书。）▍延伸阅读米塞斯评“人民经济学”米塞斯诞辰141周年

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地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1913），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乘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地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这一失足，他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丘吉尔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复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的、捉摸不定的。但是这些“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要说清袁世凯，无论如何绕不开唐德刚。正所谓：枭雄难为袁世凯，著史当如唐德刚。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他的写作注重历史细节，不为尊者讳，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他笔下往往鲜活立体。他倾注多年心血，搜集大量珍贵史料，著成的《袁氏当国》已成经典。更特殊的是，由于唐德刚生前久居海外，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和叙事风格自成一系，资料取材也有相当多不同。对于深受“阶级分析法”影响的国人，他的作品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阿来：《袁氏当国》这本书以非常轻松的笔调描述了袁世凯是怎样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终于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的。这本书特别之处在于唐德刚突破了传统的历史记载方法，视野宽广。难能可贵的是，此书笔调轻松，嬉笑怒骂，像讲故事一样地抖出史料，可读性极强。我个人认为此书比《万历十五年》要精彩一些。

看透“中国人”：一部被雪藏二十一年而无法出版的“隐秘著作”文、编：先知书店这本书，曾被雪藏二十一年而无法出版，却在大学里以手抄本的形式隐秘流传，竟然影响了一代人，成为八十年代学子共同的历史回忆。

俄罗斯的良心：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一种见证文：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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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世界格局面临苏联解体30余年来最紧张、最危急状况，并且未来可能继续恶化。“新冷战”的阴影笼罩在世界上空，这可能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近的一次。大国关系将往何处去？◎读懂冷战，读懂当下世界格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预知今日世界向何处去，需知冷战从何处来。读懂冷战史，也就读懂了当下世界格局。在中国，对冷战问题回答最完全、最到位的，非冷战研究“第一人”沈志华莫属。沈志华的著作讲的是冷战史、中苏关系史，但他希望读者看到的，却是对当下的启示。史论结合，极具冲击力和现实性：斯大林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如何打经济冷战、心理战和宣传站？日本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如何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苏联在冷战中如何败北？苏东剧变的历史启示是什么？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状态？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攻势和压力？俄乌战争的起因源自何处？俄乌战争最终将以何种结局收场？……以上问题，都可在冷战的历史中找到相应的解释。▲2017年时，沈志华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稀有苏联档案，使他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当时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回答的干脆：“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百年前北京第一监狱里的食堂“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北京通信文：鲁迅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沈志华教授指着他斥资买下的苏联档案他听说苏联解体后，一些绝密档案可以向世人开放，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搞历史的，档案就是我们的子弹。”沈志华这样说。于是，他出资140万，拉上几个人前往莫斯科，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苏共中央档案馆的绝密档案复印了一遍。就在他将这些宝贵的史料带回国后不久，俄罗斯就封存了这些档案，再也不向外人开放。可以说，沈志华如果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真实的历史。因为有这些档案的支撑，沈志华提出了许多关于中苏关系的新观点，也粉碎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谣言。但依然有很多人对那些谣言特别执着，认为沈志华是在胡说八道。比如他通过大量的档案击碎了一个著名的谣言：那就是“苏联逼债”。记得我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讲到中苏关系破裂的那一段历史，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当时苏联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把全中国的猪、苹果、鸡蛋运到苏联去抵债。”这是历史老师讲的，等到了我那些长辈的口里，就更添油加醋了：“苏联人特别过分，专门做了一个铁环，鸡蛋和苹果都要用这个铁环套一下，比铁环小的都不要，通通摔碎倒掉……”这样的“历史”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相信和流传，但这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谣言。沈志华专门研究中苏关系历史几十年，又掌握了大量的绝密档案，不止一次地揭穿类似的谣言，可以说，他就是这段历史的“谣言粉碎机”。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相信了半辈子的东西被这样打破，于是，谩骂、污蔑、举报、封杀、下架随之而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沈志华”，就可以看到许多针对他个人作风、个人经历的负面文章，更给他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而真正针对学术问题对他进行批驳的，少之又少。沈志华说：“历史学关注真相，而非真理。不同于现在流行的一些研究，它不是要证明某个预先设定的终极答案。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去还原历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去解读，为什么会发生。”“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档案在那里摆着，事实就是事实。历史研究，就是要不带任何偏见和政治目的，把真实的历史还原给大家。要不然，我们中国人老说“以史为鉴”，如果这面镜子本身就是假的，那不是“自欺欺人”吗？当下，世界格局面临苏联解体30余年来最紧张、最危急状况，并且未来可能继续恶化。沈志华的著作讲的是冷战史、中苏关系史，但他希望读者看到的，却是对当下的启示。史论结合，极具冲击力和现实性：◎斯大林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如何打经济冷战、心理战和宣传站？◎日本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如何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苏联在冷战中如何败北？◎苏东剧变的历史启示是什么？◎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状态？◎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攻势和压力？◎俄乌战争的起因源自何处？◎俄乌战争最终将以何种结局收场？……以上问题，都可以在沈志华的书中找到相应的解释。▲沈志华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沈志华以其勤奋、执着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如果没有他的这些档案，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但沈志华并不止步于对苏东档案的“开创性研究”，还同时把目光投向无疑对中国影响更长远的中美关系，对冷战时期的美国档案进行了整理汇编，与史学家杨奎松一起主持编写了一套极其珍贵的档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早已被当今俄罗斯人遗忘在记忆的角落，和苏联的崩塌一起化为历史的尘迹。当导演向索尔仁尼琴问到苏联时期的残酷时，他沉默片刻，过往的经历在这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头脑中逐渐呈现。他缓缓道：

十字路口的选择，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沈志华是如何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听说黄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熊小姐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而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更多的却是因为熊小姐提到了书中讲述的一个细节，即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情景，听得人头皮发麻。在大陆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的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大历史”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的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学“成功者”的方法，不一定会成功；但避开“失败者”走过的路，大概率能避免失败。一直以来，我们读传记，常热衷于记载种种辉煌的“成功者”传，然此类传记，往往容易文过饰非，夸大其辞；相反，“失败者”的传记则更加真实，尤其是“失败者”的自传。比如——黄仁宇。他是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他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堪称现象级畅销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却写了一部“失败者”的自传回忆录——《黄河青山》。黄仁宇说，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因此有人说：“读黄仁宇就该从这本书开始读起。”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藉由此书，进入黄仁宇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竟。◎阐述史观，“大历史”集大成之作本书所阐释的“大历史观”，是将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当下作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走向，作出长远判断的思维方法。用历史的发展轨迹比对“人生”，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因果中洞察过去与未来。面对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大历史观，足以让我们立足于思维高峰，放眼世界、纵贯古今。◎妙笔生花，卡夫卡式的梦幻特质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形容黄仁宇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他的文字真诚、幽默，处处有机锋；笔法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没有丝毫学究气，就算毫无学术背景的人也能读得酣畅淋漓，且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参与感”。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他为“奇侠”式的学者；独立史家张宏杰更是不吝赞美：“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史料稳准，观念独到，行文畅美，以古论今，这些都是黄仁宇作品的引人入胜之处，让人仿佛戴上了一副长长的望远镜，让你可以直击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历史现场。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黄仁宇回忆录》（还可一并选购《黄仁宇全集》）：▍延伸阅读黄仁宇｜他的个人“失败”，映射着20世纪中国的挫折张宏杰：《万历十五年》背后，黄仁宇的传奇人生张宏杰：“黄仁宇现象”能否引发象牙塔的反思？杨奎松太敢讲！杨奎松：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的内幕这本“旧社会”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今天读来，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杨奎松：我在台北查档案（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李宗仁回忆录》：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当之无愧的口述史巨著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毛主席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叫申英力的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学“成功者”的方法，不一定会成功；但避开“失败者”走过的路，大概率能避免失败。一直以来，我们读传记，常热衷于记载种种辉煌的“成功者”传，然此类传记，往往容易文过饰非，夸大其辞；相反，“失败者”的传记则更加真实，尤其是“失败者”的自传。比如——黄仁宇。他是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他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堪称现象级畅销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却写了一部“失败者”的自传回忆录——《黄河青山》。在这本书中，黄仁宇写自己爱情的失败、戎马生涯的失败、求学的失败、工作的失败……直到《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失败”才逐步改善……在此不禁要问，为何黄仁宇只强调自己的人生失败？黄仁宇说，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事实上，黄仁宇是在用自传，解释他著名的观点——“大历史观”在本书中，黄老不但追忆个人生平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还将其以往散见于诸多著作中的观点综合起来，一一阐明，是

“奥斯维辛”发生了，因此它就可以再次发生，发生在任何角落。——普利莫·莱维直觉上，历史上任何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都具备3个条件：·规模足够大：蒙古帝国西征时，不仅先后屠戮了近百座城池，铁骑过后，整个中亚都沦为废墟。·被害人数足够多：贯穿16世纪的美洲屠杀暴行中，6000万印第安人因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而死，而晚清时期的农民起义，死亡人数也远不止1000万。·手段足够残忍：各类大屠杀中，比结果更残忍的，是过程。大屠杀中，人命不仅轻于鸿毛，更是泄欲、取乐、甚至实验的工具，相比很多令人发指的“活体解剖案例”，在大屠杀中能被一枪毙命简直就是种解脱。然而，提起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大屠杀，人们率先想到的，还不是符合上面这三大特征的那些灾难，而是一场叫“奥斯维辛”的悲剧——奥斯维辛，本是位于波兰南方的一个小城，希特勒崛起的纳粹时期，德国以种族清洗为目的，在奥斯维辛建立了一座“死亡工厂”。据统计，奥斯维辛存在的4年间，大约400万人在此被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此后，“奥斯维辛”就成了灾难的代名词。奥斯维辛固然是20世纪一场罄竹难书的恶行，甚至是“人类历史上较为惨痛的记忆之一”，若以上述3类大屠杀的特征分析，它不仅称不上“名列前茅”，甚至有些无足轻重：相比历史上诸多将城池、国家视为“杀人堡垒”的前辈们，奥斯维辛集中营占地仅15.5平方公里（约20个足球场）；单以受难人数分析，20世纪类似规模的灾难几乎数不胜数。甚至对刽子手（纳粹）来说，400万这一数字更不惊人，光是二战时，死于"纳粹屠刀下"的苏联平民就有1300万；以手法残忍程度看，奥斯维辛更“不值一提”。与绝大多数泯灭人性的杀人暴行不同，奥斯维辛大屠杀不仅讲求杀人速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安乐死原则”。比如，集中营内，死刑室常被伪装成浴室，而囚犯进入“浴室”（毒气室）后，管弦乐队还会为他们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然而，奥斯维辛之所以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罪恶的墓碑”，恰恰因为它的判断标准不是灾难规模、持续时长、惨烈程度等“前现代大屠杀”的重要特征，而是现代社会一桩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可怖罪行。而背后，更凝结着超越“大屠杀表象”的深层结构：奥斯维辛最可怖之处，是它彻底点燃了“现代文明中常被忽视、被遮蔽的阴暗面”。人类从此证明了自己有能力通过一次次“奥斯维辛”，动摇、甚至摧毁“现代文明”，重回血腥暴力的野蛮年代——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人人都自愿奔向奴役，人人都感觉自己是无辜的，但人人都有责任。▌奥斯维辛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清朝的道学家唐鉴曾经提出："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力图做"圣贤"，不做"禽兽"。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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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摧的侧面。“鬼子来了”！这是18、19世纪以来落后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这里所说的“鬼子”，当然不只是指当年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那个“日本鬼子”。清代学人早就在使用“鬼子”这一概念了，只是他们当年视为“鬼子”的，并不是和中国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日本人，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称“以西人初入中国，人皆呼为‘鬼子’也”。近代西来的这些“鬼子”所以会让官学各界深感恐惑，恰恰反映出，对古代传统中国真正构成严重威胁的，从始至终都是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日本这个“东洋鬼子”后来所以也加入进来，也还是因为那个现代工业文明的作用。如何看待中国这一二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以来最“悲摧”的事也许莫过于“鬼子来了”。但按照孙中山的认识，人类社会现代进程本身，根本就是一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鬼子”来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以上节选自杨奎松老师另类作品《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笔力强劲，观点独到，诸多“政治不正确”，甚至“大逆不道”，初看有点不适应，认真读下来却很是解惑解渴。具体观点小编不便过多展示，深感这书能出版实属不易，感兴趣的朋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这书能出简体版，幸！杨奎松：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的内幕这本“旧社会”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今天读来，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杨奎松：我在台北查档案（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张宏杰：看着秦晖老师远去的背影，我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李宗仁回忆录》：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当之无愧的口述史巨著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沈志华

刀尔登被张鸣称为“隐士”。他不但是一个“奇人”，更是一个“鬼才”。有人曾评价他是鲁迅、王小波之后的第一文章高手。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最怕人提起他以省魁元的身份考进北大中文系。下面这篇文章是缪哲老师为刀尔登老师《中国好人》一书所写的序言，分享给大家：我与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在台湾，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他就是王鼎钧，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文：唐德刚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地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1913），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乘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地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是谁搞垮了袁世凯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笔者在《袁氏当国》中就提过，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这一失足，他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丘吉尔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袁的烂摊子变军阀温床袁世凯在身败名裂、忧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烂摊子，无人能够收拾，其后遗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着吃苦了。袁所留下的后遗症便是全国皆兵，军阀横行，民无噍类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没有什么军阀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军阀遍地呢？这就是转型期的悲剧了。转型期中，新兴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至少要两百年的时光，庶几有望），而旧的制度则可毁之于一旦。在新旧交替的真空期，就民无噍类矣。笔者不学，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这么个转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这么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个不新不旧的初生之犊，对所见所闻的感染，如军阀横行、国共党争，也写了些大胆的假设之文。认为当权者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今日重写《袁氏当国》，每忆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无道理，有时甚至自惭老来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锐敏。所恨少年之作，历经国难家难，十九皆毁，近偶自昔年报刊中，发现若干旧作，试重读之，自觉尚不无可用之处。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报》，检出一篇青年期旧作，便自觉其颇能解释袁世凯所留下的烂摊子，何以终于变成了民国时代军阀的温床，其祸至今未已？无他，除旧太过，而布新未足也。乃将旧篇自残报中复印一份，复刊之为拙篇之“附录”，以乞教于方家也。1998年12月18日于北美洲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一期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在史学界，唐德刚先生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唐先生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但也可为“历史”招一招魂。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当下唐德刚先生书写的历史今天很多内容仍处于“禁区”，出版不易，而且很多作品绝版。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为此，诚荐唐德刚老师的《袁氏当国》，

然而，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并不是由皇族和贵族主导的，而是以动员民间力量为主。因此，涌入英国的财富主要流入民间，迅速转化为资本，并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诞生。

：对罪恶的善良，必将导致善良的消失历史如毒品：智者用其医病，愚者用其自嗨

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桂河大桥》剧照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递降书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以上选自“王鼎钧回忆录”。书里记录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鼎公说：北京三联推出这一套回忆录的简体字版，中国大陆上的爱书人热情很高，出乎我意料之外。再想一想，也在意料之中，大陆上的读者对书中一切很陌生，容易接受新内容输入。作家林达说：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鼎公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陈丹青：最近天天读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鼎公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数次上架，数次断货，口碑极佳。力荐你读读这套书，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杨奎松：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的内幕杨奎松：我在台北查档案（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邵燕祥先生绝版遗作：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这本“旧社会”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今天读来，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不宜泄露书名的乱世奇书《李宗仁回忆录》：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当之无愧的口述史巨著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沈志华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新文化运动到1945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从50年代到改开之前，是知识分子的极端时代；——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今天看来，无疑是知识分子又一个黄金时代。相似的历史总会存在相似的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早已不约而同的进行过反思，正如历经“岁月沧桑”的钱理群所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这么多事情，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不把它认真总结，这辈子就白活了。”书写黄金年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容易的，相反，书写极端年代的知识分子要困难得多：既要把握命运曲折的个体，又要反思苦难的年代，更要有时代洞察，看穿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复杂人性，否则，我们难免还要遭受历史的“二茬罪”。——因此，优秀的作品屈指可数，邵燕祥先生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他曾崇拜偶像，歌颂偶像，最终却被偶像一脚踢开。在1958年的运动中，突然从“我们”中的一员被判出局，他称自己“死”在这一年。之后，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靠着自己的著作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用生命完成了他一生分量最重一部的回忆录：◎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档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的档案。

过去很多年，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的，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两年驻苏联大使任期，一个闲暇时间段，使他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看法。他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在没有多少参考书的情形下，几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这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之前整整一百年历史的系统看法，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全新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向。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与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近代史有着很大不同，他没有像后来的学者那样悲情叙事，讲述一个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的遭遇，而是从世界大势，以全球眼光讲述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当然不能说蒋廷黻的见识一定比“半殖民地半封建说”高明，但也很显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证实了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性最强的学问，历史学不仅需要勤奋，而且需要天才，需要不一样的解读。历史的魅力在于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智慧常说常新，在于从历史经验为大众提供启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重说中国近代史》、《共和中的帝制》等著作。令我震惊的秦晖文：张鸣原题《在海边拾贝的顽童》来源：中国青年报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这说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没有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的手里。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运抵台湾，无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之类，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后，就被近史所收藏起来，于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个档案馆。但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也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和美国那样的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大陆搞档案馆，是建国以后跟苏联人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各省市自己的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事，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其在大陆阶段的历史档案的部门，至少就不少于6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的历史档案，和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则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或者该部门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其他方面，比如近史所档案馆。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很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大概这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多人来参加。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阵式。而他们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和我在1995年那次看到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学者们对这些单位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相反，很少讲客套话，喜欢放炮的众多台北学者，这回对上述单位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比较大陆的档案机关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的情况，不禁让人感慨系之。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的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台湾搞所谓“民主化”从某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在议会中公开批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部门的形象、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哇，我当场差点晕倒！会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国史馆，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结果连个咖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后来才听说咖啡待遇是党史会某位接待人员热情服务的见证。可惜我到党史会查档时，此公已经退休。当然，我还真的赶上过一次咖啡待遇，只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的刘姓先生给屋子里所有查档者都送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却独独没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举是冲着当时满屋子的日本学者呢，还是向那几位受聘为日本人服务的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或者干脆就是反感大陆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务在今天大概是只剩下了个美好的记忆罢了。不过，无论有没有咖啡服务，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以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忱与周到。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我们一些部门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我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第二，大陆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利用困难；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由它转批档案馆办理。这么一圈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时间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再查，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这种查档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去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档案收藏部门去要求查阅档案。也没有人会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你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每天每天地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经常会被告之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件人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者自己想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各个档案收藏机构，如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以后，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份，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已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荡然无存。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国看档案时，他们当时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我们的档案馆今天似乎还远未困难到这种程度。在台北看档案，情况和各国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一个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由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会有所理解。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一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然而临到报名的时候，社科院的行政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一个月，不符合报名条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北京的一位朋友问我：“你还想跟谁做博士后，我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我说：“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秦晖先生？”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很多人都对书商攒的书另眼相看，然而对当时身为地级市银行职员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秦晖这样一个人。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二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作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秦晖老师接人待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三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得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得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我第一次上课走错了教学楼迟到了，等一走进六教大楼，远远就听到秦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周一上午同时有十几位老师在六教一楼上课，但只有秦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听得清清楚楚。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起，很少专心听课，因为总感觉老师讲得太慢，废话太多，所以经常是只用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半精力按自己的进度看书。但是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用网络语言讲，就是“全程无尿点”。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熟烂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啊。”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地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因为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文革”中的冷门歌曲，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秦老师嗓子一般，但是音准很好。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四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晖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一位学校的行政人员背后嘲笑他，报销的时候经常拿着攒了好久的一堆票据来，各种票据都混在一起，告诉他什么应该在什么时限内报，既记不住也不在乎。对别的老师来讲非常容易变通一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会弄，报不了抱怨一通就完了。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有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其中一个同学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对这些以前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过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说“古”，

天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年仅45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一个时代的落幕文：见闻君

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关上灯，教室漆黑一片。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这是普希金”，他对学生们说。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门口，打开灯：“这是契诃夫。”他又走到窗边，猛的打拉开窗帘，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教授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再后来，教室窗帘被拉上，灯也熄灭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教授说：“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说：“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就像索尔仁尼琴，他“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可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而索尔仁尼琴一生创作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索尔仁尼琴之墓然而在中文世界，这两者却命运迥异——前者《古拉格群岛》无人不知，后者《红轮》却知者寥寥。

当然它也够高冷，作者简介无，前言无，参考文献无。最高冷的是，翻到本书第十三章，“在拙作篇幅已经过半之时，笔者打算在本章开头，简单陈述一下创作动机”，这太奇葩了。

罗翔是谁？他不是斗士，也不是大师，他不过是一个充满理性哲思、还有点情怀的普通人而已。而这样的人，却正是中国最稀缺的那种人。罗翔老师是千千万万的法律人之一，但他却突然之间成了跨界“网红”，一夜之间几百万人被其吸引。但他的红却与众不同，他不是靠身份，不是靠外表，更不是靠关系和炒作，而是靠多年的实践和思辨。甚至，他的红也反映出了中国社会一个被严重忽略的现实：法律常识教育严重缺失。罗翔老师因有趣而闻名，还因此被娱乐节目邀请去当嘉宾，但他所上的课也绝不仅仅只有“有趣”而已。那些幽默的段子背后，其实是理性的智识和高尚的法律精神，其中还隐含着他寻求真理的热情和人性的光辉。比如，他多次引用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然而罗翔理性的声音却为他惹来不少非议，诋毁他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思考，有人却是故意抹黑。抹黑者一直都在那里。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只要法制精神和法制意识的光芒，能照亮更多阴暗角落，那么，包括罗翔老师在内的所有普法者做的这一切就都是有意义的。这也是罗翔老师要普法的目的所在。而且，法律的思维已经与罗翔老师融为一体，“法律不仅让一切权力在规则下运行；而且对我而言，是一种处世哲学。”

在一般人看来，口述历史不过是我讲你写。但真是如此吗？自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唐德刚为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做口述历史，前后长达七载。他最大的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难”

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助纣为虐”，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