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清零”至今搞不懂的10个为什么

政治学教授张鸣发表声明不再忧国忧民

比大棋论更荒谬的“大鱼论”,翻车了!

今天全体法律人要彻底沸腾了!这波惊喜来得太突然!

昨天,胡锡进被放在火上烤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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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文库

一场蓄意和残暴的侵略战争,为何大多数德国人会坚信是国家保卫战?

一场蓄意和残暴的侵略战争,为何大多数德国人会坚信是国家保卫战?文|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4月4日 上午 9:00

读懂乌克兰2000年历史,理解“欧洲之门”的幸运与灾难

有人说这场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的冲突,也有人说是种族的冲突,但在《欧洲之门》的作者浦洛基看来,乌克兰内部冲突的种子,从乌克兰诞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早已注定了。
3月30日 上午 9:00

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 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

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文、
3月29日 上午 9:00

见到动不动就“下大棋”的人,离远点准没错

纳粹的语言体系将希特勒包装为“民族的拯救者”文:叶克飞
3月29日 上午 9:00

杨奎松:我研究历史,是为了让读者对现实有所警悟

想要一步到位,把处在不同发展程度上的所有人群,一下子拉到同一发展水平上,只能是一种幻想。想要缩小并消除这种种差距,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在逐步完善社会治理环境的条件下,耐心期待时间的效用。——杨奎松我研究历史是为了让读者对现实有所警悟文:杨奎松
3月28日 上午 9:00

王人博:我把现实搁下,从历史废墟中寻找现实的答案

王人博:我把现实搁下从历史废墟中寻找现实的答案文:王人博
3月27日 上午 9:00

犹太人的精神家园:马萨达永不再陷落!

同时,作者保罗·约翰逊意识到,犹太人的这种角色定位,让他们居无定所,一直处于不安与惶惑的寄居困境。从更大的历史意义上看,犹太人呈现出的,也是一种人类无法避免的困境——
3月23日 上午 9:00

乌克兰:自由的代价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哈佛大学乌克兰史学者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3月22日 上午 9:00

二战中,日本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日本二战宣传画二战中,日本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文:网摘
3月21日 上午 9:00

选择关乎国运:一战时的中国为何差点站错队?

于是,国会之中的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全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
3月20日 上午 9:00

陈乐民:德国是如何从疯狂走向理性的?

为什么是德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每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对这场空前的人类浩劫进行很深刻的反思;一个驱之不去的问题,也是反复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像德意志这样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为人类贡献了那么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出现了康德、歌德、贝多芬、托马斯·曼等等文化巨人的民族,怎么竟出了一个混世魔王希特勒,致使几乎整个欧洲都陷于惨绝人寰的水深火热之中?今年(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60周年,这个老问题仍然不能回避;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的反思更加深入,更加要追根问底。这诚然特别是一个欧洲问题,但是,有些深层问题,可能也应该对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有相当的教益。所以且让我们暂时放一放希特勒,翻一翻日耳曼这个民族的历史。2005年5月,德国民众举着反对纳粹的标语牌参加纪念德国解放60周年集会。▌德意志民族的前天当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的欧洲国际舞台上相当活跃,普鲁士甚至在同英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列强争雄的时候,恩格斯曾对这个民族还在生成时期的特征作了深刻的解剖,说到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它具有一种冲决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可以才可能使垂死的罗马世界年轻起来。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日耳曼民族在西欧腹地俨然成了散见各地的“主人”。松散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尽管裂变为众多的邦国,但它们由于共同的民族性而凝成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却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对外情绪,眼看着欧罗巴有很大分量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都率先建成了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就连一些“边缘”小国如荷兰等地也已自成一体了,只有日耳曼民族(当然还有意大利)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为许多参战国划了界,唯德意志却更加分裂了。所以,民族统一就成为全民族的头等政治夙愿,成了德意志人的一块心病,以致伟大的诗人歌德慨叹道:“德国?她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的整体?德国人是博学多才的,但是这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当法国人在孕育和发动革命的时候,德国人正在运用大脑,构建“哲学体系”;革命的消息传来,使德国人顿感兴奋。但不久拿破仑的大军却开到耶拿和柏林来了。康德的学生费希特对法国革命的热情立刻化为对拿破仑的抗议,他连续发表了13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复兴德意志”而呐喊。他呼吁德国人要做“当之无愧的德意志人”,要“自强”,负起“民族责任”,他说德意志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它的文化是出类拔萃的,就连它的语言,尽管有人讥讽它“奇特古怪”,也是最杰出的人类语言,他提出要把德意志的精神传播到其他地方……费希特是哲学家,而这些演讲却俨然是富有激情的民族主义宣言,用人人能懂的语言反映了、也符合了当时德意志的民族心声。19世纪中叶,欧洲各地发生了一场连锁反应的“革命”,并以失败告终。发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也失败了。这场革命的目标即如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在1840年创作的,在民众当中流行的《德意志人之歌》的一句歌词:“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在20世纪的“冷战”期间,德国一分为二,互为“敌国”,在联邦德国一方北方古城吕贝克的东西交界处树立起一块非常醒目的大路牌,路牌两面写着同样的字“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德意志民族的昨天这里,必须谈一谈德意志(或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从上面所说的来看,有一点十分明显,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弥漫于各邦国的社会上的,几乎遍及上中下各阶层。上层,尤其是执政层对内追求权力的集中,对外推行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表现得尤其彻底。参与“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民族野心急剧膨胀,先后通过普丹、普奥和普法战争,趁势第一次统一了德国,建立了以俾斯麦为首相的德意志帝国。诚然俾斯麦的专政不断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尖锐批判,然而他实现了“统一”,搞了一部“帝国宪法”,还搞了当时号称先进的“福利政策”和以军工为主的工业化,使德国厕身强国之列,却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民族的自骄心理的。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阶段,威廉二世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赢得了全国普遍的“拥护”,连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在上下一致的战争狂热中,也不敢或不能多说什么。而下层的所谓“平民民族主义”,却表现为极端的狂热和非理性,在相宜的气候下勇往直前以至于不顾一切,在另外的气候下又可以表现为悲观失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士兵在前期的激昂与后期德军连连失利的颓丧便形成了同一民族主义的两种极端。德意志民族本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即汲取教训,觉悟到上层的对内专制对外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与下层的狂热、躁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一旦在特定的情况下结合起来,相互激荡,就必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一战后德国没有足够的反思。从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是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孱弱气力的“共和国”。当时十分沉重的战争赔款等条款使已然筋疲力尽的德国人民不堪重负,也加重了他们的民族情绪。以致民族主义由失望转向了渴望出现“救星”式的极权人物以解危困的情绪,加上朦胧而又原始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上无控制无引导的漫游浮动,于是就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提供了可以滋生的土壤。希特勒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上层的独裁和扩张的民族主义和下层的蒙昧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比以往更加变本加厉,把民族主义推向极其反动而残忍的种族主义。伴随着整齐划一的“嗨,希特勒!”的是兵燹、是战争、是灭绝人性的屠杀;而结局是人所共见的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他个人也身败名裂。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断层”,就德国民族主义这一面说没有本质的不同;就战争而论有三点不同:一是参战国的“排列组合”不同;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列强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讨伐和把它彻底粉碎;三是结果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国际联盟”的弱点太多,战后遗留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彻底结束了希特勒的统治,作为战胜国的美,苏,英,法汲取了一战后的经验教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一方面加强“管制”,另一方面也扶助其发展。而德国的历史从而有了新起点。“四国占领”使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占领区随后合并成为实行近代市场经济、民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占领区的东半部成为实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40年后苏联东欧解体,民主德国民众一举推倒“柏林墙”,涌向联邦德国,急速地促进了两德的统一进程,最后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民主德国数州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实现统一。这段最近十几年的当代史已是人人皆知的事了。重要的在于不管统一以后由于东西方几十年来在各方面巨大差距而存在许多麻烦,德意志长久的民族夙愿是终于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今天60年前希特勒的彻底覆灭,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新生的前所未有的契机。中世纪小邦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凡尔赛条约后的魏玛共和国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等,都成了历史的陈迹,德意志人从长期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不断反思过去,由浅入深地清算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狂热的民族主义,以致发展成为极端罪恶的纳粹主义,重新谱写历史。德国人之所以能这样做,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决定性的。从国内看,战后在联邦德国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本来从宗教革命、启蒙时期继承下来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挥,被希特勒宣布为“非法”的政党政治重建起来了,纳粹统治初期避居国外的反纳粹力量,包括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回归。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一个关键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一次比一次明确地提出与纳粹划清界限,宣布德意志的民主力量应该继承和发扬欧洲的理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和解,结束对立。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后,立即出访曾遭受纳粹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欧洲国家。1970年12月在波兰,在签订波德合作条约前,他先去了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区,各献了一个花圈,在冰凉的地上下跪志哀。此举震动了全世界,被世界舆论称为“历史性的一跪”,不仅仅是忏悔,而且是标志着德意志人同过去彻底决裂,从狂热的民族主义回到理性主义上来。1975年联邦总理施密特说,5月8日二战结束是“摆脱纳粹暴力统治”的日子。这种反思的精神一直贯彻下来,在两个德国统一的日子里,当时的科尔总理一再重申托马斯·曼针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所说的那句名言:“应该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统一的德国将留在西方联盟(指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联盟中。不久前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那些日子里,德国举国上下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声势浩大。施罗德在凭吊魏玛集中营时说:“虽然历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德国最羞愧的历史一页中学得许多东西……这是德国的道义与政治责任。”这些话代表了德国人民的社会共识。告别了那些长期的良知蒙尘、理性受压的岁月,德意志民族优秀的一面彰显出来了,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反思文化使德国人民时刻保持着对任何新纳粹苗头的警惕。德国人能这样做,国际条件是不能忽视的。二战后的形势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形势大大不同了。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开始一段的“占领时期”和相关的国际条约从外部保证了联邦德国实行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体制;第二,欧洲联合的趋势反映了包括新生的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以和解和合作代替对抗,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潮。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急于摆脱“孤立”状态,融入欧洲的呼声十分普遍。阿登纳顺应了新时代的潮流,接受了法国倡议的“煤钢共管”的计划,从此开启了从“欧洲共同体”到今天的“欧洲联盟”的道路。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曾被称为“世仇”的德国和法国的“民族和解”,因为它有典型意义。法国的戴高乐和联邦德国的阿登纳以政治家的远见,捐弃前嫌,在成立“欧洲共同体”的1958年9月14日举行首次会晤,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以“合作”代替“对立”,并说法德合作是“欧洲建设的基础”。从此以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形成习惯和“制度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这类会晤频繁进行,两国历届领导人都要举行这样的高层接触。重要的如1972年蓬皮杜和勃兰特的会谈,1974年吉斯卡尔和施密特的会谈,1982年密特朗和科尔的会谈,等等,更不要说近若干年来希拉克和施罗德的频繁会谈了。这些法德会谈固然反映了国家关系层面沿着“和解和合作”的道路的深入发展,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则是欧洲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对立趋向消解的大局势。60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走上了“全球化”进程。对于德意志特有的民族性格,人们还作为善意的谈资时常提起,但它已彻底告别了过去;那些日耳曼民族的优秀传统,包括开头恩格斯所说的古老而原创的民族特征在新时代还在起作用。一个号称哲学民族的民族是善于反思的民族,今天德国早已经是欧洲的一员,曾经被纳粹残害的国家和人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看待它了。最近,联邦总理施罗德在一次纪念活动中说,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人能够赢得朋友。可以说,反思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个新传统。还在1978年,哈贝马斯邀集50名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现状”为题撰写文章,文章普遍提到的一点是:德国的民主意识的发展曾经遭受过“历史包袱”的困扰。今天它感到庆幸的是终于决然甩掉了这个“历史包袱”,走出了截至60年前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猖獗的时代。一半是噩梦,另一半是奇迹。现代德国,是个复杂的矛盾体。给世界留下了太多永远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3月15日 上午 9:00

书友推荐:这本书一个废字都没有,看完打开世界史的大门

请看下图截取的书友读后反馈。感谢书友这么热情积极的反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华东师范大学刘擎老师读过此书后也大加赞赏,“通达晓畅的行文,独具慧眼的见识,透彻解说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难得有这样一部根基扎实、主干清晰、枝叶繁茂的通识作品,将高冷的知识果实化作杯中鲜美的果汁。”它通过“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现代”4个时间阶段,50个关键节点,从宏观上梳理了西方文明的的发展脉络,串联起西方文明3000年的演化史——说明白了人性的永恒和复杂,说明白了权力的生成和流转,说明白了文明的融合和冲突。作者李筠老师功力深厚,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攻西方政治和思想史。他用更懂中国人的方式,把西方3000年的历史讲给中国人听。这本书是帮助非专业读者理解西方文明的一本理想的入门书,是一部人人都能读懂的西方历史通识作品。让人重新理解西方,深入理解世界,真正理解中国。正如李筠老师曾示,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现代西方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中国越强大,读懂西方就越重要。在中国不断崛起的今天,读懂西方是我们这代人的重要课题。然而我们却一直对西方文明存在着偏见,对外来文明进行有意识的“误读”和“加工”。以至于我们的认知不是坐井观天,就是盲人摸象。为此,先知书店诚挚为您推荐:李筠《西方史纲》,还原最真实的西方文明演变历程。用更懂中国人的方式,把西方3000年的历史讲给中国人听。本书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塑造,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先知书店争取到李筠老师少量签名书《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有需要的书友抓紧收藏,触摸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史,理解西方文明的DNA,(感兴趣的书友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李筠教授的另一本签名书《罗马史纲》),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乌克兰:新的东西方斗争历史的轮回: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历史的教训:越“进步”,越要警惕灾难对欧洲历史的四大误解杨奎松: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重建历史的公信力,需要杨奎松、沈志华这样的史学家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有的创造现代文明,有的还是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六个特征
3月15日 上午 9:00

服从命令还是良知?为了“美”,他背叛了希特勒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节节败退。希特勒自知时日不多,在他看来,如果德意志没了,还要这个世界有什么用?于是他给心腹上将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下令:毁灭巴黎!肖尔铁茨这个人,是个没有感情的命令执行机器,此前已经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在多个地方执行了焦土政策。肖尔铁茨做足了准备工作,大批工兵部队在巴黎各个重要区域布下了大量炸药,据说数量之多足以“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巴黎毁灭无日。可是当时援军远在天边,没有人能阻止的了他。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阻止了这一切。此人就是维希法国所任命的“法奸”巴黎市长泰丁格。在一次会面中,泰丁格引领着肖尔铁茨走到屋外的阳台上,请肖尔铁茨看一看阳台外的景象。在那里他们俩看到:在身下的石子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蹬着自行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路过。在杜伊勒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几个孩子嬉闹着,把玩着他们的玩具。巴黎宽阔的大街的向着天际延展开去,卢浮宫、协和广场、荣军院、巴黎圣母院、圣心大教堂一一陈列……而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用它青灰色的身躯,直插碧蓝的天际。▲油画中的巴黎街景泰丁格就这么晾了一会儿肖尔铁茨,让他融化在这美景里,然后说了一番话:“将军,我知道,给您的任务,常常是毁灭,而不是保存。可是您不妨设想一下,未来的有一天,您会作为游客,再次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到时候,您就可以说,本来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我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肖尔铁茨在听完这番话以后,静了半晌,什么也没说。末了还丢下了一句“我还有我的任务要完成。”1944年8月25日,正是巴黎从纳粹铁蹄下被解放出来的那一天。希特勒发出了一条电报,“巴黎到底烧了没有?!”可是我们最终知道,他最终没有炸毁巴黎,他背叛了希特勒。是的,顶着希特勒已经疯狂的命令,美丽的巴黎被保留下来了,它没有被烧毁。人性被保留下来了,它没有被毁灭。▲现代巴黎夜色作为希特勒最为信任的人、铁石心肠的军人,肖尔铁茨为什么拒绝毁灭巴黎?转而选择背叛他们至高无上的元首?美,并不只是单纯的、抽象的、冰冷的东西。
3月12日 上午 9:00

柏杨:解剖“国民性”也是在解剖着整个中国社会

▲柏杨(1920.3.7-2008.4.29)102年前的今天,中国台湾作家柏杨出生了。柏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是《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更是解剖中国社会“国民性”的代表人物。提到国民性,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意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思想和行为上的特征——往往被称为“国民性”,“国民性”既来自旧文化的沉淀,也源于新观念之有无。也许鲁迅、柏杨等学者所提出的
3月9日 上午 9:00

今天的德国,还会有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爱国者吗?

“当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誓言真的会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善良人们的起码信任,我们不相信这种极为邪恶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或者这世界会允许这种邪恶发生。”
3月6日 上午 9:00

不撒谎,不原谅:历史在他的面前屈服

●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
3月5日 上午 9:00
3月5日 上午 9:00

为什么中国古代制度遭遇现代文明会“水土不服”?

史学家王家范评价他“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余英时评价他:“一生为故国招魂”。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收藏阅读大师“醒脑之作”(还可在规格中收藏《钱穆作品集》,全方面洞悉传统文化,读懂、读通、读透中国
3月3日 上午 8:00

中苏1969年“核危机”始末

01事情缘起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经过磋商,美国方面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02针锋相对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对于这则消息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毛泽东果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这反映出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10月15日晚7时,心烦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03硝烟散去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在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提到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而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这些故事尽管重要,但却并非中国之命运的决定性时刻。那什么是决定性时刻?答案——做出道路选择的时刻。这段时期的重要性或许很多人有所感受,但它的书写难度也是极大的。“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为此,人文英华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沈志华老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签名版)。本书数量有限,无论是求真还是收藏,本书都不该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杨奎松: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俄乌冲突的由来结束与开始:一个步入穷途末路的超级大国被低估的“外因”: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三种国际关系上帝爱谁我不知道,但一定恨沈志华最深刻的问题,却往往被最反智地表达着梁文道:良知若没有被摧毁,那恶就不会胜利纪念索尔仁尼琴:20世纪俄罗斯精神的引路人
3月2日 上午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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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 上午 7:00

杨奎松: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

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文:杨奎松
3月1日 上午 7:00

金雁: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

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文|金雁(东欧问题研究专家)一、“乌克兰”,还是“小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领土是东斯拉夫文明的发源地。公元9世纪这里出现了最早的东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现今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大民族都是从她分支演变而来。13世纪罗斯分裂,蒙古东侵,全罗斯绝大部分都臣服于蒙古金帐汗的铁蹄之下,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支-沃伦公国在波兰等欧洲基督教国家支持下保持独立。这里于是便在罗斯世界中有了“乌克兰”(在古俄语中“边区”与“乌克兰”是同义词)之称。罗斯臣服蒙古人二百多年,社会、文化与国家组织都发生变化并逐渐分化为东北罗斯(后来的俄罗斯)、西北罗斯(其一部分成为白俄罗斯)与西南罗斯三支。而“乌克兰”之名也由加利支-沃伦“边区”一隅扩展为整个西南罗斯。从这段历史中不难看出:今天的西乌克兰(当年的加利支-沃伦地区)不仅是乌克兰民族特性的发源地,而且它与其他两支罗斯文明的关系一开始便带有西方(当时是基督教欧洲)与东方(当时是“鞑靼化”的东北罗斯)对峙的色彩。14世纪以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挟大汗以令诸侯”逐步扩展成为俄罗斯强国,而西南罗斯则分别归属于立陶宛、波兰与后来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乌克兰的民族性在西南罗斯土著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者的过程中逐渐成型,而在此后对俄罗斯统治的抗争中臻于成熟。17世纪既是乌克兰民族觉醒、也是俄罗斯控制乌克兰这两个过程的转折点,而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事件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状况下他求助于俄罗斯。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当时只是波属乌克兰的一位造反者,远不能控制全部乌克兰,而且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原本他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但俄依据这个协定得以发起与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终于在1667年夺取了德聂伯河左岸的东乌克兰。而右岸的西乌克兰则到1795年才随着波兰在三次被瓜分后亡国,而最后归入沙俄的版图。但波属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即当年“乌克兰”之名缘起的加利支)地区则在瓜分中为奥匈帝国所得,成为奥属波兰的一部分。无论是属俄还是属波,乌克兰民族受压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沙俄时代统治民族自称“大俄罗斯”,而把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但乌克兰人却不甘心做“小”,他们的民族自主要求在俄国统治下与在波兰统治下同样强烈。在蒙古征服后的二百年里,西南罗斯的乌克兰人与东北罗斯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语言上的俄、乌之别尚在其次,社会组织形式则更加明显。在乌克兰起源的西部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俄罗斯式的村社组织,独立农民与自由领地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来成为乌克兰中心地区的德聂伯河流域,乌克兰人主要以自由哥萨克的方式生活。“哥萨克”原为突厥语“自由自在的人”之意,是指15-17世纪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而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盲流”。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形成了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均由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至于西边传入的天主教(尤其在西乌克兰)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矛盾,就不用说了。事实上,即使在1667年后作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东乌克兰,帝国的控制力也很有限,盖特曼自治维持了很久,而且多数盖特曼都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有借助外力反抗俄国宗主的倾向。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只是结局不像前任那样幸运。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也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往土耳其。马泽帕之后的盖特曼老斯柯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现。然而这时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的门槛。乌克兰人的自主愿望并未随着盖特曼自治的被取消而终结,而是接续了近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薪火。这个运动受到沙皇当局镇压,却得到俄罗斯反沙皇的左派、尤其是持国际主义立场并主张民族自决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这反过来也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带有左翼色彩。沙俄后期主要的两种左翼反对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其在乌克兰的分支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后来由社会革命党人格鲁舍夫斯基领导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与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留拉领导的执政府,虽然都被已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称为“白匪”,实际上以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都是左派。而自由主义传统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反而没有那么大。二、昙花一现的初次“独立”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帝国在革命与战争危机中一度分崩离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乘势发起了独立运动。从当年3月到1920年9月,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从自治到独立:中央拉达1917年3月,民族主义者在基辅建立了乌克兰中央拉达,“拉达”为乌克兰语议会之意。中央拉达本来只要求乌克兰自治,但是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荡,各派对乌政见不一,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前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乌克兰不“独”;临时政府其实并非像苏联时期官方史学所说那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在帝国垮台后混乱时期产生的前后四届短命政府的总称,这四届政府政党背景与政治立场不一,对乌政策也朝三暮四,7月间的一届政府与中央拉达会谈达成协议互相承认,8月间该届政府倒台,新的一届临时政府便推翻前议不承认乌克兰的拉达政府了。如此出尔反尔失去了乌克兰人的信任,而俄政府实际上又并无对乌控制能力,于是中央拉达便于11月20日宣布乌克兰独立,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第二、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政府1918年2月,德军攻入乌克兰。4月,德国占领军强行解散中央拉达,乌克兰奇吉林哥萨克大会按传统方式推举哥萨克首领、前沙俄军官斯科罗帕茨基为“盖特曼”,建立了亲德的盖特曼政权,改国名为“乌克兰国”。同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失去靠山,12月,不满斯科罗帕茨基亲德政策的前中央拉达支持者以彼得留拉为首发动起义,推翻了盖特曼政府。第三、执政府1918年12月起义恢复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二月革命中的士兵领袖、前拉达政府军事领导人彼得留拉成为共和国“执政内阁”(即执政府)首脑,他指挥下的乌克兰国民军一度控制了相当大部分的乌克兰领土,并与波兰结盟抵抗苏俄。1920年11月彼得留拉最后战败,率残部退入波兰后被解除武装并被扣留。独立运动至此最后失败。在中央拉达、盖特曼与执政府这三届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中,中央拉达与执政府都是在“社会主义者”控制下,其中,格鲁舍夫斯基的社会观点属于社会革命党,该党在俄国的左翼曾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发动十月革命的“同志”。而彼得留拉更具有与当时许多草根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类似的经历:他出身贫苦,投身左派,在战前就长期从事反抗沙皇政府的革命活动,1914年他被征入伍,在世界大战的军中从事反战运动,革命中作为士兵领袖(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反战的士兵革命)而崛起,先为中央拉达军事部长,后为执政府首领和军队司令。只有斯柯罗帕茨基政治上属于十月党(君主立宪派,当时属自由主义右翼)。但是不论这些乌克兰人政治上是左还是右,他们都既与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也与沙俄在乌克兰的将军们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为敌。当时在乌克兰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白军”阵营,苏俄的反对派从极左到极右、从民族独立斗士到帝国传统捍卫者完全是一盘散沙而且彼此敌对,这是他们成不了气候的最大原因。中国人很熟悉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这部小说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把抵抗外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律斥之为“白匪”。乌克兰独立后这种评价标准发生了翻转,除乌共外,一般乌克兰舆论无论左右都视保尔·柯察金代表的苏俄红军为“侵略者”,而“彼得留拉匪帮”则是为捍卫民族独立而战。尤其彼得留拉本人更被视为民族英雄,在今天的乌克兰享有极高声誉。其实布尔什维克对乌克兰曾经有过与“保尔”全然不同的态度。掌权前的列宁是如此敌视“俄罗斯爱国主义”,以致连“在两国统治者的战争中我们应守中立”的主张也不接受,而大力呼吁要“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他连当年历史上的“俄乌合并”也否定,认为1654年别列亚斯拉夫协定“使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那时他的“乌独”立场甚至比中央拉达还激进:早在拉达发表自治宣言之前,列宁就于1917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说:“我们认为波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非大俄罗斯的土地都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侵占的土地。”不久中央拉达和彼得留拉为主席的全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6月11日发表关于乌克兰自治的《宣言》,列宁成为这个宣言在俄罗斯最高调的喝彩者。当时俄国自由派的《言语报》攻击中央拉达“擅自”发表“公然违法”的宣言应该受到“严厉制裁”,列宁断然驳斥了《言语报》这种“凶相毕露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攻击”。他指出中央拉达的宣言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主张“无条件地”“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而这时中央拉达还根本没有要求这种权利。6月28日,中央拉达成立具有乌克兰政府性质的总书记处,俄国临时政府先予承认,后又于8月间推翻前言,不承认总书记处的合法性。列宁又严厉谴责了临时政府的出尔反尔。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对乌克兰的态度立刻变得暧昧起来。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央拉达于11月2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俄近一月之久没有公开反应,而暗中指望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控制拉达,直到布尔什维克在基辅夺权失败后,才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内容矛盾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一方面宣布“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但同时要求中央拉达在对德与对卡列金的问题上与苏俄保持一致,并要拉达同意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还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要求在48小时内答复。24日,苏俄一方面在哈尔科夫成立与中央拉达对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又派苏俄政府邮电人民委员、亚美尼亚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为代表与拉达领导人格鲁舍夫斯基举行谈判(这对谈判对手很有意思:他们都是非俄罗斯族,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或许这样选择代表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拉达方面本着与苏俄善处的愿望提出双方协议的基础:苏俄“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拉达“承认卡列金及其帮凶是反革命”。苏俄政府随即于1918年1月1日作出“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对拉达方面提出的协议基础表示首肯。但不久,苏俄羽翼渐丰,便于1月13日发表声明,认为拉达的答复“含糊,模棱两可,简直近乎嘲弄”。于是中断谈判而对拉达发起军事进攻。但这个声明同时又再次表示:“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即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已得到苏俄的“全部承认,不会引起任何争执”。当时苏俄攻击乌克兰拉达政府的主要口实是卡列金事件。卡列金是顿河哥萨克首领,沙俄右派将军,十月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右派反对临时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革命后他逃回顿河再树叛旗,成为最早反抗苏俄的“白匪”之一。卡列金并非乌克兰人,作为保守派将军他维护沙俄帝国传统,不承认乌克兰独立。因此拉达并不反对、而且愿意配合苏俄剿灭这一“反革命”势力。但是苏俄借此要求拉达听命于自己,把权力交给自己扶植的苏维埃,并允许苏俄军队入境。拉达政府当然不能中这种“假道伐虢”之计。实际上,卡列金很快失败并于1918年1月29日自杀。然而苏俄并没有因此改变敌视拉达的态度。不过以苏俄当时的力量,要征服乌克兰还是力不从心。这时苏俄与乌克兰拉达都在布列斯特与德国进行和谈,德国乘机扮演了俄乌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一心要与德国达成妥协的苏俄接受了调停,托洛茨基代表苏俄承认了中央拉达代表团的合法性。俄乌双方各自分别在布列斯特与德国单独媾和。1918年2月,德军以调停的名义出兵乌克兰,苏俄虽然暗中支持乌克兰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势力进行了轻微抵抗,但苏俄自己并未卷入。此后乌克兰的主要矛盾一度变为德国人及其支持的盖特曼政权与拉达民主派的冲突。而苏俄则对得势者一概承认,还请求德国协助苏俄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1918年6月12日,苏俄同盖特曼乌克兰国双方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正如索尔仁尼琴后来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这一时期,苏俄及其在乌克兰的支持者实行的剥夺农民的余粮收集制激起了普遍反抗,而斯科罗帕茨基则废除了这种制度,列宁当时多次承认斯科罗帕茨基此举深得民心:“人民已经疲倦了,”“他们去做某种蠢事,甚至去投靠斯科罗帕茨基,因为大多数人民是愚昧的”。1918年7月1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所做的报告也承认:乌克兰人民正“饿得甚至投向斯科罗帕茨基”,以至于列宁需要提醒其支持者把农民与斯科罗帕茨基分开:“认为这(指反对斯科罗帕茨基)是同农民的斗争,那是不对的。”但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随即垮台,尽管继之而起的拉达民主派执政府与盖特曼相比既不那么亲德,又具有更多左的或“革命”的色彩,而且此前苏俄也曾承认他们,但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乌克兰的兄弟们身上。”实际上,苏俄这时的乌克兰政策仍然极为“灵活”。1919年初协约国军队在黑海登陆后,乌克兰执政府对其进行了抗击,双方在敖德萨地区发生冲突。苏俄判断“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决不会与协约国合作,又想利用执政府了。当年1月4日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现在插手乌克兰事务从军事上讲不适宜并且十分冒险”。因此要乌克兰的亲苏俄势力暂停反执政府的游击活动,并表示苏俄“要设法同乌克兰执政府达成协议,”直至“同彼得留拉之流结盟”,即便这“会使乌克兰的工人群众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协约国一撤军,苏俄马上又对执政府大举进攻。在这个混乱时期,现今乌克兰土地上的“东西对立”也已见端倪,此前从未建国的乌克兰历史上无所谓版图,三届民族主义政府也从未控制过今天的乌克兰全境,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势力中心始终在西、中乌克兰。而在今天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工业区,苏俄1918年就在那里扶植建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拉达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抗衡。后来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也是首先成立于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不是乌克兰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辅,并且直到1934年,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都也一直设在哈尔科夫。至于俄罗斯人为主的克里米亚虽然并无苏维埃的根基,但在内战中也是沙俄白卫军如苏利凯维奇、弗兰格尔等的根据地,而从未认同于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三、“面包换自由”的失败:苏联时期的乌克兰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从此变成了“苏联”,乌克兰成为首批4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全苏实行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为此,布尔什维克不但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苏联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苏联当时不顾一些国家的反对坚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这样,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但这种状况却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体变得难以避免。在中东欧转轨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今天看来,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0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当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民族矛盾,“自由退出权”在转轨中也未必一定会行使,毕竟统一国家的好处是谁都明白的,尤其是苏联这样一种中央计划体系下全联盟经济高度一体化、专业分工与协作体系非常发达的状况下,联盟解体、协作链条中断与分工体系崩溃对经济的损害要比市场化体制变革中的所谓“休克疗法”打击更大。但是,问题在于民族矛盾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一直没有解决。这一矛盾首先与领土变迁有关。1920年内战结束后乌克兰的西部边境是根据苏俄与波兰的“里加和约”划定的,这一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是“俄波瓜分乌克兰”的条约把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州)划归波兰,而这里正是乌克兰民族性最强烈的地区。1939年,苏联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趁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之际出兵“东波兰”,(如今史称“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把这一地区并入苏联乌克兰版图,接着又从罗马尼亚手中夺取了乌克兰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与北布哥维纳,将后者建为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州,二战结束时苏联又把原属捷克斯洛伐克的罗塞尼亚地区吞并,划为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这样,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几年里把乌克兰的边界大大向西扩展,所并入的新领土都是乌克兰民族情绪最强烈的地区,而且有些地区(如罗塞尼亚)此前无论沙俄还是苏俄都从未控制过。在此过程中苏联军队受到当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谓班杰拉分子)的猛烈抵抗。班杰拉游击队对德国、波兰与苏俄军队都给予重创,苏军名将、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京大将与波兰共产党政权首任国防部长西韦尔切夫斯基大将都在班杰拉游击战中死亡,苏军伤亡之惨重可想而知。而苏军对班杰拉分子乃至一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之酷烈也不难想象。此后苏联借二战胜利之威,在新领土上搞强制集体化,不愿集体化的乌克兰农民都被当作“班杰拉分子”遭到残酷清理,使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严重地扩大化,留下深刻的历史创伤。而在此之前归属苏联的乌克兰其他地区,斯大林时代的镇压也十分惨烈,尤其是“全盘集体化”后的几年,苏联发生“人祸”性质的骇人听闻的和平时期大饥荒,饿死农民据说达800万以上。乌克兰作为苏联粮食征购的主要地区首当其冲,富饶的平原上饿殍盈野,人口减少十分之一。后来的史家称:“乌克兰农民身负两重灾难:作为农民和作为乌克兰人”。在党内斗争中,“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常常成为大规模整肃的口实。乌克兰历任的党政一把手,从斯大林时代的埃何、波斯蒂舍夫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谢列斯特,常常不得善终。然而也有从这一位置上飞黄腾达的,例如经乌克兰而成为苏联领袖的赫鲁晓夫,但这必须以强硬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为条件。当然,乌克兰在苏联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巨大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沙俄时代乌克兰已经是帝国境内的经济先进地区,但它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完成无疑是苏联时期的成就。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乌克兰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而苏联领导层虽然严防“乌克兰民族主义”,但在全苏范围内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三兄弟”,与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却也有其特殊地位。而且仅就俄乌关系来讲,苏联时期乌克兰也不是没有便宜可占。苏联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尤其把一些特别弱小的民族“文化”当成珍稀古董给予大熊猫式的特殊“保护”,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例如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族”就是在铁托体制下从同种同文同语的“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给生生拔高成新“民族”的。苏联的白俄罗斯也有类似的情况,白俄罗斯被确定为不同于俄罗斯的另一民族,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还把白俄罗斯送进联合国占了把交椅。然而人之常情却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奴隶并不因可以唱歌跳舞就不想自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一旦有机可乘,“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乌克兰不同于白俄罗斯,其民族认同并不是苏联“惯”出来的。但是,在东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等地)划归乌克兰后,乌克兰文化在当地影响的增加却的确是苏联当局鼓励的。乌克兰人并不会因此感谢苏联,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而且也助长了独立后乌克兰的“东西矛盾”。这类国家民族政策的另一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有时也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克里米亚半岛在地理上虽与乌克兰有地峡相连,然而在历史上与人文环境上却与乌克兰联系甚少。这里的土著是穆斯林鞑靼人,长期与土耳其结盟对抗俄国。18世纪沙俄征服该地后大量移入俄罗斯人,使这里成为俄罗斯控制黒海与亚速海的咽喉重地,黑海舰队重兵屯驻,雅尔塔等地则布满沙俄皇家与俄罗斯贵族的离宫别苑。全半岛的人口也以俄罗斯族为主。但在1954年,主政苏联的赫鲁晓夫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一高兴便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割出,送给“兄弟的乌克兰”作了礼物。但如此“慷俄罗斯之慨”,却未能买到乌克兰人之好。因为人之常情是:“自由”固然不能当饭吃,但面包也不能代替“自由”,吃得再饱的奴隶照样会有不满。40多年后乌克兰一独立,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被割断与俄罗斯本国的联系,从此作为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地区不断与乌克兰中央产生摩擦,成为俄乌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当年领袖的即兴之举,落得个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三方皆苦不堪言的结果。四、“渐进式失败”:独立之后的转轨危机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借苏联“政变”之际宣布独立。是年年底苏联解体,乌克兰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带给乌克兰经济的却是沉重的打击。独立两年之后,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已经下滑到俄罗斯的水平之下。有人把乌克兰作为“休克疗法”失败的例子,但其实,政局混乱中的乌克兰根本没有搞过任何“疗法”。至少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的经济体制变革完全谈不上“激进”。财政货币双紧缩是“休克疗法”的第一个特征,但当俄罗斯大搞紧缩财政时,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政府却在财政、货币上都实行放松,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升至27.1%。结果导致比俄罗斯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1993年底通胀率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全球之最。这一经济灾难是导致克拉夫丘克提前下台的主要原因。由于府、院对立,乌克兰一直没能通过“大私有化法”。而1994年以后,左派三党更利用议会成功冻结了国家私有化计划。当然,尽管如此,乌克兰的产权改革还是有所动作。乌克兰也曾学俄罗斯发放了“私有化证券”,但俄罗斯拿出来分给公民的国有资产本来就很少,乌克兰更是只发证券而几乎没有资产供给。结果这些证券除了一部分用于住房私有化外,都贬值得一钱不值,对企业私有化根本没起作用。乌克兰可用于购买国企的民间资本比俄罗斯更少,外资又进不来。1996年时,乌克兰实现非国有化的企业只是在第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商业、饮食和服务业企业占65%,而工业企业只占12%,农业和建筑业企业约占10%。而第三产业恰恰又很不发达,在乌经济总量中分量很小。因此总的来看乌克兰的私有化进度不如俄罗斯,更远不如波兰、匈牙利等转轨国家。可见乌克兰政局整个来说要比俄罗斯更“传统”,其转轨的进度也更慢。但是乌克兰经济滑坡无论就幅度还是持续时间而言都明显超过俄罗斯,更远远超过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无怪乎它被转轨经济学家视为“渐进式失败”的典型。早在独立前的1990年,乌克兰经济已经下滑,国民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2.4%,国民收入下降了3.6%。1991-1993年,经济又持续下降,到1994年,在中东欧多数转轨国家已经走出谷底转入回升的情况下,乌克兰反而加速下降,出现前所未有的“雪崩”危机,当年GDP滑坡幅度高达24%。1995、1996两年下降幅度仍达两位数,分别为12%、10%。1997年,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济在连续多年的下滑后恢复增长,而乌克兰经济仍继续下降了3.2%,此后又在谷底徘徊了两年,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止跌回升。于是,如果说独联体国家整体上转轨绩效不如中东欧国家,那么乌克兰又是独联体国家中最差者之一。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企业过去都在苏联一体化经济结构中运作,原料、能源来自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而产品除了供应他们外,自己消费与向国际市场出口的能力都很低。独立后的“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导致这些企业陷于瘫痪,尤其是重工业、大型国企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过去经济更发达、生活更好,但因一体化程度更高,独立后经济滑坡更甚,偏偏这些地方是历史上属俄时间最久、俄罗斯人最集中、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最紧密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政治上他们受到西部的压制,经济上临近的俄罗斯地区原来不如他们,现在却比他们过得好,这叫他们怎么能不“亲俄”呢?尽管如此,千年以来乌克兰人历经反蒙(金帐汗)、反波、反德、又反俄的斗争,民族主义薪火相传。现在好不容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岂能让历史车轮轻易倒转?尤其是乌克兰西部地区,这里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发源地,属俄时间最短,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苏联时期吃苦最多,而苏联当局“慷俄之慨讨好乌克兰”又主要优惠的是东南地区,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投资大多集中于那里,西乌克兰各州在苏联时期工业化程度较低,生活也不如东部,但正因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苏联解体后受影响相对较小。而他们相邻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又恰恰是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经济复苏快,人民生活好。特别是历史上长期作为乌克兰宗主国的波兰更是转轨国家成功的典型,这不能不对西乌克兰人产生吸引力。在文化上,过去西乌克兰虽然工业经济不如东部发达,却一直是乌克兰民族的精神中心。苏联时期虽然东部也办了许多大学,但这些大学多以理工科见长,文科教育仍以基辅大学、利沃夫大学称最。因此西乌克兰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水平高于东部。同时,历史上由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教徒如今占乌克兰总人口10%,集中在西部。15世纪俄罗斯东正教脱离拜占庭牧首分立后,非俄属的乌克兰地区东正教徒大多仍然忠于拜占庭,并在拜占庭陷落后形成乌克兰自主正教,它以利沃夫圣彼得大教堂为中心,参与了乌克兰脱俄自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沙俄与苏俄时期惨遭镇压而潜入地下,独立后复兴很快。如今乌克兰自主正教信徒也仍以西部居民为主。西部自主正教与天主教和东部的俄罗斯东正教,也形成了一定的隔阂。这样,乌克兰人亲西疏俄、羡慕波兰、渴望加入欧盟乃至北约、对俄保持独立自主的倾向、融入西方的倾向,便在西部尤为突出。而乌克兰内部的东西矛盾便日益明显了。独立后的乌克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族群问题及国际关系问题一直互为因果,反馈震荡。因经济危机导致的人民不满引起了政治动荡,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又使国内的东西族群对立加剧,继而引发国际上西欧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影响的较量,而这些矛盾又进而影响到经济治理,使乌克兰经济衰退延长、复苏乏力、改革受阻、积弊日深,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乌克兰的事态虽然复杂,总体上看人们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乌克兰民族的自立之梦已经千百年,乌克兰立国也已经历了十三个春秋。乌克兰的独立之路尽管依然坎坷,但是毕竟走过来了。她的转轨危机尽管在整个中东欧独联体世界是最严重之一,但也已经过去,其经济已经连续数年增长。有本于此,笔者想以一句唐诗来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祝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金雁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但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而且她与秦晖老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在新书《雁过留声》中,金雁老师回首青春岁月,再现一段历史中鲜活的人与事!令人唏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都伴随着金雁老师的笔触一点一点地呈现。正如有些读者所言:“本来是奔着秦晖老爹的黑料去的,读罢却被糊了一口的狗粮。”
3月1日 上午 7:00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俄乌冲突的由来

克拉夫丘克的胜利就不是如此一边倒了,他在全部7位候选人中得到了近62%的选票。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是位曾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得到了23%的选票,占第二位,选票多数来自他的故乡乌克兰西部地区。
2月28日 上午 9:00

历史的轮回: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

历史的轮回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文:沥泉
2月27日 上午 9:00

远离莫斯科:切尔诺贝利惨剧唤醒了乌克兰

编者案:本文节选自《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沙希利·浦洛基著,万有引力
2月27日 上午 9:00

战争来临时,每个人都可能是牺牲品

乌克兰马里乌波尔机场附近军事设施被轰炸后升起的浓烟。图片来源:Reuters普京的军队,正在一步步逼近乌克兰的首都。但是,在普遍的惊恐与逃离、迷惑与无奈当中,也有些乌克兰人,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
2月26日 上午 9:00

乌克兰:一个国家的诞生

按:本文选自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曾毅
2月26日 上午 9:00

历史的教训:越“进步”,越要警惕灾难

通常我们的教科书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色调比较阳光,谈乐观的东西比较多。但如果我们正视这段历史,也会看到阴暗的方面,譬如让人震惊的伤亡数字。如果考虑人口的比例,这些伤亡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严重。
2月25日 上午 9:00

丘吉尔谈绥靖政策:隔岸观火最终引火烧身

1936年希特勒强占莱茵兰,1938年希特勒又兼并了奥地利,期间整整间隔了两年,这比我预想的要长。一切基本如我所料,只是这两次灾难间隔的时间略长一些罢了。德国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加紧修建他们称之为“西墙”的莱茵兰防线。一道巨大的永久性或者半永久性防线日渐成型。陆军方面,德国已经开始实行完备的义务兵役制,他们的主力军团大多由充满热情的志愿兵组成。德国陆军人数每个月都有所增加,而且组织方面也越来越成熟,士兵素质也日益提高。空军方面,德国不但继续保持优势,而且逐渐与英国拉开了差距,并大大超越了英国。工业方面,德国的兵工厂也在高负荷运转,德国的工业体系完全变成了军工业,每个人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机轮运转永不停歇,铁锤敲打昼夜不息。1936年秋天,希特勒在德国开始实行一个四年经济计划,对经济进行了重组,以便在战时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外交方面,他建立起了“强大的联盟”,这是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到的一种外交政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达成共识,形成了罗马一柏林轴心。
2月24日 上午 9:00

大师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万里曾家山入梦

生于1891年的现代思想家胡适、生于1891年的中国电影先驱张石川、生于1890年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生于1898年的革命家周恩来、生于1899年的“东方诗哲”方东美……
2月23日 上午 9:00

雷颐: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

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文:雷颐
2月22日 上午 9:00

“叫魂”:乾隆盛世下的群体疯狂​

“叫魂”:乾隆盛世下的群体疯狂文:刘擎
2月20日 上午 9:00

中国古代两千年臣民心态史

在各种古代王朝题材的电视剧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伴君如伴虎“,大臣们战战兢兢,时刻注意着自己脑袋的安全,唯恐言行稍有大意之处,便遭杀身之祸。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身陷权力游戏的臣民,必须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历来皇上和大臣的关系,也并不能用简单的上下级来形容。纵观历史,从辅佐刘邦夺取天下的韩信和萧何,到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再到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的魏征,在电视剧和教科书中的他们仅仅是片面的形象展示,而现实却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状。“一旦邀君宠,无草亦做花。不久君意转,字字皆可杀。”看清这点,方能理解古代皇权至上的年代,何以会说“伴君如伴虎”。所以,古代历史从来不只有文人生活风雅、美好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残酷超乎想象。那么,古代君王多疑、多变,真的只是皇帝一人的性格行为决定的吗?其实不然。古代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教授谢天佑在他的著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指出,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这是“专制”的产物,是君臣“关系”的产物,是他们“合谋”自设困局。《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谢天佑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在这本聚焦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研究著作中,谢天佑教授以君臣关系、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从专制主义的产生、权力结构的确定到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将扑朔迷离的官场沉浮、血雨腥风的名利争斗,淋漓尽致地显露在世人眼前。01透析中国两千年的官场看尽古代朝堂上的君臣博弈任何人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总是要对“玩弄权术”习以为常。然而在专制主义高压下,古代臣子注定扮演了悲剧角色。急流勇退、适可而止是名利场上一条血的教训。明初勋臣大都难逃“走狗烹”的劫数,可是功成身退、告老还乡的汤和却能独善其身。在位当政时,更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要有韬光养晦、讳莫如深的能耐,然后才会有所作为。功名利禄,人之所欲。为此,必须攀龙附凤,选准主子甘当奴才。然而,稍有不慎,犯龙颜,触“逆鳞”,必遭厄运。韩信与萧何。一个恃功自负、天真义气被猜忌后我行我素,最终导致祸及自身;一个懂得如何求田问舍,力释猜疑、委曲求全以宽君心,落得个好下场。两人的不同结局,恰恰也印证了“在专制主义制度下,怀疑臣子是君主的特权,而臣子只有被怀疑的权利,只有遭疑不怨、以诚释怨的权利”。电视剧《楚汉传奇》中的韩信在专制主义的夹缝中,臣民要知晓自己的“本分”,懂得最大限度地发挥才智。中唐名臣李泌全心全意为唐王朝卖命,又与李家几代皇帝有很深的个人感情,却几次引退、避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苦心支撑。直到晚年,方敢死谏,这种无奈和苦衷正如他自己所表白,“臣老矣,余年不足惜”,“不敢不尽言”。在专制主义这部庞大的机器里,每个臣僚、每个人都是上面一个固定的零件,机器操纵者是皇帝。许多官员官场失意、理想幻灭后,或潜遁山林,或蹈人虚无。
2月19日 上午 9:00

对欧洲历史的四大误解

对欧洲历史的四大误解文:千字君
2月18日 上午 9:00

通知!受疫情影响,俄乌大战改为线上……

一方面,国际政治也被戏称为“国师学”,任谁都能谈上几句,酒桌上、茶馆里,个个都恨不得高卧隆中,放言高论,什么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说的有鼻子有眼。
2月17日 上午 9:00

邵建:少年胡适之

现在看来,胡适当年的乡邻们的确是先知,他们或许无意中从这个文弱的少年身上看到了某种迹象,他们的称呼也给这个少年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多年后,小小的“糜先生”未负村望,到底成了一个领其时代风骚的大先生。
2月16日 上午 9:00

徐贲:国人对启蒙的四大误解

国人对启蒙的四大误解文|徐贲曾有学者评论中国的启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回头来看,无论五四运动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学者谈启蒙,要么隔靴搔痒,要么瞎子摸象中国一些学者对启蒙侃侃而谈,但对西方古典只略知皮毛,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或者瞎子摸象。例如,一谈启蒙就是谈“五四”,好像这是启蒙的源头。但五四的启蒙观念——自由、理性、宽容、人道主义,不都是从18世纪启蒙来的吗?要了解18世纪的启蒙,就少不了要了解它的思想来源。这样的知识基础在中国的启蒙研究里几乎完全是缺位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学体制过分精致的学科分工,体制中人被定格在一个个小小的专业框子里,成为“小格子”专家——他们多数人既无“家学”又无“幼学”,学一个狭小的专业已经勉为其难。成年后学的那点外语,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快速浏览外文资料——但他们经常心气很高,对中外古今的文化大胆断言,下结论时空而无物,与相关的西方学术一比,就能见出其捉襟见肘、相形见绌。这种补救需要从中学开始——其一就是要努力提高外语水平,学一门有用的、性价比特高的外语是不断深造的条件。古代的教育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古罗马,这样的外语曾经是希腊语,希腊语是当时实质上的“世界语”。随着世界中心的转移,法语、英语陆续成了性价比最高的外语。这种外语的知识含金量最高——我们不应该让短视、浅薄、廉价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冲昏头脑,白白放弃一个宝贵的知识资源。让国人明白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观念上的启蒙。▲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深远▌启蒙的无效,不是信息洪流太大,而是阻碍启蒙的力量太强现在流行一个荒唐的逻辑:启蒙失败了,所以要告别启蒙;民主失败了,所以要告别民主;共和失败了,所以要告别共和;法治失败了,所以要告别法治;革命失败了,所以要告别革命。这样,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实际上,过去三十年的启蒙,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成效。比如,对新知识、新信息的渴望和好奇:现在还有谁相信一本语录或四卷雄文就能解决世上的所有问题?现在还有谁只是从某个报纸的社论去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还有谁在心里真的相信“偷听敌台”是一种犯罪?外文翻译的图书,谁还在把它们当做“西方资产阶级毒草”?谁还认为以阶级斗争名义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是一件正义的事情?有人把启蒙的失败归咎于网络,他们认为,网络时代下,信息泛滥、娱乐至死;缺乏深度和系统知识、思想、理论,让人变得浅薄和脑残。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里驳斥了这种看法——信息过多永远胜过信息不足,信息多是个如何管理和甄别的问题,但不会像信息不足或遭受限制那样导致愚昧。即使我们把信息过多视为一种危机,危机也能酝酿出了有用的东西,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各种处理信息积累的新方法:公共图书馆计划、列出所有付梓图书的通用书目、更大更广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了解古人如何应对当时的信息洪流,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应对因数码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喷发,进而对信息加以积极利用,不断开拓新的运用领域。
2月14日 上午 9:00

邓晓芒: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道德的底线作者:邓晓芒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一、解题笔者这里讲的中国道德,是指中国传统道德。今天的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中国道德至今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信奉所遵守的还是传统道德,如果他有道德的话。其次,所谓中国道德的底线,是指中国人在什么情况下还认为自己是具有起码的道德的,而在什么情况下就认为自己不道德了,这个线划在哪里。所谓底线,就是做坏事的底线。同样是做坏事,有的人自认为是极其不道德的,只是由于利欲熏心、羡慕嫉妒恨或者其他非道德的原因而做了这件事,这就叫做突破了道德底线;但有的人仍然认为自己这样做虽然不太好,但还是合乎某种道德的,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而不得不做(
2月14日 上午 9:00

新中国的第一个转捩点,此后国运大变样

一直以来,关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人们较多关注重大事件与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前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如“后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然而,这些故事尽管重要,但却并非中国之命运的决定性时刻。那什么是决定性时刻?答案——做出道路选择的时刻。1956-1957,就是这样的时刻,是新中国遭遇的第一个关乎国运的转捩点,在此之后,只是加速。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一切似乎都那样和谐,如费孝通所言,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春光撒满中国大地……然而,“早春”之后,是更严酷的命运,是严冬……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
2月13日 上午 9:00

杨奎松:国民党搞游击战为何不行?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初对游击战显然不够重视。在开始为各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中,除了特别提到八路军应派便衣队前往敌占区去袭击敌后方以外,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过于迅速,也还是有一些打国民党旗号的武装留在了敌后。如河北省保安队即留在了冀南,前东北军万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所部则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区,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晋西的交界处。山西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将近30个师实际上都转入到山区活动,从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还专门划出了七个游击区。山东则有以孙桐萱为司令的第三军团留在鲁西南,有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留在鲁南,有山东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等组织的抗日武装留在了鲁西北,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游击队留在了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地区,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留在了鲁中地区。另外,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第八十九军、陈泰运率领的税警团,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指挥的苏皖游击队等,也都留在了江苏敌后。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置敌后的兵力总共约有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中共这时在敌后的武装数量。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随后,第五十三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三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一力量于敌后方”的策略,为此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了大批部队深人敌后来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到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等4个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佯攻配合。1940年春开始发动枣宜战役时,第五战区亦明令各游击部队参加作战,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将各游击部队与正面作战的部队一并调遣指挥。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二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在山东的失败,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于敌后作战的客观情势,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导致所受压力巨大,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军长兼鲁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旅长兼鲁南游击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国民党的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饷以自肥的,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自身纪律松弛、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锢疾。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不免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效果。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之际,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重要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山西的老乡是这样说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八路军,村长也爱八路军,小孩子们看到八路来了,抢得去遛马。今天老百姓看到军队来了,问“什么军队?”“八路军”。大家都抢着去听差。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为争夺山西新军的控制权与晋军大打出手,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国内国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但遗憾的是,杨奎松的许多书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这次集齐十分不易,其中《读史求实》等书更属于售罄即绝版。为了给书友更好的阅读、收藏体验,此次先知书店还请目前人在海外的杨奎松老师亲笔签名了一批书签,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文摘选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一文,该文收于方德万等编《为中国而战》(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一书,注释从略。▍延伸阅读重建历史的公信力,需要杨奎松、沈志华这样的史学家杨奎松:研究历史,贵在求真杨奎松:历史,值得所有人细悟杨奎松: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杨奎松: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只是逼蒋抗日杨奎松:“你一国,我一国”沈志华:历史的转折——冷战的最后一根稻草上帝爱谁我不知道,但一定恨沈志华
2月12日 上午 9:00

民国的政治逻辑:历史难以超越时代的逻辑

邓野是位奇人,他属于邓家,但却甘于冷板凳做学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父辈是历史的胜利者,他却能跳出来,通过他超越意识形态,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真相。北伐军◎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2月12日 上午 9:00

任何社会问题背后,都有信任危机贯穿始终

不久前,徐洲官媒发布了对“丰县一事”的第4次通告。这一次,官方终于将非法拘禁“杨某侠”的董某人及涉嫌拐卖“杨某侠”的桑某夫妇刑事拘留。新闻一出,可以说大快人心,案件看上去终于“沉冤得雪”了。然而,除了松了口气,这次通告并未让我们彻底释然:比如,一些朋友坚持认为,正义来的太晚了: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天,地方政府就是坚持不作为,非要“逼上梁山才肯揭竿起义”;另一些朋友更悲观,认为这不仅暴露了法治建设的滞后,还揭露了更深刻的道德困境:全网讨伐了这么多天才勉强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这样的“国民性事件”?就算这个最倒霉的恶人被绳之以法了,无数依然认为拐卖是桩生意的“其他恶人”又怎么办?事实上,大家的分析和担忧都十分有道理,不过,这件事还不仅仅只是法治滞后,亦或道德伦理问题,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关键,更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信任。实际上,任何社会问题背后,都有信任危机贯穿始终。◎现实生活中,法律不仅在保障信任,更容易成为信任的代替品。法律设置的前提,一开始只是防范人们犯罪。然而,当人们依赖法律时,便很难不下意识忽视信任的重要性。尤其当人们发现“拐卖人口”这一行为会迅速牟利时,犯罪的诱惑大大增加了,法律的警醒作用却大大减弱了。丰县这一事件也恰恰证明了,当信任“荡然无存”,仅仅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有多艰辛,多漫长......◎常有人说伦理道德是信任的内核,然而,信任其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而某些“伦理道德”却未必是文明的。在“丰县一案”中,村民就享有一套带有地区特色的“道德”,这种道德让他们将被拐卖的妇女视为一种私人财产甚至生育用具,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便不仅仅只是道德的问题,而成了如何通过“信任”刷新道德,甚至重塑“道德”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我们早已存在着“不会轻信”的困境,那么,今天我们还面临着更严重的信任危机:“信任自己不信任的”。好比说,当人们发现徐州前3次通告自相矛盾时,人们已经选择了不信任。那么,人们又如何相信这第4次通告就一定是真的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最接近人们心中的“正确答案”吗?“丰县事件”虽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们的心情依然沉重,因为这不是一起生活中鲜少发生的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悲剧。正如张维迎老师所说,人类社会的灾难,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造成的。因而,尽管这个结果最终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却依然无法让人释怀。因此,当丰县一案即将“降温”甚至落幕时,我们要深思的,不仅仅是现象背后单方面的道德、法治顽疾,而是法治、信任、道德共同交织的现实困境。空洞的道德说教没有意义,重建信任的前提,是先从“信任怪圈”切入,真正理解道德、信任与法律各自的本质及相互关系,并用这些洞察,解读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信任危机”。为此,我们诚荐思想者、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信息、信任与法律》,本书不仅厘清了信任的三端——道德、声誉、法律之间的关系,更切合中国实际,从道德培育、自发社会规范等方面,对“如何重建社会信任”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堪称一本“中国人写给中国人”“量身定做”的好书,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失去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大成本名家书评:姚洋评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周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徐贲:人们不会轻信小谎言,却对某些大谎言坚信不疑徐贲:为什么“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谣言”和“谎言”的区别最大的灾难不是无知,而是权力的傲慢与谎言谢作诗:从皇帝杀功臣,说说如何让人信任你
2月12日 上午 9:00

邵燕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新文化运动到1945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从50年代到改开之前,是知识分子的极端时代;——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今天看来,无疑是知识分子又一个黄金时代。相似的历史总会存在相似的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早已不约而同的进行过反思,正如历经“岁月沧桑”的钱理群所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这么多事情,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不把它认真总结,这辈子就白活了。”书写黄金年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容易的,相反,书写极端年代的知识分子要困难得多:既要把握命运曲折的个体,又要反思苦难的年代,更要有时代洞察,看穿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复杂人性,否则,我们难免还要遭受历史的“二茬罪”。——因此,优秀的作品屈指可数,邵燕祥先生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他曾崇拜偶像,歌颂偶像,最终却被偶像一脚踢开。1958年3月,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在1958年的运动中,突然从“我们”中的一员被判出局,他称自己“死”在这一年。之后,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靠着自己的著作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用生命完成了他一生分量最重一部的回忆录:◎
2月11日 上午 9:00

叶笃庄回忆录:一个家族的晚清、民国与共和国

1951年叶笃庄和夫人孙竦带着两个女儿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年轻时孙竦美丽、高傲、泼辣,历次运动后,到1960年代,“完全把自己缩起来了”。(周锡瑞叶娃供图/图)“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叶笃庄对这个国家表达心迹。1976年,在安徽怀远荆山湖渔场,62岁的叶笃庄已历十年监禁、八年“留场就业,继续改造”。女儿叶娃问他:国家成了这样,怎么爱法?叶笃庄的回答非常简单:你们没做过亡国奴。叶笃庄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出版。1993年,写到回忆录最后一部分《狱中记》,他在方格稿纸第一页的页眉处,用软笔写下竖排大字:“此稿不发表,专借孩子们阅读。”“孩子们”主要指两个“中文可以说,但不能读”的外孙女。他想告诉她们一个完整的中国。“他老觉得我太太那一代,看到很多中国不好的一面——反右、‘文革’,她们要跟父亲划清界限。”叶笃庄女婿、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2月10日 上午 9:00

罗素: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

案:罗素无法容忍自己成为狂热迷信之徒。他深知在复杂的历史处境中,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置身于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将敌手贬为愚昧、荒谬和黑暗的另一边。恰如罗素本人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谨以此文,纪念先知。罗素: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文:哲空空
2月10日 上午 9:00

再见了,某台!

这是一款喝完可以扔掉网上买过所有酱酒的酒!厂里师傅说到:酒厂刚成立时正值白酒行业的“寒冬”。国家限制三公消费,禁酒令同步出台,在这样的萧条行业大环境,有很多人劝说:“差不多就行了”。
2月9日 上午 7:00

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与现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

▲周策纵(1916–2007)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1942年,著名留美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他才华出众,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重庆市市政府担任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秘书),为蒋介石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这样回忆:“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他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写《五四运动史》。“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在大陆和台湾都曾被视为“禁书”。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殷海光: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袁伟时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2月9日 上午 7:00

王笛:对穷人来说,尊严就是奢侈品

“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而为。传教士G.
2月8日 上午 9:00

茅海建:清末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清末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文|茅海建▍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严修与蔡元培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与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严修与蔡元培,都是进士出身,都进入翰林院,都去了东洋或西洋,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并进行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开始办学。就清末时期而言,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从事于思想革命。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顺便地说一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一词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后来大多是反清的。▍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严修与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学问精深,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他于188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1903年8月,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允犹翕河义(典出于《诗·周颂·般》,指允水、犹水合流为黄河)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兰州新设官书局应排印何书议(《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旧例也。”)。第一题仍比较传统,叶昌炽此时在兰州,似乎也是颂“时周之命”。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经济系、政治系、金融系、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第三题是有所指的,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主要来源是西安。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兰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又如何比较,如何回答?叶作为一省学政,须在各府、州进行科、岁两试。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所出的生古题为:问地为球体行星之一,其体皆有尽界而浮于空中,所见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线,试言其理问巩昌石刻上溯汉魏,下迄宋元,年月书撰,或存或佚。各举所知以对哥舒瀚论所出的童古题为:问空气流动而为风,由于冷热涨缩,试言其理问巩昌陇右名区,人文所萃,前贤撰述,文献足徵。试以四部条例其目,并论其著书大意,略如提要之例姜维论其中第一、二题是“策”,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特别说明“两策任择一题,无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问古人以兵战,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试申言其意(《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从这样的课题出发,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与冯桂芬、江标、费念兹、张之洞有交往。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地平钱、风和“学战”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他不是新学的一派。他这么做,是其职务使然。他所出的题目,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我读了这一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昌炽日记,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即两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乡、会试皆试策论。叶不能不变。1906年,清朝又废学政,改设提学使,叶也就不再做官,返回乡里。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地理总校,民国后不再出仕。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有一点欣慰,但认为不会长久。叶昌炽日记中所描写的这一年,1903年,清朝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清朝通过了“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的教育体制。后一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朝在开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即“甲辰恩科”会试。考题大变。第一场史论(五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题):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第三场四书五经义(三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大学》)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中庸》)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易?系辞下》)从考题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与原来的科举会试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以今天的知识水准来判断,第一场史论,大约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据史实来回答,出题者另有其意在内;第二场西政与艺学,属政治家和各行专家讨论的问题,且也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第三场四书五经义,实际上也潜藏着对当时国政的新解。用这样的题目来选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经国济世之才?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两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这两百七十六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张之洞的内心世界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们是同乡。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奉天,今沈阳。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思想革命的主体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近代史中有太多太多的谜团与误解,有待揭开、澄清,如书友所言,读罢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重塑史观”。张鸣:茅海建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其实呢,这本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无非讲了几句大实话,而且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易中天: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罗志田:《天朝的崩溃》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一位书友的读后评价:该书至今已重印近20次,本书对我国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作者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真正的守成应该是真正的去开阔创新,而不是遵照前面的东西。为此,人文英华联合先知书店诚荐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与近代史,好书难得,值得珍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文为作者2015年11月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晚清的重新审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1月修改。▍延伸阅读茅海建:“纯情”的归宿张宏杰:曾国藩的观念之变刻意的残忍:一刀不够,还要“千刀万剐”吴国盛:对科学的三大误解秦制两千年:墨写的剧本替代不了血写的史实1900:中国近代史上最荒诞的一年张鸣:晚清政府的财政困惑谎言的催化剂重思“爪牙”:清帝国基层权力运行的国家代理人|白德瑞
2月7日 上午 9:00

徐贲:真正伟大的作品,必须刺透人性的丑陋,更要对弱者常怀悲悯

真正伟大的作品,必须刺透人性的丑陋,更要对弱者常怀悲悯作者|徐贲相信不少人都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影片的原著来自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1993年由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搬上银幕。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夫妇,在二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
2月7日 上午 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