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讲中国通史最好的两教授：上半叶是钱穆，下半叶是赵俪生

题图：赵俪生先生（1917-2007）

有人说，“二十世纪上半叶，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是兰州大学的赵俪生。”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篇点评25位文化名人的文章（赵俪生：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在作者笔下，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才华荡然无存；朱自清人望虽高，但“讲不出东西来”；闻一多则见解高明，一下就被他爱上了……人们称赞这篇文章藏否人物时真诚耿直，毫无媚态。而这篇文章正出自已故史学家赵俪生之笔。

赵俪生参加过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为新中国的史学奠定基础。但是，“他不需要什么头衔，更无须排什么座次，他一生只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赵絪（赵俪生女儿）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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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治学：

“一二·九”运动先锋，到史学拓荒者

赵俪生出生于山东，中学时读到德国塔尔海玛著《现代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从此印入了他的心坎。考入清华之后，赵俪生参加了“左联”和“民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全部五次游行，身材伟岸的他执掌清华大学门旗，走在抗议队伍最前列。

青年赵俪生

从中学开始，赵俪生就热衷翻译和文学，大学期间更是热心新文艺，还与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有过很多通信。但他逐渐觉得翻译是媒婆，没意思，而且对进了外语系很后悔。“我进了外语系，虽然每个课都上，但是我很看不上”。

从小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的他就选修和旁听了闻一多的课，跟着闻一多学做论文，感觉比翻译东西更有趣，分量也更重一些。文史的种子就在这里种下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2天，时年20岁，正读大三的赵俪生匆匆结束了苏联小说《孤独》一书的翻译，把译稿寄给茅盾后，便奔赴抗日前线。

他在太原国民师范报到，立即得到了一套军装、一根皮带、一副绑腿，从此开始在山西各地与日寇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利用自己的文字和学术专长，白天给干部讲新三民主义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晚上挤时间写报告文学和小说。

赵俪生的授课才华正是在“军事干部轮训班”课堂上得到了初步显现：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从不照本宣科，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山西，他结识了高昭一。“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别扭”，但赵俪生立刻感觉她比别的女孩深刻。高昭一早对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有了解，这让他印象颇深，再加上两人有共同的信念，不久便结婚了。婚后，赵俪生一次私下里对高昭一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 ’。”

山西沦陷，赵俪生夫妇跟着队伍来到了西安。在这里，赵俪生遇到一本英文版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买回来反复地读，其中对各党派分析、对小农性质阐发的精义，让他拍案叫绝，到晚年还不断提及。

也是在陕西当中学英语教员时，赵俪生借到一本《鲒埼亭集》，看到全祖望把浙江一域的清初明遗民活动勾勒得引人入胜，不禁心向往之，于是试验着把山陕学者的爱国活动勾勒下来，写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学考据论文《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正式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

文章发表后，胡适给他写信，表示鼓励。后来，在傅斯年的举荐下，河南大学的校长姚从吾读过这篇文章，赵俪生便来到了河南大学文史系当副教授，在这里开始他明清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转入史学研究后，赵俪生进入了左翼史学阵营。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他与高昭一搭班子一起研究农民战争史。到兰州大学，赵俪生又研究土地制度史，后来一位老专家告诉他，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经济研究史的人，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他的《中国土地制度史》。

他的学生秦晖这样评价赵俪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贡献：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和古史分期这“五朵金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

而赵俪生在农民战争史上毫无疑问是拓荒者，在土地制度史上至少也是很重要的专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则是“魏晋封建论”的重要论述者。

“因此，在1949年前后建立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中，赵俪生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晚年赵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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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坚守：

“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948年，开封攻城战后，赵俪生离开河南大学，来到成仿吾担任副校长的华北大学。

一天讨论教师报到的问题，有人说，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身体也很虚弱，由家人朋友代替就行了，成仿吾响亮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并高声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赵俪生当即用列宁对巴甫洛夫礼贤下士的例子，要成仿吾向列宁学习。没想到这句话让他三天后就被开除了。

新中国成立后，赵俪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谁知在这里，赵俪生又因为看不惯院长郭沫若训斥同事，发牢骚而“影响领导威信”，得罪了郭沫若，离开了编译局。

他这种直言不讳的脾气，让他屡屡与领导反目，离开了学术中心地带，先后去往东北师大、山东大学任教，后来在政治斗争的年代也吃尽了苦头。

1958年，赵俪生被调离山东大学，来到兰州大学教书，并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教课、发表文章的权利。

60年代，他被下放到山丹县的师大农场，为了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别人因此而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

冬天，赵俪生因浇冬水被冰块砍伤、化脓感染而倒卧在床，腿肿得像根大粗棒，还点着一盏小油灯看书。师大医院的院长严华视察农场时，在黑乎乎的窝棚最里面的角落里见到了这一幕，非常感动，当即向场部提出让赵俪生住院接受治疗。

1960年初，赵俪生以“右派”身份从山丹农场“劳改”回来，形同骷髅，气若游丝，在床上躺了数日，缓过劲来，把英文版《王尔德全集》翻来覆去地读，并动手翻译《道廉格雷的画像》，书译完，人也慢慢恢复了。

这期间，高昭一毅然辞职，用几百元的退职费供养家人，给赵俪生加餐。就这样，“妈妈的前程被我们吃掉了。”赵絪说。好在不久后，在兰州大学江隆基校长的过问下，赵俪生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教职。

好景不长，在随后的“文革”中，赵俪生成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没过几天，左邻右舍全部沦为“牛鬼蛇神”，上吊、跳楼、失踪的消息不断传来，家人生怕赵俪生想不开。

赵俪生却告诉家人：“翻翻那些历史上最严酷的年代，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要么统治阶层自我调整，要么天下大乱、官逼民反，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们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这么往下熬吧。”

赵絪认为，之所以饱受二十多年煎熬，家中却无一人绝望、无一人堕落，正是因为父亲不断用历史的眼光告诫家人：这个时代一定会终结。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文革”中期，赵俪生被下放至永登干校，下工后，他在小油灯下自读自乐，引起工农兵学员的好奇和敬重。越来越多的学员涌向他的铺位，向他求学请教。赵俪生每有问者，一定悉心指教，引来他人不满，批他“毒害工农兵学员，抢夺革命接班人”。为此，赵俪生吃了不少苦，但即使是这样，依然时时刻刻不忘读书。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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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与育人：

“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

兰大校长江隆基多次提出：“兰大文科在全国有影响，数得着的就赵俪生一个”，1961年，在他的过问下，赵俪生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承担起首届招生进校学员的基础课——《中国通史》。赵俪生喜出望外。

由于住的远，每天上课一来一回就要走六十里路，但他乐此不疲。10多年后赵俪生回忆道：

“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开课的，只配在资料室里打打杂，有时候做清洁卫生工作。可是忽然通知我开中国通史，这真是一步登天了。没有沦落过的人，是不会懂得这种滋味的。我一贯有一种报恩的思想，于是一鼓气教了五个学期，从中国猿人讲到鸦片战争。”

江隆基不仅让赵俪生开课，还指定党委行政人员一律旁听。赵俪生讲得酣畅淋漓，让那些本来当作任务来听的党政人员，也舍不得轻易放弃他的课。大通史课历练了赵俪生，也为他赢得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是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的盛誉。

赵俪生在讲台上

1978年上半年，班上同学向系里要求请赵俪生给他们上课，管事的老师说，他们批判过赵，不好出面，你们自己去请吧。于是学生们来到住在狭窄平房的赵家，赵俪生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11年后重新登上大学讲台，赵俪生招收了7名专门史研究生，研究方向分别是中国土地制度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九斤黄”是当时鸡的优良品种，赵先生以爱犊之心把他的学生称作“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

秦晖就是这“七只九斤黄”中的一位，考研前，他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不过，在农村当了九年多的知青，对土地制度有些直感，对相关讨论也有了解，因此就给赵俪生致信请教，并寄去一些自己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的习作。

“寄出这些当然意在投石问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热情和嘉许还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仅对我这个素不相识又毫无资历的自学者大加奖掖，鼓励我认真备考，还给我寄来一包参考书。”

秦晖回忆，他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却因为先天性青光眼，录取的阻力颇大。但赵俪生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赵俪生与弟子们

后来，秦晖在史学界名气越来越大，有人和赵俪生开玩笑：秦晖的名气比你大。“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嘛！”赵俪生说。

赵俪生的板书、口才、古文献、外语、理论，都让刚刚经历文革的学生们惊叹不已。很多学生听完课之后，把赵俪生称为“五绝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在兰州大学读书时，是赵俪生的女粉丝：“那时候无论是不是中国史的学生，都争相去听赵先生的课，教室里人满为患，必须提前占座位才行。”

上课时，金雁在底下记笔记，时常看到赵先生背后的衣服慢慢渗出点点滴滴的汗来，到下课时全湿透了。赵俪生的女儿赵絪也回忆到这一场景：特别是在晚年，赵俪生去上课，一进家门浑身湿透，立马衣服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

“无论是对待本科生教学，还是指导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都是满腔热情，全力以赴。60年来，先生培养的人才，无论从数量和水平上看，在众多名教授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不仅如此，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冕堂还观察到，“一般史学家培养的人才仅限于史学工作者，而先生培养的学生则遍布文学、史学、哲学各界，而且其中不少人各有着大小不等的建树。”

赵俪生临终前，兰州大学教授汪受宽曾去探视，那时交谈不到十分钟，赵俪生就会因为缺氧而昏迷过去。可即使在这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在被禁锢和批斗十年后乍暖还寒的政治空气中请他返回讲堂的学生。汪受宽感受到他视课堂讲授为生命的职业精神：

“人们习惯于称赵俪生为著名历史学家，但是，他的终生职业是大学教授，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传说；一个背影；也是一段历史，一曲悲歌。

他是赵俪生，不仅是上世纪中国早期革命运动的“老革命”，更是一位具有独特人格和跌宕人生的传奇学者，培养出著名学者秦晖等弟子。秦晖夫人，同为著名学者的金雁女士，也是赵先生的学生兼“女粉丝”。

先生实为学贯中西、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家。早在清华时便颇得郑振铎，茅盾等人赞誉。但他大学并未毕业，一是体育不及格，二是军训不及格，三是参加了革命……

“一二•九”运动，先生作为北平学联骨干，执掌清华门旗，游行、请愿……卢沟桥事变后，先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期间还到延安一行。

但先生始终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坚持做革命队伍里的自由主义者，一再不肯加入“组织”。

当他因种种不可叙述原因离开延安后，又经胡适、傅斯年引荐进入史学界，与妻子高昭一联袂，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者。

先生性情中人，没有半点处事圆滑。他这样评价妻子高昭一：人长得不漂亮，更说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别扭……这恐怕是对自己妻子最“耿直”的描述了，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直男癌”，可是却是历史学者的本分：不夸大、不讳饰、不隐瞒。

先生的人生经历，是一代人的典型。先生的秉性风骨，就让许多话只有他说出来了，而大多已带进坟墓。为此，力荐一部先生与其夫人生前合著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本书最大特色就是真，一些民国时、建国后的神话，在二老回忆下，可以不攻自破。

先生不讳言，不矫饰。虽然有时候坦率得令人难堪，却爆了很多猛料，读起来过瘾：建国后在中科院硬杠院长郭沫若，连写三辞呈；清华园名师众生相，不再是以往“高大上”，成了知识分子的官场现形记，可以编进新中国版《儒林外史》……

而二老快人快语，屡有发人深省语句，值得玩味再三。很多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恩怨，一些迂直的话，更能作为时代见证。因此，夫妇俩的回忆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收藏书。

秦晖：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但作为学者，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

钱理群：读赵、高回忆录，立刻联想起这几年连续去世的老人，他们大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一代人，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史上，学贯中西古今，有文人趣味的一代人都远行了。

先知书店深知本书意义，诚挚推荐这部得到秦晖、金雁、李零三位先生的大力支持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感兴趣读者还可在规格选购二老女儿赵絪追忆父母与老一辈学人的文集《孤灯下的记忆》，可作为二老生前回忆录内容补充。完整收录一代人身经劫难的人生实录，一份珍贵的时代标本。

来源 | 本文转载自：界面新闻。作者： 潘文捷。内容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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