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命运,常常也预示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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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点看来,知识和权力是两回事,知识是纯粹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于权力的。
但是,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权力的目标是用惩罚控制身体,也用规训控制知识。知识本身蕴含着权力,也在重构着人的主体,抗议和反抗权力的蔓延。
索尔仁尼琴甚至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好像拥有了另一个政府。”
由此,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们,也就自然地站在了抵抗权力的最前沿。这也给他们带来了飘忽不定的命运。
对于我们来说,尤其要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脉络的传承者,不理解他们,也就无法找回这个民族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勇于改变、最有世界意识、最能开风气之先的群体,对他们所看到、所呼喊的东西的视而不见,会让整个社会变成瞎子、聋子。
1958年,风云突变,邵先生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下放劳动,他自称“死在1958”。讽刺的是,两年后,借特赦战犯之机,他被允许回到北京,在原单位北京电台工作。
本书记述的便是1960-1965年,大革命爆发前,作者短暂的宁静生活。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自身生活的回忆,也可以看到大时代的变化,如“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文艺界。1961年,邵先生初为人父,发自内心深处的巨大喜悦涌到心头。他抱着孩子,天生的父爱战胜了宏大的革命理想。高尔基等作家的伟岸形象和革命的崇高信念,就此在心中一点点崩塌......
聂绀弩曾说:“哀莫大于心不死”。邵先生心死了二十多年,然而,1979后,他还是对这个国家抱有一丝希望,不过,年近耄耋,呈现更多的,是反思的力量。
本书是邵先生的经典之作,自2014年出版,已绝版多年。如今再次出版,非常值得珍藏。
在《燃灯者》一书中,本文作者——“半文盲的小青工”的赵越胜,在那个极端年代,偶遇了中国伦理学泰斗周辅成先生,被他启蒙、唤醒,并点亮了一生。
身处时代转型的激流的他,如饥似渴地从周辅成先生介绍的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康德等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中,汲取无穷的智慧,走出蒙昧。这段被点亮的经历,被赵越胜写成了一部感人至深的书——《燃灯者》。
赵越胜笔下的周辅成先生,不仅是中国伦理学泰斗,而且是一位布衣中的贵族、凡人里的大师。周先生的智慧、寂寞、笃定,连同他与时代肝胆相照之时的呐喊,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
这代知识人高迈的风骨、超拔的心性,已为现世所遗忘、权贵所鄙薄,却在问道、求善者心中长存。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为众人燃灯者,不应让其沉寂于暗夜。我们如何致敬燃灯者,其实也就决定了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读本书,读六七十年代疯狂岁月下坚韧的人性,以及守望普适价值的哲人思考。
由于“史料不易还原”等原因,市面上一直欠缺一部真正全方位、多角度还原“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
本书最大的特点即为真实。书中收集了大量知青们不愿讲的一手访谈;市面鲜见的一些海外学者的抽样调查;散落各地、甚至尘封的大陆文档,还专门研究了中国台湾杂志中所有相关文章,最终获得一种纵观视角。
书中,不仅囊括了不同目标人群对该运动的评价,更从经济、人口、政治、意识形态等维度厘清了这场运动的动机、手法,以及运动前后的种种印记,堪称史料最充分、论述最广泛、分析最深入的权威之作。
曾有读者说,本书虽然足够权威,却绝非为运动盖棺定论,如非要找出作者记下了什么不容置疑的东西,那就是一代付出了最大热情的国人,被失落了的记忆。
如何看待历史,关系着当下的选择。尤其在“知青精神”一再被提及、被宣扬的今天,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无疑需要更全面地找回这段记忆、更透彻地理解其全貌.....因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先知书店也曾一度断货,收藏要趁早。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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