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是忘了历史
就没有希望
“我曾经问过我们老师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那么这比原来的全封建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我们老师在那左一句右一句就说不清楚。我说那你说是全封建的封建专制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好，他也说不清楚。”这是历史学家马勇老师在接受一个自媒体采访时说的小故事。很多人面对中国近代史时，都会和这个老师一样，掉进“半半社会”的糊涂账里。如果有学生像马勇老师一样多问一句，想必会换来老师的白眼：“就你那么多问题，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考试就得这么答。”绝大多数的国人，最初接触的中国近代史，都遵循着“半半社会”的逻辑，甚至终其一生都没能跳出去。但显然“半半社会”的视角过于单一，根本涵盖不了复杂的中国近代变迁。若仅限于如此理解历史，就会把增长智慧的知识，学成了禁锢思维的教条。马勇老师生于50年代，长期受困于单一革命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把持。因此，他在研究晚清史时，一直着力在革命逻辑之外，寻找新的叙事角度。马勇老师说，他在写严复的时候，会把严复的照片贴在书桌上，写到得意的时候，就抬起头来和对面的严复对视一下——“怎么样？我这一句写得可以吧？” 然后又继续埋头笔耕。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死人对话。毕竟，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回到过去，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而跟随死去的古人，能够更清晰地回到那些今人难以到达的过去。马勇老师最初进入晚清的研究，是从晚清遗民的角度，就是清朝遗老遗少的看法。在1991年他写过几篇关于严复对近代中国问题思考的文章。他从严复的观察开始进入晚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对晚清的看法。甲午战争之后，为什么能够从1897年的科举制改革，最终走上1905年被废除这么一个结局？从严复的视角来看，晚清政治转型当中的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在这个应有之义当中，无论朝野各界，都有自己的一个寻找正当性的判断。严复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后，在学术和政治的关联上做了深度介入。马勇老师的很多价值观就是从严复这里引发出来的。马勇老师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几篇写慈禧太后的文章，被读者写信来骂他给慈禧翻案。对此，马勇老师解释道：“实际上我当时写慈禧太后的时候，我主要的思考，就是多年前辜鸿铭的判断”。
一直以来，在近代史叙事中，慈禧太后都是非常负面的形象，但从辜鸿铭的资料里，马勇老师感觉到的完全不一样。当然这并不代表辜鸿铭的判断都是对的，但是至少通过辜鸿铭，今天的史家对历史的认知能有“一个新的参考，一个新的思考视野，在这个视野里面，能够比较宽容地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领导人在国家变化和转型时期，他们思考国家前途，究竟如何选择。”除了与具体的人物对话，马勇老师还提倡与过去的史书对话。
梁启超曾说：中国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对中国旧史否定了个彻底。今天研究清朝历史，《清实录》也因此常被人忽略。但马勇老师认为，《清实录》的史观其实很值得参考。他说：“我们新编清史，可能要回到王朝本位。要以一种王朝的立场、王朝的意识来看待清朝的历史，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打架。”因此，在进入晚清研究时，马勇老师能从《清实录》里找到一种“价值观的平衡”。从清朝人本身的看法进入：大概清朝的遗民到民国时期，他们的价值观变得比较反动。但是回到晚清的场景下，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中立。因为他们既不是清末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关联者，又不是纯粹站在革命党一边，从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去思考。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会有这么一种警觉和自觉，就是历史是胜利者建构的。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讲，马勇老师对胜利者的话语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不管这个胜利者书写历史是真的还是假的。马勇老师曾经读过很多回忆录，给他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因此，他在讨论晚清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先死者的委屈，和他们没有办法表达的心声。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考虑到后死者对故事的描述，有没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无意添加一些东西。
戊戌六君子在1898年9月份政变当中都遇难了，六君子是怎么想的，康有为、梁启超描述的是不是就是六君子所想的呢？马勇老师在多年的阅读当中，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康梁作为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如果从六君子自身的层面进入，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比如两宫之间的冲突，以及慈禧和光绪的死亡，马勇老师在看资料的时候感觉到，在后来的研究中，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实本身。因为逝者没法再说话，没法再表达，没法做出任何辨解。李鸿章、袁世凯都有这个问题。马勇老师最近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袁世凯三年开缺之后生活场景的研究，他发现我们过去关于袁世凯在晚期开缺之后的描述严重失实，主要原因是后死者的话语权造成的，甚至包括袁世凯周围的人。为了对抗后死者的话语霸权，让前死之人“开口说话”就很重要。因此，马勇老师很重视口述史的研究，“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鉴别历史的真假”。人心自有曲折，马勇老师并不避讳这一点，他说：历史也有许多污浊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堪的地方，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还是要放到一个具体的当时的历史场景当中，尽量地让历史去逼近真实。历史学者朱维铮曾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个窗户的房间，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因此，在看待中国历史时，从外向内的视角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把中国近代的变革放在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马勇老师从古代中国史如何融合印度文明切入，来讨论全球史中的中国坐标。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接纳，让印度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大致用了800年的时间。佛教文明进入中国，从东汉初年的冲突，南北朝时期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国，但是它真正融入到中国知识阶层、朝野各界或是家庭，大概是在北宋时期。讨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西方因素的进入。如同佛教文化的进入一样，中国一开始不适应，以乾嘉汉学为例，它对西学是一个拒斥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乾嘉汉学内部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纳，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然而到了18世纪，中国却没有有效地和西方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导致后来的问题复杂化。从洋务运动一直到甲午战争，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整体性的变革，它给后来留下了无穷多的问题。严复当年就说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中国在那时经过两次鸦片的战争打击终于开始学习西方，但是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从骨子里并不认同中国文明整体性落后于西方。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只是在中国还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缺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更缺少科学技术，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失败之后依然信心满满，相信“中体西用”，相信缺什么补什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结果，付出了甲午战争的惨痛代价。那么，为什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选择学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性地学习？中国问题主题究竟是什么？马勇老师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中国能不能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种认知，是建立在全球史框架下才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它不仅能够帮我们重新梳理“与其他文明共存于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与未来从容地应对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先知书店诚意推荐马勇老师力作“晚清四书”。这套书以一种超越功利的“第三者”姿态，重新回到晚清的真实。推荐理由有三：▌专业水准。马勇老师以一己之视角贯穿晚清之变局，以今人的热忱唤醒沉睡的历史。他的著作也是我们阅读这段历史的首选书籍之一。▌视角独特。如果说“剑桥晚清史”帮我们建立了史识，那《晚清四书》就是把国内视角和全球视野结合起来，用晚清各种政治人物的权谋、挣扎、任事的艰难，帮我们建立从近代到现代过渡的历史认知框架。▌签名书增值服务。马勇老师的亲笔签名，让阅读本书多了一份温情与敬意，也让本书兼具收藏价值。签名仅有200套。
（注：本文汇编自马勇老师在《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原标题《关于我的晚晴史研究》，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