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日下午，北京王府井，嘉德拍卖行。
一场拍卖正在进行，拍品是42件手稿。
在几番叫价之后，这些手稿被全部拍走，共拍出人民币1286.85万元。
此时，距离这些手稿的作者离开人世，已经有52年零7个月了。
如今上好的白纸不过三千元左右一吨，1286.85万元大概能买四千多吨纸来。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幼年时，他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也就是鲁迅幼年读过的”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他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1906年，周作人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今人知道周作人，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他的哥哥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但若论学问，周作人则远在周树人之上。而文章，就连树人也说，作人的散文在中国第一。鲁迅这么说也许是出于谦逊，但现代学术大师张中行先生曾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文章两人风格各异，也许难分伯仲，但在翻译方面，因为翻译被梁实秋挑错而骂梁是走狗的鲁迅，则远远不是其弟作人的对手了。从1905年发表译著《玉虫缘》开始，至1945年止，周作人一共出版了各类著作28种，译著14种，与鲁迅合译著作5种，还有编订古籍1种。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周作人余下的二十多年里就很少再有著作出版了，因为他成了汉奸。被鲁迅骂得灰头土脸的梁实秋，与作人的关系一向是很好。梁先生晚年时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名为《忆周作人先生》，文章中说：周先生晚节不终，宦事敌伪，以至于身系缧绁，名声扫地，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远因近因可察。梁实秋所说的远因与近因，其实多与作人的妻子有关，也与作人对日本的态度有关。
与胡兰成一样，周作人也是从骨子里亲日的，他甚至对梁说过他的“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他不仅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还写了一篇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的文章，说那里是读书的好地方。他在回忆日本留学经历时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1945年12月6日，军警包围了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面对枪口，周作人站起来轻声道：“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1946年，周作人被解至南京受审，在法庭，周作人答辩称自己是为“照料北大”才去当伪职的，他说“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但样的说辞自然是不能够为他解脱的，他最后还是因”奸细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后经复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1949年以后，领袖们看到周作人的请愿书，也许兼顾了鲁迅的面子，便说他改造后还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于是释放了他。周作人出狱后，开始编译文学作品来度过余生。那时他家的房产或被充公，或被他的嫂子许广平给卖了，他只能租一个小平房去住。但他还是有每个月的二百元稿费，虽然不能和他当年家里雇佣有七八仆人时相比，但比起那个时代的多数中国人，还算是过得去的，并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清贫。“文革”开始后，周作人的旧账又被翻了出来。一群红卫兵冲进他的家，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有一次，周作人被勒令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那里三天三夜。那时，红卫兵到鲁迅的纪念馆见到鲁迅的母亲的画像都是满怀崇敬的行注目礼，而到了周作人的家见到了作人母亲的画像却打翻在地再有脚去踩，弄得周作人哭笑不得。1967年5月6日夜里，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其家属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
本来他的儿子周丰一(原名周丰丸)和长女周静子是通知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来参加他的叔叔的葬礼的，可周海婴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去。周作人火化后，他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他的儿女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都出了北京城，等他们再回到北京时，周作人的骨灰早已不知撒到何处去了。周家这两个兄弟的芥蒂到死也没有化解。作为哥哥的鲁迅倒是多次向弟弟示好，但这个弟弟一直不肯原谅他。究竟哥哥是怎么得罪弟弟了，坊间的八卦虽多，但几乎是没有一个靠谱的。一百年前的今天，市面上的银元需换成铜币才能流通，银元：铜元的时价是1：460。一次作人与友人谈及比价，周作人坚说是1：200，佣人就这样算给他的。众人都说你上当了。他考察了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那佣人忽然跪倒，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道：”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后来周家附近的水顺居小吃部有个胖胖的伙计，提到周作人，就竖起大拇指：“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在周作人出任伪政府要职后，有个从前的北大学生到他那里求职，因为没有见到周作人，就在门外大声叫骂，几天以后，他就安排这个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作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到别人家门口去骂人，这是多么为难的事，这个人太值得同情了。”于是，就有了周作人的学生废名对其师的评价：他对人宽容，对自己更是宽容，绝对不和自己过不去。这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因素。
周作人的一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就连伪职，也是去当北大的图书馆馆长等职。按说这样的职务就是想资敌也资不上什么，相反，他在这些职位上为中国保住了一大批古籍善本，但那有什么用呢？晚年时周作人曾慨叹，读了那么多书，就总共得到两句话的教训：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人间全做了，书本上只记着一小部分。提到日本，他还是褒多于贬，他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宽容来保障自由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感情和意见，都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宽容精神，中国人习惯服从和压制，现实中的干涉与迫害，都来自于不承认他人的权利。更不懂得，承认他人的权利，也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保障。周作人举了一个例子，想要在宿舍里拉胡琴是个人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别人读书。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建立以宽容和保障自由为原则的道德和法治。周作人的宽容论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当受到压迫时，绝对不能宽容，但是获得权力以后，则要多讲宽容。
周作人的胞弟建人曾回忆起他在解放后不久与二哥的一次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