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谁要做人，绝不能做一个顺民

摘自爱默生《自立》

精神上的游牧生活发展过度，就会把精力消耗在杂七杂八的东西上，导致心灵的崩溃。另一方面，那种足不出户的机智倒是一种节制或满足，因为它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生命的一切元素；如果不从外地输入一些新东西加以刺激，它就有日趋单调和蜕化变质的危险。

生活贫困，因此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仆从、厨师、屠夫和士兵，自给自足的习惯锻炼了身体，使它有神奇的表现。

若不在自己得到的那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一粒富有营养的粮食也不会自行送上门来。蕴藏在他身上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新奇，因此除他而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小孩子不愁没有饭吃，而且像贵族老爷一样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的健康态度。

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真诚的裁决。你得讨好他，他却不讨好你。可是成年人则不然，可以说他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他一旦有什么显赫的行动或言论，当下就等于身陷樊笼，成千上万人在注视着他，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们的感情他不得不予以考虑。

这些是我们离群索居时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逐渐微弱，乃至杳然无声了。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每个成员达成协议：为了更有把握地向每个股东提供食品，就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和教养。顺从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自助则是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喜欢的不是实情和创造者，而是名义和陈规陋习。

所以谁要做人，绝不能做一个顺民。

我小的时候，有一位良师益友总是用教会古老的教条纠缠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予以回答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完全全按内心生活，那我跟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启发说：“这些冲动也许从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按魔鬼的方式生活好了。”在我看来，除了我天性的法则，再没有什么神圣的法则。好与坏只不过是一些名目，这儿那儿随便可以挪用。

凡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凡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错误的。

想到我们轻易地向标记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真感到无地自容。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仁爱论在呜咽哀鸣之时就一定要把仇恨论宣扬为它的对策。当我的精神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为什么想独处的原因。

我必须做的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

在世界上，按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在无数俗人之中尽善尽美地保持了遗世独立的个性。

之所以反对顺从一些对你来说已经僵死的习俗，就因为这样做会分散你的精力。它浪费你的时间，使人对你的性格印象模糊。如果你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跟上一个大党要么投政府的赞成票，要么投它的反对票，像无能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掩盖下，我就很难发现真正的你。当然，多少精力从你自己的生命中抽走了。然而，做你的工作，我就会了解你。做你的工作，你就会充实你自己。

大多数人已经用一块手绢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束缚在某一个通用的观点上。与此同时，本性也急不可待地给我们穿上我们所依赖的党派的囚服。我们逐渐长成了一副面孔、一种身材，渐渐地学会了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

由于不顺从，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

可是群众的愠怒的面孔，同他们欣喜的面孔一样，并无深沉的原因，而是随风向的变化、报纸的操纵而转换。然而群情激愤比议院或学府的不满更为可怕。

如果无知贫穷之辈也被鼓动起来，如果社会底层愚昧野蛮的势力也被激发起来咆哮号叫、龇牙咧嘴，那就需要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大显神通，把它当作区区小事来对待了。

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的想法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说的每一件事相矛盾——“啊，那你一定会遭人误解。”——难道遭人误解就那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过血肉之躯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莫不如此。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

独立行动吧，你独立的所作所为现在就会证明你是正确的。伟大则求助于未来。如果我今天非常坚定，把事情做对了，并且瞧不起人们的眼光，那说明我以前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为的就是现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把事做对。如果永远蔑视外表，那你永远都可以把事做对。性格的力量是积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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