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房间里的大象，扭转中国生育漩涡

“人口本来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不可能回避。无视中国人口问题谈经济，如同无视房间里的大象。”

正视房间里的大象

扭转中国生育漩涡

文：陈兴杰  来源：公众号 菁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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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之前，国家统计局发了一则简短消息：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见公报。消息迅速登上热搜。早在3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就宣布，“七普”结果将于4月上旬发布。现在已是5月，统计数据还是迟迟不出。

“七普”备受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外界普遍预测，中国将从人口总量的峰值转头向下，变成人口减少的国家。年初地方上公布数据，温州、合肥、广州、银川、台州、宁波、潍坊、黄山、贵阳等地，2020年全年或前几月出生率，相比于去年同期，有9%至32.6%的降幅。

2月，公安部户政部门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从另一侧面反映问题严重性。报告指出，2020年出生并到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相比去年下降14.9%。

考虑到户政部门的统计规模，再考虑趋势性，结论是：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处在陡峭的向下通道，人口总量正不可避免减少。2020年中国人口是不是“继续保持增长”，还重要吗？人口问题要朝前看，而不是刻舟求剑，纠结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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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中国人口总量减少”的结论无感，甚至隐隐然有“这一天终于来了”的欣快。多年计生教育下，国民普遍持有“中国人太多”的心态。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减少，不是西方国家那种长达半世纪的平缓向下，而是剧烈的人口漩涡。

第一个人口漩涡，是人口断层式减少。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80后2.28亿人，90后1.74亿人，00后1.46亿人，两次降幅分别是23%和16%。只用了二十年时间（不到一代人），中国新出生人口减少三分之一。

80后是中国最后一拨“婴儿潮”（他们的父母是建国后的“婴儿潮”），他们也在陆续退出生育期。2015年，国家放开生育二胎政策，很多人臆想的“新婴儿潮”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在2017年略微上升后，又继续向下。

80后如此，何况数量更少的90后和00后？每隔十几年，年轻父母们不断减少。他们的下一代，大概率继续减少。这是一个向下的漩涡。

当下中国人口虽多，从1950年代的5亿到现在14亿，用了七十年时间；一旦趋势掉头向下，我们这一代人，极可能见到中国人口重回10亿以下规模。除非在这期间，生育率大幅提升，扭转趋势。而这难度非常大，大到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面临第二个人口漩涡：城市化。

第二个人口漩涡：城市化带来生育意愿降低。城市化创造巨量财富同时，也在消耗人口，这是国际普遍现象。放在中国，差不多可以说，中国大城市是人口的超级熔炉，它的规模更大，生育率更低，对人口消耗作用更为显著。

还是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农村总和生育率为1.44，镇的总和生育率为1.15，城市的总和生育率0.88。无论城市乡村，中国人口已不能维持自然更替水平——平均每个育龄妇性一辈子生2.1个孩子。

其中城市生育率之低，低到平均每位育龄女性，一生只有不到1个孩子。看起来难以置信：身边夫妻最少也有1个孩子，加上二胎家庭，怎么低于1呢？其实，将不婚率、不孕率及“丁克族”考虑在内，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的生育率是0.71，上海生育率0.74，天津生育率0.91。二线城市生育率略高，也普遍不到1.0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每隔一代人，新生人口减少一半。

中国城市逐年膨胀不靠自身人口发展，而是以吸收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实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近年中国各城市不断降低落户门槛，给福利的“抢人才”政策。所谓“抢人才”，其实就是“抢人口”。

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60%。注意，中国采用了“城镇化”的说法，和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并不相同——很多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迁徙，大量人口住在离农村不远的城镇。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停止，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人口占到80%左右，这个过程才会停止。城市化带来的生育漩涡，还将持续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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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漩涡是多因素造成的。计划生育政策是过去三十年出生率急剧下滑的重要原因。80后一代人大多有兄弟姐妹，到90后几乎全变为独生子女，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显然是计生政策的后果。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也出生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些因素中，计生是政策强制，后者是人们自发的选择。应对之策上，也有所区别。

第一步，应是废除限制生育的政策，改为倡导和鼓励生育。这不只是国家层面，更重要的社会观念。教科书应停止宣传“中国人口过多”“人口是负担”，改为正确的人口知识：生育是基本的个人权利；人口不只是财富消费者，更是财富创造者。在经济政策上，要形成“重生重育、以人为本”的氛围。

城市化源于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不可能为了扭转生育率，就停止城市化进程。那样代价巨大，也缺乏人道。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避开低生育陷阱，实现长远繁荣。

城市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教育水平高，按说有利于生孩子；不过城市生活紧张丰富，分散了人们对家庭的关注。中产阶级重视教育，要求孩子超过自身，同时也超过同辈。生孩子与其说是快乐来源，不如说是焦虑源头。

这些都是城市人少生、不生的原因，它和“少生优生”的计生观念暗合。要改变这些状况，需要观念教育，更需政策配合。

中国应加大城市土地供应，降低住房价格，增加家庭住房面积。这个同样适用于中小城市——一般来说，中小城市居住条件好，生活压力小。这些城市的发展，利于抒缓大城市的压力，分流大城市外溢的产业，让年轻人有更多选择空间。

中国应形成独特的“生育产业”：从奶粉、婴护到产房、托儿所到学校，政府应予宽松优厚的政策。梁建章建议，中国应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即2万亿到5万亿），其实这些投入可用退税免税、放宽管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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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是各种反婚反育、不婚不育思想的策源地。很多人鼓励及时行乐，“只问今生，不顾将来”，先锋女权思想更是挑动男女对立，宣扬婚姻生育是“剥削压迫”。很多年轻女性恐惧婚姻，恐惧生育。城市人首婚首育的年龄一再后延，这也是生育率一路走低的原因。

各种思想自由竞争，这当然不错；但并非每一种竞争坐大的思想，就一定正确。正如宣扬“工人和资本家天生对立”不能让工人生活更好，挑动男女对立，破坏男女合作的女权思想，并不能从根本改善女性处境，甚至可能让她们面临更大风险。

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是绝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的保障。中国的低生育率伴随老龄化，这是最致命之处：它让社会丧失活力的同时，也让普通家庭承受压力。尤其不婚不育者，面临更大的风险。

妥善经营婚姻，好好把孩子养大，不仅能化解风险，也让自己的中晚年生活充满希望。面对城市生活的婚姻家庭变数，正确做法是：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学习男女合作之道，把家庭呵护好，而不是拒绝、逃避，更不是破坏。

一个男女相视如雠仇的社会，不说组建家庭生孩子，就是生活其间，也是很大的痛苦吧？这样的金玉良言，女权主义者是从来不会说的。

每次我写生育类话题，尤其一提人口危机，就会有人骂：又在鼓励生孩子，嫌“韭菜”不够多，云云。对此我想说，人口本来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不可能回避。无视中国人口问题谈经济，如同无视房间里的大象。

对个人而言，生孩子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了自己幸福。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儿育女从来是值得祝福的选择。迈过生活的波澜起伏，穿越历史的兴衰，人生一路向前，家庭和孩子给普通人带来的，是延绵的生活动力。这种丰富的人生体验，不是那种悲观短视者所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