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教室、助手、学术会议领袖、教授的数量得到增加，即便这一职业得到更好的报酬，我认为在巴黎大学的生活、在大学里的工作会对我们——学生和教师——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文化？它是如何存在于这里的？全身心地占据了学生和教师的巨大秘密需要的不是增加教室数目、缩小学生—教师比率、给教育更好的经济鼓励、对学术尊严的官方认可。在拥挤不堪、默默无闻、贫困潦倒、无人承认的条件下我们还是会工作。在地下运动中学会阅读和写作的战士们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合格的”教师；他们拥有要求理解他们的生命和世界的欲望，不辜负这一欲望的欲望。文化是倾听力争被说出来的东西，文化是给那些没有发言权但在寻求它的人以发言权。这种发言权不仅仅是话语的；它可以是，并且已经是舞蹈和绘画、建筑和雕塑。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文化是身处根本处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们是出生、死亡、爱情、工作、生孩子、被实体化、衰老、言谈。人们必须出生、死亡，等等，于是一个民族对这些任务、这些召唤，以它对它们的理解，作出了响应。这种理解、这种倾听，还有赋予它的回声，是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它对自身的理解、它的凝聚力。文化不是归属于根本处境的以习俗、计划或契约为基础的意义系统；它是民族的存在。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不是一种脱离其他活动的活动，只是脱离了它们的“共同见解”的活动。在被西方以“性”和“劳动”的题目分离和忽视的东西里面，和在一支奏鸣曲或一根图腾柱里面，有也应该有同样多的文化。人们要求增加休息时间，要求免于挨饿，社会对这些要求的回应的特点，或者说对这些吁求置若罔闻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即便在对所有活动共有的意义的确定发展成了分化的反思的时候，控制它的还是老年人（正如我们在某些原始文化里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不是因为他们已不适于做任何其他事情了，不是因为他们被置于社会之外，而是因为作为社会的结果他们身处社会之内，他们已对几乎所有的文化处境都作出过反应，现在正忙着为最后一种处境作准备。 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在文化中不存在工作（它作为一种活动，其生产或消费的目的是在于其自身之外的），也不存在宗教虔诚（它作为一种交托，把赋予生命和死亡以秩序的任务给了他者），甚至不存在被人们作为表现而从事的艺术。类似地，不存在有教养和没教养的活动。没有必要通过专门的特殊仪式或庄重礼仪来证明存在着文化，证明它的性质。生活的全部就是这种证明。我们基本上是与之隔绝的。在我们的社会里，符号与表意、活动与文化、生活与知性是分离的。对根本处境的反应位于这条分界线的一边；人们却在另一边寻求这些处境的意义和答案。但是这些答案不能成为答案，不能对召唤作出响应，因为这一召唤在别处被寻求，因为意义成了一个问题的对象，而这一问题又成了一种特殊活动（“文化”）的对象。一方面，没有意义的活动被根据机器的模式组织起来，这一模式的目的在其自身之外，它并不对这一目的提出疑问。一种机械论的经济学，其原则是寻求花费和产出之间的最佳关系，被作为标准强加在所有活动之上：生殖现在成了分娩的技术，其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随意地生育在所有可取的方面都有希望成功的孩子。工作成了工序的执行，服从于时间和标准的命令，这些标准甚至和工作内容无关，并最终是由这样一条公理决定的（这条公理首先管理着“经理”们），即“经济”社会是一台机器，并对各种结果和投资来说，都应服从于最佳成本／利润比率的原则。爱情给一种技术的确立提供了机会，通过这种技术，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来投入情感与性：诱惑与色情，在听其自便时，寻求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感情和享受上的最佳回报。在体育实践中，人们被实体化、被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形分离开来，并根据同样的普遍经济学用特殊的练习来训练。娱乐和休息、饮食和居住同样被机械化了。所有这些成为机器的活动都拥有指派给它们的机构，这些机构由有资格保证其最佳运作的专家组成。这一机构本身必须服从最佳平衡的原则。于是一个新的机构被建立起来以保证前面一个的运作。这些机器互相叠加起来形成一个等级系统。它们的理由总是到处都有。死亡本身已经成为不过是他人的死亡。作为对处境的共同注意和对自身的理解的民族被毁灭了。它的特殊存在方式在整齐划一的机械性组织里被磨得粉碎。社会性和个性也同时屈服了。另一方面，文化已不再是倾听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处境的呼唤和对之作出反应的实践。文化被从日常生活里移除了，放在特殊活动的一边，它还能够听到什么，它还能够对什么作出响应？在巴黎大学人们不生殖，人们不恋爱，人们没有肉体，人们既不吃饭也不会死掉，人们不工作（在车间的意义上）。似乎只有头脑才能赢得进入的权利；但头脑只是被留在门口的意义、被留在外面的东西的意义。当头脑和生活被分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培育头脑的人，他们在生活本身之外培育生活的意义。但是，正如没有理解的回答是盲目的，并使它沦落为只在自身寻找理由的技术学，同样，献身于一般知性，把它作为职业，却不能在特殊情形里作出回答的人们也是徒劳的。头脑只不过是在组成生活的处境和答案里接收到和显示出的意义。知识分子不能够执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为头脑作证。他们所培育的头脑已经脱离了生活，他们的生活。但还是让我们进入文化被培育的地方吧。各种活动一旦被剥夺了它们的共同意义，文化就只能在一种补充的话语之中表面地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话语已经不再是在手势中，在沉默中，在爱情、劳动的言词中发言的东西本身了。相反，它是一种已经确立的关于爱情、劳动等等的话语。恋爱中的人没有一个参加哲学家们的宴会；阿尔西比亚丹斯必须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蜕化版本把它们的名字提供给了首要的主题：人类是创造世界和创造他自身的生物。文化与意义的问题斗争着。一种文化活动会收集和保留各种活动遗弃了的意义。但如果在大学之外没有意义的话，在大学之内也不可能有。现代生活不期望从教授们那里得到它的理由，不管他们可能有多么愿意提供这种理由。这一文化不反映人们的吁求，例如来自在工厂和办公室里竭尽了精力的劳动者，来自在宿舍般的郊区房屋的窗户背后，拥有各种现代设备的妇女在下午两点左右的孤独，来自穿黑色皮革衣服靠在塑料贴面的柜台上的青年人的破灭幻想，来自老年人，或来自被大人嫌弃的儿童的吁求。没有理由可以使人类接受像这个样子的自身，更没有理由使它喜欢自身。教授们的职务不是对文化的真正问题、对生命的意义作出反应：生活并没有恳请教授们做通向真理之路的潜在向导：在我们的校园之中得到培育的东西，教授们为之耕耘的文化，是由文科和人类科学组成的，这是人性的两种版本，一种是由“人文学科”提出的，另一种是由“人类学”提供的，这是与当代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完全不同的东西。人文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塑造了一个人类的模式。人文学者首先是在形而上学、在伦理学、在政治、在美学、在体操之中寻求与一个睿智的世界和谐相处的哲人，与存在之中的理性对话的理性。正是这种智慧赋予了大学里的讲演很平衡的句法。这种智慧还是大学对现代抑郁作出判断的向导，是抵抗不和谐与暴力侵入大学内部的盾牌。正是在这种智慧的名义之下，真理上的折中主义和观点上的多元主义被认为是基本的价值观，还是同一种智慧赋予了教授权威的传统关系以权威，在这种关系里面知识从权威的位置上被传授。但是因为在这里培育的教养不是时代的精神，学生要获得这样的知识，必须学会忽视实际的情形；对真正的活动，存在着无所不在的限制，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欢迎的前提，是对这种限制的无知；他们对有秩序的头脑的呼唤，是对无序现实的认知的取消；他们根据标准的音调说话，是对为言词的沉寂和声音的喧嚣而准备的耳朵作出无谓的挑战。从这种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哲人只能被称作“学究”，他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同类，也只能被他们的同类听到。如果他们走到大街上，那是为了宣传他们所教授的价值观。但自称是这种自由的捍卫者的大学，如何能够在工厂、办公室、兵营、监狱、医院和建筑工地那里找到回声呢？这些地方都是被限制骚动的沉默所主宰的。这么多的学生没能得到他们的学位，把这归罪于他们缺乏财力，或者归罪于他们能力的退步是没有意义的。关于他们退学的原因只有如此解释才说得通：即在人们针对现实问题所发的疑问，与人文学科对这些疑问所提供的答案之间的不符合制造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但是在文学院失败之后，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人类科学学院。通过变成人类学，人文主义难道没有赶上时代吗？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已经被赋予权威。如果说新的一代学生在培养古典的教养上面有困难的话，对人性的科学似乎怀有现实主义的喜爱。文化从反省的变成“向前看”的。大学用语容纳了如野蛮人的宝石一般奇异的语汇，新的知识用这种语汇来包围以前未加表现的现象：心理表演疗法、心力内投、测试组、文化适应、转移。工业劳动、宿舍里的宗教虔诚、青春期危机、神经症和精神病、史前技术和新型技术、发展的各极和亲属结构、电影研究等等，都进入了大学的大门。保守的知识界名流对研究和干预让步了；巴黎大学似乎再次在这座城市里站稳了脚跟。通过广泛采用讨论会和研究小组的形式一种新的教学法诞生了。在这种教学法里面不同辈分学者之间的交流、研究者之间的对话、集体的表达确定了在那里揭示自身的知识的位置。文科研究过去所要培养的人是一目了然的，但现在人类学所要培育的人却是含混不清的。人类科学还有待于人们的系统阐述。但这只能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历史科学摆脱了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把所有主义送进了储藏室，心理学摆脱了传统的人本主义的预先假定，文化人类学把希腊—基督教智慧置于恰当的位置，甚至心理分析也怀疑起弗洛伊德的形而上学的普遍化推论了。但是，被社会的专门化机构控制着和拖得筋疲力尽、被剥夺了引起回响的力量的活动，是否在这种新“文化”里找到了发言权？它们的确在被谈论，但这种话语不能使这些活动相对于那些从事它们的人来说变得更有意义，这些活动“对他们再也不多说什么了”，即便它们的代表者会亲自发言（因为访谈也是这些新方法之一）。人类学不能够成为一种生活的文化，其成分都只服从于技术话语的标准。人类学对生活的干预没有赋予后者意义的统一性。把文科研究和现实隔离开来的过时人性模式，当然没有把它变得盲目。但是，当它在世界上听到诸如“我们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还是感到敌意和无能为力，而这正是文化的问题。人类学分散在生活的各个分区之中，它把这些分区看作研究和干预的特殊领域，并在它作为科学的尊严之中为自己的麻木和短视寻找借口。但在现代实践中的科学并不认为它应对其对象作出反应：它把自己的对象看作只不过是一样东西，并根据一种机械的策略对它展开研究，这种策略与在实际社会中对活动的运作是同样的。因此这种人类的科学，不管它的提倡者的动机有多么纯粹，在为社会机构提供进一步机械化的手段的时候，它注定要加强这些社会机构的权力。工业社会学家或者心理技术学家无须被收买，也能让心理社会“文化”被吸收进公司领导在工人身上所使用的策略中，就像１９世纪的科学技术发明，对以技术压迫劳动力的组织来说如此有利，却没有必要受到这种压迫的刺激一样。只要研究的结果，不管是技术的还是人类学的，是由主宰社会的同一原则促成的就够了：所有活动的目的是在成本和利润之间达到最佳平衡。人类学不过是给这一原则的应用带来了一些新的改进，这条原则就是我们的非文化的原则。离开了文学的庇护，到人类科学中去寻找避难所，这无疑给学院带来了一些革新，但代价是再次逃避了文化的任务。除了它自己的专家（教授）以外，巴黎大学会训练劳动营的思想家，劳动营适合现代机构据以组织生活和思想的模式。技术世界中的那个未经思考的问题，由灭绝集中营首次公开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在所有人耳朵里回荡的问题，不管是星期一早晨还是星期六晚上，它揭示了“文明”在所有花里胡哨的工业之中的空虚。我们不应期望研究人类的学究和专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并非形而上学的焦虑来回答它甚至听到它，尽管它实际上是唯一严重的、至关重要的、日常的问题。大学话语在对意义、对体现在活动里的价值观、对社会的重新组构的寻求上面的失败，不是一个近期的现象——例如，巴黎大学是否听到或表达了一个世纪之前在巴黎公社期间这种欲望的爆发？但今天正在发生的是这种欲望——它无处不在，在工人对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士兵对命令的抵制之中、在阿维隆矿工“非理性”的固执中、在去年的比利时罢工中、在对全世界的机构试图用来压制行动和活动的回响的机械性组织的普遍化颠覆之中——这种欲望对文化来说是唯一存在的欲望，它不能够找到词汇来表达自己。不仅仅是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比以往更不能够用它自己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欲望；政治就其本身来说是如此地小心谨慎，以至于没有一个那样的政治组织在现代世界里的任何一处存在，它的发言和姿态能使这一欲望得到回应。发言活动本身服从于机械模式。发言已不再是说出要求被述说的东西（诗）的活动了。它是对现在被称作“听众”的人实施的一次操作，以便让他们做和说符合控制他们活动的机构的计划（策略）的任何事情。发言不过是操作的工具，不管这些操作是工作（指令）、消费（广告），还是投票（宣传）。这样，意义和发言的同一性被克服了。语言的意义也位于别处，在约束之中，在乌有之乡。文化的欲望是结束外在于活动的意义的流放的欲望。同时它又是结束与其意义疏远了的活动的流放的欲望。它的工具不可能是大学，大学正存在于这种流放之中，并且是它的产物。发言也不可能独自成为它的工具。我们必须寻找这种欲望早已沉默地存在于其中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我们必须听到意义的呼唤，这种呼唤和操作的世界无关，但它还是全然当代的；我们必须付出越过（破坏）扼杀这种呼唤的机构的代价，使它响彻云霄；我们必须找到使它响彻云霄的方式、机会和手段。这就是认真对待文化的意义。本文选自《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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