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之殇：一场没有赢家的变革
戊戌之殇：一场没有赢家的变革
文｜端木赐香
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康有为公车上书，朝廷对其并没有怪罪。此后，诸多高层还代康有为递奏折，协助其组织强学会并提供相当的支持。按说，改革应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可令人唏嘘的是，这次变革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
▍权臣真的抵制改革？
康有为这样的民间人士都认为需要改革了，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们难道没有更深的体味？
事实上，听闻康有为要办强学会，高层们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强学会提供了很大方便：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银五千两；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两；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可康有为愣是不要，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卖国之臣。
康有为画像
1895年11月，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了。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很好，后来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康有为眼见形势大好，又南下游说此时已改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先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和引导，稳步推进，或许真能摸索出改良之路。问题是，康有为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根本不熟悉大清帝国的运作模式，他等不及了，他想要进行急剧而快速的变革，并且认为必须和“现实”彻底决裂。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所办的《强学报》居然不用大清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这分明是谋逆造反呀，引得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张之洞听闻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已被慈禧太后关闭，于是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聚集了点人气的京沪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了。
▍康有为与慈禧，谁懂国政?
在康有为看来，这帮高层太谨小慎微了，不是干大事的料。光绪皇帝才是他的目标。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一直活在慈禧老太后的阴影之下、总想摆脱控制证明一下自己的光绪亲自接见了康有为，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曾在中国任职前后达30多年、直接参与过多项外交活动的美国人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对于光绪的不成熟，恭亲王奕訢也早看出来了。可惜此时的光绪已经被康有为进献的红丸刺激得丧失了理智，他那被压抑多年的反抗意识已如火山一样进发了。
奕訢死后不足半月，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引导、光绪皇帝主持的变法正式上演了。变法前的6月9日，光绪借请安之际，向慈禧申述了变法的愿望，老太后并没有反对，并于6月10日批准了帝师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她很明确地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但作为执掌大清数十年的太后，光绪的斤两慈禧还是掂得清楚的。为避免改革失控、影响大局，慈禧太后在同意变法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人事布局：第一，授自己的亲信荣禄执掌军权；第二，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自己；第三，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步军统领。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并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
在获得太后授权的情况下，光绪要是清醒一点，获取绝大多数高层的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迈过改革的浅水区还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的光绪在康有为的忽悠下已经不清醒了。更要命的是，作为变法总策划的康有为，压根就不懂大清帝国的运作机制，他把改革想得太简单了，认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高层变成反对派
就这样，不清醒的光绪按康有为的布局，从1898年6月到9月，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等。
光绪皇帝画像
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问题是，一百多天里，光绪在没有征求帝国高层意见的情况下，发布的新政上谕达一百多条，弄得大家招架不住、无所适从不说，还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把几乎所有高层都变成了自己的反对派。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后又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弄得六部九卿、甚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也都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了！
先不说是否合理，单说这种没有任何准备、如此任性的人事架构调整，帝国官吏们谁能受得了？高层失去了权力，广大中下层官吏失去了饭碗，大家纷纷向慈禧太后哭诉，“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面对这样的局面，太后免不了要批评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总之，老太后的话光绪是听不进去了，并且拗上了，于是，维新党人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这些人被看做是“维新四贵”。就在任命四贵的前一天，光绪刚刚罢免了老太后的亲信、礼部尚书怀塔布。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或许也算新政，但在慈禧太后看来，这分明是夺政加乱政。可即使这样，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
▍没有赢家的变革
就在太后不歇心的当口，出了两档事。一是有谣言称，老太后将在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上让荣禄把光绪扣了，另立新帝；二是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揭露康有为一年前办时务学堂时的“反清言论”大逆不道，请诛之。这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
光绪能拦住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有为认为带八千兵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囚或杀了，事情就解决了，变法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先前认为杀一两个大臣就可以变法，现在受阻了，又认为杀太后就可了事。康有为确已失去政治常识。
康有为相中了袁世凯。在康的设计下，光绪召荣禄下属、正在天津负责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进京，下旨开去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升迁，而且使他脱离了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
袁世凯
忽然被调任升迁，袁世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袁世凯很惶恐，作为一个有12年朝鲜历练、在大清帝国纵横数十年的准高层，居然被来人指示，为保护皇上，诛荣禄，围园谋后……
就在康有为安排围园谋后的同时，慈禧太后也听说了康有为想政变的小道消息，于是在9月19日下午训斥了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之后，太后宣布训政。
9月21日一大早，袁世凯再见荣禄，将康党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两人认为这都是康党之错，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同一天，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结果康有为跑了，其弟被捉了。当天晚上，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召来，三人商议，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恐自身不保。于是荣禄托杨崇伊向太后告密。
一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全招了，二是袁世凯的事后补告，太后大怒，囚禁光绪于瀛台，密谕捉拿谭嗣同等人。荣禄为保全光绪，建议对谭嗣同等人不审即诛。于是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
一场来势汹汹、去也匆匆的变法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大清帝国崛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