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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与他的“伯乐”:天才少有,教育家更稀缺

人文英华 202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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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与他的“伯乐”

天才少有,教育家更稀缺

文:先知书店  编:凌晨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显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短短56载,但拥有着无数学者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传奇经历和杰出贡献:

 

他是标准的“红二代”,18岁那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的万字长文入狱10年。但在狱中,他却通过自学,成为那个年代接受教育最好的年轻人;出狱后,因历史原因再次遭受坎坷,最终却因祸得福,远赴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深造,并创造了三次“范式革命”:

 

●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成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他是超越经济学,从历史纵深研究制度与国家转型,提出“后发劣势”等洞见的思想家;


●他还是将国家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信仰维度的先知。

 

因此,学者赵晓称他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有人直接称他为世纪天才。



不过,杨小凯之所以收获诸多殊荣,原因在于: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天分,却又比我们熟知的天才更勤奋;他一生厄运不断,但每次都以向死而生的态度超越;他是世界级的学者,但一生都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近几年,随着杨小凯当年的预言逐一应验,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中国从来不缺天才,缺的是发现天才、保护天才的“伯乐”。那么,谁是杨小凯的伯乐呢?

 

他就是被誉为“当代的蔡元培”的刘道玉先生。



大家都知道小凯历经磨难,但熟知的,大多是他早年或晚年的传奇。对中间最为关键的这一段,不仅大家所知甚少,网上的报道也往往含糊不清,然而,在这段历史之中,却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2004年7月,杨小凯英年早逝,刘道玉“痛惜巨星陨落”,并撰写万字长文披露他发现杨小凯、保护杨小凯的曲折经历。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中,记录着这段历史最初始的文本。

 

▲《其命维新》内页


简单来说,书中主要还原了小凯出狱后的历程,它们可以被概括为工作无着、求学无路、报国无门三大困境:

 


▌工作无着:被定性的反革命分子,有才华无处施展

 

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但由于所谓的“反革命背景”,没单位敢用,最后他只好在印刷厂找了一份校对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小凯又报考了北京某大学,虽然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他又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因同样问题被取消参考资格。

 

就在小凯濒临绝望之际,1980年,他终于因才华和毅力获得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帮助”,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然而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小凯依然只能作为临时工。 

 

直到1981年,小凯的职业生涯才迎来了转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亦欣赏他的才华,希望将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几番辗转下,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得知了杨小凯的经历,认可并惊叹他自学和研究的成果的同时,刘道玉决心将他调往武汉大学。


 

在刘道玉的不懈努力下,小凯最终摆脱了“罪犯”身份。调动成功后,刘道玉还特意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获得他的大力支持。一年后,刘道玉又经教育部批准将小凯破格晋升为讲师,给他定了工资级别。自此,小凯终于迈出了职业传奇的第一步。

 



▌求学无路:无法洗刷的“政治污点”,出国留学受阻

 

在武汉大学期间,小凯很快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他不仅教授“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更完成了《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与小凯交流后,对他的才华和成果赞叹不已,并邀请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小凯很快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然而杨小凯出国的申请却因“政治问题”一再遭到否决。刘道玉并未放弃,通过多方求援,甚至拜托邹教授写信给中央,终于把小凯出国手续办了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拿到博士学位后,杨小凯又去耶鲁念了一年博士,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如果说,在监狱里,小凯可以凭自学媲美经济学专家。然而,小凯最终超越前人理论,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与他走出国门,与刘道玉校长的帮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报国无门:获得了世界级影响力,却无法回国讲学

 

小凯出国后,刘道玉跟他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两人亦师亦友,并彼此引以为傲。小凯感恩刘道玉对他的帮助和关照,刘道玉激励小凯奋勇向前,勇攀学术高峰;除此之外,两人之间还曾有个“君子约定”:小凯曾说,只要刘道玉身为校长,他最终是会回到武大的。刘道玉也表示:在小凯帮助下,必然能将武汉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名校”。

 

两人一直铭记这个约定,不过,在当时环境下,这个约定实践起来不仅不易,甚至十分艰难。

 

1984年,就在小凯的成果逐渐被世界认可同时,国内却响起了批判他的声音。甚至,不少人以此为把柄攻击刘道玉。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污点之一”。

 

刘道玉并不曾为帮助过小凯而后悔,他遗憾的却没有办法实现跟小凯的约定。

 

杨小凯同样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调回武大。直到1994年,刘道玉的学生邹恒甫借助个人人脉,自费聘请杨小凯来武汉大学授课,小凯才得以在出国13年后第一次回到武汉大学。

 

得知自己终于有机会回国讲学后,小凯很高兴。然而,时任武汉大学负责人却坚决不准杨小凯在武汉大学讲学,不仅如此,他还在杨小凯住房的左右,派保卫处两名干部随时监视他的行踪。对此,小凯愤愤不平地表示:“我能够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讲学,但不能在我工作过的大学讲学,简直是岂有此理!”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愤而离去,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杨小凯与诺奖得主布坎南

但是,即使失去了重回武大的机会,小凯也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2001年,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更在最后的时光,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他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最终,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终结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等宏大叙事。
 


▌今天,中国需要杨小凯,但更亟需的,却是刘道玉
 
小凯已经远去,然而,他的思想留存了下来。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境界直到现在,仍然让我们受益无穷。今天,我们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然而,我们绝不应该仅仅致敬小凯,而忽略了他背后的“引路人”——刘道玉校长。

杨小凯固然是刘道玉最耀眼的学生,在《其命维新》中,排在杨小凯后面的,还有赵林、邓晓芒、邹恒甫、易中天、野夫;以及陈东升、毛振华、艾路明等人。今天,他们是中国学界、商界的“顶流”;当年,他们都是刘道玉最爱的人——《其命维新》第七章的标题,就是“爱生如子”这四个字。
 

保护学生,需要承担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压力。当年,在武大认为小凯是“精神污点”时,刘道玉就言之凿凿:我对杨小凯的一切负责;在武大中文系学生牵头承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被整肃时,他又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今后若你们单位问起《这一代》的问题,就请他们来找我。它不是地下组织,也非地下刊物,就连一开始的活动经费2000元,都是我批拨的。
 
为了让人才脱颖而出,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光是教育部就不知跑了多少次,找了多少人。因而,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而是一个战士。
 
今天的中国,当然需要杨小凯,但更急需的,却一定是“刘道玉”——一个独具慧眼、爱生如子的教育家;深谙教育之道、勇于担当的改革家;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的时代君子。

▲刘道玉一生,桃李满天下




离任武大校长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担任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请其担任校长的邀请。三十年来,他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的改革命运,并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 这本《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除了真实还原80年代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三十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书中最后一章,更是刘道玉未完成的改革设想的首次公开。   

因此,《其命维新》是88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本书适合所有人阅读,尤其是曾受益于刘道玉校长的“武大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焦虑的家长和莘莘学子,以及关注中国改革前景的朋友阅读。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杨小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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