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贞观元年），一位汉地的僧人从大唐都城长安出发，开始了一场穿越万里的大冒险。这位叫作玄奘的僧人从长安出发后，躲避着官府的堵截，经过河西走廊、瓜州，九死一生穿越了大戈壁北上高昌，在那儿得到了高昌王麹文泰的礼遇。逗留之后，麹文泰送给玄奘许多金银物资，并派人护送玄奘一路进入现代的新疆境内，到达位于中亚素叶城的西突厥叶护可汗处。叶护可汗又担负起接下来的行程，派人将玄奘一路护送，南下穿越了如今的中亚地区，直达位于现代阿富汗境内的迦毕试国。之后，迦毕试国派人与玄奘继续随行，将他送入了北印度，到这时，一路上的护送才告结束。玄奘进入印度后，穿越了如今的巴基斯坦北部、印度的西北部和北部，最后到达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那烂陀寺，开始了在印度的学习经历。这一段历史是国人无比熟悉的，也创造了西天取经的神话。然而，即便是熟悉的历史之中，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节。人们通常认为，玄奘的旅行只是一个宗教事件，或者一个文化交流事件，却忽略了玄奘旅行的另一面：正是他，一不小心踢开了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国际大外交活动。这场大外交以大唐和印度的相互试探开场，伴随着尼婆罗（今尼泊尔）、吐蕃、东南亚海岛等地的卷入，却以强势崛起的“第三者”阿拉伯人占据中亚作为结局，在中国古代地理认知的最大宽度上，见证了三个巨大帝国的起起落落。为了理解这场外交运动，还需要回到原点，从那位僧人开始述说。在玄奘私自前往印度的同时，一场不经意的外交试探，让唐太宗在玄奘还没有回国时，就知道了这个身在佛境的东土僧人……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秋末，印度的戒日王见到了玄奘。对玄奘的学识感到震惊的同时，国王对于大唐这个东方的大国更是充满了好奇心，他几乎是立刻决定派人前往大唐，打探一下虚实，看这位中土的和尚言行是否有所夸大。决定派遣使者之后，接下来国王和使者面临的问题是：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再绕行中亚，最后到达印度，在路上一共花了三年时光。印度的使者如果也走这条路，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唐朝的土地，一路上，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玄奘虽然被高昌、西突厥和迦毕试一路护送过来，但不管在戈壁，还是在北印度期间，也都遭遇过极大的危险。印度使者如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配合，那么去大唐将更加麻烦。是否有其他路径能够连接起两个庞大的帝国呢？恰好这时，一个新兴国家——吐蕃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正是松赞干布迎亲之时，从印度来了一批戒日王的使者，他们正要前往唐朝。这些使者可能是前一年末出发，第二年就完成了使命，带着唐朝的使者一同返回了印度。从时间上看，印度使者走的不可能是玄奘的西道，只可能是经过拉萨，再经由刚刚开通的唐蕃古道前往长安。甚至有另一种可能性，当印度的使者来到了热闹非凡、张罗着迎亲的拉萨，或者到达柏海时，就碰到了护送文成公主的唐朝使者，唐朝的护亲队伍临时推选了一个人作为使节，跟着印度使者回到了戒日帝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带回了唐朝使节。跟随印度使者前往戒日帝国的唐朝使节叫梁怀璥，官职为云骑尉。唐朝使者这么快出现在戒日帝国首都曲女城，不仅让人民感到吃惊，而且连戒日王都没有想到。他询问大臣以前是否有来自摩诃震旦（即中国）的使者到访本国，大臣们回答没有。戒日王于是决定出城迎接使者，按照唐朝人的记载，戒日王采取了“膜拜”接受诏书的礼节，将诏书顶在了头上。虽然两个遥远国家之间是否有一方会主动称臣，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但由于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唐朝一方的记载，我们只能权且接受这种说法。历史也没有记载梁怀璥是否与玄奘相遇，但梁怀璥到达的这一年，恰好是玄奘在印度最为风光的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办了“无遮大会”，将玄奘访印的活动推向了高潮。第二年初，玄奘就离开了印度，继续顺着他来时的路线，经过西域向大唐进发。他之所以选择继续从西域这条遥远的道路，而并非从尼婆罗新开辟的近路走，可能与他和高昌王麹文泰的约定有关，麹文泰在玄奘去印度时帮助过他，并希望他在回程路过高昌时，将佛法带到这座西域小城。回到大唐之后的玄奘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次个人冒险，竟然演变成数个强国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史，并开创了一个时代。但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个情报人员。在公元19和20世纪，许多西方的旅行者虽然名义上是旅行，但实际上都起到了情报人员的作用，当他们去往中亚、西域、非洲等偏僻地区进行旅行时，回到国内写的考察笔记往往成了最高质量的情报，为政府了解世界提供了参考。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终于完成了。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旅行书，但事实上，它也可以起到一份情报书的作用。围绕着玄奘西行，一共有两本纪实性的名著流传了下来，一本是传记性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称《慈恩传》），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玄奘的行程单，而更加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却并不是为了写三藏法师的经历，而是写成了一本地理书，将亲历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进行整理，将它们的山川、地理、道路、民情一一列出，由于唐代对西域和印度缺乏了解，玄奘的书籍就成了中国政府了解西方的最佳资料。公元622年（武德五年），就在玄奘西行之前五年，一位叫穆罕默德的人逃离了故乡麦加，去了另一座城市麦地那。八年后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也就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的同一年，从麦地那出发的穆罕默德又征服了故乡麦加，从这时开始，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奇迹出现在了世界上。伊斯兰教扩张之迅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比之后的蒙古人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只在位短短三年，就将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随后，他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叙利亚的进攻，这场进攻持续了八年，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公元634—644年在位）时，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此时，玄奘仍然在印度，正准备和戒日王的第一次会晤。继叙利亚之后，大食人对于波斯的征服持续了十几年，到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完全结束，最后一个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Yazdagird）在波斯帝国的东疆、古城木鹿（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附近被杀。此刻，也恰好是大食使者第一次访问唐朝之时。玄奘也已经归国，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已经完成了五年。但没想到，五年后，西方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记载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他的情报过时了。总结起来，在玄奘出发之前，在西方世界还没有伊斯兰教的影子。到玄奘归国不久，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经过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玄奘所走的从西域前往印度的道路也开始受到大食人的威胁。更麻烦的是，大食人征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公元8世纪初，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开始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在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和714年，大食军队甚至接近了位于现代中国新疆境内的喀什噶尔（今喀什），也就是大唐王朝的外围。此时，唐朝正好处于开元盛世的初期，唐朝的人们享受着盛世带来的满足感，却忽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到达了边界，而通往中亚和印度的道路也几近中断。曾在太宗、高宗时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西北道路上的朝圣者不见了，历史也产生了大片的空白。之后，西域就进入了连绵战争的节奏，与大食的冲突、与吐蕃的冲突接二连三，唐朝对西域的主导时代永远地过去了。玄奘没有想到，他开辟的道路在仅仅过了一百年之后，就成了一条死路。当时也没有人知道，“西域”这个概念不是暂时性而是永久性地退出了历史的中心舞台。从唐代直到现代，西域地区都再也没有取得过当年的辉煌，而是永远成了世界闻名的背水洼，虽然后来的人们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但漂亮的词语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从丝绸之路所产生的贸易量是很有限的，同时，西域道路对于外交和政治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在元代时，丝绸之路在和平时期有过复苏，但它的吞吐量还是完全无法与东南部的海运相媲美。回顾历史，玄奘出发时，中国和西方的大食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刚刚经过了南北朝和隋代内乱的土地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崛起，而大食国也处于一个宗教理论已经形成，正准备伸出对外探索的触角之时。玄奘经过西域漫长跋涉到达了印度，中印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唐和吐蕃之间的结盟，又让大唐、印度和吐蕃之间更紧密的联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阿拉伯却必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打出天下，它最初的两大对手是叙利亚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此时，在南海上，掌握了海运主动权的除了印度，还有更加遥远的波斯人。波斯船队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中国南部的港口，是整个南方海路上名副其实的主人。但经过了几十年之后，虽然唐帝国还是显得足够强盛，甚至将影响力传到了西域，却从来没有将影响力变为实实在在的疆土，反而是生活状态更加落后的大食国击败了东罗马，获得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又击败了中东的主人波斯，最后进入中亚、印度，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由于波斯归顺了大食，就连波斯的海上优势，也变成了大食人的海上优势，使伊斯兰教不仅传入了印度，还传到了东南亚。在此之前，东南亚一直是印度和中国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却出现了一个个伊斯兰教的海洋国家。在中亚，唐帝国先是被吐蕃人夺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又在怛罗斯败于大食联军，加上“安史之乱”的内乱，不得不退出了对中亚的争夺。从此，中亚的佛教世界逐渐褪色，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当人们谈论明清时期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时，总是认为汉唐时期代表了中国的强盛。实际上，到了唐代，中国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颓势，它可以整合所谓的中央之国，却无力扩张到中央之国以外的地区去了。那所谓的天可汗，那一直设置到波斯境内的羁縻州，都更像是一种对唐王朝的嘲弄，它的统治者只醉心于这样冠冕堂皇的称号，却缺乏实现它的手段和雄心。宋朝更是变成一个内敛的王朝，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再感兴趣，除了南海的贸易让宋朝必须对海洋世界有所了解，宋朝对于西域已经不再有任何企图，这种态度，让突厥人和蒙古人在中亚有了扩张的基础。对中国而言，“中土”之外的土地永远只是别人的土地，它虽然会带来不少的奇技淫巧，却不是人们好奇心的重心所在。对于中土之外的观察永远只是附属性的，不会成为主流。二十四史正史里记载的大都是王侯将相，只是在每本书的最后，会留一点儿篇幅简略记录那些中土之外的地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更加注重本土的思维习惯呢？是因为中国文化上的儒教和科举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丧失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是因为中国的集权制度，让皇帝只关注于维持统治而无法去探索新的疆域？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然是开放式的，没有标准。但一个可能的解答，反而隐藏在中国得天独厚的幸运条件之中。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学界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出现之前的旧大陆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与之对比，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非洲，都缺乏如同中国的地理完整性，在历史上充满了分裂倾向，小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支离破碎和战争状态。正是在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中国人建立了数个富裕的朝代。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其本土比周边更加富裕的现状，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过于关注本土，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好奇心，也形成了所谓“中央之国”的世界观，更进一步束缚了中国人的脚步，让我们很少能走出国门，探索世界。▲西面高原，东、南环海的地形，造成中原帝国的主要敌人都来自北方可以说，地理单元的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了幸运，但这种幸运又变成了一种锁链，让中国无法突破旧有的边界，从东亚帝国变成世界性国家。本书并不打算将读者的思维限定在这样一个可能的范式之中。事实上，它不是一本试图解答问题的书，而是通过阅读古代的记载，对中国人海外探索的过程进行整理，并探讨海外对中国人生活和认识的影响，为读者自己思考结论留下充分的资料。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中国更加需要融入世界，读者可以根据材料自己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对世界的好奇心，从而错过了更大的地理发现和经济发展？在未来，我们能否打破这种幸运带来的锁链，还是又回归到两千年形成的惯性之中，继续在“中央之国”的阴影中徘徊？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加关注于现实，去思考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问题。
两千多年来，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自成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和中华文明富有韧性的延续性。但自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层出不穷的使者、僧侣、商人、军队......他们怀着不同的使命和目的，穿越高山戈壁，来往于东土和西域之间，他们带回来的物品和文化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这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串起亚洲历史的线，丝路上的历史故事，就是一部亚洲简史，充满了历史的沧桑。通过丝路了解历史不仅是为了看清中国的过去，更是对当下的一种反思，封闭还是开放，自古至今都是影响现实与未来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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