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王权对儒学的运用和滥用
自近代以来，围绕着“儒学的历史功过”，国人已争论了百余年，迄今也难有共识。视儒学为两千年秦制之基础者有之，视儒学为国学之核心内容谋求复兴者有之。遗憾的是，这类争论往往会忽略“何谓儒学”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两千余年间，太多人自称儒士，太多人将自己的言辞文章归为儒学；这些人却未必志同道合，这些言辞文章也未必同调合榫。《儒学三千年》一书或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王权对儒学的运用和滥用
文：马勇 来源：
从历史学的视角说，孔子并不是儒学的最初创造者。儒和儒学的起源，都远在孔子之前。孔子只是儒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创建者。但“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儒家经典经过孔子之手，后世儒生一般不会提出疑问，足见后世对孔子所谓的“顶礼膜拜”“马首是瞻”，也反映了孔子、儒学、经典对我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说说我对儒学与王权关系的一点看法。
一部中国史，就在3000年儒学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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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商至西周：儒学本就是为王权而出现的
（约1000年儒学史）
1.儒学出于王官，然后逐渐下移
根据章太炎的研究，儒的发生如同中国思想史上其他各家一样，均出于王官。那时人类社会生活还比较简单，人们过着简朴单调而一代又一代重复无变化的生活，也就无所谓学问。其欲学者，不得不事官府为之胥徒，在衙门见习，边做事边读点资料，渐渐有心得，也就成了后来的所谓学者。这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叙事逻辑，大体可信。
周人建政，原本处于官学地位的各家各派都随着周朝政治制度的调整而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周朝实行比较整齐的分封制度，七十多个诸侯国将一个庞大的周王朝分解成了一个“联国体制”。各个诸侯国虽然都属于周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们从制度安排上享有诸侯国内部事务的充分治权，执行各自并不相同的统治方略。于是，周王室中央层面也就不似殷商王朝那样养着一个庞大的中央机构，“官学下移”“学在民间”，成为那时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儒就自然随着失去了官学身份，下移至民间，参与竞争，以自己的学术赢得人们的认同，不论官家，还是民众。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至孔子出，儒家学术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诸子一样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2.孔孟对王权的态度：建设性立场、独立性原则
儒家与王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批判、排斥，还是依附？从抽象的理论角度说清这一点也不太容易，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情景中进行理解。
先看孔子。孔子毕生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劝说诸侯，他究竟要干什么呢？很简单，孔子所处时代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治、社会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什么样的社会好，什么样的社会不好，一般人也说不清，看不明白。孔子劝说诸侯以民为本，实行一种好的政治，所谓仁者爱人，大约就是孔子政治主张的核心。
亚圣孟子更是如此，他周游各国，游说诸侯，也是鉴于天下散乱无序，重建统一或许是唯一出路，但如何统一，如何重建，孟子给出自己的方案，“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因而孟子风尘仆仆周旋于诸侯之间，不厌其烦，不看别人脸色强调，“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从孔孟言行看，儒家作为一个流派，对王权大致上持建设性的立场，能帮忙就帮忙，但绝不放弃原则，从人屈己，牺牲原则，汲汲于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孔子对爱徒颜回的赞美，也是儒家学者亘古不变的心声。庙堂是他们的用功处，达则兼济天下，但如果君王无心于仁政，那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二、秦始皇至晚清：王权对儒学的滥用与运用
（约2000年儒学史）
思想的发展与政治并不同步，思想的演化有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在很多时候更多人为因素、偶发因素。老庄不觉得建立大一统有什么意义，更不觉得为什么要富国强兵，扰乱民众生活；儒家赞成大一统，但反复强调必须用仁政，其实就是一种自觉自愿自然的进程，不能人为干预，更不能以武力获取。儒学的堂堂正正当然无可挑剔，直至历史进程将儒学的这些说教视为浮云。
1.秦始皇时代：儒生抗争的后果是焚书坑儒
秦始皇以儒家最不愿看到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以武力豪横地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废除周制中的中间层诸侯国，以中央完全集权的方式管理这样的大帝国。
当秦始皇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儒家学者也曾起而抗争，如淳于越就曾当面告诉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建议新建的王朝不应该大事更张，而是应该更多汲取前朝经验，维护既成体制，尊重地方多样性，让各个诸侯国继续独立自主发展。
在这些儒家学者看来，周秦交替只是最高权力的转移，并不是整个王朝体制的颠覆，更不是旧制的全部废除。然而，秦国自立国以来一直在奉行富国强兵的霸王之道，商鞅依据法家理论主张建构的政治设施，颁布的政治举措，都与儒家的王道政治相反对。秦始皇当然听不进淳于越的师古建议，进而又接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
2.汉高祖时代：儒生制礼作乐，协助重建王朝
焚书坑儒并没有真正解决秦始皇、李斯的忧虑，相反让知识人产生了不合作的畏惧心理。不数年，秦王朝土崩瓦解，进入历史，刘邦领着一帮底层民众重建了一个新朝。
汉初儒生原本是秦朝博士，他们看到了秦朝的举措，并对此极为失望，于是投奔刘邦，并为之制礼作乐，对汉王朝政治制度的重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引儒家典籍，以为治国之必要；再后来，贾谊对于汉初政治贡献也很大，也是以儒家精神作为思想资源的。只是那时的汉朝立国未久，百废待兴，统治者看到了儒学的优长之处，但还无力顾及。
3.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确定中国2000年政治文明的基调
武帝出，汉朝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经济达到鼎盛，先前几十年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显然不能匹配汉武帝的勃勃雄心。于是，董仲舒出，以《天人三策》确定了中国两千年政治文明的基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此后，进也罢，退亦罢，中国政治至现代文明发生基本上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规范。儒学成为政治的婢女，政治对儒学无情滥用。
三、晚清至现当代：“后王权”时代儒学的转型
（约100年儒学史）
儒学承担了中国历史滞后的责任，这一点自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以来就渐渐地引起研究者注意。利玛窦那一代外来者以为儒家只注意到了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提供的只是箴言式的教训，缺乏理性的、实证的知识训练。
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知识人也开始有所反省，徐光启等人发誓翻译西方典籍，其实就是要重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像佛教传入为中国引进了逻辑一样，中西文明对接初期的知识人，不论东方西方，还是期望在常态的文明交流中各有所得。
1.儒学的不合时宜：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儒学逐渐与王权挥别
然而这种情形因明清易代而中断。18世纪的畸形繁荣，又让中国人不明所以，对于世界变化大势视若无睹，错过了工业革命初期提供的机遇，白白错过了一百年之久。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导致的全球性重组大致完成。耽搁的终究要回补，中国不得不踏上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于是中国抄近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获得巨大成功。只是这种成功实在没有经得起考验，1894年的甲午一役暴露了中国问题的根本。先前几百年、上千年也有非儒言辞，但如此大规模、全方位地将中国的失败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为儒学，在甲午之后越演越烈，直至袁世凯帝制运动发生，陈独秀愤怒写出“孔子之道不合乎现代生活”这样严厉的控诉。
陈独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孔子之道确实是农业文明状态下的产物，儒学所建构政治组织方式、社会管理方式，都是农业文明中地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而现代生活，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后建构的工业文明社会背景下的生活，相对而言就是一个与熟人社会完全相反的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需要的是伦理自觉、信誉、一诺千金，而陌生人社会需要的是契约、合同，是基于规则的交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和五四一代激进反儒反孔也自有其理据。五四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确实在急剧下降。不时发生的尊孔读经运动就是儒家想极力证明自己存在的证据。
当一种思想或信仰需要政治权力为之护航的时候，其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确实值得重估。儒学不再合乎现代社会需要，是说中国毕竟逐步走出农业文明，与两千年来的王权挥别。儒学在王权时代的作用必将随着“后王权时代”的到来而递减而转型。
2.儒学的新力量：对重建世界体系提供了智慧和方案
很多年来，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是，儒学是王权时代的东西，因而在“后王权时代”儒学必将退出公共知识领域，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仍有其价值。这种说法的确有道理。其实在公共领域甚至在政治领域，儒学也并不是不能转型。
儒学的历史证明，识时务者为俊杰。儒家对时务的敏感与应对是与生俱来，其意义也就不会稍减。比如，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就是马克思、列宁所揭示的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与多数人贫困这一不易克服的矛盾。一战、二战，就其更大的历史背景而言均属于这一问题。一战结束，西方知识界对前途一片茫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例证。
在儒学的知识背景下，中国知识人并没有就此心死如灰，严复、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在这一片肃杀的悲观中，向世界提供了儒学的方案。
再往后，冯友兰、贺麟、张君劢、张彭春等人重新解读儒学的普遍性，这不仅极大推动了儒学转型、重构，而且对二战结束后世界体系重建贡献了思想，奉献了智慧。“后王权时代”的儒学，不再有与王权互为依附的机会，但其思想资源依然对现代政治具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价值。
人类思想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传统的阐释与再阐释，轴心时代的文明，不论在东方和西方，都依然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
一部中国史，就在3000年儒学史里
历史学者马勇积40年之功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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