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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如果你与众不同,你就一定会孤独

人文英华 2022-03-19

▲BBC关于赫胥黎的纪录片


如果你与众不同
你就一定会孤独
文:尼尔·波兹曼  译:章艳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希特勒的独裁,在一点上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他的政权,是现代科技大发展背景下的第一个独裁政权,他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技术手段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他利用的技术工具,比如广播、扩音器,剥夺了八千万民众的独立思想,于是,让这八千万人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变得可能……


早期的独裁者们需要高素质的属下——即使是权力的最末端,这些属下也需要独立思考、行动,但在现代科技大发展背景之下,极权政治系统已无需此辈。多亏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如今可以将较低的领导阶层机械化,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新兴人类:命令的盲从者。



融入群众之中,人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力量,也会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


劳动者最美,但是劳动者很容易愚昧,很容易被摆布,所以社会动力来自于劳动者,而指引者则是知识分子。


如果你与众不同,你就一定会孤独。


没有独立思想的世界没有自由。



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不过,在你们不了解历史的时候,过去的事大部分听起来的确叫人难以相信。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续而明智地选择生活当下的人,才有望通过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于当下,生活于此时此刻,生活于规划妥当的未来;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庠的世界,那么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



身处群众中的一个人,其举止好比吞食了大量强力麻醉药一般,他们就是我所谓的“群体毒药”的受害者。像酒精一样,“群体毒药”是一种能使人活泼、性格外倾的药剂。被“群体毒药”麻醉的个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才智、道德,变得发狂,如禽兽一般。


在希特勒之后,未来的独裁者们可以支配的武器库里高科技工具已经极大地扩充。除了广播、扩音器、电影摄像机、轮转印刷机,当代的宣传者们还可利用电视机来为其主子服务,传播主子的形象和声音,同时还能通过磁带记录下这形象与声音。感谢科技进步,老大哥如今几乎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了。

民主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有能力根据准确的信息做出现实的选择。


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病症。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选自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序言
章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图片来自Storm Thorgerson
转自第一哲学家





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而《美丽新世界》是与《1984》齐名的反乌托邦书籍。但,如果要说《1984》描述的是过去与现在,而赫胥黎描述的则是未来。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奥威尔与赫胥黎,最后都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极权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个人的灾难,更是对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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