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三朝元老张廷玉的下场｜张宏杰

伴君如伴虎

作者：张宏杰

摘选自《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处分了很多大臣。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人，是三朝老臣张廷玉。

这个事发生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十月。按惯例，这个月翰林院要为当年去世的皇后写祭文。因为乾隆对孝贤皇后的丧事特别重视，所以把祭文拿来亲自检查了一遍。看了之后，认为其中有一个词用得不妥。“泉台”。这词是什么意思呢？指九泉之下。本来是很文雅的说法，但是乾隆吹毛求疵，说“泉台”这两个字不够尊贵，普通人用这个词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这样尊贵的人，应该想出些特别的词来加以形容，这个词不妥。因为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乾隆下令将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罚俸一年对其他官员来讲可能不是太重的处罚，但是对张廷玉来讲可不一样，这是他步入仕途四十八年来受到的第一次处分。这让老臣张廷玉不免胆战心惊。

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位老臣张廷玉。一是张廷玉这个人的命运确实很曲折，很令人唏嘘；二是乾隆和张廷玉的恩怨纠葛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乾隆打击朋党的努力。乾隆朝处理朋党问题比较成功，其中一个最大的手笔就是对张廷玉的处理。

张廷玉这个人，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做官本领最高强的大臣之一。从康熙晚年到雍正晚年的这段时间，是清朝政局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康熙朝是诸子争立，雍正朝是整肃政治纪律，不断收拾大臣。张廷玉正是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从一个普通进士一步步晋升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直到乾隆中期，四十多年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他做官有什么诀窍呢？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履历。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所以从小家教特别好。二十九岁，张廷玉中了进士，又被点了翰林。三十三岁那年，康熙皇帝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到了他，发现这个年轻人长得一表人才，言谈举止又特别稳重、特别得体，落落大方。康熙很高兴，命张廷玉“侍直南书房”（《张廷玉年谱》），就是把他留下来做了自己的贴身低等小秘书。

从那之后，张廷玉就交上好运了。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五岁，他给康熙皇帝当了十二年秘书。同样的才华，同样的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上，回报大不一样。直接为皇帝服务，回报当然非同一般。在这十二年间，因为康熙皇帝十分赏识他，他的级别从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研究员，升为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整整升了十级。

在康熙朝，张廷玉从一个进士做到了侍郎。有的小说说他在康熙朝就是权倾朝野的大学士，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雍正一见张廷玉，就特别欣赏，说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张廷玉年谱》），就是说气质沉稳，头脑清楚，处理事务特别有条理。雍正皇帝是一个特别有魄力的人，敢于破格用人，康熙去世才半个月，他就把张廷玉升为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正部长。

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难伺候的皇帝，为人特别苛刻，但是他对张廷玉却是一见如故，欣赏至极。把张廷玉提拔为礼部尚书之后，雍正就离不开这个人了，每天都要张廷玉进宫面圣，什么事都要和张廷玉商量，凡是发布圣旨都是雍正口授，张廷玉记录。头一年雍正把张廷玉升为了礼部尚书，第二年又让他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翰林院。雍正四年（1726年），又晋升他为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雍正六年（1728年），又让他兼吏部尚书，一个人做了两个部的尚书。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设立军机处，又让他做了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了天底下除雍正皇帝外最有权的人。当然这个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只做了三年，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从外省进京，按照清代先满后汉的惯例，鄂尔泰做了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退居次席，但仍然很有实际权力。

除了不断给张廷玉加官晋爵，还有两件小事情，可以看出雍正对张廷玉是多么重视，君臣感情是多么好。

第一件事，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病，请了半个月病假。病好以后，他进宫见皇帝，雍正见着他，第一句话就说：“朕前日向近侍曰，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就是说，我前两天对太监们说，我这几天胳臂疼，你们知道吗？“近侍惊问故，朕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太监们忙问怎么了，胳臂疼怎么不找御医看呢？我笑了，说，大学士张廷玉病了，这不就相当于我胳臂痛吗？（《张廷玉年谱》）你看，雍正视张廷玉如同自己的肱（gōng）股。

第二件事，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有一次请假，回老家去探亲。回老家之后，雍正皇帝很想念他，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这段话写得简直有点像情书。说的什么意思呢？说我当皇帝十一年了，和你啊，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们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就是拜把子兄弟！契友，就是结拜兄弟。如今分别了一个多月，我特别地想念你。可见君臣两个人的感情好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雍正去世后，张廷玉获得了清代汉族官员从来没得到过的一个殊荣：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雍正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有清一代，汉大臣当中不乏为大清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为什么只有张廷玉一个人配享太庙呢？这还要从清代的宗庙制度说起。

太庙是皇帝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起源很早，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当然那时最高统治者不叫皇帝，叫王。宗庙也不叫太庙，夏朝叫“世室”，殷商时称为“重屋”，周代称为“明堂”，秦汉时起才称为“太庙”。太庙一开始只供奉皇帝的祖先，后来觉得光自己祖先在这儿待着怪孤单的，所以把皇帝们生前的大臣也供几个进来，给死去的皇帝做伴。但是，能够获得这项荣誉的大臣很少，能进太庙的大臣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皇帝的至亲，另一类必须是对江山社稷做出了特别重大贡献的大臣。

所以清朝太庙的配享殿分为东西两殿，东配殿供的是宗室亲王，比如为清朝开国立下大功的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多尔衮，晚清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恭亲王奕䜣等十四个人。西配殿供的是非宗室的功臣，比如开国勋臣扬古利、额亦都，乾隆时的著名大臣傅恒、福康安等十二个人。

所以，整个清朝一共有二十六人配享太庙，非宗室的功臣仅有十二人。清朝多少个皇帝啊？十二帝。一个皇帝平均才有一个非宗室的功臣配享，所以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

而在这所有的配享的臣子当中，只有张廷玉一个人是汉族。也就是说，整个清朝二百多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所以这绝对是一项殊荣，足以说明雍正对他是多么看重。

这是张廷玉在雍正朝的情况。

到了乾隆朝呢？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已经六十五岁，是三朝老臣，又有拥立之功。当初雍正皇帝在秘密立储之后，传位密诏的副本开始只给一个人看过，那就是张廷玉，后来又加上了一个鄂尔泰，一共看过的就这两个大臣。雍正刚刚去世，大家一时慌乱，找不到传位密诏，这时候只有张廷玉一个人知道密诏的副本放在哪儿，指示太监很快找到了，帮乾隆顺利继了位。所以乾隆对他非常尊重，继续让他做大学士，和鄂尔泰一起处理国家大事。乾隆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称他为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张廷玉上朝时，乾隆总要提醒身边太监，赶紧上前搀扶，别让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了。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又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文臣封伯，这是一个特例。可以说，乾隆初年，张廷玉所享受的待遇，在清代的所有汉族大臣中堪称空前绝后。

这是他在乾隆朝前期的情况。

书名：乾隆 : 政治、爱情与性格

作者：张宏杰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可能有的读者就奇了怪了：我们读清史，不论是《张廷玉年谱》，还是皇帝的《实录》，都没发现张廷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事，立过什么特别大的功，为什么康雍乾三代皇帝都这么欣赏他呢？

说到这，我们就要来说说张廷玉身上的过人之处。在清代严厉的政治纪律下，张廷玉能取得如此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的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有过人的才干；一个是对“臣道”，就是对怎么做大臣有精深的研究。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过人的才干。

张廷玉才干的第一点是突出的秘书之才。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他记录皇帝的话，记得特别准确；起草文件，速度特别快。雍正即位之初能看中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当时雍正要办理康熙的丧事，还要处理政务，一天要发布十几道圣旨。《张廷玉年谱》中说，当时雍正皇帝“口授大意，（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就是说，雍正采取口述办公的方式。一个人口述什么东西，当然都是比较简单、比较凌乱、比较口语化的。张廷玉就有本事，在几分钟之内，把口语变成典雅的文言文，而且是一篇条理清楚、文采斐然、没有任何漏洞的文言文。张廷玉一天起草这么十几道圣旨，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确实是举世罕见的秘书天才。

张廷玉才干的第二点是他的满语水平。张廷玉虽然是个汉人，但是对于满语却非常精通，比当时大部分满族人说得还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张廷玉有先见之明，中了进士后，专门花两年时间去学习满语。在《张廷玉年谱》中，他说自己“研究清书，几忘寝食，馆师每试，辄取第一。盖庭训严切，且得清书奥妙”。清书就是指满语。就是说，自己研究满语，研究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成绩非常好。他知道，皇帝办公时，核心机密都是用满文来记录。要是不通满语，你就进不了决策的核心层。所以他下大功夫学通了满语。

张廷玉才干的第三点是超强的记忆力。张廷玉的大脑就是一个活的档案库。全国所有高级大臣，几百号人，他们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主要经历，做过哪些大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全国所有县令的名字，一千多个县，他都能马上说出来。所以皇帝离不开他。雍正皇帝曾经这样称赞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意思是说，你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别人干十天的。

所以张廷玉成功的基础是过人的才干，这让皇帝用起来特别顺手。不过，这只是他做官成功的一半原因。除此之外，他还有别人没有的另一半，那就是对“臣道”的深入研究。

什么叫“臣道”呢？就是怎么做大臣，怎么侍候君主。这个词在《易经》里面就有了。《易经》中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意思是说，阴柔是一项美德，要用它来服侍君主，而不敢成就自己的功名。这就是地之道、妻之道、臣之道。这是易经老庄一派对臣道的心得，主张“臣道”要阴柔，要把所有功劳都归功于君主，自己要默默无闻。儒家对臣道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早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儒家学派思想家荀子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臣道》。那么，荀子的研究成果如何呢？

荀子说，侍奉君主，首先要分析一下你侍候的君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明君还是昏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怎么对付明君呢？“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荀子·臣道》）

意思是说，做臣子，你要既恭敬又谦逊，既听话，办事又得敏捷，不敢以自己的私心影响君主的抉择，以顺从君主的意志为唯一目标，这是事奉明君的办法。

那么事奉昏君或者暴君，该怎么办呢？“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馁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荀子·臣道》）

就是说，你要像驾驭未驯服的马，或者培养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要特别小心，琢磨他的心思。或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不能性急。趁着他因为什么事恐惧的时候提意见，改正他的错误；趁着他忧患的时候给他讲如何具体处理事情；趁着他高兴的时候给他讲治国的大道；趁着他发怒的时候除去你的敌人。

你看，在秦始皇出现之前，古人就已经把伺候君主的方法研究得如此透彻了，总结了很多“为臣之道”。当然，这些所谓的道与术，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其中多少是精华，多少是糟粕，需要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不过，这些为臣之道，确实是张廷玉为官的入门教科书。

除了这一点，我们还说过，张廷玉出身官宦世家，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张英为官很成功，做了几十年高官，没有过闪失。因此，张廷玉做官是有家传功夫的。父亲张英不但言传，而且身教。所以刚刚走上仕途的张廷玉就显得特别成熟，言谈举止特别沉稳，特别得体，所以一眼就被康熙相中了。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你必须表现得没有私心，才能够最终满足自己的私心。张廷玉为官数十年最大的窍门，是处处事事他都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从不掺杂自己的私心。张廷玉刚入官场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年轻时有一次做主考官，有一个朋友想买通他，让他透露试题，张廷玉当然没有同意，但是张廷玉拒绝的方式很艺术。他是怎么拒绝的呢？他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就是说，我要做一轮皎洁的明月，你不要把我这当成一团漆黑的暗夜。一时传为佳话。

没有私心，一方面是指他处理事情没有私心，另一方面是指他在功名利禄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谦退。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考进士，中了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话说的“探花”。别人要是知道自己的孩子得了探花，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张廷玉不是这样。他知道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惧失措”。他立刻跑到宫里面见皇帝，“免冠叩首”，说，我们家啊，好几个人都中了进士，如今又得了个探花，这气运也太盛了，不好，凡事太圆满了不好，所以他请求雍正别让这孩子当探花了，把他降为二甲吧。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张廷玉年谱》）就是说，天下人都想考上前三名，我家已经有好几个做官的了，把这个荣誉让给普通人家吧。雍正听了，大为感动，于是将张若霭降了一名，改为二甲第一名。然后，又专门发布谕旨，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目的是表扬张廷玉的公忠体国、大公无私。

所以你看张廷玉这个人，既有过人的才干，别人代替不了，又为人这样谦退，处处为皇帝着想，那当然深得皇帝的喜爱。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在雍正朝，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过赏赐，赐给他的银子动不动就上万两，还给了他一所当铺，让他过上了舒服的生活。因为张廷玉从不主动为自己、亲人、朋友牟私利，所以雍正皇帝对他的孩子就特别照顾。他的孩子张若霭后来做官也很顺利，雍正一看到他，就想到他父亲辞退探花这件事，所以总是提拔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了礼部侍郎。

有的人说，哦，我们明白了，张廷玉做官最大的窍门就是没有私心。不对，这还不是张廷玉做官最核心的窍门。截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靠的是他身上另一个特质——超人的谨慎。

我们说，伴君如伴虎。为什么汉语中会有这样一个成语呢？因为人们从历史中总结出，在皇帝身边，陪王伴驾，确实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不信你去翻翻史书，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那些特别有名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都不怎么样。你看，商纣王时的比干，是被掏心而死的。秦朝的李斯，最后是被秦二世腰斩的。汉朝的韩信，被刘邦给剁了。宋代的岳飞，血洒风波亭。明代的于谦上了断头台，明末的袁崇焕则惨遭凌迟。清代的那些名臣，鳌拜、年羹尧、隆科多、肃顺，都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有些人虽然不是直接被杀，但下场也不怎么样。比如，唐代的魏徵，生前虽然得了善终，但是死后，却被唐太宗“亲仆其碑”，把他的碑给推倒了。宋朝名相寇准，为国家立了大功，最后的结局却是丢官罢职，死在发配的路上。

那么，为什么离皇帝近就这么危险呢？根本原因当然是传统的君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对大臣们想杀就可以杀。同时，君权是高度自私的、排他的，所以皇帝们的防备心理和猜忌心理特别重。高级大臣在皇帝身边久了，难免会犯些错误。因此在皇帝身边工作，那真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

张廷玉熟读经史，专门研究过历代大臣为什么会犯错误。他认为，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这样的大臣，当着商纣王的面批评他不仁不义，这是不讲方式方法，下场很悲惨。

二是只从天下大公出发思考事情。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心理隐私，成天劝宋高宗把徽、钦二帝接回来，却不替宋高宗考虑把他们接回来后，宋高宗怎么办。所以以国家利益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被杀害。

三是权力过大，又不知道谨慎。历史上倒霉的宰相大多数是这个原因。皇帝与宰相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和皇帝冲突多了，这个宰相最后难免就要倒霉。

四是比较有清朝特色的，过于“好名”。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名，就是追求个人的名誉，爱惜自己的名声。这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在清朝，有不少大臣就是因为“好名”而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朝皇帝看来，你处处维护自己的名声，追求人格完美，这就不利于你像奴才一样事事听主子的，不愿意给主子干脏活儿。有时候，你和主子就可能对着干。所以雍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清世宗实录》）。所以大臣的人格追求，在清代有些时候也成了他倒霉的理由。雍正朝的著名大臣杨名时，就是因为好名，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太听皇帝的话，被雍正罢官了。

所以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犯以上这四种错误。因此，他不想做名臣，只想做大秘书；不想做思想者，只想做执行人。张廷玉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是周密小心，不图虚名。我们讲过，张廷玉在政治上，有一句名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清史稿》）。你再有才华，再会说话，也不如一句话都不说。凡是说出口的东西，都有可能出现错误。所以他一生为人，特别谨慎小心，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一天的大事小事都在大脑中像过电影一样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如果有，就想着第二天怎么弥补。第二件事是把带回来的草稿之类的烧掉，家里从来不留文件、书信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清代文字狱很厉害，留下文字就有可能留下把柄。他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清史稿》），就是说从来不和外省的官员通信，为的是避免皇帝猜疑。

张廷玉给雍正服务了十三年，可以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背后都有他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翻遍清史，却找不出他做过什么大事的记载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把所有功劳都记到皇帝头上，从来不提自己的贡献。当时许多大臣都是经过张廷玉的推荐而受到雍正重用的，但是这些人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张廷玉见到他们从来也不说。这确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绝顶功夫。因此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只有这样的人，皇帝用起来才放心。

所以我们说，张廷玉真是把“臣道”研究到家了。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张廷玉为官多么成功，以及为什么这么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做到一生总是成功。到了乾隆中期，张廷玉这种官场上的超人居然也倒了霉。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已经七十七岁的张廷玉就受到了做官四十八年来的第一次处分。在那之后，他还受到了更多的挫折。

那么，为什么一直屹立不倒的张廷玉到了乾隆朝就倒霉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乾隆这个人太精明了。

乾隆皇帝的性格与雍正很不相同。雍正皇帝这个人，给别人的印象一般都是很严厉、很苛刻、很阴沉。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实他身上还有大家不太了解的另一面，就是特别直肠子的一面，一旦认准你是个可靠的人，就会对你掏心窝子地好，什么心里话都和你说。所以我们看雍正的朱批，他给那些他信得过的大臣的朱批，就像好哥们儿聊天一样，什么亲热的话都往外说。比如，我们看他给宠臣田文镜的一条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

这样的朱批，其他皇帝绝对写不出来。所以说他性格中也有天真淋漓、真性真情的一面。

雍正皇帝之所以这么喜欢张廷玉，除了张廷玉有才能，还有一点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特别互补。雍正这个人性格喜怒不定，大起大落，所以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曾经批评他性子急，遇事容易冲动，这一点和史书中的记载是一致的。《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早年曾经评价雍正，说他性格是“喜怒不定”“为人轻率”。雍正虽然很在意康熙的批评，努力改正这个毛病，但是改得不那么彻底。雍正一直在自己的书房中挂着康熙手书的“戒急用忍”四个字，用来提醒自己，但他还是经常性急。而张廷玉这个人性格周密细致，特别有耐心，特别有涵养，所以君臣二人性格上非常互补。我们知道，人们交朋友的时候，有时往往对自己身上没有的那些特质特别欣赏。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喜欢外向的人，外向的人也喜欢内向的人。因此雍正和张廷玉这对君臣，相处得非常好，每当雍正性急的时候，张廷玉总是能耐心地劝解，让他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所以在雍正看来，张廷玉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胆的纯臣。因此，他在遗嘱中给张廷玉这样打了保票：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指张廷玉和鄂尔泰）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清世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保证，这个人肯定是忠臣，以后也不会犯错误，所以我死后，你要继续使用他，死后要让他进太庙配享。打这样的保票是雍正对张廷玉最大的认可。

然而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与雍正可大不一样。人和人之间，性格相似的人有时会特别默契，有时却又会相互排斥。精明人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特别世故、特别精明、特别有城府的人。所以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张廷玉身上的“巧”和“滑”。乾隆认为张廷玉做事，表面上大公无私，背后却心机极深。他虽然为君主办事尽心尽力，功劳不小，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别人一样，同样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称不上纯臣。张廷玉也为部下办过不少事，只不过他办得特别隐蔽，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乾隆能看出来。你看，张廷玉做了这么多年官，把自己家族的人、自己的门生、自己圈子里的人，都安排得很好。张廷玉的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瑑（zhuàn）分别当了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儿子张若澄和张若霭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张廷玉墓志铭》）一家子的人穿的都是高品级的官服，让天下人都很羡慕。所以乾隆认为张廷玉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需要提防。这是他不喜欢张廷玉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张廷玉年纪大了，可利用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张廷玉那么尊重，那么重视，不光因为他是顾命老臣，更主要的原因是他那个时候特别需要张廷玉的政治经验。如果说大清帝国政治是一台精密的机器的话，那么张廷玉脑子里则装着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所以乾隆刚当皇帝那阵离不开他，因此才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封了伯爵。不过，当了六七年皇帝以后，乾隆对政务已经越来越熟悉，对张廷玉这样的老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而且，张廷玉年纪越来越大，精力和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乾隆三年（1738年），张廷玉曾经上书，请求辞去他所兼的吏部尚书一职，他在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忘，食渐减少。”（《张廷玉年谱》）意思是说，那一年他六十七岁，大脑已经不如以前好使，记忆力也不太行了，吃的也越来越少。他办起公来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所以乾隆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提拔重用年轻的大臣。因为年轻人做事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干脆利落，效率很高，不像老臣那样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我们说过，军机大臣里，鄂尔泰进了军机处后就一直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是二席。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了，乾隆没让三朝元老张廷玉做首席，而是起用了年纪轻轻又没有什么资历的讷亲，让他做了首席。讷亲才三十多岁，排在了七十多岁的张廷玉前头，这让张廷玉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

那么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不必向早入朝”（《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张廷玉七十多岁了，老了，每天一大早进宫不方便。我体恤他，以后就不用他上早朝了。这道谕旨表面上是体恤老臣，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以后不再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因为乾隆每天商量什么大事，主要就是在早上这一时段。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所以身体原因是乾隆不再重用张廷玉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出于打击朋党的需要。

我们之前讲过，乾隆执政初期，朝中就出现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的朋党问题。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都是乾隆特别倚重的大臣，且都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两人地位相当，但因为性格不同，长期不和。满族大臣一般都投奔鄂尔泰门下，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廷玉门下，朋党的雏形因此而形成。

那么，要解决朋党问题，首先就要打击朋党的首领，所谓擒贼先擒王嘛。所以乾隆的打击目标，就瞄准了朝中最重要的这两个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

学者张越说，我读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又有个性和趣味的表达，更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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