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中国转型时期的肖像

▲梯田上一位农夫骑在水牛身上 | 阎雷 摄（本文所有插图均为阎雷摄影作品）

16岁，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我在中国的一种生活，很神奇。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一次签发针对个人的外国人旅游签证。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睡不着觉，我要学习摄影，我要学习中文，我要拍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在叫我，我应该去。所以我来中国了。

我没有后悔这个梦。

——阎雷

1979年，当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向世界敞开它的大门，批准第一批旅游签证时，我自己仿佛体验了一把类似主显节一样的经历，我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一场有关中国的旅行，感受到了那种显然天命：

它让我敞开自己，接纳远方的他者；它让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无论身体还是灵魂——深深浸沉到那个广袤而伟大的，生活着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类文化中心当中去。

十六岁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活出一番不同的样子来，要用我的生命去努力，最终在遥远的将来，为这个巨人绘制一幅肖像。

作为一名无忧无虑的少年，我所拥有的资源仅局限于要实现这个不可能任务的强烈野心，我的幼稚人生观，我的情绪化，还有我的无知。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孤独、恐惧，还有彼时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度所带来的诸多困难，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未知数。

二十五年过去了，除了美好的回忆外我一无所有，但我无怨无悔。

我绝对想象不到当初那个年轻的决定竟给我带来了那么巨大的改变，远远超越了我自己的生活。

在多次抵达这个“中央之国”的四端之后，我最终发现了对另一个文化的热爱，并与周围的景观慢慢地融为一体。对于那些用色彩缤纷的图片来让人们了解而不是分析的书，我总是充满渴望。

在本书（《昨天的中国》）中，我所依据的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常常敏感于人生的起落、犹豫和脆弱，而刻意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所写的报道保持距离，好让现场所留给我的印象能够保持鲜活和自由，能够为我的内心注入奇观，教会我他们的语言，让我学到另一种思维方式，与我分享当代中国激变所掀起的引人入胜的巨浪，而不囿于新闻和摄影风格。我所依赖的是时间，是努力，是旅行，是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去发现更多，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按下我的快门。

多年来，我已经学到了一百五十万个爱上中国的好理由。

我学会了去了解、去观察以及去仰慕这个伟大的文化，她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机。在这里，我从未感受到过任何有关人身或财产的威胁，没有生过任何疾疫。

这段旅程坦荡美好，沿途不时闪现清泉。多少次我惊喜地发现自己身处如此淳朴的氛围，那么有特色，充满热情和欢笑，在尊重彼此的文化的前提下，不时分享共同的奇妙发现。

我对探索中国的热情始终未曾动摇过。

正是这份热情深刻地改变了我，它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灵，揭示了我内心那么多不曾预料到的领域，并赋予了我另一个名字：

阎雷，地狱之王的霹雳惊雷。

如果说摄影在西方指的是“用光影写作”的话，那么在中国，它指的是“捕捉事物的影子，追求瞬间的光影并寻求相似性”。

我必是浪费了成百上千张照片，只为与我的好友一道，聚拢这些精心构筑的时刻，去品味其中所展现的这段壮丽的启程之旅中闪光的点滴，去做一个青春的梦，去对这个真与美常常把酒言欢的国度来一趟视觉上的探险。

今天结集成册的这部图片集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因为借助它，我得以为您呈上自己热情工作结出的果实，刻画一幅关于这条永恒巨龙的肖像，传递一种迄今仍在指引我梦想的深刻的情感。因此我祝福您踏上一段愉悦的阅读旅程。

——《昨天的中国》阎雷自序

1985年，阎雷来到中国，开始了近30年的拍摄之旅，总共发表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和60多万张关于中国的照片。以至于业内有一种说法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阎雷拍的。”

阎雷总有办法脱离八十年代对外国人的种种桎梏，游走在中国人身边，进退自如，30多年来，他时而像屏幕外的观众，屏息凝视，时而又涉足其中，感同身受。

阎雷不是最早拍摄中国的外国摄影师，但却是继布列松、马克·吕布和刘香成等摄影大师之后，专注拍摄中国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西方摄影师。如果有谁能称得上是“昨天的中国”的见证人，阎雷当之无愧。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阎雷的摄影集《昨天的中国》。本书全面呈现1985—2000年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日常生活、经济起飞和社会巨变，用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一幅最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

书中的照片记录了这个巨变中的东方古国的方方面面，呈现最鲜活、最富生命力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记忆。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影像中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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