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杜甫诗中的“朱门酒肉”到底是香还是臭

我最早读到的杜诗注本，对“朱门酒肉臭”一句中的“臭”字都没加注。既然不加注，就意味着取其本义，就是“秽恶之气”，当然也就读作chòu。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读，从没想到还有其他的读法。近年来才听到不同的议论，有人说这个“臭”字应该读xiù，意即“气味”。也有人说仍可读chòu，意思却是指“香气”。他们从而把这句杜诗解作“富贵人家的酒肉发出香气”，而不是说富贵人家的酒肉多得腐败变臭了。几种不同的读法，到底孰是孰非呢？

单纯从字义来看，几种读法都有根据。《诗·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郑玄注：“耳不闻声音，鼻不闻香臭。”此句诗经中的“臭”字显然泛指“气味”。《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孔颖达疏：“氤氲臭气，香馥如兰也。”此处的“臭”字显然专指“香气”。但是我们理解诗句中的字义，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就是必须注意其上下文的语意。这句杜诗见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杜甫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家人，途经骊山，此时玄宗等人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寻欢作乐，宫外的百姓却饥寒交迫。于是诗人写道：“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南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中引《孟子·梁惠王》中“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以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两段话作注。从批判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这个旨意来说，杜诗确实与《孟子》一脉相承，郭注可从。但是如论字句的渊源，郭注仍不够精确。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改引宋人黄庭坚之言：“《孙子新书》：‘楚庄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而三军有饥色。’”其精确程度远胜郭注，但引文不够完整，出处亦有微误。今人邓魁英、聂石樵先生《杜甫选集》则据《艺文类聚·人部八》引王孙子《新书》：“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尊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艺文类聚》是初唐人所编类书中最著名的一种，正如闻一多先生《类书与诗》一文所言，类书对唐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杜甫本是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人，他对《艺文类聚》一定烂熟于胸，对楚庄王攻宋的故事一定十分熟悉。当他想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时，这个典故自会浮上心头，并现于笔端。杜甫晚年所作的《驱竖子摘苍耳》中说：“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也是运用同一个典故。《新书》明言“厨肉臭而不可食”，这个“臭”字只能解作“秽恶之气”。所以我觉得从用典的角度来看，“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还是解作“发出臭气”较为妥当。

那么，说富贵人家的酒肉发臭是否夸张过度、不合情理呢？并非如此。杜诗对唐玄宗君臣在华清宫中的享乐情景有淋漓尽致的揭露：岁暮严寒之时，行走在骊山脚下的诗人感到“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宫中的舞女却穿着薄如烟雾的罗衣，高官贵戚则享用着鲜如初摘的果品。穷奢极欲，莫此为甚！当时的达官贵人，除了贪婪金钱以外，对生活资料同样贪得无厌。试看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大臣元载，据《新唐书》本传记载，从他家抄出的财物竟有“胡椒八百斛，它物称是”。胡椒是调味的佐料，即使是数十口之家，日用铢两足矣。连胡椒都要积储八百斛（合八万升）之多，家有酒池肉林何足为奇！酒池肉林一时享用不尽，变酸变臭又何足为奇！

杜甫写诗，向有“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精神。清人赵翼评杜甫说：“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瓯北诗话》卷二）后面所举的例句即包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内。如果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是想用“臭”字表达“气味”或“香气”，那只能算是“说到七八分者”。只有用“臭”字表达腐败发臭，才是“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这两句诗才是惊心动魄的警句。显然后者更符合杜甫的创作实际。

所以我认为，对“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不必追求新异的解读，取其最常用的义项，更为合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是诗圣杜甫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入木三分的讽刺，是对大唐王朝命运的深重忧虑，也是对千秋万代的社会隐患的深刻警示。在我们对基尼系数保持高度警惕的当下，更应时时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这两声警钟。

>原题《“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怎么读》，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7日03版

莫砺锋：怎样读杜甫诗——

杜诗向称“诗史”。它具有严格的写实性，是对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的全景式图卷，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诗人内心所激起的巨大情感波澜的忠实记录。杜诗对诗人自身的生命进程也具有纪实的性质，举凡他的行踪、交游、生活、仕历，都可在杜诗中找到相当细致的叙述。所以，我们读杜诗时绝对不宜像西方的“新批评”派所主张的那样，完全抛开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而只对作品自身进行解读。我们应该结合杜甫的生平、结合唐代的历史实际来读杜诗，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内涵有较准确的理解。

首先，我们应对唐代的历史，尤其是对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在安史之乱之前，唐帝国基本上还处于盛世，在杜甫的童年时代，他所看到的是一派升平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然而到了安史乱后，唐帝国已经一蹶不振，杜甫临终时所看到的现实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短短的十年间，唐帝国的人口从5190万锐减为1600万，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战乱中死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这是多么剧烈的社会变化啊！这个历史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是有准确的记载的，但是那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粗线条的叙述而已。对那段历史作生动、真切的描绘，并进而揭示人们心底巨大伤痛的则有待于杜甫。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斯出现的大诗人更应敏锐地感应到时代的脉搏。杜甫就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大诗人，他用其如椽之笔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种种图景，他用细入毫芒的体会刻画了当时人民的深哀巨痛。杜甫的敏感不仅仅在于对已然发生的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还在于对尚未发生的隐微征兆有先见之明，对暗中运行的历史进程有明晰的理解。所以当其他诗人尚沉浸于盛唐的浪漫主义氛围中一饮千钟时，杜甫却已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作了准确的预言。《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等诗成为最早游离盛唐气象的作品，它们预告了唐诗将从浪漫想象转向严格的写实，也即从盛唐转向中唐，杜甫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如果不了解那一段历史，我们对杜甫的创作及其意义也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我们应对杜甫的生平有较深的了解。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杜诗，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杜诗的深远意义。杜甫为什么对儒学那样的执着？杜甫为什么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我们应该对杜甫的家庭传统、平生志愿、所作所为都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对此作出较准确的评判。

杜甫是一个终生服膺儒术的人，“奉儒守官”是他世代相传的家庭传统，他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在早年就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远大理想，以后虽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直到晚年漂泊湖湘时仍把这个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待御》)由于在封建时代里实行仁政必须通过君主的途径，所以杜甫对明君寄予极大的希望，这是他的忠君思想的真正本质。杜甫的仁爱之心不仅施于其家人、亲友，而且还推而广之，以及于全体人民，甚至及于宇宙间的一切生命。他把儒家所提倡的“恻隐之心”推广到草木鱼虫：“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如果说宋儒通过理论抽绎而得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那么杜甫则通过其行为体现了这种伟大胸怀，而且用动人的诗歌把它表达出来了。杜诗中的情感内蕴特别深厚，梁启超甚至称杜甫为“情圣”，原因即在于此。

当我们读杜诗时，应该借助于其诗歌编年、年谱、传记等资料，对诗人在何种境遇中写作此诗有清晰的了解，那样才能深入理解其写作动机和主题思想。这方面的参考书有冯至《杜甫传》和陈贻焮《杜甫评传》，前者比较简洁，后者则相当详尽。如果你只想大概了解杜甫生平，则读前者即可。如果想知道某一首诗的具体写作背景，则可查阅后者。

▲陈贻焮《杜甫评传》

本段节选自《怎样读杜甫诗》，《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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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葛杰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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