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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 记张永言先生

宋文涛 未曾读 2021-09-18

2016.6.15|No.14




张永言先生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语言学、词汇学、训诂学、汉语史以及辞书编撰等方面皆有精深研究,成就卓然。蒙先生不吝珠玉,将三部重要代表作——《词汇学简论》《训诂学简论》和《语文学论集》交我责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增订出版。同年12月,欣逢张先生米寿,我特携庆寿文集赶赴成都,为先生奉觞上寿。以下即成都之行拜谒张先生的闻见经过,仰承謦欬,俯念拙涩,不惮覼缕之累,聊表瞻依之情。




张永言先生年轻时照片


今年十二月四号是著名语言学家张永言先生的米寿生日。三号中午,我随身携带五本为庆贺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而特意赶制的纪念文集的快样书——《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从浦东机场登机飞赴成都,参加次日由张先生及门弟子朱庆之、汪维辉等人操办的庆寿宴会。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停降双流机场。从机场出来,天空尚飘着小雨,打车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入住早先订好的川大招待所红瓦宾馆,已是下午五点。



朱庆之等:《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张永言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晚七时许,浙大汪维辉老师从杭州赶到,遂约好八点半去张府探望先生。张先生就住红瓦宾馆近旁的川大教师公寓华西新村,虽然不远,但因天黑下雨,汪老师找了半天才找到先生家所在门栋。张先生家住三楼,走上楼来,便看见先生的弟弟张大言老师已微笑着在门口恭候。张先生比弟弟年长十四岁,自患病以来,饮食起居一直由弟弟一家照顾。见我们上来,张老师热情地让我们进屋,随后又有张先生女儿美意一家出来相迎,在美意带领下,我们来到先生居住的房间,这里我终于见到景仰和钦慕已久的张永言先生。


这是一间大约十平米见方的小屋——先生称之为“斗室”,靠墙和窗的地方安放着一张单人床,张先生就坐在床边,他弓着腰垂着头,一只手搭在床前的书桌上,稀疏的头发已经全白。可能是听到美意的声音,先生抬起头向我们张望了一眼,旋又垂下。汪老师连忙上前握着先生的手,大声给先生打招呼,同时也向他介绍身后的我。听先生说到宋先生三字,我也赶快上前握住他的手,说着张先生好。虽说此前也见过先生的像片,从纪念文集众多作者的描述里得知先生身体瘦弱,可当亲眼看见眼前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看到他慈和的充满笑意的脸庞,我心里还是感到难言的激动和宽慰。先生面容清癯,气色比想象的好很多,甚至稍显朗润。他说话的声音很轻,略带“川普”口音,语速不急不缓,语调抑扬顿挫,大抵可以想见先生年轻时娓娓而谈、出口成章的风姿。


听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张先生遂连连向我致谢——去年年底,先生的《词汇学简论》《训诂学简论》和《语文学论集》的增订本经我责编出版,先生收到样书,甚是满意,特地请汪老师代为转达谢意;之后因稿酬及寄书事和先生通过几次电话,电话那头他总忘不了说声谢谢;今日见面,亦复如是——先生对他人的好时时感念在心,可见一斑。听先生又在致谢,我感到消受不起,连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先生您满意,我也就心安了。说着便将随身带的一本纪念文集的快样书递给先生,先生接过那本砖头一般厚重的论文集,拿在手里摩挲了一会,便取过桌上的放大镜,透过放大镜翻看目录,一面看一面向汪老师询问目录上各位作者现在的情形。趁着这个当儿,我才注意到,就在先生单人床的对面墙上贴着一张横幅,横幅上书有十余行清隽的小楷,走近谛视,才知是闻宥先生手书并赠予张先生的几首长短句——闻先生是张先生的老师,既是现代著名汉藏语言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词人和小说家,张先生就说闻先生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作家。后经仔细认读,得知这张横幅上共录有九首“古今人词句”,前五首分别出自冯延巳、晏几道、周紫芝和李煜,后四首为闻先生自作,系两首《浣溪沙》和两首《蝶恋花》。落款为“夜坐杂忆古今人词句,录奉永言吾兄存念。一九五三年秋闻宥”。可见这幅手卷去今已六十二载,其间闻先生于一九八五年去世,而它则伴随张先生历阅一个甲子的沧桑岁月,纸墨斑驳,华年水逝,披文览之,令人嘘唏。



闻宥先生像(1949年马悦然摄于成都)



张先生家中所见闻宥先生手书“古今人词句”


张先生的著作,除了两本《简论》和《语文学论集》,还有两部辞书也特别重要:《世说新语辞典》和《简明古汉语字典》,其中《简明古汉语字典》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释义准确、书证精当、实用性强为世所称。先生很是看重此书,曾在电话里不止一次说到这本字典花费了他很多心血,是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只因系集体项目,迫于某些原因,出版时不得已与其他几人同时署名,实则这部二百万言的辞书完全是张先生个人的代表作。在编《简论》和《论集》的时候,我即有增订重出《简明古汉语字典》的打算,也曾在电话里向先生谈起,先生说这书牵涉的作者较多,重版难度较大。之后我又和汪维辉老师提及此事,汪老师很表赞同,但坚决主张应完全恢复张先生的独立著作权,重版时编者只署张先生一人。现在见到先生,故又向他提说重版《简明古汉语字典》的打算。


谈到此书,先生说:“这是当时国内三所高校分别组织人力编写的三部辞书之一,其他两部后来都没编成,只有这本《简明古汉语字典》编出来,出版后曾获得一些好评,挪威汉学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就置之案头,时时翻检。虽说是个集体项目,但当时真正编写的就我一个人,等到快要编好了,领导说这是集体项目,给你安排几个助手吧,于是就派了几个人到我这里,其中一个还是从乡一级行政岗位上调过来的——他要调入川大中文系,得试讲啊,讲的是《段太尉逸事状》,他说据他考证,这个段太尉,‘太尉’二字是他的谥号……后来字典编好了,在署名时这位领导又说这几个派来协助我工作的人也是作者啊,于是这本字典的编者就变成多人,他们几位列名其中……其实说穿了,他们就是挂名而已。我曾一度为此很是苦恼,心想要是那几年我不去编什么字典,做点别的研究有什么不好呢?后来终于想通了,我也就不在这事情上纠结了。这几位挂名的编者,虽然有两位已去世,但其他人还在,如果要重版,就得征得他们的同意,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听着先生断断续续的讲述,我意识到要使那几位当年并未参加编写工作、但拜行政威权所赐、依旧厕名编者行列的人放弃著作权和署名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如果重版依旧像初版那样列上原来几人的名字,依旧无视和抹杀张先生个人为这本书所付出的艰辛,其学术成果依旧以共同署名的方式为他人所攘夺,那么就像汪老师所说,这样的重版还有什么价值?还不如不出。看来此事得从长计议。后来听张先生的学生何毓玲老师说,商务印书馆最近已在做这本字典的修订重版工作,闻之愕然。此前听先生说起过,几年前商务曾找到他,希望能重行修订《简明古汉语字典》,但就因编者的缘故,之后不了了之。据何老师说,商务这次延请的是该书另外一位编者负责修订工作,我试着百度了一下这位编者,在其“主要著作”里果真赫然列有《简明古汉语字典》一书,且许为“鸿篇巨制”——看来他并不觉得把这本字典视为自己的代表作有什么不妥,“列名”这么多年,却之不恭,就像脸戴假面,时间久了会长进肉里,他确乎是以原编人马的身份,视字典修订为自己责无旁贷之事了。


让我们颇感欣喜的是,先生今晚的兴致很高,谈兴很浓,许是说话有些累了,他便平躺下来,头倚在床头的靠枕上,双目微闭,怀里捂着一只暖手袋,依旧用他特有的“川普”不急不缓、条理清晰地讲述着往事,而我和汪老师则坐在一旁静静倾听。



张永言先生


在《语文学论集》附录里,收有张先生一篇《自述——我的中学时代》,先生说,这是他平生所写唯一一篇较为抒情的文章,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打算编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其他人都是写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的成绩,张先生却偏偏写的是自己的中学时代,不单是为了和他们不同,最主要是因为中学时代对他的学术生涯乃至一生都有重要影响,那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岁月。“我小学毕业以后打算去当学徒,工资很微薄,我倒也不计较。那时抗日战争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家就迁到乡下,正好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及其附中也内迁到我们家附近,我有个姐姐就劝我说:别去当什么学徒了,还是升学吧,我就在这个学校(光华附中)读预科,你来吗?于是我没去当学徒,她就帮我报了名,办了手续,这样我就上了这所中学。我本来在小学常常被老师骂,骂我笨、呆头呆脑,我们的班主任冶老师就说,你看,辛伯鸣(音)同学多聪明,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唉呀!到了高中,一位教师叫赵贞信,浙江富阳人,又在燕京大学任教,他就很夸奖我,他说我看啊,这个班几十个同学,将来在学术上能有成就者,张永言一人而已!我真感谢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后来我到北京开会,打听到他在北师大,就去北师大找他,别人说他已退休多年了,我问他住在哪里呢,都说他不住在学校,不知道住在哪里,所以无法见到,不然我真应该去感谢他,他对我鼓励很大。所以对学生啊,宜鼓励不宜训斥……赵贞信,号有楚(音),浙江富阳人,这个老者,记在心里,没忘。”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订本)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偶然,只要有心,哪怕一句话——无论是姐姐的还是老师的——也足以改变命运的走向。这个对张先生鼓励很大、为先生终身铭记、号“有楚”的老者应该就是张先生在《自述——我的中学时代》里提到的那位“常常给我们介绍当代学人和学界情况,推荐课外读物”的国文老师赵贞信,他以一种“让一个人高兴、其他人都不高兴”的近乎醍醐灌顶的方式勉励自己看中的学生发愤读书,而他后来果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反复念叨“赵贞信,浙江富阳人”和“张永言一人而已”这两句话时,先生除了声音上略显激动外,我还注意到他微张的眼眶已然湿润。顿了片刻,先生像想起什么,便问我们在成都呆几天,当得知我们明天都要回去时,先生徐徐吟道:“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或许是注意到我们在墙上那副手卷前驻足良久,闲谈中张先生也间或说到闻宥先生多次。先生说闻先生是自己的老师,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但因为在汉藏语系研究中触及西藏问题,结果被打成“右派”,吃尽了苦头;而另一位藏学家王尧先生就聪明很多,他精通藏语,但绝口不提西藏问题,结果相安无事。闻先生手书的《蝶恋花》词有云:“一样千山生晓雾,人生长是朦胧误。”如果把遭际坎坷视为人生的失误,那么在动辄得咎的年代,这种人生失误就如千山晓雾,无所遁逃。另外一则掌故是关于学历方面,张先生说那时单位要填的各种表格都有学历一栏,有位先生因只有研究生学历而没本科学历,填表时竟煞费苦心:“他说我某年考入北大预科,因经济原因未就读,这是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我某年考入北大本科,因父丧未就读。其实没什么,我们闻宥先生依然要填这类表格,学历呢、最后学历呢?他说我就没有,但还是要填,那就不加犹豫,填上小学就交了。一位知名教授,学历是小学——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可能错失本科学历,尤其是北大的本科学历——如果真有考入北大本科一事——对那位先生来说是人生之痛,甚至引以为耻,可在闻宥先生和张永言先生看来,即使小学学历,“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历经几十年尘世的沉浮变迁,回头再看那些往事,其质实不过风轻云淡,何足介怀;而这句平淡无奇的话经由张先生之口说出,却显出厚重和十分贴切的味道,仔细想来,又是很明通的见解。


不知不觉在张先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汪老师便和我起身向先生告辞。这时张老师、美意等人过来代先生送我们出门,张老师甚至要送至楼下,被我们劝止。从楼里出来,雨已不下,借着影绰的路灯走回红瓦宾馆,已经晚上十点。

 


张永言先生手迹


次日即张先生寿辰的正日子,庆寿午宴安排在红瓦宾馆二楼餐厅。吃过早饭,在宾馆一楼大厅,经汪老师引见,我认识了先生另外三位学生:香港教育学院的朱庆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何毓玲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骆晓平。在和几位老师闲聊中,得知撰有《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三书的张慎仪先生即张永言先生的祖父,张先生点校整理先祖所著,可谓克绍箕裘。又知张先生三四年前曾因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做过手术,之后就一直行动不便,很少出门。联系昨晚所见及电话里先生自己所说,确实如此;加上年纪大了,听力也不是太好,先生的身体状况其实很令人担忧。据汪老师讲,昨晚应该是张先生近来少有的几次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的时候,这或许要归功于先生的女儿美意的回来。


美意其实是张先生的养女——先生一生未婚,遂从弟弟处过继一女,即美意。美意自小被张先生视若掌上明珠,据何毓玲老师回忆,他常常微笑着牵着她的小手,“从幼儿园接送,到小学接送,慢慢地走着,絮絮地讲着故事,有很多故事是先生自己改编的。他家屋子里墙上有好多刻线,记录着女儿身高的变化”(《师恩难忘,如沐春风》)。作为父亲,我很能体会张先生对女儿的疼爱可以放任到何种程度。现在美意一家定居加拿大,每年回家探亲一次(今年这是第二次),每次回来,只要先生见到美意,就欨愉欢喜,身体和精神状态就变得非常好。


上午十点半左右,我们再次来到张先生家,张老师和美意依旧微笑着在门口迎候。走进张先生的房间,却看见先生已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我们上前一一和他握手问候,到我握手之际,先生问:你昨晚带来的那本文集怎么没有定价、书号和印次啊?我解释说这是快样书,还未正式出版,相关出版信息要等明年二三月份书正式出版的时候才会有。先生点点头,“哦”了一声,神情里似乎有些遗憾。骆晓平老师虽住成都,却也很久没到张府来,张先生看见骆老师,便问起四川人民出版社现今的情况,得知现任几位社领导自己皆不知晓时,先生半开玩笑地叹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他还说起以前在四川人民出书时,编辑把“造诣”读成“造纸”的趣事,又从“造纸”说到造纸厂,先生感叹:“现在的环境是污染啦,水质、空气、土壤、食物都有问题,我小时候晚上是满天星斗,现在已看不到了。”


十一点钟,张先生的侄子延年下班回来,看着差不多人都到了,朱庆之老师便和张老师、美意商量好,打算早点送先生前往红瓦餐厅。只是去宾馆庆寿之事先生还不知情——先生很怕出门,很怕被别人看见自己生病的样子,他常笑着自嘲现在这副样子是“老丑图”。果不其然,朱老师给张先生说了外出庆寿的事,他就是不愿去。后来还是美意搂着爸爸的脖子,在他耳边劝说了一番,才终于答应。美意给先生穿好外出的棉衣,和延年一起把他抱上轮椅,又用毛毯、围巾将着风的地方包裹严实,由延年推着轮椅,一行人前往红瓦宾馆。


上到宾馆二楼餐厅包间,桌椅餐具已经摆好,窗帘正中悬挂一大大金色寿字,一下便将庆寿的气氛烘托出来。美意和延年小心地把张先生从轮椅抱到椅子上,又帮他脱下棉外套,先生便像家里那样,头微垂,两只手搭在椅背上,静静地含着笑看着来往的人。没多久,张先生早年的研究生、安徽师大的刘翠和川大中文系前系主任龚翰熊也先后赶到,至此人员全部到齐,张先生的米寿庆宴正式开始。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  训诂学简论》(增订本)


按照事先安排,朱老师、汪老师等人在宴席进行中要说几句庆寿的话,以向张先生表示祝贺和感谢。作为张门大弟子,朱庆之老师率先垂范。他用四川话讲了一则读书时经历的趣事:有一次他去理发,理发师傅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在读博士,师傅问老师是哪位,他说是张永言,师傅听了竟然惊讶地叫了起来:“张永言?你的老师是张永言嗦?那个人了不起,太了不起喽!”朱老师感叹:连寻常的理发师傅都对张先生的学问称叹有加,遑论其他,师从张先生可说是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接下来何、刘、汪、骆四位老师也陆续向张先生表达了各自的受教体会和诚挚感谢,其中汪老师所说印象最深,他说:如果只看学术成果的数量,那么自己现在所出的书、所发的文章可以说已数倍于先生,但论到研究的精深和学问的渊博,以及为人之儒雅,张先生就像一座高山,自己这一生都恐难企及,又像是一盏明灯、一种榜样的力量,引领和激励着自己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开拓进取。在几位老师讲述过程中,我看见张先生始终静静地坐着,含着笑注视着每一位发言的学生,或许他们的讲述会勾起他“许许多多如烟的往事”,亦或许“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还会不时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有如一抹亮光在苍茫暮霭中掠过天际”(《自述——我的中学时代》)。


受几位老师的感染,我在末了也简要介绍了此行的来意和编辑出版张先生三本著作的大略始末。我说这三本书能顺利出版,不仅有赖于张先生对复旦出版社和我本人的信任,也得力于汪维辉老师的鼎力相助。随着与先生交流的逐渐增多和对书稿研读的不断深入,我对先生的学问、著作和为人的崇敬钦慕之情也是与日俱增,能为张先生这样渊博儒雅又虚怀若谷的老辈学者做点事是我的荣光。而且在后来的电话沟通中,我强烈感受到这三本书的增订再版对于先生已十分重要,这就敦促我一定要把书做好。经过努力,三本书终于在去年年底出版,先生对样书甚是满意,特意委托汪老师转达谢意。其实最该感谢的人是我,我这次来成都就是为了向先生表达谢意,谢谢先生把自己最重要的三部著作交给我编辑出版,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寿宴当天的张永言先生(后排左起依次为:汪维辉、刘翠、何毓玲、朱庆之、骆晓平)


听了我们的讲述,张先生一家也很受触动,美意代表张先生及家人对举行这次庆寿活动和众人的到来表示感谢。她说,爸爸一生献身学术研究,为此而严重损害了视力和健康,可以说是一位尽心尽职的学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好爸爸。“我小时候很任性,在学校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但爸爸却能一直包容我、尊重我。我想去学校偏僻的地方玩,他就带本书,陪我一起去,我在那里玩,他就在一旁看书等我。他其实很关心我的学习,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我去问他,他说你去查字典啊,可没一会儿,他就提示我这个字该读什么音,意思是什么。川大教师子弟在读书上其实会相互比的,当我考试考得没别的孩子好时,他从不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只是提醒我下回考好些……”可能是对父亲积郁的感情太深,平日里又无法表达,在讲述这些父爱的点滴时,美意好几次都哽咽地说不下去,眼泪夺眶而出。


张先生耳背,无法确定美意这些话以及我们众人所说他都完全听清楚了。在整个宴席进行中,他除了偶尔吃点东西,更多时候是静静地听众人讲说。先生的肠胃一直不好,属于敏感体质,无论河鱼还是海鱼从来不吃,一吃必定过敏。据说有一回去北京开会,会后会餐时他不小心吃了一块面粉制成的豆腐,邻座的人说里面有鱼肉,先生闻之色变,旋即浑身通红,赶紧送医诊治。他现在所吃的,都是美意经过挑选、夹到碗里的面条、豆腐和地瓜之类舒软清淡的饭食,先生平素喜欢吃红烧肉,美意也特意给他拣了一块酥软的红烧肉放在碗里。看着先生抿着嘴、小口啜着面条并将它们小心吞咽下去,我忽然意识到,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诚然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学问淹通的大学者,可现在他更重要的身份却和其他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是一位年逾古稀、疾病夙婴、饮食起居都要人照顾的老人,而我这次在成都所亲眼获睹的也正是他作为普通老人的真实面向。先生的学术生命通过文字、著述以及学问的薪火相传,固然会不断获得延伸和光大,可他真实的生命却在与衰老、疾病不断相颉颃的过程中渐近黄昏。和众多普通老人一样,他仍然躲不开身体的苦痛,仍然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幸好有弟弟张老师一家悉心照料,其友于情深,又令人动容。


寿宴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席上觥筹交错、笑语欢声,甚是热闹。张先生偶尔会与坐在身边的龚老师说上几句,看得出神情十分愉悦。而朱老师、汪老师等人间或谈起的一些掌故旧闻,则令人莞尔。看看时候不早,先生也有些累了,张老师便和朱老师等人商量先送先生回家。于是美意给先生穿上外套,与延年一起将他抱上轮椅,我们一行送至楼下,然后与张先生、张老师、美意、延年等握手告别,目送他们远去。


送走张先生,我又和几位老师闲聊了一会,已快下午三点。因为要赶五点的飞机,不敢多待,遂向各位老师告辞。汪老师送我至川大校门口,适逢延年开车经过,他即送我去双流机场。飞机准点起飞,两个半小时后我又回到上海。

 

成都之行来去匆匆,归途中忽然想起来,我曾特意带了一套《简论》和《语文学论集》,想着见到张先生请他签名以为纪念,孰料事到临头一时忘却,不免遗憾。不过这次来看见先生的气色、精神以及身体的整体状况都还不错,则又让人高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成都登门拜访。对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张先生来说,研究者能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其每篇文章、每部著作,从中受到教益和启发,应该是他最值得欣慰的事吧。今日冬至,天道周星,一阳复生。在此谨祝张永言先生身安体健,乐享遐年。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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