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二士争功”悲剧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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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０２．２４｜Ｎｏ．８７
景元四年（263）的伐蜀之役，功成之后却因邓艾、钟会两人的自相残杀，演变成一出“二士争功”的悲剧。这段为人熟知的史事，后经《三国演义》的妙笔演绎，更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故事太过脍炙人口的缘故，后世史家很少对于伐蜀之役的进程以及“二士争功”的前后因果有专门的考论。其实只要我们对于这段历史做一番“去熟悉化”的工作，就不难发现这场战役本身可谓疑点重重，颇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
作为三国后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伐蜀之役的胜败不但对魏、蜀两国的国运兴衰关系甚巨，更牵连到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权力的巩固与魏晋嬗代进程的展开，对于当时三国互相制衡的政治形势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且兵者，国之大事，司马昭命将择人，本当务求谨慎，期于必胜，却为何最终却演变成了主将内讧、自相倾覆的这样历史上罕见的事件？更可注意的是十余年后西晋伐吴之役，同样出现了王浑、王濬两人争功之事，几致重蹈覆辙。笔者以为此类“二士争功”局面的出现并非用偶然二字所能涵括，乃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伐蜀之役展开的背景来看，甘露三年（258）二月平定诸葛诞后，已使司马昭扫除了内部的最后一个对手，仅仅三个月之后，就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司马昭代魏自立之心，可谓路人皆知了，魏晋革命已是箭在弦上。但是，性格刚烈的高贵乡公曹髦并不甘心做一个束手待毙的傀儡皇帝，竟亲率左右攻打司马昭，虽兵败被杀，却对司马昭构成了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公然的弑君行为触及了士人的伦理底线，这一事件甚至在司马氏集团内部都激起了强烈的非议。司马昭本人也明白，顶着一个弑君的罪名，难孚天下之望，魏晋嬗代的进程也不得不有所延缓。在其后的几年中，虽然屡有九锡之议，但司马昭一直未敢接受，王朝革命的进程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在此情形下，司马昭只有建立不世之功，才能稍稍摆脱弑君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使魏晋嬗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在灭蜀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司马昭停顿数年的代魏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年十月，在伐蜀之役初战告捷之时，司马昭就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在平定蜀国之后，即刻于咸熙元年（264）三月受晋王的封号，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七月又命“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并建五等爵制，各种嬗代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依次展开。由此可见，伐蜀之役实际上是一场服务国内政治目标的对外战争，司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并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内之志，实际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为其嬗代铺平道路而已，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在魏晋鼎革完成之后，西晋君臣对于伐吴完成统一大业始终兴趣不大。虽然司马昭还没来得及完成嬗代，即于其年八月死去，但魏晋鼎革之势已不可动摇，其子司马炎于咸熙二年（265）十二月，受魏禅称帝，最终建立西晋。
正因如此，伐蜀之役在最初策划的过程中，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了军事上的需要。魏、蜀两国之间，就国力而论，自然是魏强而蜀弱，但蜀汉自承汉室正统，自诸葛亮主政以来，一直高举北伐旗帜，在军事上反倒形成了蜀攻魏守的局面。曹魏在曹真、曹爽的主持下，虽曾有两次主动采取攻势，但皆遭受挫败。在司马懿坐镇关中期间，亦采取稳固防守，谨慎用兵，待到蜀军粮尽自然退兵的消极策略，甚至不乏“死诸葛走生仲达”这样畏敌如虎的笑柄。因此，曹魏上下对于蜀汉颇怀畏惧之心，并不愿意主动进攻。而司马昭伐蜀的决策乃是出于摆脱国内政治危机的需要，并非魏、蜀两国的军事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维依然在不断地骚扰曹魏边境。因此曹魏舆论对于这场战争的前景，特别是钟会、邓艾之间的合作颇多争议，朝野上下充斥着质疑之声，在史书上留下颇多带有预言性质的记载，由于其所论与本文关系颇密，故不避烦琐，条列如下，以便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初，（邓）艾当伐蜀，梦坐山上而有流水，以问殄虏护军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艾怃然不乐。
（二）初，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曰：“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余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
（三）或曰，（钟）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故宥峻等云。《汉晋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四）逮钟会为镇西将军，（辛）宪英谓从子羊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特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后会请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见钟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请司马文王，文王不听。宪英语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五）时钟会以才能见任，（王皇）后每言于帝曰：“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会后果反。
（六）钟会、邓艾之伐蜀也，有客问（刘）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见，皆此类也。
（七）钟会伐蜀，过与（王）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以上所引的七条记载似乎都在指证这样一个事实，在伐蜀之役前，许多人已经预见到了钟会的野心，因而对司马昭的人事安排提出质疑，甚至如刘寔之辈已经做出了“破蜀必矣，而皆不还”的预言。不但如此，如果略加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对于司马昭重用钟会表示怀疑的人，大都与两人关系密切，是当时能够参与机密的人物，这似乎又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性。其中王皇后是司马昭之妻，辛宪英之子羊琇是司马师之妻从弟，这两人皆是司马昭的戚属，邵悌、刘寔当时皆任司马昭丞相掾属，有参与政治机密的机会。钟毓是钟会之兄，王戎与钟会交往密切，钟会曾推荐王戎、裴楷于司马昭，称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两人之间是很亲密的朋友。而从司马昭与邵悌的对话中，不难注意到司马昭本人对钟会亦不信任，只是缘于朝臣之中只有钟会坚决支持伐蜀，不得已才委以重任。
若以上诸条所言不虚，那么司马昭不顾众人反对，重用钟会伐蜀，授以重兵，岂非玩火自焚之举？这恐怕也并非是一个具有理性的政治人物所应做出的选择。那么事实究竟如何，以上诸条的记载是否可信，尚需进一步加以讨论。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目前所见的这些议论都是在钟会谋反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史家利用其后见之明的地位，在抉择材料时，不免会有所倾向，对这些预言的传奇色彩有所渲染。其中《晋书·荀勖传》首先提供了一条反证：“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可知司马昭本人并没有预见到钟会的叛乱，由于其对钟会的信任，在一开始甚至无法相信钟会叛乱的传言。
接下来，我们逐条审视上引的七条史料的可靠性，邵悌劝司马昭不要派遣钟会出征是基于一个细节的考量，即钟会“单身无重任”。胡三省注曰：魏制，凡遣将帅，皆留其家以为质任，会单身无子弟，故曰单身无任。据钟会本传可知，钟会乃是养兄子钟毅为后，确无子弟，胡注当得其实。由于钟会无家室之累，一旦统重兵于外，朝廷缺少制约他的方式，邵悌的反对乃基于此，而非能逆料钟会之反。钟毓密启司马昭之事，陈寿以“或曰”标之，可见本自于传言，陈寿的时代距伐蜀事不远，当时已无确切凭据，恐不足凭信。辛宪英一条出自《世语》，《世语》多记当时传言，有时确实能够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但这种两人之间的私密谈话，恐本自于传言。辛宪英因钟会行事骄横，疑其不终，故忧心于其子羊琇的命运，特命谨慎从事，其事或有之，但若因此以为其已预见到钟会有他志，恐是出自后人附会。王皇后与司马昭的对话本自王隐《晋书》，其事无特定的时空背景，更多的是表达出王皇后对于钟会骄横跋扈的不满，并非专指伐蜀之事。而爰邵、刘寔所言暗示了钟会、邓艾两人的矛盾，认为两人不可能通力合作、相安无事，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王戎与钟会本是好友，故钟会出征之前，特地前往拜访老友，因此王戎之言的目的在于劝诫钟会谦光自抑，保全功名，而非其他。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伐蜀之役前，钟会确实已有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迹象，但若言当时已有人预见钟会的野心，恐非事实。
同时，从上述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伐蜀之役作为曹魏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大多数人对于伐蜀之役的前景与司马昭的人事安排皆抱有疑问，但在司马昭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朝中舆论自然不便直接对于伐蜀之役的前景表示悲观，而更多地将质疑集中于坚定支持司马昭伐蜀、受命为主帅的钟会身上。
而欲讨论司马昭伐蜀之役人事布局的由来以及解释为何要选择钟会为主帅，首先需对钟会、邓艾两人与司马氏之间的关系作一论述。钟会出自颍川钟氏，其高祖钟皓是汉末名士，《海内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穉叔、颍阴荀淑、长社钟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可师。’”钟皓为当时的士人领袖李膺所推重，与陈寔、荀淑齐名，是当时的海内名士，为人所倾仰。而颍川钟氏与颍川陈氏、颍川荀氏一样，也是汉魏之际影响极大的家族，钟会之父钟繇是曹魏的开国功臣，位至太尉。司马懿仕魏之后，通过交往与通婚的关系，与颍川陈氏、颍川荀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尽管史书中并未明确记载司马懿与颍川钟氏家族之间的交往，但是钟氏与颍川陈氏、荀氏之间，同样有密切的通婚、交往的联系，钟会是荀勖之舅，两族之间有通婚关系，钟皓与陈寔之间的互相敬慕，亦是汉末士人之间交谊的佳话。而钟会本人敏惠夙成，少年时就受到司马懿好友蒋济的赞赏，可知钟氏与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同处于一个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中。因此到了钟毓兄弟、司马师兄弟时，两族之间已是通家之好，互相之间情谊甚笃，《世说新语·排调篇》中保留了两则他们之间互相戏笑的故事：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这两则故事表现了司马师兄弟、钟毓兄弟、陈泰、武周等人之间的交游、宴饮。这两个故事的内容颇有重复之处，余嘉锡先生考证两者当为同一事，而传闻有异，可从。但是从这些故事流传之广，以至于引出了不同版本的传闻来看，他们之间这样互相戏笑、交游宴饮的事情一定是经常发生的。其实，当时把持朝政的司马昭已是“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对于旁人而言，已有君臣之隔，但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贵公子之间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对方父祖的名讳开玩笑，以为戏乐，其间并无尊卑等级之别，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而司马昭对于钟会的信任与重用乃是建立在这种深厚友情的基础之上。
从政治立场来说，钟会之兄钟毓可以算作是高平陵之变的同情者，他与曹爽不合，反对骆谷之役，因而被外放为魏郡太守，高平陵之变后调回中央，任御史中丞、廷尉，曾负责治夏侯玄之狱。而钟会的政治立场更为明确，与司马氏的关系更为亲密。钟会为钟繇少子，黄初六年生，与许多曹魏的贵公子一样，他弱冠便已出仕，正始中为秘书郎。而其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则要到司马师执政时期。《晋书·景帝纪》载嘉平四年司马师执政后，“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此时钟会已经开始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的排列顺序颇为奇怪，在这七人中，当时钟会是年纪最小、出仕最晚、官职最低的，将其列在首位恐怕更多地缘于其与司马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及日后在魏晋之际的重要作用。钟会是司马氏安插在高贵乡公曹髦身边重要的监视者，曹髦继位之初，司马师便向钟会了解其才度，以便加以防备。而高贵乡公喜好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人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也为钟会了解高贵乡公的动向提供了便利。钟会的才华进一步引起的司马师的注意，当得益于虞松的推荐：
《世语》曰：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经时，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于颜色。会察其有忧，问松，松以实答。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王曰：“不当尔邪，谁所定也？”松曰：“钟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来。”会问松王所能，松曰：“博学明识，无所不贯。”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臣松之以为钟会名公之子，声誉夙著，弱冠登朝，已历显位，景王为相，何容不悉，而方于定虞松表然后乃蒙接引乎？设使先不相识，但见五字而便知可大用，虽圣人其犹病诸，而况景王哉？
《世语》的记载颇具传奇色彩，诚如裴松之所论，钟会与司马师本是通家之好，早已熟识，根本无须虞松的引见，此事或虚，但虞松向司马师推荐钟会一事有可能存在的。虞松时任中书令，而任中书侍郎的钟会恰是其下属，而傅嘏、虞松是当时司马师在政治、军事上最重要的谋士，东关、新城等战役之前，司马师皆向他们征求意见，而日后逐渐取代他们成为司马氏智囊的便是钟会，或许正是虞松的推荐使钟会进入了司马氏集团的决策核心。待到正元二年（255），毌丘俭起兵时，钟会已是随同司马师出征、典机密事的重要谋士。同年，随着另一位重要谋臣傅嘏的早逝，钟会成为了司马昭最为得力的心腹谋臣。其后，在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一役中，多由钟会居间谋划，时人谓之子房，以从事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此时，凭借着司马昭的信任与重用，钟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出自钟会之意”。
因此，当司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来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时，钟会是参与谋划其事的核心人物，“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但司马昭伐蜀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尤其身处蜀魏前线、战功卓著的名将邓艾坚决地反对伐蜀的军事冒险，为此，司马昭不得不派遣主簿师纂出任邓艾的司马，来说服邓艾并加强其对邓艾军队的控制。事实上，直至誓师出征的当天，军中依然存在着反对伐蜀的声音，将军邓敦公开表示蜀未可伐，司马昭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将其诛杀，才保证了伐蜀之役的顺利展开。
在此情形下，为了确保伐蜀之役按计划进行，司马昭对于其间的人事安排可谓煞费苦心。邓艾作为当时曹魏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又久在关陇前线，熟悉蜀汉形势，本是伐蜀主帅的最佳人选，但邓艾本人最初却坚决反对伐蜀之役。而在另一方面，司马昭本人与邓艾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些微妙之处。与大多数曹魏大臣不同，邓艾的出身非常低微，本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是司马懿发现了他的才能，辟其为掾，邓艾才得以步入仕途，其后无论是开辟淮南的屯田，还是在关陇抗衡姜维，邓艾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尽管如此，邓艾却从来不是参与司马氏集团决策的核心人物，这主要是缘于构成司马氏集团决策核心的人物，大都皆是曹魏功臣的后裔，司马氏兄弟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与深厚的个人情谊，邓艾尽管功勋卓著，但在文化上却与这一群体格格不入：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 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在这玄风兴起、士人以清谈为尚的时代，邓艾的口吃无疑与当时崇尚谈辩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也成为了司马昭取笑他的理由。这种善意的玩笑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同时也暗示了邓艾与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化上的差异。另一方面，邓艾是司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辈上要长于司马氏兄弟，他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自然无法像与之年龄相仿的钟会、贾充那样亲近。而在邓艾功业已著的情况下，如何来驾驭这些司马懿时代的老臣，也是司马氏兄弟所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防止出现诸侯坐大的局面，司马氏兄弟在执政时期采取了削弱地方实力的强干弱枝的举措，将一些原来控制地域较大的都督区分割为几个较小的都督区，原来的雍凉都督，即被分割为关中都督与陇右都督。甘露元年（256），邓艾以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而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关中都督，则授予司马昭的从兄司马望。所以邓艾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司马氏兄弟倚赖邓艾为军事上的柱石，而在另一方面，邓艾却不是他们能够与之商议机密之事的亲信，甚至由于他的威望与功勋，尚是司马氏兄弟需要防备的对象。而邓艾最初反对伐蜀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他与司马昭之间的关系，司马昭派遣师纂为其参军，留在邓艾军中任职，除了说服邓艾之外，恐怕也负有监视其动向的使命。
因此，司马昭在景元三年冬任命坚决支持伐蜀的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准备伐蜀之役，而久经沙场的邓艾所统帅的只是一支担负牵制任务的偏师。作为司马昭的心腹，只有钟会才能够真正理解伐蜀对于司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因此钟会得以越过地位、年资皆在其之上的邓艾，主导整个伐蜀之役的谋划与进行。但是，为了制衡日渐骄横的钟会，司马昭在人事安排上也有所预留，任命廷尉卫瓘以本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行镇西军司，并给兵千人。当时钟会是镇西将军，卫瓘行镇西军司，其职本隶于钟会之下，但卫瓘又负有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的使命，而且司马昭单独给兵千人，使得卫瓘又能独立于钟会、邓艾之外，成为监视他们的第三股力量，三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相掣制的关系。而司马昭在派遣师纂为邓艾参军之后，又将卫瓘安置在钟会的身边，其用意不言而喻。
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希望通过邓艾、诸葛绪的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于诸葛绪在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的行程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按照原计划的安排，邓艾本来应该与诸葛绪一样，引军东向，与钟会率领的主力会师。因此在伐蜀战役中，虽然名义上“诏诸军伐蜀，皆指授节度”，但实际上钟会是这场战役的真正领导者。但是由于姜维已抢先一步退往剑阁，据险防守，魏军原来的战略意图其实已无实现的可能，向东与钟会会师，已无实际意义。因此，邓艾决定改走阴平小径，穿越七百里的无人山地，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邓艾这次军事冒险取得极大的成功，进而一举灭亡蜀汉，立下了不世之功。但邓艾此举的确违背了事先的计划，尽管他在行动之前曾上言司马昭，但却没有知会钟会而单独行动，钟会、卫瓘后来奏言邓艾专擅即源于此。邓艾果敢的军事行动使他统帅的这支偏师最终立下了灭蜀的首功，但同时也种下了其与钟会失和的种子。钟会作为这次伐蜀之役的策划者与领导者，最终却无功而返，这对于一向骄横自满的钟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挫折。钟会是一个权力欲和报复心极强的人，而邓艾在灭蜀之后，又独断专行，“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在处置善后事宜时，丝毫没有征询钟会等人的意见，使得邓艾、钟会两人的关系在灭蜀之后急剧恶化。
如上文所述，司马昭与邓艾之间的关系本身就相当微妙，所以邓艾专擅的举动很快牵动了司马昭敏感的神经，他通过卫瓘劝诫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但邓艾似乎并没有觉察到司马昭对他的不信任，表现得颇不以为然，以为：“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使得司马昭对于其猜忌进一步加深。而钟会利用了这一机会，与卫瓘、胡烈、师纂一起上奏言邓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于是司马昭下令将其槛车征还。在上奏的数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师纂也参与其中，在伐蜀之役中，胡烈、卫瓘随钟会所部行动，实际上他们对于邓艾的“专擅”并没有亲身的观察，唯有师纂受司马昭之命，为邓艾司马，负有监视的使命，可以认为师纂的证言对于司马昭槛车征还邓艾的决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实，依据现有的史料，邓艾灭蜀之后的所作所为，除了略有居功自傲的迹象外，并不能发现任何“悖逆”之处，而这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为何会最终演变为二士争功的悲剧，恐怕还需要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中加以探询。
上文已经指出，构成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大都是与司马氏兄弟有通家之好的曹魏功臣后裔，他们在社会阶层、文化取向等面向上与出生低微的邓艾有着明显的区隔，因此，钟会厚遇同一气类的姜维，认为“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此处将姜维比作夏侯玄、诸葛诞颇有意味，夏侯玄、诸葛诞都是被司马氏诛杀的政治对手，当时尚担有叛臣的名义，钟会本人更是平定诸葛诞的首要功臣，钟会却毫不避忌地对他们大加赞赏，可见此时其所认同的是一种共同的文化属性，而非政治立场。夏侯玄尽管是司马氏的政治对手，但“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夏侯玄在魏晋士人的心中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出现的，其风度形象是当时士人效法的榜样，裴楷目夏侯玄：“肃肃如入庙廊中，不修敬而人自敬”，晋初名臣和峤一直仰慕其舅夏侯玄的为人，王戎闻乐广少年时为夏侯玄所赏，便举其为秀才，东晋时更以庾亮比拟于夏侯玄。钟会本人就是这一名士群体中的活跃一员，沾染玄风，弱冠与王弼齐名，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在这一文化标准下，木讷口吃的邓艾是不会被钟会以及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引为同类的。所以邓艾尽管功勋卓著，却在司马氏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事实上钟会乱起时，邓艾本有机会生还，卫瓘却因为曾与钟会共同诬陷邓艾，不愿其生还，下令杀之。而卫瓘恰恰又是一个大名士，可见邓艾这样功勋卓著的名将，在这些名士心中处于何等的地位。杜预曾公开指责卫瓘杀邓艾之事有悖于名士风度：
杜预闻（卫）瓘杀邓艾，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
可知邓艾的冤死是朝中公开的秘密，司马昭本人恐怕对此早有听闻。尽管卫瓘对于邓艾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朝野上下皆无意追究此事，反欲重赏卫瓘的平蜀之功。而在另一方面，司马昭在处置邓艾家属时，却要比对钟会的家属更加严酷，邓艾子邓忠与妻俱死，“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对于钟会则只处死了其养子钟毅以及参与谋叛的钟邕子息，而因钟繇、钟毓之功，司马昭赦免了钟氏其他子孙，官爵如故。其实，司马昭很清楚邓艾乃是冤死，否则，他也不会邓艾死后，立刻派遣唐彬督察陇右形势：
初，邓艾之诛也，文帝以艾久在陇右，素得士心，一旦夷灭，恐边情搔动，使（唐）彬密察之。
如果邓艾果真反逆而死，司马昭又何必担心边情骚动呢，邓艾久在关陇，所积累的人望正是司马昭一直对其有所猜忌的原因所在。不但如此，司马昭还有意压制邓艾所部应得的封赏，
邓艾所部将士无疑是伐蜀之役的首功，却被司马昭以“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为借口强加剥夺。从以上两件事中可以明显地注意到司马昭对邓艾及其部属的抑制与戒备。钟会与邓艾冲突的实质是司马氏集团内部功臣子弟与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功臣子弟与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通婚、交往关系，相近的文化取向与利益结合，使他们凝聚在一起，构成了司马氏集团的主干，是支持司马氏完成魏晋嬗代的核心力量，所以在这场冲突中，司马昭只能选择袒护地位更为重要的功臣子弟。
与邓艾、钟会之间冲突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伐吴之役中。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濬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秣陵停军不进，接受王浑的节度，而是直取建业，逼迫孙皓投降，夺取了伐吴之役的首功。同样，这件事情引发了王浑与王濬之间的激烈冲突，险些重演了邓艾、钟会的悲剧。王濬尽管家世二千石，但家族在曹魏时代并无仕宦记录，因此与司马氏家族缺少渊源，在司马氏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而王浑出自太原王氏，其父王昶为魏司空，其家族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王浑、王濬冲突的过程几乎是邓艾、钟会故事的翻版：王浑同样上表奏王濬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有司依旧建议槛车征还王濬，幸好这次司马炎的处置较为稳妥，否决了这一提议，没有激起更大的祸端，只是下诏切责。王濬不服，上书为自己辩护，王浑又联合周浚上表指责王濬私占吴国宝物，王濬再次上表为自己辩护。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王濬凯旋回师之后，有司两次上奏，欲陷王濬于罪：“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后又奏：“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邓艾、王濬两件事中，代表西晋官僚机构的“有司”完全站在偏袒钟会、王浑的立场上，成为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这恐怕正是因为构成西晋官僚集团的主体是曹魏功臣的后裔，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权势网络与利益诉求，而作为异质力量的邓艾、王濬与钟会、王浑的争功，则触忤了这一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将其陷之于罪，防止其借助军功上升至权力核心。
《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中插图“王濬计破石头城”
尽管司马炎在这场冲突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明智态度，没有使其演化成第二次“二士争功”的悲剧，但依然无法抵抗支持王浑的官僚集团的政治压力，在封赏伐吴之功时，明显偏袒王浑，时人咸以王濬功重而报轻。王濬本人则为王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常以邓艾第二自况，“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因此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在与王浑会面时，“严设备卫，然后见之”，双方关系之紧张可见一斑。更可注意的是，王濬有二孙，过江不见齿录。东晋立国之后，曾广泛寻找西晋开国后胤加以封赏，这一举动当然是为了确立东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但王濬子孙是其中少见的例外，虽有桓温这样的权臣为其上言，却终不见省，其中的蹊跷之处值得玩味。
不但如此，西晋立国之后，邓艾平反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一波三折：
泰始元年，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淩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
赦免在魏末反对司马氏诸人的后裔，是西晋立国之后争取人心的一项举措。准许给邓艾立后，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诏书中依然强调“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在邓艾“悖逆”的罪名根本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依然认为邓艾之死是罪有应得，更为奇怪的是诏书将邓艾与王淩归为一类加以处置。王淩是试图推翻司马懿执政地位的人物，对于司马氏政权来说，其罪孽无疑要比邓艾深得多，但根据诏书中的解释，王淩当年谋废齐王芳之举，后来因为齐王芳本人被司马师所废，竟然变成了一次政治正确的举动，显然这是司马氏为了减轻王淩的罪责而特意发明的借口。司马氏为什么急于给反对过自己的王淩平反，而对为司马氏立下大功的邓艾却如此吝啬？其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王淩本人与司马氏家族及西晋官僚集团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子王广亦是名士，王淩、王广虽被诛杀，但是他们的故旧姻亲依然是司马氏需要倚重的力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晋武帝不惜屈尊降节，亲自前往琅邪王妃处见诸葛诞之子诸葛靓，与之修好。嫁给琅邪王司马伷的诸葛靓之姐，为其子司马觐取字为思祖，而根据余嘉锡先生的考证，其所思者正是起兵反抗司马氏的外祖诸葛诞，这几乎是在公开地在向司马氏叫板，然武帝依然不以为忤。因为诸葛诞同样也是魏末士人的领袖，琅邪诸葛氏更是一个在汉晋之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名门望族。同样是涉及淮南叛乱，司马氏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毌丘俭平反，在这厚此薄彼的背后有着非常微妙的政治考量。
泰始三年（267年），曾任邓艾镇西司马的议郎段灼上书要求为其平反，文中详细罗列了邓艾所建立的种种功勋，明确指出没有人提出为邓艾平反正是因为邓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其为人行事与朝中的“雅俗”不合，因此朝中大臣皆对他抱有敌意，没有人愿意为他秉公直言。奏文中“七十老公，反欲何求”一语，点出了邓艾根本就没有反叛的动机，在司马炎释诸嫌忌、受诛之家不拘叙用的情况下，连那些反对过司马氏的人的子孙都开始得到进用，时人甚至有“魏晋所杀，子皆仕宦”的评论，但依然对邓艾的冤狱置之不理，无疑是颇为荒诞的，因而“今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犹是也”，但是司马炎并没有接受段灼的意见，可以推想当时朝中依然存有反对为邓艾平反的强大阻力。
直至泰始九年，前蜀汉的尚书令樊建再次借机向晋武帝提出为邓艾平反的问题，他说邓艾的冤狱乃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如果不为邓艾平反，司马炎所标榜的“闻恶必改”的开明政治则流于空文，毫无信用可言，武帝被此语打动，终于答应考虑为邓艾平反之事。但是从最后发布的诏书来看，依然表述得十分模糊：“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诏书承认了邓艾的功勋，但依然认定其“有罪”，只是因为他束手归罪，因此特加怜悯，赐其孙为郎中。这一诏书使邓艾的子孙摆脱了流放西域、沦为徒隶的悲惨命运，但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给邓艾平反，终西晋一世，邓艾的平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其背后的隐情值得我们思考。
同样，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呼吁给邓艾平反的朝臣中，或是其旧部，或是出自于蜀汉，这些人在西晋政权中处于边缘地位，人微言轻。而那些曾经与邓艾同朝为官，现在又是西晋开国元勋的曹魏旧臣却对这一问题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他们可以仰慕夏侯玄的风度翩翩，亦步亦趋地加以效仿，司马炎可以自觉地为王淩开脱罪责、恢复名誉，不惜纡尊降贵地寻找与诸葛诞的后人冰释前嫌的机会，唯独在为邓艾平反一事上，迟疑不决，最终也不了了之。
邓艾与钟会之间的冲突或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将这一事件与王浑、王濬争功，王淩、诸葛诞名誉的恢复，邓艾平反问题的久拖不决等这一系列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政治事件串联起来加以考察，就可以注意到这一系列偶然事件背后，埋藏着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贵戚子弟占据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他们通过对邓艾、王濬这样气类不同的异质力量的排斥，来巩固自己既得的权益，但同时也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上升渠道的拥塞。随着西晋的建立，把持朝政的司马氏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西晋的开国功臣群体，这些在魏晋之际有功于司马氏的人物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为了给自己及家族争取更大的利益，无可避免地展开了一番新的政治角逐，使得这一原本潜藏于地下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最终酿成了西晋初年政治中一系列冲突。
纵观魏晋之际十六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司马氏代魏的历史进程中充斥着艰难险阻，不少时候甚至需要借助一些偶然的运气成分方才能度过危机。而过去的研究受到或许是受到陈寅恪先生“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这一论断的影响，往往低估了其中的困难，对于不少关键政治事件的实证研究也略显薄弱。通过我们的研究，廓清了部分史实，明晰了曹魏老臣与司马氏之间的分合关系，淮南三叛的不同背景，司马氏父祖兄弟之间不同的政治策略与功业，以及“二士争功”背后的政治内涵，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魏晋之际政治变化背后蕴有的种种复杂断面。而司马氏受制于内政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采取了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王朝嬗代方式，在保持政权平稳过渡的同时，也将原有的政治矛盾移植到了新朝，埋下了诸多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