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Love , Not Tag
「七寸丁」的第182篇推送
全文：6089字
阅读时间：16分钟
介绍一本书——《身份与暴力》，来聊聊对身份的单一认知可能产生的狭隘思维，除此之外文中还会提到：2018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影片《逃出绝命镇》、2017戛纳金棕榈影片《方形》，以及对最近新浪限制同性恋题材引发对同志身份的一些思考。
朝花夕拾由前一阵在两会上翻白眼的蓝衣记者说起，这个耿直girl因为在堂皇之地大放狎态而成为大众调笑的对象，很快她被制成了表情包，从此被凭空定义成一个符号，被挂在网络上，私人形象荡然无存。
这其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解读：有人在虾米上做了一篇整理，挖出了她在微博分享的歌单，看出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女文青，喜欢：枪花、地下丝绒、电台司令、饥饿海峡、Johnny Cash、Lou Reed、莱昂纳德·科恩，人生的第一张打口带来自穷街乐队的《18 and Life》。
Skid Row，活跃于80年代的硬核摇滚乐队，站C位的主唱也叫巴赫，被称为最美的重金属主唱。
归功于媒体传媒蹭热点的积极一面，这下蓝衣记者的形象就不再被单一化、扁平化了，我看到了一个活灵活气的人。我们并没有权力对一个人进行随便的定位，或者仅从百度搜索前两页的信息去认知一个现象，但事实上我们总会武断的这么做。蓝衣记者身份被多角度立体化的方式，是我想看到的多元的媒体和评价途径。
像这种侧面解读一个人物的例子还有，如电影爱好者会挖出金正日的电影单，我们可以看到独裁者作为影迷饶有兴味的另一面，同时他绑架导演拍摄《平壤怪兽》的轶事又能从侧面反映其无处不在的独裁。
《美国战队之世界警察》中的大反派金正日
以上我的意思是想说，有一种观念上的暴力来源于把人标签化。再说到这几天网络上对同志新一波歧视的新闻，是不是存在某种意识形态在对同志做标签的固化？这不仅包括反同者，可能也包括撑同志的群体。
以小推大，我们是不是在标签化这个世界，用单一身份去框架某个人或某种文化现象、社群、宗教、民族，从而产生了一种武断的暴力呢？
今天推荐一本书——《身份与暴力》，来自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我会一方面梳理书中针对社会政治文化议论的脉络，同时也联系当下同志风波的议题在结尾聊一下。
《身份与暴力》一书的主旨是——身份的单一化是一种暴力，阿马蒂亚反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划分，主张消弭“文明分类法”、“宗教分类法”这些对文明单一的标签化认知，提出自由平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独有成果，为穆斯林正名等立场。看的出作为印度学者他的角度更扎根于对东方文明的挖掘，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独特的观点。
阿马蒂亚·森（1933—— ）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据说其祖父与泰戈尔是好友，他的名字“阿马蒂亚”（Amatrya）就是泰戈尔所取，意为“永生”。
1.
身份暴力之源
泰戈尔写过一部名为《哥拉》的小说，书中哥拉是一个固守着印度旧传统与宗教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但当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哥拉意为白皙），亲生父母是被印度保守主义者杀害时，这个人的人设就立马崩塌了，因为他所坚持的观念正是导致他生身父母被杀、身份混乱的根源。
这种宿命带来的戏剧反差最终让哥拉对自己的身份有了重新的构建认知。这是不是有点眼熟，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的乔峰不正是这样一个身份属性很矛盾的人么？一面是宋国帮派的领导，一面又是汉人发指的契丹人。
乔峰的悲剧就是一种“单一身份暴力”的产物，乔峰是好人么？是。契丹人是坏人么？是。乔峰是契丹人。那么无论如何乔峰就是一个坏人。这种等式转换看似荒谬，但是这种对单一身份的评判却无时不刻不出现在大众的认知体系里。
诋毁他人的方法：第一是予以错误的描述，第二是制造这个人只有唯一身份的幻觉。
——《身份与暴力》
2.
打标签的利弊
2018年到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颁给了《逃出绝命镇》，讲了一个白人搞巫术邪教坑黑人，豢养躯壳、移植器官，黑人自卫反击完成大杀戮的故事。
片子的完成度还可以，只是我不太喜欢这种设定，黑白人种的标签在一部悬疑电影中走向绝对的对立化，有种平权、政治正确矫枉过正的倾向。
黑人小伙搏命反抗，用大鹿角叉死了自己的邪恶白人准岳父。
对于这种极端的对立，白人观众的态度估计要告诉自己“算了，我们毕竟是话语权主导者，黑人弄个寓言形式的壳恶搞，反抗白人压迫，就算是平权了吧。” 黑人呢？主角被搞得苦大仇深、命运多舛，如果黑人观众能为了最后的屠杀叫好那也反而是一种情绪化的煽动吧。
黑白分立明显的海报
标签这东西既武断又实用，它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让人能够对一个事物有旗帜鲜明的、归纳性的认知（否则这个世界的芜杂会让人头炸），阿马蒂亚指出一个群体之所以喜欢标签还因为：
社区归宿感被人看成是一种社会资本。
比如不同的党派、社团会在一种对共同身份的认知上达成共识，然后就可以以此连带产生交互关系，逐渐累积资本，包括人脉、资产。有时候这种归属感的渗透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形成了文化圈并最终构建了不同国家的文明属性。
在特殊时期、关键时刻，这种“资本”甚至可以保命，比如某革时代，带上贫下中农的Tag是骄傲而自豪的，可以吊打阶级成分不好的人。最关键的是单一身份化被纳入集体归属带来的红利，是对一个弱小个体最好的庇护方式。
一个人越缺乏自我身份的明确认识，越容易陷入一种社群支配状态，从而被标签化；对标签越看重，越容易排斥其他群体，往小了说可以产生歧视，往大了说就是国家文明间的冲突。
《身份与暴力》中举了一个例子：在英国曾一度提倡多种族的社会应鼓励发展穆斯林学校、印度教学校、锡克教学校。乍一看这挺好，是很宽容的开放观念，但阿马蒂亚指出，把不同社群独立分开，在孩童时期就强行分邦建制的做法，看似开明，实际上正是一种狭隘，因为在人之初就已经被Tag了。
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况。
——《身份与暴力》
我稍加联想了以下，这种教育制度不正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用孵化器把人在胚胎时就分类为α、β、γ、δ、ε是一样的么？即使宗教学校间并无高低差等，但他们开始就被告知是互相不同的，是分歧之始，如在北爱尔兰的学校分别教育孩子灌输天主教与新教的不和，这就是标签化的弊端。
3.
文化的幻影
关于身份的固化上有两个分歧是很难处理的，一种是持集体决定论者，认为人不可能跳脱自身的社群文化背景以外，他们共同享受了一种知识、地方规范、价值观。我不否认这种宏观决定论的强大力量是存在的，王朔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另一种阿马蒂亚所持的观点则包括以（1）文化内部的异质性，（2）肯定人能发挥的能动性即多元文化塑造下的人，（3）文化并不是一以贯之的静止等来推翻文化决定人的推论是条件而不是必然结果。
文化内部的异质性——大众经常会以一种“流行”的、口口相传的方式去认知文化、种族文明，但单一的视野过于粗粝的框定了这样那样的刻板印象，比如：美国是霸权、穆斯林是恐怖分子、日本人是变态、俄罗斯是战斗种族。阿马蒂亚·森认为这会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为同质化、更为相互隔绝，为此身为印度人的他举了许多切身实际的例子：
通常被认为是印度教或佛国的印度，穆斯林人口有1.45亿（随着人口增多2017年达到了1.7亿）。
在印度的政界，总统、总理、执政党主席可由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担任。
在阿育王、莫卧儿王朝时代，印度对于宗教的态度比当时欧洲火刑异教徒更为宽容。
多元文化下塑造的人——“9·11事件”中的世贸大厦采用的是简体结构方案，而简体结构的奠基者是法勒·拉赫曼·汗，如果说穆斯林的恐怖分子毁灭了美国的一部分，那么同样作为穆斯林的拉赫曼正是构建美国的一员。作为孟加拉移民芝加哥的工程师，他主持参与了美国多个百层大厦的建造，也是一个作家、民主斗士，这样一来人就从文化标签上被演绎的更为多元。
文化并不是一以贯之的静止——文化的发展在受到国际关系、政府公共政策影响上打破了许多固有的标签，阿马蒂亚称文化有时提供的虚构真理往往没有实际政策来的实在。日本无论是二战中迅速崛起为列强还是战后的快速重建都依赖于其公共政策的强大，而不是“日本人守秩序、集体感强”这种空泛的文化印象。
这种政策力量的效果源于“明治维新”中对教育的重视，19世纪中叶识字率赶超欧洲，20世纪初达到小学完全升学率，书籍出版达到美国的两倍。从黑船开国到维新振兴，从二战恶魔再到亚洲经济腾飞的榜样，日本的文化形象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改头换面。
东西方世界的盛衰也是处于非静止的运动状态，如当今的叙利亚把欧洲当做移民庇护所，而阿拉伯人的灌溉技术也曾一度主宰了西班牙、葡萄牙的农业基础，促进了欧洲农牧业的突破。东西方的宿命矛盾也同样是文化身份的重中之重，为此阿马蒂亚质疑了“民主”这个概念对东西文化的束缚。
4.
民主：东西鸿沟
在2017戛纳金棕榈奖电影《方形》中一个欧洲策展人欲图以艺术作品表达正能量价值观，号召平等互助的文明精神，但发起者本人以及有闲阶级中产们空浸淫在口号里，当自身面对实际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突发事件时立马原形毕露，恢复了人无理智、放纵欲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脆弱状态。
《方形》
故事讨论了某种欧洲精神的没落，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民主、自由、宽容、合作等很“西方”的价值观，但这些高度概括性的文明精神并不可一蹴而就，完全信任的利他精神在现实操作中往往是不那么可行的。
如片中就有男主人公在约炮时就连扔安全套都信不过炮友的荒唐情节。而表面上他却又是一个要做公共艺术，宣扬文明平等互信的社会责任承担者。在移民的乞丐面前他可以随手施舍一份快餐，面对乞丐的得寸进尺，作为文明食物链顶端人群的他又心有不甘，而当他得意时施乞又成了信手拈来看心情的消遣。（影射了欧洲政府对难民的态度）
当文明粉末登场时期可操作性存在的尴尬，我们会听说“美国把民主强加给伊拉克”这样的话，所谓强加就带有一种西方掌握了民主，是其独有的东西，在《身份与暴力》中阿马蒂亚就对此作出了质疑。
从论证欧洲民主和古希腊早期的民主典范实践并无直接关联，到7世纪日本圣德太子的限权、伊朗早期民主选举、南非部落的民主雏形（影响了曼德拉的政治理念），阿马蒂亚举了大量例子证明民主并不是西方所独有。
纵观全书，基本上是一部为东方文明喊话的宣言，从为东方正名的角度来谈，这是立场站队的结果。重点在于作者以这种意识形态倾向去试图匡正对文化身份单一认知的主旨，意在鼓励多元的价值观和视野。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势下逐步失去了竞争力，加之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而远远落后，从而在文明的进程上出现断崖式的跌落，如果能文明衰朽的原因去解释身份固化也是个好的角度，这或许就要从阿马蒂亚反对的另一本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来寻求观点的互补了。
5.
同性恋的身份
在介绍完这本书后，联系最近同志反歧视的风波来说下。这几天很多支持同性恋社群的人会说这么一句话：我不是同性恋，如果同性恋是种错误，那么我就是同性恋。
这句话的有个更著名的原型在《身份与暴力》中也提到了：如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话，希望自己有胆量背叛这样的国家。这来自作家E.M.福斯特，他写过一本书我想你可能听说过它的改编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这两句话的意思正是反对非此即彼的身份单一化，同性恋问题就是身份暴力问题，也是多元价值观的问题，还是民主、自由问题，最终将是一个文明的命题。
其实官方媒体已经确认同性恋非病化了，而且理性客观下妖魔化、污名化（形婚、传播疾病）同志都不是禁止的必要原因，就新浪管理员发布的条文来看，似乎带有一种习惯性的轻视，这种轻视本就不需要客观事实，是一种惯性思维的延续。同性恋之所以被政府所不容（不鼓励），原因的每一点都是与多元身份相背离的，充满了文明跛脚而行的样子。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因素：
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国长期以来伦理本位的生活使得中国人只有伦理义务，宗族生活缺乏集团生活的民主，亲族小社群的目标首先以婚育存续为主，造成现代不婚者、同性人士批判的“繁殖癌”思维。上文说了文化内部有异质性，那么在城市人口流动加大，宗族生活逐渐被打破的今天，除了文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政治秩序的干预——亨廷顿在对当今世界政治现状的归纳上提出了一些观点：如世界各国的差异不在于政府形式，在于政府有效统治的程度（强力政府论）。再如新兴国家在二战后实现了经济进步，但未实现政治进步。我们不能否定中国在经济、政治上的进步，但政治制度的完善也只是“在路上”。
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以有力的国家机构和政治秩序为特征，看看前苏联和目前五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一目了然了，这种有效统治最大特点就是权力趋于一元化，所主导的价值观也相对单一，既然有核心价值观自上而下的笼罩，导致主流边缘的价值总是受到压制，核心的东西越集中，非主流的价值就会受到越大的斥力。
文化自由的限制——由于政治秩序的影响，文化自由的限制体现在方方面面，同志文化的被忽视和舆论环境、VPN、图书出版、电影分级、女性权利、亚文化等的现状都在此列。
公共政策的影响——这点直接体现在公共政策对生育的影响上，既然有“计划生育”这个词，就说明生育在建国以来一直被有计划的控制，而且被纳入基本国策。其间产生了很多荒诞的事件，如60年代的政治因素掺入一胎生育产生的种种乱想，如80年代“一胎半”政策就是根深蒂固的落后思维所催生的。
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由于劳动人口绝对下降导致的人口红利丧失，势必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加重老龄化的负担，于是有了二胎政策开放的今天，同志的生存状态无疑又受到了限制。
以上种种使得同志在本就缺失生存土壤的文化环境里被的边缘化、标签化为一个松散的社群。如果大环境为同志强加了唯一的标签，那么同志们可不可以选择另一种反抗形式：试着消减自身的标签，或把它赋予更多元的内涵，与异性恋群体产生更多的交互呢？
比如同志骄傲，这种自我肯定是在环境否定下产生的，但反而也可能把同志自身的身份又局限起来，举个例子：我看到一个公号把一些同志名人列出来，做了精心排版的炮制爆款文，内容是如果瑞奇·马丁被404了，我们就听不到“go go go ,ale ale ale”了；如果朱迪·福斯特被404了，谁来演《沉默的羔羊》；如果三岛由纪夫被404了，谁来为你写《假面自白》等等。
我觉得这样做是本末倒置了，这些名人没有一个是因为同志身份本身而出名，相反是因为他们在各领域的才能丰富了为人的多样性，白先勇是同志的身份，是白崇禧儿子的身份远不及他在小说、戏曲上做出的贡献；人们对《悲怆交响曲》的热爱也会远大于对柴可夫斯基同志身份的关注。
一个人可以是同性恋，同性恋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导演、素食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快递员、医生、宗教信徒、爵士乐爱好者。但我们不能把一个阶层成功人士的成就缩小到他是同志这个身份，从而引发一种自我认同的骄傲。联系到《身份与暴力》中阿马蒂亚提出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弱势，就是来自于一种被压迫下产生的“反应式思维”，是一种被动的自信。
有趣的灵魂是多元的，虽然大家都从单核细胞生物进化而来，但不能再退化成草履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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