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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堆灿，人才如林！盘点从岳麓书院走出的那些重要人物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背负灵麓，前带湘江，左拥凤凰山，右揽天马山，苍山碧水相映，茂木清泉交织，幽静闲旷，风景独好，诚为天下名胜，读书圣地。
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甫四十年，即以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规制齐全，山长学行兼善，生徒达至数百，而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赐额赐书之嘉奖。于是，鼓笥登堂者不绝于途，称名遐迩，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又依三舍之法，而居潭州州学、湘西书院之上，以“潭州三学”积分升等之式而确立地方高等教育中心地位。
南宋前期，张栻主教，朱熹讲学、更建，更使其成为湖湘学派基地，全国四大学术中心之一，生徒云集，致有“书院一千徒”之时谚流传，可谓盛况空前。从此，弦歌相续，学脉绵延，历宋、元、明、清，兴学不断，走过了千余年的风雨历程，完成了从古代到近现代学制的过渡，几经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湖南大学，成为举世罕见的千年学府。
湘湘学派创始于胡宏（学者称五峰先生）。他承其父胡安国《春秋》家学，又师事杨时，其学博大精深，人称“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1)绍兴年间，他曾自请为岳麓书院山长，但阻于奸相秦桧而未果，于是在衡山创办文定书堂、碧泉书院，收徒讲学。
“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张栻（字钦夫、敬夫，号南轩）、彪居正、胡大时等一大批学者集于门下，切磋学术，“卒开湖湘之学统”。(2)绍兴末年，胡宏逝世后，张栻即筑长沙城南书院传其师说。乾道年间，他又被聘主持岳麓书院七年。张栻离任后，胡宏门人中学术地位仅次于张栻的彪居正继掌院事。张栻等登坛开讲，“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3)四方学者争至问学，受业者常在千人左右。岳麓遂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亦成为南宋初年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湖湘学派提出的性为宇宙本体，心和理相通相合，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理论观点；倡导重践履务实学，经世致用的学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造就“传道以济斯民”的教育主张等都很有特色。时间上，它又早于其他学派而最先兴起，在理学史上率先拉开了著名的“乾淳之盛”的帷幕，因而影响很大，就连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也不远千里自福建前来会讲。
乾道三年（1167）九至十一月，朱熹与张栻在岳麓、城南二书院间辩难会讲，主要讨论了“太极”、“中和”等哲学问题。这次会讲，对朱熹理学理论的发展很有影响，这一点可从朱熹“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4)“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5)等诗文中十分明显地看出来。
朱张岳麓会讲意义重大，从中国书院与学术史上说，它不仅促进了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融会，而且首开书院学术会讲之先河，使书院研究学术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从此书院与学术形成一体化结构，学术使书院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书院即成为学术成长壮大的基地，它带来了南宋理学与书院的共同繁荣。就岳麓本身来讲，朱张之学即从此成为一种学术传统。诚于元代大学者吴澄所说：“自此以来，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6)朱张“遗泽”影响深远。同时，不同学派间交流辩难也使岳麓养成了兼容并纳的开放性学风。
南宋末年，岳麓诸儒大都在抗元战斗中牺牲，这使得湖湘学派从此不复存在，但岳麓的朱张学统却并未断绝。元代及明代初年，岳麓以倡导朱张之学而成为理学的重要基地，继续引领着全国书院的发展。
明代中期开始，阳明心学兴起，岳麓以其开放的心怀迎接着新的学术大潮。
正德年间，贬往龙场途中的王守仁（字阳明）到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此后王门弟子及其后学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等先后讲学其间，岳麓又成为王学的重镇。岳麓既以其开放心怀迎接王学，而王阳明及其弟子来此又不能不受到岳麓深厚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当明末王学末流流弊滋生时，岳麓又和东林书院相呼应，复兴“正学”。高世泰等东林学派学者也曾到岳麓传播其学说，并盛赞岳麓维持“道南一脉”之功。
清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岳麓书院因继续倡导朱张之学，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表彰。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圣祖康熙皇帝赐给岳麓书院“学达性天”匾额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乾隆九年（1744），清高宗乾隆皇帝又颁“道南正脉”额，肯定岳麓对于理学事业的贡献。
乾嘉以来，清代学术由宋学转而为汉学。乾隆年间两任岳麓书院山长十余年的王文清即是开汉学之先声的重要人物。康熙年间，王文清就“专精经术”，“独治朴学，淹贯群籍，卓然为一代鸿儒”。(7)一生著作五十余部近一千一百卷。他于乾隆间任岳麓山长后，即颁学规，订读书之法，以经学倡导诸生。其后历任山长旷敏本、欧阳正焕、罗典、袁名曜、王先谦等皆为汉学大师。他们在此研究传授经史之学，使岳麓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汉学研究基地。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这副门联是对千年学府人才辈出历史的真实写照。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出自智璇、朱洞兴学以来所培养的学生人数，但史志中留下的一些记载能让我们得出一个概数。
据记载，南宋和清代是定有学生数额的，宋乾道元年（1165）定额20人，淳熙十五年（1188）增额10名，绍熙五年（1194）又“置额外生十员”，共计40人。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定正、附课生员75人，乾隆五十年（1785）增为103人，嘉庆七年（1802）又扩至138人。但书院自由讲学，学生择师而从，来去自由，因此学生的实际人数却往往超过定额，北宋咸平间住院生60余人，周式任山长，“教授数百人”。南宋张栻主院，尤其是朱张会讲时，学生超过千人。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湖广乡试，湖南取举人38人，其中岳麓诸生“中式者十余人”。清乾隆八年（1743）请求皇帝赐额时，“查岳麓书院岁有二三百人不等”。因此，如以每年招生100人估计，千余年来，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材就有十余万人。这在古代社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岳麓书院实为自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人材培养基地。
千余年来，由这个古老的人才中心培养出的岳麓诸生，参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兹将其情况概述如下：
如彭龟年讲求“格物致知”，强调“格物致知”以外，非别有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大本者即此理之存，达道者即此理之行，未有极其中而不知者，未有天地位而万物不育者”。这些都与朱熹的《四书集注》不同。(8)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因政治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韩侂胄当政时，禁“伪学”，很多人怕受牵连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但他“始终特立”，“于关洛之书益加涵咏”，且著《止堂训蒙》宣布自己的学术主旨，因而《宋史》称其“学识正大”。
又如全祖望曾称赞张忠恕在“中兴四大儒之后，先生最有光于世学”。其他如称为湖湘之学“表率”的吴猎，以及与他齐名的胡大时等，都是岳麓诸生中的学术“巨子”。就是这批学生，与张栻等一起构成了当年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
宋后期，“惟闽浙赋擅四方”，尹谷与欧阳逢泰一起率潭州三学生切磋研究，即推出“湘赋”，其“体裁务为典雅，每一篇出，士争学之，由是湘赋与闽浙赋相颉颃”。(11)
游九言上书减征役，明功赏，拒佞亲贤以结民心、军心、士大夫之心而守边抗敌，(13)及吴猎抗颜谏止宁宗“乱政”等，(14)都表现出岳麓诸生的远见卓识。在对金战争这个当年最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和战之念杂于胸中”，主张“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誓不言和”，抗战到底，并提出了“合官民兵于一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战略思想。不仅如此，在认真备战的前提下，他们积极参与开禧北伐。
北伐之役，淮蜀东西两大战区连连失利，生灵涂炭，但岳麓儒生吴猎、赵方指挥的中路战区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曾一度收复邓、唐二州，使“京西一境独全”。即便嘉定年间宋金重开战事，他们仍然实行兵民一体，以战为守的战略战术，保境安民，使中路地区免遭金兵之祸。(15)
宋元之际，抵抗蒙元军的斗争又提到了岳麓诸生的面前。在斗争中，他们以刀、枪、血肉之躯谱成了更为悲壮的战歌。
德祐元年（1275）九月，元兵围潭州，岳麓书院诸生撤至城内，边学习边协同军民抗战，最后“乘城共守”，完全投入战斗。次年正月，元兵破城，岳麓生徒大多壮烈牺牲，幸存者则继续举兵抗战，(16)表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精神。
明末清初，岳麓诸生中又涌现了与杨涟等一起反对阉官魏忠贤的李腾芳。(17)而在反清复明斗争中名称于世的王夫之，崇祯十一年（1638）曾肄业岳麓，并组织过“行社”，他的政治功绩，特别是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则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所有这些反映了岳麓书院在清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这还不是岳麓诸生成就的主要方面，他们的显赫之处，仍突出表现在经世济邦方面。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殖民侵略势力的侵入，中国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为了拯亡救危，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及其代表都在进行着各自的努力和斗争。岳麓书院也发扬南宋以来形成的传道济民的办学方针和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又加入“明习时务”的精神，造就了大批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
例如，以陶澍、严如煜为代表的岳麓诸生，对内“裁革陋规”，整治贪官，进行河漕、海运、盐政等项改革；对外与林则徐一起严禁鸦片，主张进行改革以抵制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又主张加强海防。严如煜就著有《洋防备览》，编辑过《经世文编》。协助陶澍进行过社会改革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号召人们放眼世界，学习西方，提高自己，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口号。
咸丰元年（1851）后，以曾国藩为首，包括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人在内的岳麓诸生镇压了太平天国，成了统治者称道的所谓“中兴将相”，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也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
曾国藩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使用机械生产的近代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也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并设立“求是堂艺局”，培养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洋务运动因此兴起。
刘长佑在任广东、广西巡抚及云贵总督期间，反对法国蚕食，支持刘永福等人的援越抗法斗争，(18)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西征与组织“恪靖援台军”抗法的军事斗争，说明他已将自己的晚年献给了反击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事业。作为我国第一任驻外使节的郭嵩焘，为维护民族利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也是人们所敬仰的。他主张“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鼓励商人兴办企业，并提出“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即发展商品经济，以建立实行资本主义“西法”的基础，其思想比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学友们又前进了一大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教育开始了近现代化进程。岳麓书院这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追随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学制改革，完成了从古书院到新大学的飞跃。
1917年开始，教育界倡议成立湖南大学，经省政府同意第二次设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易培基先后主持其事。1926年1月28日，省长赵恒惕颁布《湖南大学组织暂行条例》。2月1日，省立湖南大学宣布正式成立。当年学校设法、商、理、工、农五科，经济、法律、商学、化学、数理、土木、机械、电机、农业九个系，学生分四年制本科和二年制预科达900余人。至此，古老的岳麓书院完成了其深刻的历史性的转变，湖南大学就是这一历史演变的结果。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湖南大学”校名，从此，千年学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宋元学实》卷首序录。(2).《宋元学案》卷四二，《五峰学案》。(3).朱熹：《朱子文集》卷九七，《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4).朱熹、张栻：《南岳唱酬集》。(5).朱熹：《朱子文集》卷四一，《答程允夫书》。(6).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见明万历《岳麓书院志》卷八。(7).李肖聃：《湘学略·九溪学案第九》，国立湖南大学1946年版。(8).《宋元学案》卷七一，《岳麓诸儒学案》。(9).《宋元学案》卷七一，《岳记诸儒学案》；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八、六九；同治《湘乡县志》卷四等。(10).《宋元学案》卷七一，《岳麓诸儒学案》。(11).《宋史》卷四五〇，《尹谷传》。(12).《宋史》卷三九三，《彭龟年传》。(13).《宋元学案》卷七一，《岳麓诸儒学案》。(14).《宋史》卷三九七，《吴猎传》。(15).《宋史》卷三九七，《吴猎传》；卷四〇三，《赵方传》。(16).《宋史》卷四五〇，《尹谷传》；光绪《湖南通志》卷一六三，《李芾传》；《宋元学案》卷五〇，《南轩学案》，卷七一，《岳麓诸儒学案》。(17).《明史》卷二一六，《李腾芳传》。(18).《清史稿》卷四一九，《刘长佑传》。
本文摘自《岳麓书院志》前言，[明]吴道行 [清]赵宁 等修纂，邓洪波 谢丰 等校点，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