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孟子》，选对注本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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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孟子》前言。
岳麓书社此次推出的这套全新“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在选目上广泛听取国内名校学者们的建议，收录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第一流的名著一百余种，邀请学有专攻的学者精心注释、翻译，并加以导读。篇幅大的经典，精选菁华，篇幅适中的出版全本，个别篇幅小的，则将主题相近的品种合刊为一册。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读得懂中国的古典名著，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这一套轻松好读又严谨可靠的普及文库，便是我们努力实践这一理念的结果。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孟子》
岳麓书社出版
一、本书两个母本的简介
如同这套丛书（“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的《论语》一样，读者手中的这本《孟子》，也是将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和杨逢彬《孟子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糅合在一道，然后加以缩写的本子。前者是华人世界以至全球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孟子》译注本，后者大约是迄今为止在注释《孟子》疑难词句方面做得最为精准的。本书取两书之长，删汰若干繁冗的考据，因而既适用于一般读者，又适用于专门研究者。
既然本书乃糅合《孟子译注》和《孟子新注新译》而成，就有必要介绍一下作为母本的这两部书。
《孟子译注》是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学的文科重要参考书。该书旁搜远绍，博采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间下己意，于注释中尽量将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古代民俗以及古代哲学思想考证交代清楚；作为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尤其注意字音词义、语法修辞规律的介绍，并时常对这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唯其如此，故能突破前修，独树一帜。书末附有《孟子词典》，尤便读者。所以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说：
在今注中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论语》《孟子》成书较早，杨注虽对于典章制度的注释小有不足，但其解决难点，疏通文意，都有独到之处。（《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载《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1页）
正因为此，《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才成为同类著作的典范，近一个甲子以来，一版再版，历久不衰。既然《孟子译注》已成为同类著作的典范，也就无需再多作介绍了。
而《孟子新注新译》主要想要做的，就是怎样尽可能地使得它的注释的准确性、可靠性较之同类注本做得更好。
这里所说的“准确性、可靠性”，是指对“字面上”意义的把握，而字、词、句所蕴含的思想或哲理，是思想史家或哲学家的任务。字、词、句的释读，是语言学所管的；字面后所蕴藏的思想、哲理，是思想史或哲学所管的。这是两个步骤，不宜合二为一。
现在我们说说“做得更好”的依据何在。
一个词的多义，体现在字典词典里；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它却是单义的。也即，上下文锁定了该词，让它只能呈现出一个意义。而且，每个词，以及每个词下面的每个意义，它的分布（通俗地解释，就是上下文条件，或“语境”）都是独一无二，而与其他词、其他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就像身份证号码和车牌，是和具体的人、车一一对应的。总之，分布限定了词义，分布就是特定词义的标志牌。考察分布，杨树达先生谓之“审句例”。《孟子新注新译》的著者对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是“死死抓住不放”的。
高邮王氏考据古词语的典范之作，都是审句例得来的，也都符合分布的原理。例如王氏父子解读《诗经·邶风·终风且暴》，就是通过对“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格式句子的归纳分析，确定了“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由此亦可见，通过审句例来考察分布，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归纳格式。格式，最能体现语言的系统性。在格式中，词义不但得以锁定，有些隐晦不彰的词义也能得以凸显——如“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分布时，要对词汇、语音尤其是语法知识加以运用。
考察分布，其背后的逻辑是语言的社会性，用王引之的话来说，就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古人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要靠博闻强记，今人借助计算机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但一条条例句还须逐一分析，从中总结规律。这仍需要坐冷板凳。考察分布，其结论的得出，全依审句例的结果而定，不是事先预设的。
王力先生主张，要重视故训，不要轻易推翻。许多审句例的结果证明，汉晋人的说法比清人的说法要可靠得多。
当今解读或注解古书，有两种常见的做法。第一种，即“广综博览，择善而从”，如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第二种，其第一步常常是指出现在通行的理解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云云。第二步，或者是改变句读从而改变句子结构，或者是说对某字某词应重新理解——通常是找出该字该词的某个很偏的意义放入该句子。如果实在找不到作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或是通过故训、因声求义等办法，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
两种做法，若必二选一，著者宁愿选第一种。因为，第一种做法之“择善而从”总有择对的。第二种做法，则几乎毫无正确的可能。因为：1.该做法一定要否定旧说另立新说，而旧说中往往有一说能够通过审句例的检验因而正确，而正确结论一般又是独一无二的；则新说不可通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2.该做法的第二步仅仅只能证明可能性，远不能证明接近必然性。3.该做法的作者往往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语感，而省略了审句例这不可或缺的一环。4.他人对其审句例的结果往往能证明这一新说是不能成立的。5.该做法的作者实际进行了“字词置换”，而在原文经共时语言全面考察文从字顺时，字词置换因为3个低概率（见《孟子新注新译·导言》第21小点）的存在，其成功概率接近于零。
第二种做法之难以成功，还由于它把语言外部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但“语言系统内部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规律都可以通过系统本身来加以解释，而不需要向外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语言学家胡明扬语）。
我们的做法，可归纳为“双突出”或“一个剥离，一根主轴”。
双突出，就是我们在求证古今见仁见智未臻一是的疑难字词句时，面临语言内部证据和语言外部证据时，以语言内部证据为主，即突出语言内部证据。这是第一个突出。在语言内部证据中，又突出考察分布，即考察关键词所处的上下文条件，也即杨树达先生所谓“审句例”。这是第二个突出。
一个剥离，一根主轴，是指将语言外部证据从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位置上剥离开来，同时将与词义存在一对一关系的分布树立为插入圆心的主轴。因为，语言系统外广阔无边，那里的“证据”多如牛毛；在语言系统内部，也存在无数的“点”，在这无数点上，使用义训、形训、声训，乃至二重证据法等方法、手段展开论证，最后也可能有无数结论。只有圆心是独一无二的，而有资格插入圆心成为主轴的，是与词义存在一对一对应关系的“分布”。
但我们并未放弃任何诸如形训、义训、声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训诂方法、手段，只是区分了证据的主次，并主张当主次证据产生矛盾时应当放弃次要证据而服从主要证据。
如此做法，在出土文献作用日益重要的今天，在传统文献内部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依然大有可为，因为审句例即考察分布所得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因而是确切可信的。
读过了这篇《前言》，读者朋友如感觉意犹未尽，还想深入了解《孟子新注新译》著者的理念，可读该书《导言》以及该书中的一百多例《考证》。本书由于体例所限，未能再充分展开了，读者谅之！
二、孟子生平及《孟子》其书
必须声明，这一部分及下一部分，是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导言》的缩写。
孟子名轲，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前后。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出生时，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较为合理的。
关于孟子的生平，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公孙丑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始称王，而且要行仁政（《滕文公下》），孟子便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滕文公下》），答戴盈之问（同上），都在这个时期。
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公孙丑下》）后离开了。
当孟子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因去楚国，道经宋国国都彭城，而两次和孟子相见（《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引起了穆公的不满，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
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滕文公上》）。鲁平公即位，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去了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滕文公上》）。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他已年近七十了。和梁惠王的问答（《梁惠王上》）应该都在这一时期。
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梁惠王上》）。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
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因此辞职。
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年已七十余，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的撰写，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太史公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 《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
赵岐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
《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的。
《论语》既是“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这便明明是把《孟子》视为传了。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的重要参考书，除了本文第一部分介绍过的两部外，还有东汉赵岐作《注》北宋孙奭作《疏》并收入《十三经注疏》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及现代董洪利的《孟子研究》等。
三、孟子思想的简介
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依他自己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因之，他极为推崇孔子，他引用孔门弟子宰我、子贡、有若的话，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
《孟子》最后一章，即《尽心下》的第三十八章，提出了尧、舜、汤、文王、孔子的序列，这是儒家“道统”的先声。孟子把这一章安排在全书之末，是有特殊意义的。孟子以接受孔子传统自居，却不明说，只暗示道：“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尽管如此，但因时代已相距百年，形势也已发生很大变化，孟子对孔子学说便不能不有所取舍，且有所发展。
首先，孟子和孔子之论“天”稍有不同。“天”的意义，一般有三四种。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主宰之天，一是命运之天。《孟子》讲“天”，除“天子”“天下”等双音词外，连“天时”“天位”“天爵”等在内，不过八十多次。其中有自然之天，有义理之天，有命运之天，却没有主宰之天。在《孟子》中还有一种意义比较艰深的“天”，其实也是义理之天，或者意义更深远些，如“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实质上，这种“天”，就是民意。孟子说得明白：“《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所谓“天吏”“天位”“天职”“天禄”“天爵”，都是这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在《论语》中所没有的。《论语·尧曰》有“天禄”一词，和《孟子》“弗与食天禄也”（《万章下》）意义有所不同。《论语》的“天禄”是指帝位，《孟子》的“天禄”是指应该给予贤者的俸禄，依它们的上下文加以比较，便可看出其中的歧异。
孟子也讲“命”，或者“天命”。他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然而孟子绝不是宿命论者。他对命运的态度是：“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无论命运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但我还依我的“仁义”而行，不无故送死。只要“尽”我之“道”，死也是“正命”；如果胡作非为，触犯刑罚而死，便不是“正命”。
孔子重视祭祀，孟子便不大多讲祭祀。《论语》仅12700余字，“祭”字出现14次；《孟子》有35370余字，为《论语》2.7倍强，“祭”字仅出现9次，“祭祀”出现2次，总共不过11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
第二，孔子讲“仁”，孟子则经常“仁义”并言。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孔子因为周武王以伐纣而得天下，便认为武王的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孟子却不如此。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却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还主张“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这种思想，是孔子“仁”学说的大发展，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
孟子看待君臣间的相互关系也比孔子有所前进。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而先进不知多少倍！
第三，孟子“道性善”（《滕文公上》），并且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他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尽心上》）由于这类话，孟子便被某些人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但这些人并未透彻了解孟子的思想。
我们应该了解，孟子所谓“性善”，其实际意义是人人都可为善。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孟子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二是他承认事物各有客观规律，而且应该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相传禹懂得水性，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认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依客观规律办事，便是“行其所无事”而不“凿”。即使天高得无限，星辰远得无涯，只要能推求其“故”（客观规律），就是千年之内的冬至日，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来。这种言论，难道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说得出来的吗？
判断唯心还是唯物，只有一个标准，即以思想意识为第一性的，还是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孟子只讲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四端。端就是萌芽，也可以说是可能性。说人有某种可能性，并不等于说人有某种思想意识。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公孙丑上》），这是由于他们职业的缘故，可见不一定人人都是仁人。孟子讲性，还涉及两件事，一曰“食色，性也”（《告子上》），一曰“形色，天性也”（《尽心上》）。求生存和求配偶，不但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其他动物的本能。每种动植物，都有各种形体容貌，这都是自然赋予的。因此，孟子的这些话并没有错。
至于“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是自我修养。这一章之上，另有一章，全文如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由此可见，孟子认定仁义道德是“求则得之”“在我”的东西，而富贵利达是“得之有命”“在外”的东西。“万物皆备于我”的“万物”，是最大的快乐，是自身本有的仁义道德，既不是主观的虚幻境界，也不是超现实的精神作用。这里谈不上唯心和唯物。
最后，孟子的政治主张，有保守的一面，如要滕文公行井田制（《滕文公上》），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孟子强调“仁义”，而当时的七大雄国——秦、楚、齐、燕、韩、赵、魏（梁）——只讲富国强兵。孟子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不知这几项正是当时形势迫使各大国非这样做不可的。赵国有廉颇、赵奢、李牧，便能抵抗侵略；燕国有乐毅，便能收复全国，并深入齐境；齐国有田单，便全部收复失地。纵不侵犯别国，为了保卫自己，没有善战的大将也是不行的。一部《战国策》，讲的基本上是合纵连横之术。要打仗，便得多多联合同盟国家，哪能不“连诸侯”呢？至于开垦土地，发展农业，更是当时富国的最重要途径。商鞅为秦孝公“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司马迁评孟轲“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似乎并没有冤枉他。
杨逢彬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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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孟子》
编 著：杨伯峻 杨逢彬 导读 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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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是儒家原始经典之一，是了解孟子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主张及其学说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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