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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于1037年生于西蜀的奇山秀水间，1101年却在异乡走完人生历程，他用自己伟大坎坷的一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索与诉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同样以其不同的身份——言者、行者、善者、智者、词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生范例。他既能将平淡的日子活出跌宕的情怀，又能在坎坷的生活中寻觅宁静的世界。
一
身为言者，苏轼上对家国，下对臣民，坚守言者的大任与良知。
苏轼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苏洵学养深厚，二十七岁后“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成为唐宋著名的散文家之一。苏洵对苏轼兄弟也严苛有加，“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兄弟二人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专心研读圣贤书籍。
嘉祐六年(1061)，苏轼被录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第三等，自此，言者的身份便印在苏轼的心里，时刻以“忘躯犯颜之士”(《上神宗皇帝书》)自居，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曲洧旧闻》卷五引)自命，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杭州召还乞郡状》)自励。所以，苏轼无论身居朝廷还是地方，上对家国，下对朝臣，凡遇不平之事，他都积极申辩言说，“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诗集叙》)，强调文艺作品有益于世的重要使命。
年轻气盛的苏轼刚刚进入朝政议事，所以对于皇帝抑或同僚，自己能说抑或不能说的，都表现出文人士子积极入世的家国情怀。言，成为血气方刚的苏轼的工作常态。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着手改革科举考试的选拔方式，以经义策论考试来取代诗赋明经诸科，苏轼向宋神宗上《议学校贡举状》直指其弊。此后，苏轼又连续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书书皆见忠心耿耿之言:“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也有言辞激烈之辞:“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
苏轼对同僚同样秉持己见。熙宁三年(1070)三月礼部考试，支持变法改革派的吕惠卿任主考官，苏轼任编排官(主管编排举人试卷字号和合格举人名次)，二人对于考生叶祖洽在考卷中溢美新法的言辞分歧较大，苏轼极力反对录选并模拟撰写《拟进士对御试策》。
由于在朝廷与朝臣政见难合，苏轼外任地方。他仍然没有忘记言者的身份，见到各种不平之事，上书成为他言说的重要形式。
熙宁四年(1071)元宵节，宋神宗准备召集盛大的花灯盛宴，便叫内使在民间收买四千余盏浙灯，等到收购之时却又发现费用过高，便下令减价收购并禁止市民购买。苏轼听说此事顿时义愤填膺，连忙上《谏买浙灯状》为地方百姓慷慨陈词，不改言者初心。
苏轼还通过诗歌等形式为民言说，如对青苗法写有《山村五绝》:“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记叙老百姓为了纳税还债东奔西走，白白地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而贷款所得的青苗钱实际也没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唯一的收获恐怕就是小孩子跟在大人后面，学会了一点城里人的口音。
黄州时期，苏轼也曾对自己的口业进行反省:“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书》)或许，苏轼对于自我所“言”的深刻剖析，是人至中年又经历生死波折之后的领悟。此时若再回想起父亲苏洵当年费心所取的“轼”名，虽然只是车上供人抓扶的横木，看似无用却在关键时刻非常重要，取其意就是希望苏轼不要锋芒毕露而要安守本分、韬光养晦。
二
身为行者，苏轼一生不断被迫地迁徙，却主动行走出丰富的人生。
身陷京城漩涡之中的苏轼，主动请求放任外地成为他的无奈选择，与其明知道不能言但又不得不言，还不如到地方去做些实务。而宋代党争的风暴又挟裹着苏轼不断走上被贬谪的道路，用其一生走过大半个中国，并用他的诗篇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熙宁四年(1071)，苏轼主动放任杭州之后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行者之旅，“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从京城走向江海，既是距离的间隔，又是身份的转变、思想的变迁。苏轼行走地方时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务实，不忘政治家的身份，修筑水利，购买药材，赈济乡民等;一是赋诗作词，秉持文学家的风雅，游山乐水，闲趣赋愁，记录下其丰富的人生历程。
熙宁五年(1072)秋，苏轼为解决杭州人民的饮水问题，与知州陈襄一起通过实地考察，召集精通水利的僧人疏浚六井，为此还撰写《钱塘六井记》一文记叙整治六井的过程。元祐期间苏轼再次自请放任杭州，并在杭州大兴水利，整治西湖，历经千年之后，“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仍是“西湖十景”之一，他自己也喜言:“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之一)
苏轼总是行走一地就造福一方百姓，同时，还以其诗笔记录下行走各地时的心情，如抒发对江南宜兴的欣羡:“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菩萨蛮》)“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浣溪沙》)已然在规划归隐宜兴的美好图景，流露出心安处便是吾乡的心境。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称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所写的谢恩表中，部分用语有暗藏讥刺朝政之嫌，而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引发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因一次错送的饭菜，误以为自己大难临头，写下了两首绝笔诗《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中“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对于突然而至的灾难表现出人至末路的凄凉感伤，一代才子文豪面对生死同样黯然泪下，令人嗟呀不已。
苏轼行走了大半个中国，很少描写羁旅闲愁之感，而是于各处发现美景和乐事，追求自然闲适的行者心态。初到黄州之时，“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躬耕南亩也是苏轼调节自我的突出方式，作品中多处可见对农耕生活的描写。
元丰四年(1081)，苏轼带领全家老小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山坡上开荒垦地，其《东坡八首》详细地记录了此间的艰辛过程，他以“东坡居士”自居，并对陶渊明式的人生态度在诗作中反复追和咏叹。贬谪海南时又填《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连用七个“春”字描写儋州春天的浓浓气息，词意清新活泼，表现出心远地偏的淡泊心态。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重游金山，在李公麟给他的画像上自题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已然超越个人的荣辱成败，变得超脱自适又平淡自然。此后苏轼由于长途奔波染上暑疾，身体每况愈下，终于七月二十八日离开尘世，“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苏轼遗言里所说“着力即差”，是他对于自己一生的政治纷争、是非恩怨的大彻大悟——孜孜追求的一切都毋须着力。苏轼一路走来真是一步一印，通过其复杂不平的行走心迹，向我们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苏轼。
三
身为善者，苏轼心怀友善而广交天下之士，天涯海内存知己。苏轼曾非常形象地描绘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他虽然有时言辞犀利，但待人总是心地良善，对弟、对妻、对友无不亲善有爱。
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为“苏门三学士”，兄弟二人一路砥砺前行，同出四川走入北宋文坛。苏轼每到任处辄思往访兄弟，逢年过节亦有诗文相赠，兄弟之情意浓于血。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想起未能与远在济南的弟弟团圆，深情写下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深含相思之深、相见之欢与相别之苦。兄弟二人一生书信往来不断，读书作文、修道参禅无不交谈，既有兄弟之情，又有挚友之谊。
对默默无闻支持、追随自己的妻子，苏轼在文辞里表达出作为男人、丈夫的内敛和深情。那首著名的《江城子》词就是十年祭思亡妻王弗之作，“不思量，自难忘”，看似平常，却出肺腑，将人至中年时对于爱情的深挚表达，对于梦中爱妻的朦胧情境，渲染得淡而弥永，久而弥笃。还有爱妾朝云追随苏轼远谪岭南，全程陪护照顾他的日常起居，苏轼也视其为知己并有多篇作品表达对她的赞赏与悼念。
苏轼曾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据说贬谪惠州期间，朝云常常“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尤不释口”(《冷斋夜话》)，夹裹于词中的或许有对爱情和人世的多重感慨，“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林下词谈》)。悲痛中的苏轼深情写下“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悼朝云》)。
苏轼引天下人为知己，每到任处都会遍访旧知，也会有新友前来探问，他在朋友圈内是一位人人乐交的善者，乐于点赞和被别人点赞的圈红式人物。苏轼的作品中很大部分都是与朋友之间的往来投赠之作。
熙宁四年(1071)杭州任上结识同事兼好友陈襄，曾深情填作《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菩萨蛮·西湖送述古》《南乡子·送述古》等词。上任徐州期间，远在大名府的黄庭坚寄来书信和《古风》作品求教，苏轼也回赠两首《古风》，从而开启宋代诗坛的辉煌一页。此际，后来成为苏门弟子的秦观也从高邮前来徐州专程拜谒苏轼，表示“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还有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都先后闻道于苏轼门下，成为久传宋代文坛的“苏门六君子”。尤其是在元祐时期，苏门子弟度过了难忘的时光，他们之间既敬重又相互批评的氛围很强，坦诚公开的心态使得大家非常融洽。苏轼对苏门同人包容万般，鼓励他们创作不同的文章风格，而不是必须追随自己的门户之见。
即使是对于前期政见不同的王安石，在远离政治场的世界里苏轼与他又惺惺相惜。王安石谪居金陵时期，苏轼常出没于其半山园，二人谈史论经，相见甚欢。苏轼游金陵时作“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同王胜之游蒋山》)，王安石读罢叫绝:“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并邀请苏轼在金陵购置房产比邻而居，后来苏轼也写《上荆公书》反复表达此情。君子之交淡如水，信然。
苏轼的与人为善使得他的朋友圈范围极广，既有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书画好友，又有潘丙、郭遘、古耕道等市井朋友。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曾为其画一幅写真，是至今仍然流传于世最能传神的作品，画中苏轼穿乌帽道服，斜倚坐在石头上，手拿着一根藤杖放在膝前，右颊上还有几颗黑痣清晰可数，连黄庭坚都说:“极似子瞻醉时意态。”黄州四载告别之际，苏轼难舍潘丙等当地好友并感慨提笔:“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与黄州父老的深情与不舍，在他的词作中浓郁地表现出来。
或许，正是苏轼的友善与豁达，使得他在北宋文坛圈内人气甚高。不过，苏轼有意无意间的高调行为，既为他在文坛积攒了不少人气，又为他在圈内树了不少敌人，招来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善，有时是本我品性的自然体现，有时又是现实世界的一把双刃剑。
四
身为智者，苏轼在儒释道里修己省身，在日常生活中思索人生。
苏轼出身于笃信佛教的家庭，父亲苏洵喜与名僧交游，母亲程氏夫人同样仁慈宽厚，每天供奉物品虔诚礼佛。可以说苏轼从小就不断接触佛教，并伴随成长过程深入研究，体悟真谛，修己省身。
苏轼行走各地的时候，访寺和寻僧成为他的重要行程。熙宁四年(1071)知任杭州，苏轼早就耳闻金山寺的高僧惠思，于是稍稍安顿后前往寻访，并作有《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记录与名僧之间往来的美好情境。晚年南下惠州途经南华寺，苏轼见到供奉六祖慧能真身的佛塔，庄重写下“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此外诸如《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成都大悲阁记》《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南华长老题名记》《法云寺礼拜石记》等记文，无不一一印证了苏轼与佛修缘的痕迹。
苏轼还善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将人生的思索融入其间。沐浴，这一最为常见的生活行为，不仅是苏轼的日常喜好，而且成为洁身自净的途径，他在不同地区和作品中多有体现。如黄州时期作有《安国寺浴》:“尘垢能几何，倏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将生活中俗身的清洗引至心缘的洁净，在“净”“垢”与“自”“彼”之间自省自悟。苏轼还善于在平常日用中发现人生乐趣，黄州期间的生活十分辛苦，东坡不仅写有《东坡羹颂》，而且还有《猪肉颂》，苦中作乐、常中见奇的心态，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学习。
在游历的青山绿水之间，去寻见人生哲理，是苏轼安然心态的最好表现，同时又能在幽居的生活里发现无穷乐趣。苏轼愈至晚年，愈见超脱，虽然佛道同修，实已超脱佛道，而能处处泰然，细处见悟。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谪惠州时，过岭南大庾岭作“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过一次崇高险峻的大庾岭，如同受一次重要的洗礼。所以，读苏轼的作品不仅在于体味文章之美，更重要的还在于哲学之思，让我们切身感受融入其间的对于人生的深沉思考。
即使是以婉约见长的词体，苏轼也能恰当地传达人生哲理，如:“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随着苏轼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在词体里表达自我的人生思考成为其词的显著标签。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苏轼对于苦乐荣辱也有自己的体悟:“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耳。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乐苦说》)
所以说，苏轼作为智者不在于某种思想体系的宏大建构，而是以活生生的长者形象，向我们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感悟，让我们体味平常日用间的智慧和哲理。
五
作为词者，苏轼禀赋天才，笔耕不辍，创作鸿篇巨著，无愧“苏海”。
当年主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及亦师亦友的前辈欧阳修，对于苏轼的文才赞不绝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后来又对儿子欧阳棐感慨道:“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朱弁《曲洧旧闻》)已然暗示将文坛盟主的重托交付给这位年轻人。天赋的才华、后天的努力和文坛的担当，造就了苏轼作为文人词者的伟大成就。
苏轼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为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四千二百多篇散文作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文体丰富，涉及诗、词、赋、论、解、策、书、序、说、记、传、铭、碑、颂、赞、偈、表、奏、制、诏、启、疏、尺牍、青词、祝文、祭文、哀辞、史评、题跋、杂记等。此外，还有书法被列为“北宋四大家”之首，与文同、米芾开创墨画一派等，以其开天辟地之才华纵横于多个领域，深邃宏厚，赞为“苏海”毫无过誉。
清代文人赵翼曾这样评价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卷五)苏轼写诗无论描景抒怀、咏物言情都得心应手，仅在杭州期间就留下了很多赞叹杭州美景的诗篇，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描写风雨交加的西湖景致。更有千古绝唱之作:“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成为歌咏西湖的经典之作。
苏轼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奇妙的笔触，发掘出不同常人的表现手法，如其诗《鹤叹》用“三尺长胫阁瘦躯”活脱描出病鹤无精打采之态，《续丽人行》以“若教回首却嫣然”虚笔衬出美人沉鱼落雁之姿，《百步洪二首》(其一)连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七个比喻描摹奔水之貌等。
苏轼还善于在诗歌里另辟蹊径，将平常日用间的人生哲理诉诸诗歌，但又不显得生硬晦涩，如游览庐山时写下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欣赏者的角度转换谈及认识事物的圆融观照。可见，对于宋诗的新变和宋调的形成，苏轼作为大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得苏诗能与陶诗、杜诗、韩诗等相提并论成为古代诗歌的典范。
苏词，又是词学史上言说不尽的话题，其文体嬗变的历史贡献可以说超越苏诗和苏文。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开始填词，也掀开宋代词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作为大家的苏轼，不仅从观念上破除诗尊词卑的格局，认为词本就是诗的苗裔，而且充分表现出独特的魄力，将词体推向广阔的天地。他将诗歌的表现内容、方法、风格等介入词体，有力地打破诗词文体之间的界限，从而做到“以诗为词”，推动词体迈开质的转变和升华。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上阕自比三国孙权，描写出猎的盛况和豪情，下阕又自况西汉魏尚，表达为国建业的雄心和壮志，给当时词坛无疑注入另类的风格，其“新天下耳目”的豪放词风，改写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婉约风尚。
苏文可谓浩瀚如海，苏轼位于“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其所著文章之巨令人拜服，所涉文体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种类，尤其是议论文中的史论和政论，总能翻新出奇，思辨启发性强。而最让人读之不能已的是记游文，可谓行文如流水，不着点饰。苏轼《文说》里这样阐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可见其崇尚的是得心应手的酣畅淋漓之美。
苏轼随笔式的行文方式，使得他的散文潇洒流畅。比如《记承天寺夜游》描写与好友张怀民月下散步的情景，一次简单的夜游，一种简洁的叙事，将二人夜游时心静如水的情境，以短短八十四字淡然而现，难怪明代文人王圣俞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见《书天庆观壁》眉批)看似简单，实则火力老到的行文笔触，用小篇章，写大情怀，真是大家小品的典范。
六
这里，想说苏轼却说不完，想看苏轼也看不尽，感叹与领悟都显得多余而无用，我们只有静静地读他的文字，超越时空的藩篱，去感知人世的沧桑。
或许，等到我们掩盖卷扉的那刻，眺望远方，蓦然发现，其时早已无风见风，落雨无雨。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苏轼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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