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探求的功利境界：如何对待功名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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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霞明处暮云重”的清朝乾隆年间，前后只隔十数年，相继出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被鲁迅冠以“伟大”之名的古典小说巨著。以绘画作比，如果说《红楼梦》有似绚丽的水彩画，婀娜缤纷；那么，《儒林外史》则似简劲的钢笔画，力透纸背。它们共同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巅峰，并强力影响着中国小说史的发展。

人们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其实，如何对待富贵也是永恒的主题，只是比起爱情来，更复杂也更难集中表现。而《儒林外史》则选择了这更难的主题。

△《儒林外史》（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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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三层面中，《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例如科举制度)，而是着眼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地探讨了人心和人性。物态文化更迭最快，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深层也最稳定，从而能超越时空持续给人良多启迪，这是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

在精神文化层，我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人生智慧，讲究人生境界。境界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出人生的价值观，显示人品的高低。《儒林外史》着重展现了三种人生境界：功利境界、觉醒境界、天怀境界。

本文首先分享《儒林外史》探求的功利境界。

功利境界

功利心失调于社会，便会形成弥漫于社会的势利之风。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自古以来，这两样东西就是传统社会中等级体制结构的丑陋投影。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而不是把人当人来对待。只重权、钱，不重视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这就是异化。

鲁迅塑造的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书生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后是同一个人，但因“势”和“利”大变，胡屠户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盆水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抛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却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蛤蟆还能想天鹅肉吃，而范进只能想天鹅屁吃，连癞蛤蟆都不如，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当作有尊严的人。范进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个称呼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这一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胡屠户衡量人以势利为标准，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功利心失控后，不是一般的“倨”和“恭”，而是“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因而表现出一种奴性。在有权有钱的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他们缺少对人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

受功利的驱使而动，这是众生的常态。如果把等级制度看作一种体制，那么可以把“利益驱动”看作一种机制。利益驱动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中，不仅驱动人去攀登等级制的金字塔，而且广泛地支配人的欲念，驱使芸芸众生追逐功利。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187页）可以说，“利益驱动”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不仅在人类以往的历史里起到了作用，就是在人类历史可以预见的未来之中，它也将发挥作用。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正面效应、激励效应，过早地废止它会阻碍历史的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要充分认识它的负面效应，如果功利心失调，就会心理失衡、人格分裂、心态失常、性情扭曲、人性异化。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层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观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可以称为“士林百态的浮世绘”。功利，在士林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的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功名富贵是明清文士的试金石，烛照其灵魂最深处，使之纹理纤毫毕露，无所遁形。

中国封建统治者特别喜欢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能力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但马二是真诚的传统文化信徒，他的人品还没有变坏，对功利的向往还没有失范、失控。

如果把匡超人的堕落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真实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实际。匡超人捧着马二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之后，孝事久病在床的父亲，十分尽心尽力，对哥和嫂也恪尽悌道。在伦理氛围很浓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传统文化并没有使他堕落，他也并未因想走科举之路就变坏，他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博得县宰赏识。

自从来到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杭州，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开始目迷五色失去方向。景兰江等斗方诗人教他通过写诗博得虚名，取得攀结上层的捷径，书坊为他提供了用粗制滥造文化产品牟利的通道，凭着伶俐，他做得都很顺手。但在衙吏潘三看来，那些勾当实利都太小，教唆这个进城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他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他怎样牟利呢？帮潘三假造公文，把青春年少的女性荷花拐卖了，不管荷花姑娘掉入火坑是死是活，他“欢喜接了”20两白花花的银子，从此“身上渐渐光鲜”。这是20两，有200两呢，他就冒坐牢之罪，潜入学道考场，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秀才。他拿这钱，典房、娶妻、生女，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闲草堂本评点），他迅速飙升，混到京城，模仿戏文里的蔡伯喈，谎称并未娶妻，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帽儿光光，当上给事中的甥婿。他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拥着“瑶宫仙子，月下嫦娥”；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失去了为人的道德底线，人就变成“非人”。匡超人既已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不堪入目，十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如果人不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功名富贵，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就会产生范进、周进。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进，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范进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了疯。为什么？这都是由热衷发展到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而从社会学上说，则是被胡屠户和薛家集为代表的势利风气所驱使和逼迫。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突显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可以叫做功利的沉迷者，像马二、周进、范进都是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者，他们的人格堕落了，人被异化成“非人”。《儒林外史》痛恨伪妄超过痛恨势利，对严贡生、王德、王仁的讽刺更不留余地。

功利心属于精神现象。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功利心不会也不该泯灭。但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就会使人性异化，使人文精神弱化，使文化变味。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贫富、权势有差别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难免会出现。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来衡量的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推动。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体制还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必须在调控上狠下功夫。社会的调控是个系统工程，《儒林外史》所提倡的礼乐文明、仁政等，此不具论。《儒林外史》着重对人的精神作深入探索，在精彩地批判一些否定性精神现象的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做好人的精神调节、精神超越。

本文节选自《儒林外史》（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前言，作者李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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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清]吴敬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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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知识分子群像的长篇讽刺小说。作品描写了深受八股毒害的儒生的种种荒诞与虚伪行为，贬抑、讽刺了假儒士和假名士，批判了当时败坏的世俗风气；塑造了少数远离功名、追求自由的真儒士和真名士形象，其中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开创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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