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经”“春秋三传”都有它，了解儒家思想，读这本准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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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录本国的历史，《墨子》中曾言：“吾见百国春秋。”如燕国、宋国、齐国的国史均叫作《春秋》，而晋国、楚国所记国史则分别叫作《乘》和《梼杌》，可见，“春秋”一词是当时各国所记国史的通名，并非一国专有。后世流传至今的《春秋》，实际上是《鲁春秋》，系鲁国历代史官对本国历史的记载，后孔子选取其中鲁隐公到鲁哀公之间242年的部分进行了修订。经孔子加工过的《春秋》，文本中表现出了他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秦汉以降的儒者，便奉之为儒家经典。

所谓“传”，实际上是传承师说对“经”作出解释。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关于《春秋》的解经流派有五家，其中的《邹氏传》和《夹氏传》早已失传，时人能见到的只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

《公羊传》，就是姓公羊的学者对《春秋》这部史书作出的解释。相传这个创立如是解释的人叫作公羊高，战国前期齐国人氏。他把这种解释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一直传到第六代公羊寿那里，这已是汉景帝当政之时了。公羊寿与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共同用当时通行的汉字，把这种口口传授下来的解释写成了文字，这便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公羊传》的母本了。论作者，也就是形成文字的人，当然就该说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二人。讲学说，那就要推寻到公羊高，而公羊高据说是子夏的学生，这就要推寻到孔子的学生子夏那里去了。从战国到汉景帝时期，这一两百年间必定还有不姓公羊的公羊学者参与其中，使公羊学说得以发展和完备。《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高子曰”“鲁子曰”等，知这些人应该都是公羊学说的经师大儒，才会被引用以证成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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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举其大要而言，有以下数端：

大一统思想。春秋时代，列国纷争。《春秋》只认一个王朝，也就是周文王传下来的这个王朝为正统。北晋、南楚、东齐、西秦等，一概不认。所谓大一统便是指此。《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说法便来源于此。原意是说，为什么《春秋》经要说“王正月”，是因为它看重周王这个正统。由于《春秋》中处处都在维护这个正统，这层意思贯穿了全经，后人便名之曰“大一统”思想。《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实指天下诸侯，所有疆土，全国人民，皆统系于一个政权，而无分裂侉离。

华夷转化论。《公羊传》中多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华夷，且华夷可以互相转化。“夷狄”受到赞许，可被称为“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会被视为“新夷狄”。

例如，《公羊传》宣公十二年：

[经]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

[传]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

楚本是南方后进国家，诸夏以夷狄视之。这一年楚伐郑，郑伯肉袒至楚师谢罪。楚王于是下令退师。将军子重不欲。楚庄王以理晓之，曰：“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详。”楚、晋战于邲，晋师大败。楚庄王曰：“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遂班师，不逐晋人。《公羊传》记载了楚庄王伐郑而舍郑、大败晋军而不追逐，证明楚庄王能讲礼义，在文明和道德上胜过晋人，故赞许楚王“有礼”，进爵为子，而对“诸夏”的晋国加以贬责。

《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国亦新夷狄也。”注家以为是指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内乱，王子们互相杀伐，上下败坏，诸侯无救助者，这便是夷狄之行。一说是指陈、蔡新受楚封，率诸小国以附楚，于是成了新的“夷狄”。

三世说。《公羊传》先后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分别见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意思是说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与传闻的时代的历史，在写法和说法上不尽相同。写现当代史，写近代史，写古代史，不可以是一个模子。因为时代在变，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给了后世学者以宝贵的启迪。

反经合道。其事主要见于《公羊传》桓公十一年：

[经]九月，宋人执郑祭仲。

[传]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

原来郑国有块飞地在留，祭仲到那里去视察，途经宋国。宋把他扣下来。释放他的条件是，废现在的国君忽（郑昭公），立宋国的外甥突为国君。祭仲竟然答应了，并且实施。《公羊传》认为祭仲做得对，这是“知权”。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不答应，忽会被宋进军杀死，郑会灭亡。而如果答应了，那么，“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国君不会死，郑不会亡。况且稍后一点儿，忽还可以回来做国君，还可以把突赶走。祭仲作为人臣，擅自废立君主，而且是在他国压力下进行废立，大逆不道，所以叫作“反经”。可他这样做，既保全了国家，又保存了国君的生命，符合保国安民的根本大道，所以叫作“合道”。反经而合道，就是“知权”，《公羊传》就称祭仲是“贤”。但公羊学者也提出知权的原则，以免他人乱用：“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礼义高于一切。公羊是孔孟这一派的，讲究礼义，自不消说。他们不单是讲礼义，而且讲得非常彻底，认为礼义是高于一切的，无论何时何地，礼义是裁断是非不可改变的原则。

《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有载：

[经]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传]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

《公羊传》于是论曰：“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孔子以为（实是《公羊传》以为），在重大礼义面前，战争胜负退居次要地位，精神超越肉体，高尚超越琐屑，独大其“不鼓不成列”，不乘人之危，正而后战。孔子许其正，赞其为“文王之战”。然而文王果如此作战，其不能得天下可以前定。战争中最高仁义是战胜敌人，以求得保民而王，使自己免于覆亡。故论者多以为宋襄迂阔，非真知仁义者。

复仇，虽百世可也。《公羊传》庄公四年：

[经]纪侯大去其国。

[传]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公羊传》称许齐襄公九世复仇。为齐灭纪找理由。与其说是为贤者讳，不如说是为强者辩。一百五六十年前的事，从哀公算到襄公的父亲，已九历齐君，然后来算老账，要灭掉纪国。且烹齐君是周室行王法，纪侯说没说坏话，这坏话是不是哀公的实际，都在未知之数。以此作为灭纪的借口，正像寓言所说狼吃羊的借口一般：“我听说你去年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然而历史学家言必有中，是不可以随便敷衍的。他是让后人牢记复仇之义，让我们长点记性。假如有个国家就在我们身旁，曾极大伤害我们国家民族，并且从未全民悔过，欺软服硬，随时准备乘机再起，你能放心睡大觉吗？百世复仇亦不为过，这是对我们民族健忘症的有力鞭挞。

隐讳之道。《公羊传》闵公元年：

[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鲁庄公死，接下来是闵公，闵公二年即被弑，然后是僖公接位。这里有一场凶险诡谲的斗争。庄公正妻无子，谁来继位，就成了问题。他有三个庶出的儿子：公子启、公子般、公子申。庄公属意般，要他接位。庄公有三个弟弟，也有抢班的可能性。大的叫庆父，有野心，想继位，他与庄公正妻哀姜有染。第二个弟弟叫叔牙，庄公问他后事，他回答说兄终弟及，就是要庆父接班。第三个弟弟叫季友，庄公问他后事，他说有子般在。这符合庄公心意，于是就付与他国政。庄公三十二年逝世，季友奉公子般为国君。为了保证子般上位，季友强迫哥哥叔牙服毒而死。庆父与哀姜通谋，叫一个仆人杀了子般，把公子启扶上正位，公子启是哀姜妹妹（随哀姜嫁鲁的女弟）的儿子。这就是闵公。闵公二年，庆父又把他杀了。于是季友奉公子申为国君。这就是僖公。齐桓公支持季友，把逃出国的哀姜处死，并且不接纳庆父从莒国奔齐。庆父想请季友接纳他回国，季友拒绝，于是庆父自杀。这样一件牵涉到三位国君、三个公子、两个外国齐与莒、一位夫人，中等国家鲁国因继位而内乱的大事，在《春秋》经里直接写的，只有这样几笔：

（庄公三十二年）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娄。公子庆父出奔莒。

（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

除了剪裁简略，以及因前后文能明了的因素之外，就都是隐讳了。为什么要隐讳？《公羊传》解释说，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般与闵公被弑不记，那是为尊者讳。弟弟杀了哥哥也不讲，因季友是贤人，那可以说是为贤者讳。这都是明说了的，还有未明说的，这里头也包括了为亲者讳。庆父作恶多端，奸国君夫人，两弑国君，又叛逃国外，最后他的自杀该不该记一笔呢？《春秋》未记，这应当是为亲者讳。庆父不过就是桓公的儿子，庄公的弟弟罢了，凭什么不记他的自杀？其实，庆父之死，是国内外都高兴的事。齐国人不是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吗？他们也希望鲁国安靖。

春秋时期，史学家分两派，其中一派主张秉笔直书，孔子这一派则主张讳。写史三讳，说明其大一统思想之坚定性，遵循周礼的一贯性，并不失高尚与尊严。凡所讳，都是现实中的丑恶，与理想背道而驰。研究“讳”，也就接触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就认识到了那个社会的不合理，继而认识到其崩溃与再造是绝然不可避免的。

就说这七条，还有一些条目，未能全部胪列。例如“实与而文不与”，与三讳之道略似，就不再详尽论述了。这么几条，单独看都有其可议处。但就公羊学说而言，不可或缺，都是为了适应西汉初年的政治需要而设。比如大一统理论的产生与传播，是与政治上削藩同步的。吴楚七国之乱，正说明大一统思想的迫切性。汉朝统一全国后，多民族杂居，宣扬华夷互相转化论，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和谐相处。世移时易，认识社会具有发展的特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也是改朝换代之后广大民众所急需的，这时三世说应运而生。又如九世复仇的观点，放到汉朝初年来看，那便是汉高祖遭受白登之围，作为国耻，那是货真价实的，吕后当政后也没有少受匈奴的侮辱。从那时开始，官民中的复仇观念当是根深蒂固。经过文景时期的酝酿，这个耻辱直到卫青霍去病时代才得以洗雪。

如果我们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那么再反观《公羊传》的作者问题。公羊高活在战国时期，他不可能预见到西汉前期的政治形势。我们认为是公羊寿和他的学生胡毋子都写就了《公羊传》，这便有了更多的佐证。至于上溯至公羊高，那也许是托古自重，或者说托家学以自重。公羊高也曾经是一位学者，家教也应该有的，但未必就全是《公羊传》里所说的这些了。

《公羊传》汉时大盛，是最早立为学官的科目之一，且一直不可动摇。主要取他的大一统理论。到晚清时亦曾大盛，主要取其三世说，以为变法之经典依据。公羊学者，汉时首推何休，著有《春秋公羊传解诂》，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中。著名学者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所采用，影响深远。董治“公羊春秋”，其学说与《公羊传》关系颇深。到清代，刘逢禄作《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陈立作《公羊义疏》，为研究《公羊传》的重要参考书。近年出版的有关《公羊传》的著述不少，来不及引用。如果与我之所说相似，那叫作所见略同。如果所说各异，那定可做我说的纠正和补充。

本书以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在吸取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加上自己的心得。本书校勘的基本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就不改动原文。随便改动原文的，往往为进一步的研究所否定，应引以为戒。至于语词意义，我也尽量做到要有依据，不自出心裁。个别地方实在难以说通，有采用今人说法而加以己意的，这也是出于不得已。本书翻译最主要的困难是传文精要，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解说，即使译成白话，也是莫知所云。我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加用括号，在括号里说一些有助于理解的话。但括号不能多，括号里的话同样不能多，多了就不像对原文的翻译了。我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斟酌这些括号。效果如何，自然要等待公议。

《春秋》十二公，“隐公”“桓公”等是他们死了才加的谥号。但为了理解和称呼起来方便，在他们还活着的年代里，译文就直称隐公、桓公等，谨在这里作一说明。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春秋公羊传》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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