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一个杰出的芬芳悱恻的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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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湖南教育电视台新创办的《湖湘讲堂》栏目，邀请我作关于郭嵩焘的讲座，《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初版差不多就是这个讲座的实录。转眼之间，十多年过去了。

△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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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催人老，却并没有让作者曾经浅薄蒙昧的心智，变得成熟清明，满世界动荡不宁的心灵，处处沸血的伤痛，也并没有平复。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改变。譬如，人们现在谈论晚清大变局中的当事诸公时，逐渐愿意讲讲郭嵩焘孤独的忧患和超越的见识。湖南人习惯挂在嘴上的湖湘近代英雄谱系中，慢慢可以找到郭嵩焘的名字和他的事迹，说他是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可以与曾国藩、左宗棠并列于晚清的大人物，其思想甚至接轨了维新运动乃至“五四”新文化思潮。

而郭嵩焘的故乡，湖南湘阴县、汨罗市（汨罗原属湘阴），在前此完全找不到郭嵩焘踪迹的冷清寂寞之后（2007年，雨水丰沛的春夏之交，我和《湖湘讲堂》的编导余学用前往湘阴、汨罗，试图为关于郭嵩焘的讲座拍一点影像素材，几乎无所获，只好在湘阴县城猛拍了一阵潇湘八景之一的“远浦归帆”和当时破败不堪的文庙），终于在郭嵩焘200周年诞辰的2018年，分别召开了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建了郭嵩焘广场，立了郭嵩焘雕像，布置了郭嵩焘纪念馆，成立了郭嵩焘研究会，在汨罗飘峰的郭嵩焘墓园，也整修一新。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自身及其历史，因此拥有了足够健康的理性，可以一劳永逸地掌握眼前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命运。

1895年2月，阿克顿爵士在就职剑桥大学的演讲《谈历史研究》中说：“近代史是一段针对我们自己的叙事，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尚未停息的努力的记录，也是对那些仍旧裹足不前、心烦意乱的问题的记录。近代史的每一部分都包含许多无价的教训，在一个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极为相似的社会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从榜样和先辈的教导中获益，就必须花很大代价从经验中得到教训。”是的，人文学术从来不止是一种单纯的文献学，何况事关激越的近代历史。对于历史的理性，显著地呈现在我们当下的精神现实与生存状态中，证明着我们心底隐约的期待和向往。

本书以《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为名，对初版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增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于有关史事的描述与分析，更细致，更确切，也更加强调和彰显了郭嵩焘置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和刻苦。

修订过程中，颇多踌躇，而且煞费苦心。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身边的人可以清楚地了解一个杰出的芬芳悱恻的性灵，正视他有些异端和特殊的思想，认同他赤子般的纯洁、认真、清澈和理想主义。在一个曾经激昂的未必理性的年代，在一个常常因为当局者的颟顸而不免举世昏迷的地方，像郭嵩焘这样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做成了孤独的“逆流”和“反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清明的见识和“野蛮”的真诚，这正是我觉得郭嵩焘不同寻常的伟大之处——滔滔者天下皆是，如一士之谔谔何！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所思所言，不仅对他所置身的王朝有违碍，对他所栖身的文化也有违碍，他自然是深爱他所置身的王朝与文化的，所以，他常常怃然，常常流泪痛哭。

△  书中附精美插图，随书附赠宣纸印刷郭嵩焘致曾国藩函手迹

自然，我更期望自己，能够写成一部比现在的样子更冷静理性、更公允大方的郭嵩焘传记，但一旦下笔，却不能不陷入郭嵩焘所经历的是非，陷入那些是非所酝酿出的痛苦和激愤之中。

好心的朋友，近代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提醒我，郭嵩焘过于自负，过于自恋，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不懂得变通，和任何人都搞不来，可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不止一个，其实人家也不错。我当然知道，世界上的聪明人不止一个，在中国文化水土里，尤其不缺聪明伶俐、人情练达、出神入化的通达之士。可是，在郭嵩焘的时代，我分明看到，只有郭嵩焘当了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天真孩子，其他人或者认为郭嵩焘纯属胡说八道，或者嗫嚅着不敢发声，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而郭嵩焘，他如果懂得变通，他如果试图把自己的仕途经营得左右逢源，他会放弃对于当局者的批评，牺牲他对于天下大势的洞见吗？郭嵩焘说过，自己“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顾人喜怨，非敢为倔强也，性自定尔”！还说什么呢？郭嵩焘无法改变自己对于“此心此理”的信任与坚持，我也无法改变自己对于郭嵩焘的情感倾斜而变得更客观、公允一些，那就这样吧。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孟泽教授

世道流转，云谲波诡。在今天看来，书中对于郭嵩焘以及他身边的有些人、有些问题的观照，依然可以范围在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中，依然可以激发我们热烈或者冷静的回顾和省思，我们的历史，我“广漠美丽之中国兮”，依然可以而且需要接纳郭嵩焘芬芳悱恻的性灵，接纳他锐利的思想和高亢的精神。

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初一，郭嵩焘和他的朋友在长沙城内的曾国藩祠堂致祭王船山，郭嵩焘作演说，他说：“人心一念之微，感召天地鬼神，以成祸福治乱。天人感应之理，非有二物，只是一气。”“天地乖戾之气，皆人之气为之也，以天地原是积气而成，人生其间，充满流动，感气独多。天地者，受裁于人者也，如何能与人别异？要之，阴阳消长之理，虽当剥极之时，而微阳潜伏于下，以为来复之机。民彝物则之理，具于人心者，即潜伏之微阳也。吾辈当养此微阳，以待天心之复。世运风俗转移之机，动于人心一念之悔。人心之复，即天心之所由复也。君子视其心与天心相应，视天下之人心与吾心相应，是以不敢不自重，以求稍有益于世也。”

人为情使，道由情生。

郭嵩焘以他对于家国天下的深情，以他对于天心与人心、天下之人心与吾心相应相生的发明与发现，召唤贡献于父母之邦的神圣使命，推求舍我其谁的勇气担当，豪迈而且悲壮。

二十年前，读郭嵩焘，我读到的是他自许“先知先觉”的骄傲和四顾茫然的悲伤，以致心有戚戚，不能自拔。这一次，再读郭嵩焘，我更愿意认同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信念和恢弘气度，即使因此与“今世周旋”而“枘凿不相入”，即使为此毕生困顿、挣扎、狼狈，即使“负独醒之累”。正如他说的，“国家理乱兴衰，天也，而受成于人，人心之所趋，天莫之易也”。“吾辈当养此微阳，以待天心之复，世运风俗转移之机，动于人心一念之悔。天下之人心与吾心相应，不敢不自重。”“区区鄙志所存，不能屈而相从，则终自亢耳！”

敢不自重？终自亢耳！这不只是一个末世士大夫的自胜，也是一个有思想的知识者必然的自许。

感谢马美著兄对拙稿的青睐，感谢文韬、家琛为编辑拙稿所付出的劳动。

本文为岳麓书社《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后记，作者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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