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绮楼日记》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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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首发于《出版人》杂志2023年第6期（总第323期），发表时有删节。作者为岳麓书社编辑胡宝亮、潘素雅。

《湘绮楼日记》为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所著，起自清同治八年 （1869） 正月初四日，迄于中华民国五年 （1916） 七月初一日，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合称 “晚清四大日记”。王闿运交游非常广泛，并有长期的学术生涯，遇有心得，随笔记述，因此《湘绮楼日记》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 《湘绮楼日记》（全五册）

岳麓书社出版

01 

社会交际的记述

通观《湘绮楼日记》，其内容最多的是应酬交际，堪称一部王闿运的“人际交往史”。

王闿运热衷与各色名人打交道，他的交游涵盖了晚清大部分重要人物，包括肃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纪泽、袁世凯、丁宝桢、张之洞……

从日记中有关肃顺的少量记载推测，王闿运可能对老东家肃顺颇有感情，虽然肃顺当时已是被正法的“罪臣”，但王闿运从不在日记中诋毁肃顺，在别人非议肃顺时，他还为肃顺抱不平。比如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十七日，有人认为肃顺不应该劝咸丰帝去承德，王闿运则回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有所为， 未有因人言而止作者， 唯圣人可与谋， 亦唯圣人可回人意， 不然龙、 比不至死也。”言下之意，咸丰帝东巡（或称“北狩”）不能怪肃顺。

而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煊赫一时的人物，王闿运尽显“晚清狂人”的本色，随意臧否，大肆讥弹。

他评价曾国藩“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为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光绪四年（1878）四月十二日记〕。他给曾国藩的挽联直戳其痛处：“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记〕说曾氏平生以霍光、张居正自诩，但终其一生，只不过一方面大员而已。又说曾国藩的经学水平高于纪昀、阮元，可惜没有留下一部传世之作。此言不无刻薄之处。

王闿运对左宗棠也颇有讥评。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他吐槽左宗棠：“左伯痴肥，声言出塞。” 〔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九日记〕“左侯见语云‘烧洗脸水饤锅’，此言极可叹，无本人专恃运气，必有此困。”〔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六日记〕讥笑左宗棠是“无本人”，只能靠运气做官。

对李鸿章，王闿运更没什么好话，把这名洋务派的首领之一贬得一文不值。他在同治十年（1871）九月初三日记：“薛云李少荃云: ‘自鸿章出而幕府废。’人之无耻，有如是耶？少荃首坏幕府之风，以媚福济者媚曾公，而幕府坏，军务坏，天下坏，曾公亦坏，乃为此言，故余不得不记之。君子表微，恐误后世也。夫记此言于草纸簿中何能示后世？然一记则少荃已服上刑，此 《春秋》之义也。”在此，他的姿态极高，俨然握持史家权柄，让李鸿章服了上刑。

尽管在日记里对曾、左二人挖苦嘲弄有加，但曾、左反目后，王闿运却曾多次从中调和，不失其厚道的一面。

同治十年（1871）九月初二日，王闿运路过清江浦，巧遇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在一起看戏七出，趁着曾国藩高兴之际，“因遂请和季高”。曾国藩既不恼怒，也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是云：“彼方据百尺楼，余何从攀谈。”

几天之后，王闿运又拜访曾国藩，谈及与左宗棠修好之事：“夜过涤丈谈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同年九月初十日记）劝曾国藩优容左宗棠。可见王闿运为人颇有公允的一面。

王闿运也不贪天之功，如他在光绪五年（1879）二月初七日记载：“季怀问曾涤丈督两江，为余荐之于肃裕庭，皆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王闿运断然否认是自己向肃顺推荐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鉴于咸丰帝在位后期对肃顺的依赖程度，向肃顺推荐就等于向咸丰帝推荐；前任总督何桂清放弃职守逃往上海），不将这个天大的人情揽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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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绮楼日记》目录

02 

宫闱佚闻的记载

除了记录与名臣的交往外，王闿运还在日记中零星记录了宫闱佚闻。

王闿运在光绪二年（1876）二月十二日记：“往则皮筱舲已至，辛未一别，又六年矣。户部始补缺。言崇文山云，毅后遗折历评大臣，言甚恳切，纚纚数千言，不见采听，甚可痛也。”

皮筱舲，名宗瀚，道光五年（1825）生，湖南善化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曾任户部广东司主事。崇文山，指的是崇绮（1829—1900），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同治四年（1865）乙丑中进士第一，授修撰。毅后，穆宗毅皇帝载淳的皇后，崇绮之女。此日记所记，大约是说同治帝的皇后在丈夫去世后，上折子评议大臣，然而不见采纳。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日，嘉顺皇后崩，年仅21岁，此时距同治帝驾崩仅70余天，一时震惊朝野。如果皮筱舲所述此事为真，可补清代宫廷史之阙。

光绪三年（1877）三月十八日，他记录：

“又出过刘故抚门，看看戏者，唯见王抚妻绿舆垂帘而至，婢妪以百数，何用多人自随如此，至人家又作何安插，此辈殊不解其礼体。向见慈安太后吊四公主，女官宫监十许人耳。”

王抚系湖南巡抚王文韶。王闿运在此处意在讥讽王文韶之妻行事铺张，并拿咸丰帝皇后钮钴禄氏（当时尚不是太后）的简朴作风与其相比。四公主系道光帝第四女，深受道光帝喜爱，号固伦寿安公主。她生于道光七年（1827），于咸丰十年（1860）去世。四公主虽然嫁给蒙古郡王，但留居北京。因此，她去世后，咸丰帝皇后才有可能去吊唁。王闿运当时尚在北京肃顺府中做幕僚，是有可能目睹这一幕的。这则史料反映了咸丰帝的皇后在宫外的交际活动，也颇为珍贵。         

03 

时局变幻的记录

关于时局的记录，《湘绮楼日记》中也多有所见。王闿运的青年时代，太平军和捻军兴起。王闿运曾入曾国藩幕府，对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事十分熟悉。事后，又多方访问，记录了不少有价值的太平军事迹。如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三日，记陈玉成保卫安庆之战云：“灵川刘生谈军中旧事，言陈玉成以数十万之众援安庆，人结如饼，炮轰旋合，苦敌十夜而解，自此贼败矣。不求战略而虐用甚众，未有不败，况狗盗乎！”日记虽尽是贬词，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军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同年二月初七日，王闿运又记：

“洪寇势大，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胜洪、 陈，因收其功，亦非天幸。”

从上可知，王闿运认为太平军的战略、智略不行，所以败于湘军、淮军。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与捻军会合，继续与清军作战，并在天京失陷的第二年击毙了清廷名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同治五年（1866），捻军在河南许昌分军，东捻军在中原活动，西捻军向西挺进陕西。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西捻军闻听东捻军有难，从陕北踏黄河冰桥东进，捻军骑兵一路在山西、豫北、直隶穿州过县，杀官夺印，如入无人之境，前锋一度抵达卢沟桥，京师戒严。王闿运在光绪四年（1878）十月廿四日的日记中（属事后追记）仅用寥寥数语，尽显当时清廷仓皇狼狈之状：

“丁赴任丘、 雄县迎剿。官、 左、 李、 李均严议。刘松山、 郭宝昌、陈国瑞先至，宋庆、张曜次之。京师戒严，恭王巡防。英翰请援。”

丁指丁宝桢（山东巡抚），官指官文（直隶总督），左指左宗棠（陕甘总督），李、李分别指李鸿章（钦差大臣）与李鹤年（河南巡抚）。刘松山、郭宝昌、陈国瑞、宋庆、张曜皆统兵将领，恭王即恭亲王奕䜣，英翰是安徽巡抚。这次西捻军虽未攻北京城，但两宫皇太后与同治帝已经饱受惊吓，惊吓之余，恼羞成怒，遂处分了官文、左宗棠、李鸿章、李鹤年等一干大臣。

中日甲午战争也是晚清重大事件之一，王闿运也有零星记录。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初一日：“外间汹汹调兵，出探消息，至府署，问任辅丞，乃知巡抚走去，投袂赴急，又一派也。” 巡抚指吴大澂。此前吴大澂已经两次请缨，带领湘军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此时已得到清廷批准，称“该抚目请带兵助战，奋勇可嘉，着照所请，即行带勇北上”，故王闿运所云 “调兵”，是指吴大澂调湘军出征，所云“巡抚走去，投袂赴急”，是指吴大澂求战心切、主动请缨之事。晚清的著名诗人黄遵宪在其《度辽将军歌》中云“夜半闻鸡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亦云此事，两者颇有暗合之处。数月后，吴大澂因不谙军事，指挥无方，所率兵马在辽东被日军打得大败，吴本人被革职问罪。

大战之时，谣言四起。关于李鸿章的谣言最多，日记也将之记录了下来：“庄叔塍云李鸿章夺太傅马褂花翎，亦赫然骇人。”〔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初一日记〕李鸿章到旅顺失守后才被革职，此时尚无恙，可见此言显系谣传。“成孙复来，言李中堂结连外夷，已入刑部云云，甚可骇，余人皆无所闻，盖谣言也。”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廿四日记〕这又是一条战时飞语，王闿运也认为过于荒唐，主动判定为谣言。李鸿章办洋务日久，恨其者云其“结连外夷”，不足为奇。可见大战之时，讹言四起是常态。

民国成立、清帝逊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王闿运也在日记里留下了记录。民国元年（1912）农历正月初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见电报清帝逊位，袁世凯为总统，不肯来南，定为共和民国，以免立宪无程度也。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

王闿运还从一些社会底层人士那里听来了一些小道消息，记在了日记里，比如从马夫口中听说的刘松山之死，从舆夫口中听说的杜文秀妹妹的佚闻、刘岳昭娶苗女之事，这些消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有些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小说家之言。

虽然王闿运的记录有的仅仅是传闻，而非翔实的一手资料，但他以当时人的视角留下的这些记录，却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多少折射出时局变幻之下的社会变迁与民众状态。

名  家  推  荐

日记上起清同治八年，下讫民国五年，其时间跨度之大，在此一时期同类著作中为数甚少，而且这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王闿运以其特有的身份与学识，记录这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化，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化、学术及历史、政治，都很有文献资料价值。

                                                       ——傅璇琮

是编起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己巳），迄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中间偶有缺脱，然前后近五十年，亦略举矣。所记人事往还酬应之事为多，亦逐日录其日课，如抄书、倍书，几无间断，数十年如一日。讲学湘、蜀，得士称盛。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勤劬，皆可于日记中见之。

                                            ——张舜徽

我喜欢的是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因为作者居然把他在旅途中闯进尼庵里去看尼姑的事也记了进去，这部日记就不同凡响了。

                                            ——施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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