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生涯（王世绥）
1.实现了儿时的理想
1972年3月7日，来到西双版纳军垦农场将近10个月。这天傍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张汝贵连长径直来到我的宿舍，微笑着说：“小王，营部决定调你去学校当老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营部找李副教导员报到。”
这太突然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一名老师，是我儿时就产生的理想。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上过大学，解放前在杭州浙赣铁路局人事股当股长。解放初期，铁路局实行军管。不知什么原因，他竟拒绝了军代表的恳切挽留，辞职携全家回到老家，正好赶上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因为祖上留下一些田产，父亲顺理成章被评上地主成分，从此厄运缠身。
1953年，我满六周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家附近就有一所小学，但父亲并没有送我去就读，而是自己买了一年级的《语文》《算术》以及铅笔、练习簿等，由他亲自教我认字学数。因为他要下田干活，只能抽空教：闲时多教，忙时少教；晴天少教，雨天多教。为了检验教学效果，每逢期末，父亲到小学校要来考试卷让我做，我都能轻松完成。
这种情形持续到三年级初，也许父亲感到这样对我成长不利，也许自己精力不够，这才把我送到学校。
我的初小老师名叫钱明强，那时四十岁上下。他一个人要教一到四年级的四五十名学生——全部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他先安排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做作业、默生字或背书，然后给一个年级上新课，过了一会，再换一个年级教……，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后来我知道，这叫复式班，解放初，缺乏教师的乡村小学多采取这种教学方式。
钱老师不但教我们语文、算术，还要上图画、音乐课。至于体育课，就任由我们疯玩。逢到雨雪天气，外面不能玩，钱老师会给我们讲故事，那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刻，即使是最顽皮的学生也会安安静静地坐着，全神贯注听他讲那些好听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心目中最钦佩的人就是钱老师，并且萌生了长大以后当老师的愿望。
大概1960年春夏时节，我们生产队里来了一男一女两名华东师大学生，据说男的是“右派分子”，而女的则是来监督“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那时我十多岁，只知道“右派分子”是坏人。但我看到的是，那个“右派分子”干活非常卖力，而且待人和气。那个女的却很少干活，而且盛气凌人，经常指责男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令我十分纳闷。有一天，看到“右派分子”一个人在干活，旁边没有人，我大着胆子问他：“你是不是坏人呀？”他微笑着反问我：“你看我像不像坏人呀？”
“我看不像，但是大人都说你是坏人！”我说。
“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脱下草帽，用力扇了几下。“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是国家养育了他，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他都是免费生。他也很争气，学习用功，成绩总是全班数一数二。他当初报考师范大学，就是想以后当一名教师，为国家培养有知识的人。可是，临近毕业时，他因为看不惯一些不好的现象，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你说，这个人算不算坏人啊？”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自己”，我说，“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老师。”
“好！有志者事竟成”，“右派分子”鼓励我。
在后来的小学、中学时代，林祖荣、蔡瑞根、金祥炎等老师都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并且更加坚定了我当老师的愿望。
但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像我这样出身的知识青年，这个志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农村中、小学校教师青黄不接，我好多初中毕业的同学被吸收到教师队伍中。当时方泰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殷炳文老师提议让我去教书，但是被有关领导批评为“阶级观念糊涂”。我知道此事以后，十分感激殷老师的关爱，同时又为自己的出身而苦恼。不久，“文革”开始，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基本停课，我当教师的愿望更加遥不可及。
在那个年代，文化知识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在生产队务农6年，队里用得上文化的事，一概都轮不到我，宁可用识字不多的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些我倒不怎么在意，因为我当老师的志向始终没有变。
今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不禁使我浮想联翩，激动万分。
第二天下午，告别四连的老乡、战友，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只身赴十几里外、地处山沟谷地的营部，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2.山包上的学校
十一营副教导员李家耀，1960年从湖南祁东支边来到边疆，是西双版纳军垦农场的拓荒者。他一生光明磊落，公正无私，为祖国的橡胶事业鞠躬尽瘁。同时，他对于我有着知遇之恩。我后来才知道，我当初能够上调当教师，完全是他力排众议的结果。令人惋惜的是，1978年，年仅43岁的他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留下父母双亲、妻子和两子四女，除长女刚刚工作，其余兄妹五个均未成年。我先后教过他的长女李冬春、次女李又春和长子李连春，几个孩子都很要强，表现良好，学习优秀。又春和连春后来分别担任勐捧农场一分场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农场中学的校长，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
1972年3月8日傍晚，我来到李副教导员家时，他刚从山上劳动回来。此前，他来四连处理一桩打架事件时，曾经找我谈过话，所以彼此并不陌生。
虽然已经在云南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李副教导员仍然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家乡话。还不到四十岁的他显得很清瘦。他告诉我，学校开学已经一个星期，但是负责人肖洛回上海探亲还没有回来，而且据说再也不回来了。暂时负责的袁邦国老师也即将回上海探亲。李教导员的意思，不光要我担任初中年级的课，还要我当学校的负责人。
一听要我当负责人，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连忙推辞：“不行不行！我从来没有教过书，更没有当过领导。教书先试着干，负责人您还是考虑别人吧。”
李副教导员不急不慢地做我的工作：“我看你还是可以的。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了解过你的家庭出身和现实表现，特别是来到兵团以后的表现；钱永华干事看见过你在四连出的墙报，说很不错的。我们感到可以让你来挑这副担子。以后，你在工作中碰到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领导既然这样信任，我再推三托四就不对了，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
当晚，李副教导员召集全体教师开了一个短会，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同时帮我初步了解学校的情况。
建设兵团以营为单位，设立学校，专门招收职工子女。建设兵团的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学校所需经费、校舍、师资、设备等等，一概自行筹措解决。
十一营学校总共有7个班级，50多名学生，平均每个班级只有七八个学生，但从小学一到五年级以及初中一、二年级都有（那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制），所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此外，由于四连离营部比较远，故另外设一个办学点。这我知道，我在四连时，时常看到胡文娟和唐发玲带着几个孩子在一间茅草屋里咿咿唔唔读书。胡老师是第一批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籍知青，她自愿来到边疆，克服困难，带教学生的事迹还被新华社记者报道，登上当年的《人民日报》哩！
包括办学点在内，总共10名教师——小学每人管一个班级，初中2人包揽音、体、美以外的全部课程。有一名音乐老师，没有体育、美术教师。
教师来自五湖四海：郑英碧，四川籍，教导员王念明的爱人；黎瑞珠，广东籍，生产参谋黄宝万的爱人，两人都是年轻妈妈。音乐老师张崇玉是北京知青。唐发玲老师为重庆知青。另外6人胡文娟、陈伟、王肇媛、张中莉、袁邦国和我都是上海知青。
后来，包先慧、蒋廷胜、王阳萍、曾令璞、葛广胜、魏碧华、钱红石等重庆知青，桑五鹤、修晓林、张鋆申、张友忠、郝明喜、徐银昌、金佩芬、王穗等上海知青，朱玉焕、章筱玲、宗莉珍等北京知青，何光菊、蓝运禄、朱友甲等湖南籍支边职工先后在学校任职或任教。
学校建在营部旁边的一个小山包上。从东面山脚下沿土路往上爬一二十米就到顶。上面是一片开阔地，约有五六亩见方。空地边缘的西、南方向各建有一排十分简陋的竹笆房，这就是学校的教室。至于办公室、宿舍、食堂等等，一概没有——教师们吃、住在营部，在各自宿舍里备课、批作业；学生们也都不住校。教室里面的课桌凳高高低低、参参差差，都是以竹子为材料拼搭起来的，桌凳的腿半截固定埋在土里，不能移动。
离上课还有不少时间，学生们都陆陆续续到校了。令我吃惊的是，那些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光着脚，衣着十分破旧。开始还认为这些孩子不讲卫生，不懂礼仪。后来才省悟，这实属无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有的女生已值懂得打扮的豆蔻年华。可是，这些学生都是农场老职工子弟，那时国家尚未推行计划生育，老职工生三四个孩子很普遍，还要赡养老人。靠夫妇俩五十多元工资，生活难免拮据。好得西双版纳气候终年比较炎热，衣着方面的开支可以节省不少。
3.第一堂课
台下锣鼓阵阵响起，我这个蹩脚“演员”不得不粉墨登场了。
我当教师后上的第一堂课，是初二年级语文，课文是《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篇课文节选自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作为语文教材，应该从何入手教学，我胸中无数。而我手头，除了一本教材，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我携带了硕果仅存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墨绿色漆布面的《四角号码新词典》，那是我上六年级时父亲给我买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也是那时他教会我的。我一直非常珍爱，经常放在手头，随时取用。可惜带到云南不久，有一次不小心，被打翻的茶杯泼到一点水，我把它放晾晒在宿舍门口，然后有事稍微离开了一下。等我回来，却再也找不到了。后来，我在茅坑里头陆续发现了它的踪迹——不道德的人竟把它拿去当手纸用了！这令我心痛至极，当时是有钱也无处买啊！
开弓没有回头箭，找不到参考资料也得上。而且给我准备的时间只有一天！
我极力揣摩、回忆当年做学生的时候，老师们是如何教我们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语文老师是我上高二时的金祥炎老师。金老师是武汉人，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高高的身躯，看上去很是精干。要说年龄，我跟他当年教我时差不多，也才二十几岁。但金老师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我清楚记得，他上课的时候，基本不看教案。但是从头至尾，都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的板书特别优美，我们都试着模仿却总也学不好。他不光课上得好，体育运动也是好手。篮球、乒乓球都打得极好，尤其是排球，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我们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金老师的一个耳朵有点背，据说是打球时不幸被击伤了耳膜。所以，上课提问时，他往往都要走到被问的学生身边，还要侧着身子才能听清楚。
老师的本领，我那怕学到十分之一，也足以应付矣。可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学得到的！
印象中，语文阅读教学大概分为这样一些步骤：了解课文体裁、写作的时代背景、作者，学生字、新词，划分层次、归纳段落大意，分析写作特点、语法修辞，归纳中心思想，做练习题……。
为了这第一堂课，我足足准备了一整天加半个晚上，教案写了改，改了写，弄了好几页，似乎面面俱到，无论巨细兼备，甚至把预备在课堂上说的话都一一写上。
初二年级总共只有6名学生，尤其称为一个班，倒不如说是一个组。事先，我显然估计不到他们的水平：一些我认为不是生字的字他们读不出来；一些似乎十分浅显的词语他们也不能理解。事先准备的教案基本无用。更加糟糕的是，课上到一半光景，突然有个高个子男生站起来，大声说：“老师，我们听不懂！”
“喔？”我大吃一惊。迟疑片刻，问这名学生：“是听不懂我的话，还是听不懂我讲的内容？”
“主要是你讲的话”，学生说。
这令我十分沮丧。的确，我讲的是“洋泾浜”普通话：上世纪50年代初，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国还没有推广普通话，平时讲话、念书都用方言。读音用注音符号标注。上初中以后，开始推行汉语拼音。但无论注音符号还是汉语拼音，我都没有系统地学过，所以读音不准成了我的“硬伤”。另一方面，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也不怎么样，他们都夹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这样，我们彼此听不明白的情况就在所难免。更为糟糕的是，课上到半小时模样，我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此时离下课还有十几分钟，怎么办？总不能提前下课啊！情急之下，我只能让他们集体朗读。结结巴巴读了一遍，看看还有时间，再让他们一个一个轮流读，总算熬到下课。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我只能从最基本的汉语拼音补起，向陈伟、王肇媛等普通话基础比较好的老师请教，留心他们的读音。但是，人到一定年龄，舌头硬了，学语言远不如小孩来得容易。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稍稍有了一点进步，但终究没有过关。直至如今，我还总搞不清前鼻韵母与后鼻韵母、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区别。
俗话说，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参考资料总不是长久之计。老家本来倒是有不少书，可惜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被“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们抄去糟蹋了。思来想去，想到了在福州工作的大姐。大姐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原定分配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但她申请随我姐夫服役的部队去了福州。她平素酷爱读书、藏书，应该找得到我需要的书籍。果真，我的求援信寄去不久，收到大姐寄来的一包印刷品。记得里面有一本《学生小词典》，一本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一本《毛主席诗词讲解》，还有数册《中华活页文选》……，我如获至宝。这些书在后来确实大派用场。以至于我1979年返乡时，不得不丢弃了不少东西，包括书籍。但这几本书我终究舍不得丢掉，被我带回了老家。
4.校舍倒塌了
4月份，是西双版纳旱季转为雨季的时节，时不时会有阵雨降临。1972年4月2日傍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勐捧周边的农场和寨子。著名作家艾芜在他的小说《南行记》中描写云南西部的特有景象，很是传神：“……外面刮着很大的山风，板壁和门一阵阵地碰得发响。四山里，远远近近都在起着松涛的咆哮。……布满森林的高山，把头深入雾里面。雨哗啦啦地下着，兼有雷电助威，好像房屋都要一下子倒塌似的……”
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第二天清晨，风雨停息。几个早到的学生奔到我们宿舍，说学校倒了！我们几个教师急匆匆地赶去，爬到坡顶，眼前的场面令我们倒抽一口冷气。仿佛是电影里遭到轰炸的景象，校舍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尽管预感建在山包上的学校可能遭灾，可没想到会惨到这副模样。
那两排破房子，平时看来总觉得寒碜。可真的没有了，学校也就上不成课：西双版纳的天气，要么大晴天，太阳火辣辣地，刺得人的眼睛也几乎冒火；要么下雨，有时一整天下个不停。这样的天气，在外面上课肯定不行。借个地方吧，哪来能容纳这么些学生的场所？
我慌忙返回营部，欲向李副教导员汇报情况。李副教导员正在跟几个参谋研究如何救灾，学校的情况他们已经知道。昨晚的风雨连带冰雹，造成十一营基建连、一连等好几个单位受灾，几十间房屋倒塌。当务之急是先把住房搭建起来。另一方面，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橡胶苗移栽到梯田里。同时还要抢播一些玉米、花生之类的农作物。所以，修复校舍的事，只能缓一缓。李副教导员当即决定，学校暂时停课，教师支援连队救灾。
接下去的几天，我们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学校的事情。
大概过了三五天。这天傍晚，我刚从一连劳动回到住处，听见有人在外面叫：“王老师，王老师”。我出门一看，原来是三个学生娃。我认得，他们都是五连的，李昌生和何开国分别上初一、初二，最小的谢建云才上五年级。只见他们手里都拿着砍刀，何开国——就是我上第一堂课时向我“发难”的高个子男生——还扛着一大捆近2米长、手指粗的竹棍。
“啊，你们都在干什么？”我大惑不解。
“我们上山砍了几根毛竹，削成这些竹条条，可以打草排”，何开国总是快人快语。
“哎呀，你们是想帮学校盖房子？”我赶紧把竹棍从何开国肩上卸下来。
“学校不上课，我们都着急”，李昌生说。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是读书认真、刻苦，而且爱寻根究底。
“我们说好明天还要去割茅草哩”，谢建云人小干劲不小。
听他们这么说，我真被这几个可爱的孩子感动了。在城市里，像他们这般年龄的孩子，可能还要大人们事事操心呢，更不要说光着脚翻山越岭去做那么累的活了。自从来到学校，我就发现，这些老工人的孩子们都很勤快、淳朴，几乎没有一个是娇生惯养的。
我表扬了他们的举动，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再也不要上山啦。学校组织劳动的话，会通知你们的。有时间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复习复习，不要把功课拉下，好不好？”
不过，学生的举动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不能干等外援。栽橡胶苗、播玉米花生固然重要，可孩子们读书也耽误不起呀！几天来，支援一连的任务已完成得差不多，接下去，应该请求领导考虑重建学校的事。几个老师加上大一点的学生，砍大梁等重活不行，但是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比方清理倒塌的房屋，检出还可以派上用场的材料，还可以编织草排、劈竹笆、划篾丝等等。
其实，李副教导员也一直为学校的事在焦急。他听了我们的想法以后很高兴，连夜与基建连的杨继忠指导员、黄启能连长商量，决定第二天开始，紧急抽调6名壮劳动力，帮助重建学校。
经过十多天的奋战，两排崭新的竹笆房终于在原址上建成。除了教室，还分隔了一间办公室，这样，教师们总算有了一个集中办公和开会学习的场所。小山包上比较招风，为了防止再次被大风刮倒，房屋专门进行了加固处理：柱子选用特别坚硬、粗大的麻栗木，柱子之间还加上斜撑。
大自然的作孽使得学校停课近20天。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这一学期放假推迟了两个星期。全体师生在学校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努力恢复重建，坚持完成教学计划的行动，受到营、团领导的表扬。承蒙领导和老师们抬举，是年末我被评为六团先进工作者。
后来，营领导派基建连为学校建造了一排土墙房，就是北方人称为“干打垒”的那种，挺牢固的。可惜由于窗子太小、太少，光线太差，不能用作教室。
再后来，终于建了一排像模像样的砖瓦房，虽然墙壁是用土坯垒的，内外仅仅粉刷了一层泥灰，透光性还是不够好。但这毕竟是全营第一幢砖瓦房，再配上整齐划一的课桌凳，学校面貌就此焕然一新，这是后话。
5.调来一名教导主任
1972年5月、8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政治处先后下发两个关于教育方面的文件。一个是转发云南省科教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我省中小学学制和课程设置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当前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后一个文件特别对教师提出了6条具体要求，其中一条是“当好先生，先要当好学生，不懂不要装懂，要不耻下问，虚心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向自己教学的对象学习”。
那段时间，我内心的压力非常大。我深知，当一名合格的教师尚且不易，更不要说当领导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肯定不是当领导的料。为此，多次向李副教导员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求不担任学校负责人一职，并且鼓动全体教师联名给营领导写信，要求给学校配备一名专职干部。
也许营领导看到我们言辞恳切，也许看出我确实不适合当领导，1972年下半年开学之后，果真调来一名教导主任，主持学校行政事务。这位主任名叫何光菊，原是一连二排排长，1960年跟随支边的父母从湖南来到云南，他与我同年龄，这一年都是25岁。若论文化水平，他初中也没有毕业。但是他十分好学，和李新华、修晓林等知青关系密切，劳动之余，经常在一起学习、切磋。李新华后来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云南天然气化工公司任职。2003年升任云南省副省长，2007年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修晓林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编审，并先后加入上海市作协、中国作协。与这样奋发有为的青年时常接触，耳濡目染，何光菊的进步可想而知。对于何光菊的到任，我们是真切的欢迎并寄以厚望。希望他能给学校带来较大变化。何主任也是满怀信心，他十分虚心，非常尊重大家。他曾与我长谈，希望我对他的工作予以支持，我则表示一定全力配合他。
也许是应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老话。何主任来了以后，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更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自己也在逐步丧失信心，到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家属仍在一连），教师们对他从满怀希望到渐有微词，最后发展到彻底失望的地步。
老 何在学校里任职总共不到半年时间。后来，他自动申请仍旧调回一连。
平心而论，老何是个好人，但也是个凡人。有些事情并不是凭他个人能力和权限所能解决的，本事再大的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使学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他来而复去，我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新学期开始，原先初中的两个班级的学生转学去了老营（一营）学校，我开始接手五年级的语文、算术兼班主任。
开学不久，班里几个学生不知为什么事情闹起了矛盾，彼此分成两派，大家不理不睬。我想这多别扭！那一阵音乐老师张崇玉回北京探亲未归，暂时不上音乐课。上班会课时，我说，今天我来教大家唱一个老歌——《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学的，很是铿锵有力。其实，此前我从来没有教过唱歌，当时既没有歌谱，也没有乐器伴奏，就凭自己的记忆，把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我唱一句，让大家跟一句。好在歌不长，曲调也比较简单，教唱过几遍，大家就学会了。
然后，我问学生，“知道我为什么要教你们唱这首歌吗？”孩子们都蛮机灵，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为了团结”。“那我们大家要不要团结啊？”“要！”“那就让我们互相握握手，好吗？”“好！”我留意到，那几个相互怄气的学生也握了手，立即带头鼓起了掌。
我有一个习惯动作，在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看到边角卷起来的作业本，总是忍不住要把它们一一抚平，虽然下次交上来时可能又卷起来了。我跟学生们说，衣服穿得旧点、差点不要紧，但要尽量干净一点；课本和作业本也像衣服，要尽量保持平整，从小要养成爱整洁的习惯。
班里有几个学生，下课的时候，喜欢坐到课桌上，还把脚搁到凳子上。我告诉他们，这样很不雅观，坐也要讲究个坐相。一开始他们不以为然，说了几次以后，看我来到教室里，他们马上笑着从桌子上溜下来。
有人认为，老师只要上好课就行了，鸡毛蒜皮的事大可不必管。我想，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学生懂得一点做人的道理是很有必要的。记得初中时教我数学的蔡瑞根老师，他教书严格、认真是出了名的；在教育学生方面，同样不讲情面。冬天里有的学生戴了帽子，上课起立时，戴帽的学生不知道脱帽，蔡老师会不客气地提醒：“帽子！帽子！”。学生迟到，在得到老师允许后，进教室时必须向老师鞠一躬，要是忘了鞠躬，蔡老师会要学生退回去重来。当时，我们感到蔡老师似乎过于严厉。后来我明白，蔡老师其实并不是计较学生脱不脱帽、鞠不鞠躬，他是在教学生懂得一点起码的礼仪。《三字经》里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实在是至理名言。
6.蓝校长
何光菊调回一连以后，十一营学校“群龙无首”了一段时间。不久，调二连指导员蓝运禄到学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同时还调来一名叫凌升玉的司务长。看来营里对学校一下子高度重视起来。不过，上面对学校领导一职的任用始终比较慎重，从肖洛、袁邦国和我先后担任负责人，何光菊被任命为教导主任，蓝运禄任副校长，到桑五鹤、修晓林、钱红石等先后担任教导主任，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十一营学校校长一职始终虚位以待。
蓝副校长亦是1960年到边疆的湖南籍老职工，小学文化，时已年近不惑。营领导安排他到学校任职，大概多半是出于改善教师生活的考虑。当时，教师宿舍已经从营部搬到学校所在的小山包上，但是打饭、灌开水仍得到山下的营部食堂，特别不方便。遇到刮风下雨天气，更是遭罪。蓝校长一家五口和凌司务长来了以后，就顺理成章单独办起一个小食堂，由蓝校长的妻子担任炊事员，凌司务长兼带种菜。
前面说过，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包上，所以用水很不方便。从我们宿舍往下走一二百米的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旱季时，潺潺流水清澈见底；但一到雨季，特别下过大雨以后，溪水暴涨，水流变得浑浊不堪，难以洗濯饮用。
学校对面一座山的山腰间有一股清泉常年淙淙流淌，它的水平高度与我们学校伙房差不多。但是中间隔着一条山沟，直线距离大约三四十米。如果能把这股泉水引过来，那就不愁雨季用不到清水了。
蓝校长下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办成。当地少数民族用打通竹节的毛竹引水的方法我们都见过。但是他们一般引的距离不太远，地形也不复杂。想用土方法跨越沟壑，从半山腰接管引水，这个工程是没有先例的。按蓝校长的设想，首先要在两边架起一根钢索，然后把打通节的竹子接起来挂到钢索上。想法很简单可行，可是实际做起来困难不少，首先是怎样拉紧钢索。要是拉得不紧，由于引水管是开放的，中间往下垂了的话，水就流不过来。当时没有机械紧线工具，只能靠人力。我们先把钢索一头固定在对面一棵大树根部，然后大家齐心发力拉紧，把钢索这头紧紧绑在这边一棵大树下部。然后是悬挂竹管子。怎样把它们挂到钢索上？大家想了个办法，就是这边将扎好铁丝环钮的竹管子一点一点挂到钢索上，那边用绳子一点一点拉过去。最后，接通水源。在蓝校长带领下，教师们连续好些天利用业余时间，终于把水接通。看到清澈的泉水汩汩地流入预先砌好的蓄水池里，大家心里美滋滋的。全校师生终于用上了名副其实的“自来水”。
然而好景不长，“自来水”三天两头出毛病。先是接水处遇到刮风下雨或者被走兽碰撞，就会移位。这倒还好办，只要稍微整修一下就可继续通水。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悬挂水管的钢索逐渐下垂得越来越厉害，管道里的水到了中间便全流淌到外面去了，“自来水”再也不来了。
1974年9月新学年开始，升上初二的班级将要开设化学课。上化学课少不了做实验，可是学校里实验器材一无所有。暑假里，我和女友同时被批准回家乡探亲结婚。我自告奋勇跟蓝校长说，可以帮学校捎带一套化学实验器材。蓝校长自然极其赞成。到家后，我特地从嘉定乡下去到位于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上海玻璃仪器商店和上海文教用品商店求购，两个商店的营业员都要我出具单位介绍信，可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打介绍信啊！而且他们告诉我，即使有介绍信，他们的商品都是批量供应的，不可能拆零卖。我想，这下糟了，牛皮已经吹了出去，如果空着手回去，怎么交代？
山穷水尽之际，忽然想起四连战友郭农曾经跟我说过，他哥哥在徐汇中学当化学教师。他家地址我知道。隔了几天，我专程去他家。家里只有妈妈在，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他妈妈非常爽快地答应我，一定让她大儿子设法帮我解决。过了几天，郭农的哥哥来信告诉我，已经为我办齐一套最基本的器材，可以完成初中化学教材上所有的演示实验。
返回云南的这天，我们提早来到火车站，然后让妻子照看好行李，我到徐家汇郭农家去取实验器材。郭农的哥哥早已经帮我整理好，包括大小试管各数个、量杯、烧杯、烧瓶、玻璃管、酒精灯等玻璃器皿和各种化学药品、试剂等，全部妥帖地装在一个硬纸盒里。
这些玻璃器皿都很容易打碎。一路上坐火车、汽车，我和妻子都轮流把这盒东西像婴儿一样随身抱着，始终不敢稍有懈怠。起初，旁边的旅客看到我们这副谨小慎微的样子，还以为携带了什么贵重物品呢。当他们知道了其中底细和缘由，都十分感慨。可不是吗？地处边疆的学校，那时候什么都缺。稍后，数学课学“对数”一章，需要讲解计算尺的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器，现在这种计算工具已经淘汰），我是请中学的同学曹锦明在上海买了寄过来的。
经过整整9天时间，行程近4000公里，我俩终于把这盒宝贝完好无损地带到学校。
1973年12月，教师陈伟参军，临走前与蓝校长一家及部分教师合影。
前排（右起）：陈伟、蓝运禄（坐膝上者为其小女儿）、王世绥；
后排（右起）：蓝金英、王肇媛、蓝少莲、章筱玲、包先慧。
7.业务学习
军垦农场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城市知青，其中不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初中生，虽然他们都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但他们普遍存在文化知识先天不足的缺陷。当上教师以后，他们深感不足，都想继续学习点知识。但当时学习的资料和机会实在太少。
我是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十一营学校教师里算是高学历。可是，说实话，由于离开学校已经整整6年，在农村里每天跟锄头、铁搭打交道，几乎不接触书本，原来学过的东西已多半还给老师。
当上教师以后，只能现炒现卖，边学边教，重温旧知。这样倒也好，以前不懂或半懂不懂的知识，逼着你现在必须自己先弄懂，然后才能去教学生。
我从老家带出来几本书中间，有三本特别珍爱：一本是《李杜诗选》（李白和杜甫的诗集）；另一本是《趣味数学》（苏联·柯尔詹姆斯基编著），是我上初中时买的课外书；还有一本是《数学的故事》（我国著名数学科普作家谈祥柏著），是读初中时我哥哥送给我的。这几本书是“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中的“漏网之鱼”，我把它们当作精神食粮，时不时拿来翻阅，偶尔还给学生讲讲，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
同是上海知青的张中莉老师有一本《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数学试题汇编》，这本书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汇集了苏联诸多高等院校提供的数学高考试题，各种类型的题目出得非常奇特、灵活、有趣，并附有分析解答。我十分喜欢，数次借来学习。后来张老师病退回上海，临走之前，把这本书赠给了我。
从1973年8月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内容包括哲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医药卫生、文学等。每出版一种，我们营都能分发到若干册。爱好学习的知青们趋之若鹜。学校离营部最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听到送来新书的消息，我们赶快去觅来。
这套书中，我对《代数》《几何》这两册书情有独钟，因为我正为缺乏数学参考资料而发愁，这两本书正好可以派上用场，部分习题可以供学生练习、测验之用。所以，我对这两册书学得特别认真，每章每节逐行逐句都要弄懂，每道习题都要做一遍，习题附有答案，可以判别自己做得对与不对。
1976年暑假，上海华东师大的两名老师来到景洪，为西双版纳军垦农场职工子弟学校的数学教师进行短期培训，机会难得，我本该参加。可是当时我女儿还不到一周岁，妻子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实在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我托去参加学习的张鋆申老师代我向老师请教一道代数题，这道题我演算结果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但不知错在哪里。培训结束，张鋆申带回了上海老师的详细解答，我看过之后恍然大悟。未曾谋面的上海老师还带给我一册培训教材，非常适用。
1976年寒假期间，勐捧农场（原十九团）将全场近百名教师集中在六分场进行为时半个月的业务学习，这是农场有史以来的首次教师集中学习。此前，农场宣教科常少立科长召集我和农场中学的几名骨干教师研讨具体方案。为了使学习有针对性，有必要先对教师进行一次摸底测试，看看大家的业务水平如何。于是，我们几个分成两组，分别拟定了语文、数学两门学科的测试卷，测试的范围、题目全部来自于小学教材。按理说，作为教师，应该不难完成。可是，测试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大部分老师完成得不够理想，得满分的一个也没有，而一门不及格或两门均不及格的倒有好几个。可想而知，我们教师的总体业务水平比较低，需要从基础上补习。
那次业务学习效果还是挺好的。老师们深知自身不足，都学得特别认真；再说虽然同在一个场担任教师，可由于相隔距离甚远，交通又闭塞，相互之间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能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临结束的一天，还举行了联欢活动。
那段时间，勐捧农场一分场（原十一营）学校教师中学习氛围很好，大家都非常钻研业务。万籁俱寂的晚上，是最佳的学习时间，往往过了9点钟熄灯时间，老师们还要点起煤油灯，继续攻读，不到10点、11点是绝对不会睡觉的。修晓林、张鋆申、王肇媛等几个是最刻苦的，他们是1967—1969届的初中生，文化底子相对薄。可是他们在那种艰难的环境里，不消沉，不放弃，坚持补习。应他们要求，我曾经给他们辅导过数学，当时，教与学的双方都十分投入。后来，这几位同事都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打拼，均事业有成。“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这句格言，从他们身上再次得到印证。
8.家访
西双版纳与上海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旱季（相当于上海的仲秋至初春）早晨七点天还不大亮，傍晚七点天还没有全黑。从太阳落山到天黑这段时间挺长，感觉非常凉爽。人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就在户外三三两两聊着天。我们的家访，多数选在这个时段。十一营的一、二、三连和基建连都在营部周边，走过去要不了几分钟。到学生家里聊上一会儿，待到天黑营部发电房开始送电，就回来备课。如果要到四、五连家访，那就得趁休息天。特别是四连，离开营部最远，要走一两个小时，而且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道，时不时还有野兽出没，所以除非有急事，一般晚上单身不大敢出去。由于路途较远，在四连设立办学点，一至四年级的娃娃就近在办学点读书，五年级及初中的学生就要到营部学校上学，学校可以寄宿。
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打算到五连李玉兰家去访问，教导主任修晓林正好也要去五连办事，于是结伴同行。
李玉兰的爸爸妈妈都是湖南籍老职工，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小哥哥李昌生我也教过他，是个肯吃苦、爱钻研的孩子，此时已经升入高中；大哥李新华上年刚被推荐到昆明上大学；姐姐李桂香是营卫生所医生，1975年我爱人生我女儿时难产，多亏李桂香医术高明，措施得当，母女俩最终转危为安。
李玉兰当时刚升初一，学习刻苦认真，但身体比较瘦弱。我家访的意图是说服她家长让她住读，免去每天路上来回耽搁好多时间。那天修老师陪我去到她家里时，只有她妈妈在。我原本有点顾虑，因为学校食宿条件比较差，又是小女孩，担心家长舍不得。不料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李妈妈一口赞成，说下星期开始就让玉兰住宿到学校，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当我们准备告辞回去，李妈妈却说什么也不让走，一定要留我俩吃晚饭，说着就忙开了。其实，那时离吃晚饭时间尚早。我们说不用麻烦，回去正好。李妈妈不高兴了，“你们走的话就是看不起我”，她说。这样，我和修老师只好从命。
不一会，李妈妈给我们端来一盘熏肉、两盆蔬菜、一罐米饭。那做米饭的铁罐子十分奇特——是个黑不溜秋的椭圆体。做饭的方法是：加入米和水之后密封起来，悬挂在火上烤炙。这样做出来的饭特别香。那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好过，食堂里连缺盐少油的蔬菜也常常供应不上，更不要说荤菜。我们知道，李妈妈家的这点肉是过节时省下来的，一直舍不得吃，今天却慷慨地拿来招待我们。此情此景虽时隔多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我感慨万端。
还有一次家访的经历也难以忘怀。那是一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家访。
1977年，我担任班主任的初三班（那时已恢复小学6年、初中3年的学制）即将毕业，学生面临着继续升学或参加工作的选择。此时，勐捧农场中学已经开设高中部，这一年计划招收两个班级新生。各个分场的初中毕业生参加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我这个班级的十几名学生估计大部分能考上。
就在临近考试之前，班里一名叫李兴惠的女生愁容满面地告诉我，她不想参加考试了。我很是意外，问她为什么。因为这名学生平时成绩还是不错的，升学应该没有问题。“我妈妈说不让我上高中了，我就是考得取也读不上，还不如干脆不考”，她说。“先不要说考不考，让我跟你妈妈去谈一谈”，我宽慰她。
李兴惠的家原来在四连，她爸爸是指导员，妈妈是卫生员。李兴惠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本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由于她爸爸犯了大错误，被判处十年徒刑。顷刻之间，家庭破碎，一些原本就憎恨她父亲的人乘机冷嘲热讽，她妈妈连带几个小孩，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李兴惠本来是一个清纯活泼的女孩，自从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变得沉默寡言。作为她的老师，我十分同情她，她父亲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憎恶，可是他的子女是无辜的，不应该受到牵连。
那时，李兴惠家已经搬迁到二连。当天傍晚，我特地去访问她妈妈。我原来也是四连的，彼此熟悉，我是满怀信心而去。她妈妈张秀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女同志，当知道我的来意之后，便痛哭流涕。她告诉我，自己并不是真的狠心不让小惠读书，可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供姐弟仨上学，实在是力不从心。我说，你的难处我也想象得到。但是，如果让小惠因此而辍学，太可惜。能不能想想办法，比如让小惠申请助学金。“申请到助学金也不够，肯定还得向家里要钱，小的两个也正要用钱。我想让小惠帮我一把，早点工作。如果将来有条件，再让她继续读书”，她妈妈说。
说来说去还是说服不了她妈妈，我只好无果而返。
这一年，李兴惠到底没有参加中考，学期结束后直接回二连工作。
2002年我重返西双版纳的时候，见到了李兴惠。岁月沧桑，在分场卫生所从事医务工作的她已变成略显憔悴的中年妇女。她告诉我，前年她们夫妇俩筹钱买了一百多亩橡胶林地，再过几年就可以割胶了。她还告诉我，“我们的儿子比较争气，去年考上了大学，帮我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9.评三好学生
在我当教师的十年间，前前后后接触过的学生不下千人。但是，到现在仍旧有印象的已经不多——绝大多数都忘记了。
奇怪的是，我最初在西双版纳农场教过的学生，虽已时隔30余年，大多数竟然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我时不时地会想起他们，想起当年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这里，我想讲讲评三好学生这档事。一年一度的三好学生评选，可算是学校里的一桩大事，获得者很有光荣感，但是名额有限，一般全校只有一名。所以，到底评哪个，颇费思量。按照惯例，一般都在初中年级学生中产生。因为相比之下，低年级学生处于起步阶段，好与差还不十分明显。不过在初中班里，各方面十分突出的学生不多。在我所教的几年里，获得过这项荣誉的，大概数周新娥为多。周新娥家在四连，他爸爸是炊事班班长，工作任劳任怨。我刚到农场时就被分配在他手下当炊事员。她妈妈起先是生产排排长，是个有干劲、有魄力的女能人，后来被提为分场副场长。周新娥这女孩从小勤奋好学，学习成绩突出，同时性格开朗活泼，乐于助人。确实是个全面发展的好苗子。
1975年，增加了一名竞争对手。这年，勐捧农场一分场新任教导员廖时务的女儿廖湘萍随父母从东风农场转学来到我们这里，插入初二年级。东风农场是个老单位，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比较高。廖湘萍是一个聪明伶俐、学习认真且尊师守纪的女孩，很快就得到师生们的好评。
这一年三好学生的候选人，最后落到了周新娥和廖湘萍这两个女孩身上。要说条件嘛，两人差不多，都可以评上。但是，名额仍然只有一个。究竟取谁舍谁，这下难倒了老师们。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有的主张评廖湘萍，而有的又认为应该评周新娥。大家说的似乎都有道理。后来不知谁说，王老师是她俩的任课老师和班主任，你说说看嘛——哎呀，叫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内心非常矛盾，落下哪一个都非我所愿。无奈之下，我只好说：“两个学生都比较优秀，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能否增加一个名额？”
这一年的三好学生最终定为廖湘萍。在此之前，我找周新娥谈了一次，希望她保持以往的种种优点，不要泄气。这个学生经得起考验，没有表现出反常情绪。后来，她也走上从教之路。现在是勐腊县第一中学数学高级教师。
1974年度的三好学生却是我力主的人选。那一年，我提的是班里以往并不被大家看好的谢建云同学。我这个提议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此前，我对谢建云已观察较长时间。这个学生平时确实并不起眼：学习成绩较好，但不拔尖；在校表现不错，但不够活跃。不过我发现这个学生学习很刻苦，有钻劲，好观察提问，特别爱好数理化学科。另外，我欣赏他肯做好事而不张扬。两年前我刚到学校当老师不久，学校被大风刮倒以后，谢建云和5连的另外两个同学主动到山上去砍竹子，劈草排棍，为重建学校出力。那时他才上五年级。还有，我好几次看到他替别人做值日生，擦黑板、扫地。他个子不高，劳动的时候却比别人更卖力。他爸爸是营部生产参谋，他毫无骄娇之气。所以，我认为谢建云是个比较有潜质的学生。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提出这个人选以后，竟有不少老师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谢建云各方面表现不够突出，特别是学习方面，各科成绩不够全面，有偏科现象。还有的认为他比较“蔫”，不活跃……。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见。经过一番思考，我坚持认为，谢建云确实不是很完美，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但我相信，这个学生应该是可造之才。我觉得对这样的学生应当鼓励、培养。
领导和同事们最终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这一年的三好学生荣誉授予谢建云。
谢建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他后来选择了行医的道路，高中毕业以后，组织上把他送到省医学院进修。结业后，他兢兢业业，从基层的卫生员做起。经过多年钻研积累，临床经验逐渐丰富，成为景洪地区较有名气的内科副主任医师，并曾任云南农垦总局第一职工医院副院长。
看到自己的学生有出息，当老师的自然感到无比欣慰。由于名额限制，在校读书时能评上三好学生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并不显山露水，并且我们当老师的也许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没有发现他们。但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都一一成为有用之材，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当年我在西双版纳农场教过的学生，后来有的学有专长，有的被提上了领导岗位：周国云，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在日本发展；韩志敏，曾任勐捧农场纪委书记；杨永江，曾任勐捧农场政治处宣传干事，可惜英年早逝；还有李又春、李连春姐弟俩，姐姐是勐捧农场一分场学校教导主任，弟弟担任勐捧农场中学校长……。学生很优秀，我这个当老师的倍感欣慰，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分场学校全体教师合影（1975年12月）。
前排（左起）：包先慧、魏碧华、章筱玲、王肇媛、朱玉焕；
后排（左起）：朱由甲、蒋廷胜、王世绥、修晓林、张友忠、张鋆申。
10.不及格的竟占了大半
不知不觉，时光转到1978年。我当教师已经6年有余，在勐捧农场一分场学校也算是“老”教师了。但是我并不敢摆老资格，这倒不是谦虚，因为第一，我还算不上最“老”，还有比我教龄长得多的老师；第二，扪心自问，自己的学问、教学水平并不高。但学校领导、同事以及学生，对我都很尊重。环境熟悉、工作也比较顺心，我觉得就这样年复一年太太平平地过下去也蛮好。
这种平静的局面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打破。这一年的3月19日，学校接到分场政治处的一纸通知：“经研究确定，调你单位王世绥同志到农场中学分配工作。望通知其本人及家属朱云娣速办理有关调动手续，于3月21日前往报到……”
其实，我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突然。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农场中学教物理的杨毓盛老师考上大学走了。在此之后，就有传言要调我过去，那边的教导主任李天升同志还专程来到一分场学校进行考察。其实，李主任对我是有所了解的，这次正是他把我作为候选人之一提交给上级领导的。
能够调到高一级的学校任教，我挺乐意。虽然工资待遇不变，那边的生活条件也不见得比这里强。但是我想，那边的教师水平都比较高，与他们共事，我可以更容易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另外，早就耳闻，离中学不远的场部机关大操场上，晚上三天两头放电影，这可是相当大的诱惑！
相见时难别亦难。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会产生感情。临走前一天的清早，我带教的初一班班长李连春抱着一大摞崭新的日记本来到我家里，说是班里同学们送给我的——这令我大出意外，我从新学期开始才接手这个班，总共不过一个来月。这些学生也真可爱，难得他们想得到。读着他们留给我的句句赠言，我半是高兴，半是惭愧，平时我对他们没有怎么关心，可他们对我却是如此深情！
勐捧农场中学离一分场40余公里，位于通往勐腊、勐捧和勐满的三叉路口附近。学校开办才一年多点，完全不像一个学校的样子：一片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几排简房，教室、办公室、宿舍和食堂清一色为竹笆墙、茅草顶。没有围墙，没有花卉树木……。全校总共三个年级（初三、高一和高二）、四个班级，十几名教职员工、一百来名学生。
我被分配教高一年级两个班级的物理课，同时担任高一（乙）班的班主任。这下真是逼着鸭子上架了。我在上学的时候，最讨厌物理，记得高一时教我们物理的老师是福建人，地方口音很重，他讲的话我们都听不大懂，自己还不用心，所以学得一知半解。
学生们也许想摸一摸我的底细，有的故意拿一道不知哪里找到的课外题来“请教”，我一下子答不上来，只好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慢慢告诉你”。
只好现炒现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终究不可能。我不得不恶补物理，那时参考书已经比较容易搞到，多年没有接触、本来就不怎么懂的概念、公式、定律，都得一一重温。这段时间，我只好尽量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平均每天不足五个小时。
只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谚语在这桩事上没有得到应验——也许是工夫还不到家，也许是工夫没有用在刀口上。根据李教导安排，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卷是由任课教师之间交叉拟定的，我们年级的物理考卷是由教化学的陈国民老师出的。考试前，我粗粗看了一下，觉得试题并不难，基本都在教科书的例题、习题上出现过。可是考试结果，两个班级不及格的竟占了大半！
如果要找客观原因，那么可以把这归咎于这些学生基础没有打好，在以往的接触中，我就了解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学生小学、初中阶段的许多知识点都没有掌握，上高中自然更加吃力。这次考试，其他各科的成绩也多不理想。
考试结果公布以后，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尽管学校领导没有责怪我，同事们都安慰我。但是我不想寻找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己也没有学好，加上教学方法不得当所致。
所幸，新学期开始不久，学校引进了一名高学历的物理老师。这位浦恩树老师不到四十岁，瘦高个儿，理个平顶头，胡子拉喳，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他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先前一直在四川达县高级中学任教。大概处境不怎么好，经他在勐捧农场计财科工作的一位亲戚介绍来到这儿。不久，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位浦老师背景还真不简单：他是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浦琼英）的侄辈。另外，大名鼎鼎的学者、编辑《英汉大词典》的郑易里先生是他的表舅父。因此，我们对浦老师更是敬重有加。浦老师看上去有点凶相，其实脾气十分随和，而且特能“摆龙门阵”（四川话，聊天的意思），一家四口，他爱人也是老师，十分热情好客，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空余时间，大家都爱上他家玩耍。
浦老师的到来，令大家欢欣鼓舞，也使我得以解脱。领导当即决定，由他接教物理，我改教数学。相比之下，我教数学还稍稍有点头绪。
勐捧农场中学全体教师合影（1978年5月）。
前排（左起）：戴淑君、张桂花、杨钟明、朱绍熹、伍真、李天升、盛梁英、蓝亦民、王梅；
后排（左起）：王孟德、陈国明、莫庭梁、曾公明、马作群、王宣刚、张家生、严家明、王世绥、郭梅生。
11.接连发生不大不小的事情
开始接手当高一（乙）班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这个班纪律比较涣散，学习风气也不及甲班好，我很忧虑。过去在分场学校教书时，每班不过十几人，而且年龄都比较小，听话，容易管理。现在这个班共有34名学生，分别来自各分场和场直单位，父母或是部队转业干部，或是内地支边老职工。这些学生都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叛逆期，我担心自己管不好他们，出了乱子难以交代。
果不其然，不久以后，班里就接连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先是一名女生连续几天不来上课，事先也没有请假。她家在二分场，离学校有30多公里，平时住宿在学校，放假才回去。会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我问她的同桌，那个同学说她走亲戚去了！我半信半疑，为了走亲戚，竟然旷课？联系平时，这名彝族学生能歌善舞，漂亮活泼，是班级文娱委员。可是她上课不大专心，学习成绩不甚理想，我对她是恨铁不成钢。
三天后的傍晚，听说她回来了，我随即到她宿舍里去找她谈话。我问她：“这几天怎么没来上课？”她低着头不回答。我接着问：“听说你走亲戚去了，是不是？”她嗫嗫嚅嚅：“我不想去，是我妈妈硬叫我一起去……”“妈妈叫你去，你就可以随便缺课啦？假也不请，回来了还不主动跟老师说明原因”，我火气一上来，声音也大了。“……”看到她沉默不语，眼露泪花，我就把原先准备批评她平时学习不用功等话咽了下去，就甩了一句：“好好想一想，应不应该！”
这名女生后来表现不错。毕业后在农场机关任职，我在网上看到过她发表的文章和照片。不知她记不记恨我——当年我态度确实生硬了点。
农场中学食堂用的饭票是油印的，薄薄、小小的一片纸，极其简单。有一天，事务长徐振国整理回收的饭票，忽然发现其中一张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原来是用手工绘制的。事务长不露声色，第二天开饭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果然发现了造假者，原来是我班的一名男生。
这下我这个当班主任的又有事情了。这名学生平时不声不响，给人印象挺老实的，不料会做出这种事，令我好生气。我找他谈话，先把他训斥了一顿，看他满脸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神色，就把口气放软了些，要他做好准备，在班内作检讨。过后，在向领导汇报时，我说看这个学生平时表现还可以，这次也许是一时糊涂，做了一件丑事，事后看他十分后悔，认识的态度诚恳，检讨得也深刻，我建议给予从轻处理。后来学校对其作警告处分。发生这件事以后，这名学生在班里很是孤立，大家都不愿接近他，于是更加沉默寡言。我看在眼里，为他担忧。一方面找他谈话，叫他不要背上包袱，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叫班里骨干多接触、关心他，不要冷淡他，更不要歧视他。谁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误只要吸取教训，改过就好。这名学生后来怎样，我不知道，令我好生牵挂。
不久以后，发生了一件更加严重的事。这天上午第一节语文课下课，任课的曾公明老师还没离开教室，周××和傅××两名男生忽然冲到一个叫邓××的女生面前，骂骂咧咧，还打了她几拳。教室里顿时大哗。
听到曾老师的反映，我立即把双方叫到办公室。一问，原来两名男生说邓××背后造他俩的谣，说他俩在交女朋友。而邓说这是另外一个女生告诉她的。了解情况以后，我对邓××说，“你先回教室去，他俩打了你，老师会处理的！当然，你以后也要注意，把心思多放在学习上，不要捕风捉影。”然后，我对两个男生说：“你们俩真行啊，有什么事情不好解决，竟然对女同学动拳头？特别是周××，你还是班长，可你这是带的什么头？”起先他俩还振振有词，以为受了邓××的诽谤，不给她一点教训不解气。我愈加生气，“现在你们觉得解气了吧，可是，造成的后果你们想过没有？——人家一年级的小朋友都知道，骂人打人是不对的！我的意见是你俩先在班里作检讨，看你们认识的态度，请示领导以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双方的家里闻讯之后，周××和邓××的父亲都主动到学校里来找我。我把初步处理的意见告诉他们，家长都很通情达理，表示支持我。学校最后决定，停止周××班长职务，两人分别给予记过处分。
老是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想我这个班主任老是做“救火员”也不是办法，应该防患于未然。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想，除了学校里的校纪校规，班级里也应当制订几条共同遵守的细则。于是，起草了一份《班级公约》，包括：请假、作息、课堂纪律、完成作业、礼貌、课外活动等等。并规定，由班主任会同任课老师每周检查一次，对执行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差的批评。
毕竟这些学生本质都是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步成长、成熟了。升入高二以后，直到我离开他们，班级里再也没有发生过违反纪律的事件。
12.代课教师
1979年初，回城风席卷西双版纳农场的角角落落。2月份开始，来自上海、北京、重庆、昆明等城市的数万名知青纷纷离开农场，踏上返城的旅途。
在勐捧农场中学工作的我们两口子也选择了离开。在此之前，我们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我们有过犹豫、留恋，同时对未来充满了疑虑和期待。最终，思乡的情结和家乡亲人的召唤，坚定了我们回乡的决心。
按照政策规定，我们必须办理退职手续方可回到原籍。也就是说，退职之前在农场的身份、享受的待遇，到了家乡一概作废，统统不予认可。我们的户口只能迁回农村，身份恢复为农民，一切又从零开始。
我没有一技之长。难道还得一天到晚跟锄头铁搭、粪桶扁担打交道？这不是开玩笑吗？到边疆吃了8年苦，到头来，还是回来当农民！倒不是看不起农民，也不是做不来农活，我是想，如果把我放在脑力劳动岗位，也许更合适，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好得知识贬值的年代已经过去。教育的断层造成人才青黄不接，从十年动乱里刚刚获得新生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唯成分论的思潮也不再占据上风。
到家不多几天，经亲戚介绍，我获得一个当代课教师的机会。地点是位于嘉定镇清河路项泾桥东的城区三中（后来此地改为嘉定教师进修学校）。总共短短的一学期里，我先后代过高一化学、初二语文和初三化学——我成了“百搭”，什么课缺老师我就代什么课。
7月份学校放暑假，其他老师可以得到休息，我却失业了——按规定，代课教师是不能享受假期的。尽管城三中的王校长、潘主任对我印象还不错，许诺下学期将继续聘用我。学校图书馆的徐老师是个热心肠，她知道我暑假里没有工作，帮我联系到一份在县图书馆做临时管理员的工作。
新学期开学之前，我的母校——方泰中学向我伸来了橄榄枝。其实，上个学期他们就想要我去的，只不过得知信息晚了一步，我已经去了城三中。这回他们决定先一步行动。
于是，我又在方泰中学当了两年半（五个学期）代课教师，期间也是充当“百搭”的角色：代过数学、英语，做过班主任。寒暑假期间，学校领导安排我留校值班，使我不至于中断生活来源。
但是，现实是严酷的。我的代课教师身份始终没有改变。当时，全市在岗教师的转正工作已经在前年一次性解决。上面明确规定，不能再开口子。以后学校教师的缺额只能由师范院校毕业生来补充。为了挽留我，方泰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作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均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教育事业日益正规化，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年来，我虽然在教的同时也学了一些东西，包括知识和技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获得一定的好评。但是，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半路出家，本身只有半瓶子水，还一直没有得到系统进修的机会。如果说，在边疆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我还勉强可以滥竽充数的话，那么，现在继续做南郭先生，肯定要误人子弟了。
我不得不考虑离开。虽然我是非常喜欢教师这个工作的。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内心充满着矛盾。这里有我已经熟悉了的领导、老师和学生，我其实是非常依恋他们的。母校的师生们都对我关爱有加，并不因为我是代课教师而看不起我。在我离开学校以后，我曾经任教的班级的许多学生，在班主任殷大伟老师的提议下，纷纷给我写信。当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使我内心深感温暖。
最主要的是我并没有后路。离开学校，我还能做什么？当时是十分茫然的。进社办企业？很困难，僧多粥少，需要照顾多劳户、困难户。虽然上面有规定，要优先安排云南回乡青年，但我妻子已经安排进毛纺厂。很显然，我在短期内得到安排的可能性不大。
我是1982年3月7日离开方泰中学的——这恰好是我开始走上教育岗位10周年的日子，我并没有刻意选择在这一天作出辞职的举动，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这真是巧合！
不当代课教师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生产队劳动。对于干体力活，我倒并不畏惧，去西双版纳之前，我已经在生产队里干了差不多六年时间，各种农活基本都能对付。到边疆农场之后，虽然多数时间在教书，不过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并不少，公家食堂、自己家里做饭用的柴火，盖房子、做家具的木料，都得到山上砍伐了运下来，用长柄斧劈开或拉大锯锯开；我们还要自己种菜、栽果树……。回到老家以后，也几乎每天都要干点体力活。何况自己才30多岁，正是当吃当做的年纪。
就这样，我又回到生产队里，不多不少，实足劳动了一个月。那时，上海郊区农村种植业贯彻“以粮为纲”方针，推行“三熟制”布局（即一年内种植一茬麦子、两茬水稻）。4月初，眼看就要开始育早稻秧苗了，这是一项技术活。队长派我参加了公社举办的培训班，准备让我担任队里的稻谷浸种催芽任务。
不料，4月7日晚上，队长突然传达上级通知，要我第二天去公社人口普查办公室报到。
于是，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王世绥简历
1947年生，上海嘉定人，1965届高中生。1971年4月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一营四连支边。先后为四连炊事员、十一营学校教师、十九团（勐捧农场）中学教师。1979年返沪后，先后在事业单位任文书、会计、工会主席等工作。2007年退休后，返聘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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