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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 知青情缘 2024-02-02



 有声朗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几代人奋斗,城市立稳了脚跟,一夜之间跌到谷底。上山下乡,务农,接受再教育。别无选择,那是一条迷茫的路,也是一条充满忧伤的路。


(一)


    1968年10月25日,合肥市召开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动员暨欢送大会。动员,督促尚未报名者。其实极左路线下,老人家年底又有最新指示,初、高中六届毕业生,只有下乡一条路,别无选择。因是第一批,带上大红花,敲锣打鼓,以为是参军。随后几批,形式也免了。


    第一批报名,不是因为积极。那个年代,臭老九子女,包袱沉重。艰苦环境,是锻炼、改造,思想和灵魂的地方,不可能不去。虽然年少,只是一个孩子,对农村非常陌生,但知道肯定不是一件好事。父母责骂常用的口头禅,“送你下乡去放牛”。社会激励,许多根红苗正同学,也积极报名。一同去的人多,并没有多少异样感觉。

 

   难忘的一天,10月28日早6点。学校集中上车,前往300公里外的宿松县梅墩公社。第一批插队约30多位同学,乘坐一辆江淮牌卡车。下面放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那么多人和行李,挤在一辆车。好在大多数同学没有发育好,瘦弱,占不了多少空间。我虽已经16周岁,仅有1.42米高,还是一个孩子。


    车一开,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开出很长时间,哭不动了,接着是长时间沉默。带队的杨老师打破沉默,指挥我们唱歌。当时只有语录歌可以唱,就那么几首,大家机械地发泄、吼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青春的荷尔蒙在萌动,漫漫长路,也会有些愉快的感受。保守年代,男女同学保持非常远的距离,课桌上画满了三八线。突然,可以这么近的挨在一起,异性的气息在弥漫。到生产队后,一男同学得意扬扬地说,一漂亮女同学坐在他脚上, 长时间,血液停滞,脚麻木,坚持一动不动,怕好事瞬间消失。听着他的叙说,男同学都羡慕他的运气。


    下午3时许抵达“破凉亭”,区政府所在地。怎么会起这么荒凉的名字,也名副其实。下了车,满目红土丘陵,稀疏矮小的松树,寂寞的空间。当地瘌痢头多、年轻人喜欢镶金牙,看起来非常不顺眼。相比之下,合肥逍遥津、鱼花塘,环城马路、护城墙,三孝口、四牌楼,那么值得流连忘返。


    当地干部开欢迎会,我们分成七人一组,等待生产队贫下中农来接。如同一群羔羊,不知流落何方。天快黑了,似天边飘来空灵、单调的铁器敲打声,叮、叮、铛,叮、叮、铛。五十年了,这种单调的节奏时常会在脑畔回响。


    破凉亭离我们生产队还有八里路,社员帮助挑着行李,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终于在晚上八时,赶到生产队。安排在一老乡家吃饭,一个菜,茭白烧肉。物质匮乏年代,已经感觉很好。宿松方言重,话也听不懂,饭后没一会又被分开,带到不同老百姓家睡觉。


    一天辛苦奔波,晚上老鼠在头上跑来跑去,可睡的很熟。第二天才知道,我和石爱民睡的老乡家,是位单身汉,而且是瘌痢头,环境可想而知。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要改造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二)


    沈舒娅同学补充第一天去宿松的插曲:那天车很挤,路过桐城,一辆装猪的卡车迎面而来。十几头猪悠哉地哼着,一同学感慨,连猪不如。顿时,好不容易停下的哭声,又响起来。李晓萍同学清晰记得,那天是大篷车,坐了一天,中饭也没吃。


    下放生产队全称是,宿松县二郎区梅墩公社五谷大队联一小队。比初到破凉亭的感觉好,有些典故、传说。附近钓鱼台水库,有姜太公的脚印。梅墩公社北面是大别山脉,另三面丘陵环绕,中间是盆地,当地称为畈。是宿松县的粮仓,五谷大队亦有寓意。


    生产队两个队长,政治队长姓汪,为人正派,一直关心、照顾我们。生产队长姓葛,曾在上海当兵,对我们要求严格。当然可以理解,知青的到来,侵占了当地社员的利益。本来蛋糕就小,多出吃蛋糕的人。


    这里的山水养育着一群朴实的人。第一晚睡在佘瘌痢家,这样称呼并非不敬。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 一说话脸和脖子红。不论男女老少,喜欢开玩笑。称呼他佘瘌痢,也不生气。由于家里条件差,又是瘌痢头,一直没有讨过堂客(老婆)。


    去后没几天,集中住到老熊家腾出的一套两居室房。一进门是灶间,穿过灶间是男生宿舍。仅有一张大花床,四个男生挤着睡。几个月下来,被子蹬的全是洞。穿过男生宿舍,里间是女生宿舍。也许是发育迟,三八线依然明显。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连女生宿舍的门都没进去。


    老熊性格内向,不善言词,说话时满脸笑容,从不发脾气。只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山打柴,走路时瞌睡。肩上的包铁的扁担,突然掉下来,差一点扎到老熊,他厉声责怪我。老熊教我们劳动技能,他堂客教我们生活常识。在老熊家住了半年,我们自己的新房盖好了。


    那年冬天,联一队和联二队合并,改名联合队。两队最初各有七位同学,很短时间,走了六位。有回老家,或随父母、兄弟姐妹去别处插队,期望有个照应。剩下的八位,合并成一个知青点。


    那个年代,社会刚从文革动乱中走出,迎来新的动荡。中学生下放,大学生去农场待分配,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下乡思想改造,我们家六人下放在六个地方。即使不堪,那个年代的人虔诚,信仰坚定,支撑着度过那段艰苦岁月。物质匮乏,坚信面包会有。高唱国际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知青开始半年,国家有粮油供应,因是农闲,也没有挣工分的压力。去后第二天知道,分开的知青点,其实并不远,一个连一个,最远也就3、4里路。随后又有同学陆续到来,我们学校在梅墩公社就五十多人。形势要求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没有希望,同学们开始串门,侃大山。


    差不多大小,生活没有经验。每月前十天放开吃,浪费许多。中间十天,粮食紧张,开始串门噌饭。最后十天,所有能噌饭的地方去过N次。如果没饭吃,只有睡觉,唱歌发泄。饿的不行挖老鼠洞,发展到偷鸡摸狗。

 

   大家喜欢到下屋队噌饭,那里女同学个个漂亮。虽然美受禁锢,性别趋同,铁姑娘受宠。但天生丽质,总在不经意中流露。男同学中佼佼者,以下屋队为家,羡慕他们的勇气与自信。我们组长管的严,生活正规,很少外出蹭饭。


    蹭饭记忆之一:一知青点邀请去吃老母猪肉,同学们晚上已经吃腻。第二天早上,剩下的肉烧泡饭,所有的肉挑出来,盛一大碗,我轻松一扫光。


(三)


    社会风云变换,我们的学生时代,异常。说是初中毕业,相当于小学七年级。说是知识青年,愧对知识二字。知青点,像一个家庭,非兄弟姊妹,却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像是学校的延伸,组长由带队老师指认,只是从此和老师、校园说再见。贫下中农成了新的老师,修地球成了我们第一份工作。年纪太小,不像在工作。但国家承认,知青算工龄。


    组长潘文辉,比我们年长2、3岁,成熟稳重。不象我们小同学,什么都不懂。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知青点各项工作有序,表现突出,荣获1969年县先进知青点荣誉。组长是个能干的人,气场足,依稀记得53年前的一件往事。


    几个男同学坐在学校操场上,挑动练过功夫,且身手不凡的龚春林和潘文辉试试身手。潘文辉人高马大,龚春林矮小灵活,几个回合下来,龚春林还是被压在下面。潘文辉认为已经赢了,站起来,被躺在地上的龚春林一个钩腿,摔个跟头。同学们有些偏心,立刻评判,平手。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对组长刮目相看。那天傍晚,石爱民发现好赌的佘瘌痢出门,在后面跟踪。一直跟到临近大队的一个村庄,回来喊我们。我们组里五个男生不知天高地厚,悄悄来到那个村庄。摸进了正在赌博,位于村中间的房间。


    一声大喝,不要动,我们来抓赌的。其实赌博的人不少,没有看见钱。正在找钱的时候,形势不对了。门外的人越涌越多,手上都拿着家伙,慢慢往里挤,紧张气氛一触即发。只听组长突然大喝一声,贫下中农同志们,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我们是公社派来的。到底是组长,不服不行,否则后果很严重。


    农民一楞神,我们开始撤退。我们后退,农民前进。退到村口,一路狂奔。回到家发现石爱民不见了,于是我们拿起家伙,回头去找。半夜三更,他回来了。他认为人多一起跑,目标大,悄悄往相反方向跑。一直跑到凉亭公社,确保安全后才回来。


    组长擅长交际,和生产队关系处理的很好,队里一直对我们照顾。刚去时,除组长和常乃林记8分工外,其余只记6分工。很短时间都调整为8分工,凭我们当时的劳动能力,不值这个工分。年底生产队结账,我们和队里两不找。即我们挣的工分,可以买回口粮,这在当时知青中算是好的。


    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组长的认真,时常也会产生矛盾。第一个春节到了,组长希望我们能留在农村过年。但多数同学想家,妥协的方案是等别的同学走完后再走。天有不测风云,下雪了,雪越下越大,回家的路封了。那时宿松到合肥一天只有一班车,经常不通。不知什么时间可以通车,每天到破凉亭打探消息。


    更严重的是,没有干草烧饭了。我们去的迟,本来就没有分稻草,又不会打柴。没有烧时就去抱牛草,生产队默许了我们的行为。遇到阴雨或下雪天,外面的牛草都是湿的,无法烧饭。回不了家,又没东西吃,情绪低落。


    想了许多办法,只解决一、二餐。雪仍在下,没有停的意思。那天实在饿的不行,从床上爬起来,从碗橱里找 到前几天剩的,已经结冰的荞麦面条,胡塞两口,继续上床睡觉。终于路通了,我们分别在小年夜和大年夜赶回合肥。



(四)


    第一年春节后,开始盖房。国家有安家费和买木材的计划,生产队负责造,我们参与。到二郎河买木材,几位男生也跟着一起去。我们每人扛一根杉木,约30斤左右,社员要扛3-4根。回来时天完全黑了,只见田埂,微微一条白光,稍一走神,就要岔到田沟里。精神高度紧张,再累也不敢停,因为我们不认识回家的路。


    很快,新房盖好了。我们是知青中第一个盖新房的,宽敞明亮,有点家的感觉。新房三开间,中间是堂屋。西边一间隔开分成二间男生宿舍,至少是一人一张床。东边一间一半是女生住,另一半是仓库。挨着东面的山墙,搭出厨房。为了贴近农村生活,那年,我们还养了一头猪,年底长到120斤。


    国家优惠政策只有半年,1969年春天,磨难才刚刚开始。要生存,必须挣工分。天长地久,每天从事单调乏味,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不知路在何方,会有失落感。当时忧伤的知青之歌开始流行,每天唱着伤感的旋律,过着颓废的生活。


    农村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党的接班人,四个伟大的讲话。老熊堂客虔诚地说,国家领导人真不容易,每天从早讲到晚,那么辛苦。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各类知青典型、先进不断涌现,都在激励我们,扎根农村。尚在牛棚的父亲,也给我寄了人民日报社论,思想上要保持一致。


    那个年代的农村,太贫乏了,很难有扎根思想。第二故乡虽然是粮食产区,交完公粮,余下只够维持半年。还有半年需要用山芋和荞麦充饥,每年春季,青黄不接,都要饿肚子。农民精打细算,有慢慢熬的经验,才能平安度过饥荒。我们则没有这个能耐,多数同学还是依赖家庭接济。

 

   第一年去吃山芋,感觉挺美。第二年山芋上来,一日三餐天天吃,从山芋吃到山芋干,吃得肚子直冒酸水。荞麦上来也是天天吃,撑饱肚子是第一需要。没有自留地,也没有蔬菜,瓜果,辣椒酱当家。我怕辣,只有吃寡饭。当然,有饭吃已经很幸福。


    无论多么艰苦,生活仍在继续。没多长时间,我们已经融入农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除少数农活外,多数都可以胜任。而且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一般农民的水平。大约是我的耐力好,挑担子是强项。记得大队在毛河修水坝,挑石头。打破了平均主义,工分按重量计。一天拼命可以挣二天工分,非常有诱惑力。修水坝就几天,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每担石头150斤左右,距离500米。没干多长时间一些同学吃不消,第一天只有很少同学坚持下来,包括身体倍棒的龚春林。我竟然挑了三天,农民也很少能坚持。


    生产队出工,很多都在耗时间,天不亮出工,天黑才完工。快慢无所谓,反正一天10分工。我们年纪轻,不适应,我们会很快一垄地干到头,在田边休息。等别人赶上来,再重新开始。可因为劳累,经常会在田埂上睡着。社员有意见,可当时思想颓废,不会顾及他们的批评。




(五)


    知青是段历史,我们都是亲历者,不可避免留有那个时代烙印。知青有先进和落后,左和右都正常,扎根也是时代的要求。我因年纪小,只是随大流,缺乏远大理想。如今再去回望那段历史,愚昧落后。但我们正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历史应该牢记。


    左的年代,左的政策。公社武装部贺部长经常带知青,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去铲不符合公社要求,生产队自由种植的农作物。知青乐于参加,活很轻,又记工分。羡慕好朋友邱贤德同学,贺部长每次都带他去。


    没有自由市场,不允许私人交易。山民想带点山货出山,换点粮食及生活用品被禁止。虽然政府没有组织我们,但感觉是在革命。夜里我们去山口,堵击山民。有人路过,上去盘查,忙了几天,一无所获。真正的小贩警惕性高,一有动静,跑的飞快,我们根本追不到。


    知青时,还有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非常羡慕那些长相好的女同学,当我们在田间辛苦劳作时,她们可以在家排练节目。那时,文化生活贫乏,每当演出,象是盛大节日,公社几乎所有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挤过去看。


    看什么,当然是去看美女。节目就那么几个,看了无数遍,背也背下来。虽然台上都是同学,可平时不可能盯着别人去欣赏,看演出情况不一样。作为社员,更是稀罕,城市来得学生娃,个个象仙女。


    一日看演出,突然被台上梦中情人电到。似乎感觉在频频放电,整个半场,异常兴奋,不断回电。突然,短路了。环顾前后左右,所有的人都在频频放电,整个人群都在高度兴奋中。终于明白,是一种错觉,十分沮丧的度过下半场。


    农民一年除春节休息几天外,象工蜂一样忙碌。春播、夏管、秋收,冬季还要兴修水利。1969年冬,我们几位男生参加,钓鱼台水库修坝工作。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一人喊起来,万人呼应,场面非常壮观。主要工作是打炮眼,炸山,挑石头。打炮眼属技术活,我们只是挑石头。


    一天在工地,一个山民突然踩滑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石头划过石爱民头顶,正中我后脑勺。差点昏过去,血流如柱。一件浅色卫生衣,被血染成红色。山民知道闯祸,溜的飞快。社员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帮我止血,然后扶去工棚。沉睡二天,每天吃二个鸡蛋,第三天就上班了。万幸,属于工伤,不扣工分。


   到水库接触炸药后,会悄悄留下一部分带回来炸鱼。用自制的炸药瓶扔进河里,随着爆炸声,所有的鱼昏死过 去。这样做其实很不好,连小鱼都死了。可蛮荒年代,吃饱肚子更加重要。


    偷鸡摸狗,几乎所有知青都做过。我们组是先进知青点,组长要求严格,类似行为相对少一些。一次实在没有吃,晚上去偷菜。胆战心惊,借助夜色掩护,跑到邻近村庄。回来煮了一大锅,发现根本不能吃。偷回来是芥菜,腌咸菜用的,没有吃只能继续饿肚子。



(六)


    知青是沉重的一代,许多同学早早离世。当年的知青小屋,我和李敢胜,石爱民同居一室,也结下了一生,真挚的友情。2010年小年夜,在上海时,突然接到石爱民女儿电话,告知石爱民已经是肺癌晚期,想见敢胜和我。初二赶往合肥,即去医院看望。非常遗憾,他还是于3月21日去世。


    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同学。他一直很优秀,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时当过班长,至少也是二条杠。相貌英俊,深邃的目光下,充满智慧。虽然我们是同龄人,但他思想成熟。下放时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经常到农民家体验生活。吃饭时,总能讨点辣椒酱或咸菜带给我们吃。


    万老师对他的评价,“从小到大总是勤勤恳恳十分努力”。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表现非常突出。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厂里中层干部。只是没想到,原本兴旺的企业,突然变的不景气。生活压力大,精神不愉快,也许是他早逝的原因。他是知青一代的典型,虽然努力,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和敢胜,按当今时髦的话说,属男闺蜜。能成为知心朋友,源于我们俩的性格,贪玩。少年不知愁滋味,今朝有酒今朝醉。玩的没肝没肺,天昏地暗。一同下地干活,一同回家探亲。回到合肥,不在我家,就在他家。也许正是这种玩的心态,帮我度过随后的黑暗时光。


    他第一批招工回城,在电讯局做报务员。玩的性格始终没多大变化,但大事面前不糊涂。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工作虽有点坎坷,总体顺利,直至退休。石爱民做的媒,找了一位勤快、贤慧的夫人。

 

   邱贤德是我下放时的好朋友,大家习惯喊他烂白菜,许多同学忘了他的真名。年纪小一些,不管懂不懂,什么事情都喜欢掺合。正是这种精神,贺部长每次割资本主义尾巴,喜欢带着他。


    他和我走的比较近,性格反差大,不影响我们做朋友。我们有许多相似的性格,全公社男同学,只有我们两个不抽烟。他所在的生产队离我们组比较远,经常来我们组玩并住在这里,等于是蹭饭的常客。一般同学会给面子,但时间久了,还是有点意见。


    他对于异性的关注程度远甚于我们,同学中美女很多,但对他没有好脸色。他关注起生产队安庆下放干部家的三个女儿,经他描述,个个是仙女,一个比一个漂亮。非要拉着我们一帮同学大老远跑去看,还要搭上一顿饭。


    他回城后,很快就找到女朋友,是他爸爸徒弟。确实漂亮,擅长唱歌。带着女朋友到所有能去的同学家,显摆。我们同学的恋爱,多数比较迟,自卑指数油然上升。和美女结婚的代价是,家庭地位并不高。回城时,执意要将他名下的几十斤山芋留给我。我坚持不要,因为他们队还有一位同学没有走,怎么可能在别人口中夺粮。但这种温暖,一直持续。

 

   我们以后一直来往,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86年,他在上海长征医院等待换肾。虽然换了肾,也只维持几个月,1987年去世。愿邱老弟在天堂里也能有美女陪伴。


(来源:上海休闲玩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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