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琐忆（陈冠升）
煤矿琐忆
作者：陈冠升
离开了插队的康乐来到了阿干煤矿当上了工人，我才发现煤矿工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井下工作时时处处充满了艰苦和危险。我们每天都和流血负伤作伴，与死亡牺牲为伍。我们在宽两米多高两米多的井巷里作业，井下潮湿寒冷，许多地方都是没过脚踝的脏水，我们头顶柳条矿帽，矿帽上別着矿灯，蓄电池插在腰间的皮带上，穿着工作服，里面是插队时穿的旧棉衣，脖子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脚上穿一双高腰雨靴，和其他矿工一样挖煤，打岩石巷道。
我被分在掘进队，干着岩石巷道的掘进工作，每天下井干活是先打炮眼，一般要打一米八左右的深度，凿岩机冲力很大，要用手死死压住，稍不留意就会冲到顶板上去，机器一开动，震耳欲聋的声响仿佛把人都要震死！旁边的人说话根本听不清，互相之间只能用手势比划着交流，每个工作面一般有两到三台凿岩机在打钻，孔洞中喷射出泥浆，无情地贱在我们的脸上身上，烟雾，水雾，粉尘笼罩在两平米的工作面上，什么都看不清楚，只有头灯微弱的光线照在炮眼的位置上。
炮眼要打四十多个，得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打好。炮眼打好后，我们凿岩工个个都是满脸的泥浆和粉尘，工作服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只有浑身的泥浆，互相之间只能靠声音来辨认，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和浓浓的岩石的粉末，眼睛无法睁开，炮眼打好后，我们几个互相搀扶摸索着退到后面的安全洞里，这时放炮员背着一大包TNT炸药去装填，装好之后他们也撤回安全洞，找地方躲藏起来。哨子一响大家都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用毛巾紧紧地捂住嘴和鼻子，放炮员按下了放炮机的开关！这时，震天动地的炮声响起震耳欲聋！强大的震动使每个坐着的人都弹了起来！紧接着鼓风机打开了，地面上的新鲜空气从风筒中吹进来，浓浓的炮烟从掌子面里滚滚涌出！所有的人都淹没在浓烟里，我们不敢睁眼！不敢呼吸！不敢抬头！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大家都紧紧地挤在一起，默默地等待浓烟散去！风筒拼命地向掌子面鼓风，几分钟后，浓烟渐渐散去了，我们才能长长舒一口气！低头一看捂嘴的毛巾上是厚厚的一层岩石的白灰！嗓子眼里火辣辣的，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白色的颜色！那时矿上条件差，缺少防尘除尘的措施，许多老工人都得上了矽肺病，岁数不太大就离世了。我们在井下时间较短，所幸都没有患上矽肺！
紧接着就是装砂，炸下来的岩石碎块用装岩机或扒岩机装到矿车上，我们用镐头把震碎的岩石撬出来再装。大块的石头要好几个人一起才能搬到车上，最后零碎的砂石用铁锨铲到矿车上。
砂石出完后就是就是用木头搭支架:先在矿洞两边挖两个坑把圆木埋进去，然后将开好槽的木头架到上面。挖坑非常困难，要用风镐将岩石打碎，之后将碎石掏出来，再将木料埋进去，支棚子大都是老师傅们干的话，我们这些小工一般都是挖坑，背木料。
井下本来就狭小，背着两米多的木料只能低低地弓着腰，眼睛只能看见脚下一两米的地方，腰不能直，腿也打着弯，头更不能抬，就这样一步步往掌子面挪！实在累的不行了，就停下来稍稍歇息一下，但是背木料的姿势丝毫不能变，稍不留意木料掉下来，没有人帮忙是无法再扛上去的。
扛木料还轻松一点，要是扛水泥支柱就更苦了，水泥支柱比木料重得多，少说也有一 百五六十斤重，背在背上迈步都非常困难，我们的脊背常常被磨红磨破。
工间可以休息二十分钟左右，那是送水员背着开水来了的时候。大家都从怀里掏出干粮，那是从食堂买的馍馍，有时也有大饼。一个搪瓷都掉光了的喝水缸子，稍微涮涮就大家轮流着喝，一口水一口干粮，吃完了就接着干。掘进任务要必须完成，不然下个班没法干活。
有时，活干完的早，有时师傅们会讲点荤段子，惹得大伙儿哈哈一笑。简单淳朴的工人们在繁重的劳动中也不忘找寻着快乐。
这是重体力劳动，因此吃粮都是最高标准：54斤！拿的是井下四级工的工资：60块8毛8分！这在当时是很高的粮食标准和工资标准了，很多人一听我们的工资和粮食标准都很羡慕！可是我们在井下干的那种暗无天日危险又苦累的工作又有谁能想象的到呢？
在井下工作，因为寒冷都穿得很多，一干活出汗，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最要命的是上班时穿衣服，下班时又脏又湿的工作服脱下来卷起存放到柜子里，闷了一天，等下个班来穿时，衣服还是湿的！夏天还好点，可是在冬天，冰冷的衣服要穿在身上是要下极大的决心的！那种痛苦和无奈至今难以忘却！
下班时个个都是一脸的灰土和黑黑的煤屑!只有两个眼睛在咕噜咕噜地转动。互相之间也只能靠眼睛来辨认！
除了苦累还经常有工友受伤死亡！许多共患难的工友说没就没了，受伤和死亡都是家常便饭，那时上面给阿干煤矿的死亡指标是百万吨不能超过两名，可是每年都超额完成，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工伤死亡就有十二个！记得有一位姓杨的工友是从北京一个歌舞团下放来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人很好，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因为有共同的经历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人很勤奋，常常从市里步行二十公里来矿上班。他是在运转队上班，主要工作就是在大巷里装煤车。结果一次在装车时，煤仓里突然涌出大量的煤和水！强大的水流掺着煤把他冲倒！他再没能爬起来......
短短的几年里，我们同学里就有不少人受过伤：刘建安被铁屑击穿了眼球失去了视力！王平生的大拇指被道叉挤压，差一点失去一个手指。杜亚琛被矿车挤压造成腿部挫伤，黄三弥的手部伤好多年都没有痊愈。俞金城也多次被石块砸伤。孙炎在采煤队，是真正的挖煤工，几次冒顶都被埋在煤堆里，侥幸的是他天生命大，几次都幸运地脱离险境毫发无损！
那时在煤矿受伤，死亡都是家常便饭，在井口常常可以见到矿救护队员急速地进出，工友和家属们焦急地等待亲人出现的场面。
最危险的是我了，差一点就送了命。那是1972年11月27号的早班，头一天晚上，同学们在一起纪念插队四周年，晚上大家喝酒，聊天闹到很晚，睡觉时都半夜了，而早班是四点起床，也没睡几个小时。因此精神也不好。
上班后。我和几个师傅一块推矿车，矿车上装了满满的一车水泥滚砖，估计有五吨重！我在最右边推，在冲坡的时候车子突然掉道了！车尾一下子偏向我这边，将我的头挤在了矿车和水泥支柱之间！刹时我感到头部一阵裂痛！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已被送到了医院。那时，只感到头部生痛，脑子里一片空白。隐隐地我感到来了许多人，事后才知道，是我们的师傅魏希忠和金城背着我出了矿井，好几个同学看到我当时的样子都留了泪！晚上又是他们轮流守夜看护我照顾我。多么珍贵的同学友谊啊！至今我想起来都感到心底里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我当时的样子：头部肿起一大块发青发紫，像一个烂了的紫茄子！有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至今都保存着，那形象确实不好看。
当时的情景是很怕人，大夫的意见是最好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如果是头部骨折那非常危险的，矿上的条件毕竟是有限的。可巧的是，那天九条岭煤矿发生了事故，矿上的救护车去支援了，那时，单位车都很少，找个车是十分困难的事。
没办法我只有听天由命了！大夫断言，如果第二天早上人不昏迷就问题不大，如果发生昏迷就得赶快往城里送。否则有生命危险！
我命大第二天早上居然清醒了。喝了一点水，情况开始好转。那天晚上，好几个同学整夜都没合眼，整整守了我一夜！之后，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
死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幸运的我活了下来！
但是这次事故也给我留下了无法治疗的后遗症，我经常头痛，头昏，记忆力严重减退，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头痛，吃药打针都不管用。
有时我也想，比起那些死在井下的人来，我是幸运的，我起码保住了宝贵的生命。许多人的生命葬送在了井下！至今又有谁还能记得他们呢？我是幸福的人！
休养了一个阶段，队长张文博找我谈话，告诉我要调动我的工作，有两个去向由我选择：一是留在队上当统计员，二是去学校当老师。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老师！没想到当年发誓不当老师！而如今生活又把人推到了这条路上！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紧接着矿上组织部进行了选拔考试，参加的人都是矿上的老三届的学生，有三十多人，考两门功课，数学和语文，数学我不在行，草草答完了交了卷。答语文时，我非常地投入，作文写了很多，一直到人都走完了我还在写，空空的会议室里只有我，我有点心慌，这时，监考的老师，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老师微笑着说：不要急慢慢写。这样我才静下心来写完了作文。
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矿中的李馨老师。以前他是民族学院的讲师，下放到煤矿学校的。几天后，结果出来，我的语文竟然考了第一名！就这样我被录取了。
到组织部报到时，部长告诉我去中学任教，我吓坏了，忙告诉她，我只有初中的学历，教不了中学！她笑着说，矿中缺语文老师，李馨老师专门要你的，到了矿中你还可以向他学习 ，有问题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嘛！我一听也有点道理，就答应了下来。
那天我去矿中报到，教导处人很多，一个老师在讲着话，好像是安排什么事，我不好打断他，就在人堆里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他讲完了，人群都走了，但是有几个人不走，缠着他说话，那个老师伸手连我一起往外轰，我赶忙告诉他:我是来报到的老师！
那时的学生都很大，我那时二十多岁和那些学生差不多大。穿着父亲的棉工作服，上面还有“安全生产”的字样，一脸的娃娃气，难怪那个老师辨认不出来。教导处的这位老师叫王忠东，后来一提起这事就好笑。
就这样我离开了矿井，到矿上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在当时是同学里最早脱离井下的。
下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深深记忆。
2018年11月26日于上海完稿
作者简历：
陈冠升，1950年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1968年插队康乐县草滩公社牟家窑大队河湾队，1971年抽调到兰州阿干煤矿，1973年到矿子弟学校任教，1981年在兰州师专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回矿子弟学校任副校长，1986年调入兰州电力学校任教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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