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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知青大返城的若干动因(崔玉宝)

作者:崔玉宝 知青情缘 2024-02-02




解析知青大返城的若干动因


作者:崔玉宝

   近日,微信中有一名为《云南•知青状况研讨会纪要》 贴子流传,关心拜读者多为曾经有过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者。贴子的内容,为2017年底,12月23日,由上海牵头召开的一次有关云南知青问题研讨会的发言概要。


   当然,既为研讨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观点在所难免。发言中有肯定知青作用者,亦有否定知青作用者,而否定者居多。如此结果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对知青作用的观点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知青运动的否定。参会者原为知青,现都早已回城,譬如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等。可见,对于四、五十年前的那场牵涉到城市中几乎每个家庭的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他们早已用自身的行动予以了否定。


   知青在农村、农场几年,甚至十余年后,为什么要想方设法返城?即使没有想方设法,但在知青群体性抗争并且取得结果,也都如释重负地随着返城的洪流能够重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研讨会发言中多有涉及。由此,也引起了一些思考,凑个热闹,权当马后之炮。上世纪七八年掀起的返城潮流,究其原因,不外有三,解析如下:

一、知青返城的政治动因


   知青运动实际文革前就有了,如邢燕子、候隽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只是规模尚小,且农村确实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有志青年来改变面貌。


   我所经历的云南版纳农场,不少昆明知青、四川知青来自文革前的61至65年。那时虽然也有动员的情况,但大多数人还是满怀改变边疆面貌、建设伟大祖国的一腔热情。此为初衷,不能否认。


   文革期间,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始于68年下半年,尤以当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后,掀起了高潮。我是67届初中,班里有几位原定分去工厂的同学,12月26号以后一律取消,不得不融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所以,上山下乡运动,是为文革运动的一部分。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者中,不乏自愿者,如我就是。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迁了户口后方告知父母我要去版纳农场。但绝大多数为迫不得以,并非自愿。所以,否定文革,自然是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里所指,主要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


   因此,知青在农村的时间久了,矛盾积累得多了,拨乱反正的背景下,知青返城是早晚的事。云南知青的抗争,不过加速了知青返城的进程。此为政治动因。


二、知青返城的文化动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往高处走、叶落归根的观念已经深深烙刻在民众的精神中,并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来是民众孜孜以求,努力奋斗的精神动力。从大里讲,革命之能一呼百应,万众齐心,走向成功,盖因于此。只是觉悟者甘愿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牺牲自己来换取民众实现新生活的愿望。


   城乡差别客观存在。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讲农村里农民的生活如何的辛苦。因为有城乡生活差距的体验,尤其是上海与老家乡下的巨大差距的体验,在60年初因"自然灾害"国家困难,动员城市人口返乡以减轻国家负担时,父亲就没有响应。


   知青来自城市,上山下乡后对于城乡差别有了切身感受。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没有止期的知青生涯,想家,想回家已成必然。故而,乡愁使然,当返城风起,


   别"家"离舍,如来时如雨,去时如风。甚至抛妻遗子,都是有的。不光是知青,就连文革前分来版纳农场的大学生,也都想着法子回去。不仅如此,版纳农场建场之初整建制转业来场的,陆续离开的也不少。乡愁使然。此为文化动因。

三、知青返城的从众动因


   按照心理学原理,人多有从众行为,随大流便是此种现象之一。


纵观十年知青运动,大致可分上下两段。



   上半段,知青初来乍到,忙于生计,尚无远虑,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是否会在农村终老想得并不多。那时虽然也有离开的,诸如身体原因、当兵、上调,总体不多,并未对知青群体产生大的影响。如有影响,顶多涟漪而已。

下半段,随着走得越来越多,对知青群体的影响就很大。这些走,也是五花八门,推荐工农兵学员读书的,回不了原籍调往邻省的,父母落实政策照顾回家的,都有。特别是高干子女,由于父母平反官复原职,开后门回去的影响尤大。


   随着知青的纷纷离去,留下的必然会躁动不安,在劳动生产之余,甚至在劳动生产之时,都在考虑何时也能重返故土。所以,那时的知青,谈恋爱的不少,但是结婚的不多。生怕婚后影响回城。我所在的版纳农场,在知青回城风起之时,即便已经调至省城,或者考入大学就读的,也纷纷放弃体面的身份退回农场,以知青名义回城。


   我算是比较安心农场的。71年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云南中医学院读书,时任学校团委副书记。74年毕业时,团委书记的老师王文正找谈话,问毕业了有什么打算。虽然没有讲明,然而可能有机会留校,同学中的呼声也大。但是,那时的我很单纯,认为农场送我出来读书就要回去继续为农场服务,如果不回去对不起还在农场的这么多知青。故而,在昆明读了三年多书后又重回农场,在场部医院当中医。


   78年下半知青返城风潮渐起,年底,我正在上海探亲。因为读过书的缘由,本没想过自己可以回城。同在农场医院的上海知青德琮兄的母亲对我说:"小崔, 你应该也是可以回上海的吧。"一语点醒愚钝的智力。那时对官场机构完全文盲,不知道要去何处打听。德琮兄母亲见过些世面,拜托帮助询问。没几天有了回音,说问了静安区劳动局,只要在农场就还算知青,可以回城。真是大喜过望,于是,顶替在街道工厂工作的母亲,重又回到了上海。说实在话,最后两年我与其他知青一样,也是心生不安,盼着哪天能够回城。受潮流影响的缘故。


   综上所述,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写官场文章的套路,归结起来,政治动因是前提,文化因素是根源,从众心理是诱因。


   当然,版纳现在今非昔比,早已是旅游胜地,以后,农民还会是令人羡慕的体面职业,此为后话。



 

(来源:cuiyubao美篇)


作者简介


崔玉宝,1968年12月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长期在农场医院工作。1979年3月返城回沪,先后在黄浦区团委、黄浦区卫生局、黄浦区中心医院、黄浦区委党校,以及市委组织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任职,直至2012年退休。知青一场,与云南、版纳、橄榄坝结下了毕生的情怀,念之、系之、忆之、记之,不负曾经的付出,充实如今的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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