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离休干部谢一非 （孙向荣）
怀念离休干部谢一非
作者：孙向荣
一、
2020年2月初，我从微信中得知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离休干部，原农场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谢一非于2月5日因病去世，享年95岁。
据中共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2016年编著出版的《西双版纳州离休干部风采录》记载：谢一非，1925年5月生于江西赣县，中专文化。1949年5月，24岁的谢一非光荣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青训队当学员，同年10月在十三军37师教导队任体育教员；1950年2月任十三军将训团指导员；1951年3月任39师116团一营一连文化教员；1953年1月任西双版纳勐海县116团政治处文教干事。谢一非在部队期间，1951年荣获记三等功一次，1954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8年3月，33岁的谢一非和十三军37师、39师的526名转业军官肩负着屯垦戍边、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使命转业到西双版纳，在景洪县勐龙镇创建了曼別农场（1958年5月更名为东风农场），期间谢一非任东风农场直属作业区计划员。1961年4月谢一非任东风农场直属服务部照相员，1973年4月任十四分场计划员，1984年12月在东风农场离休。
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在东风农场下乡期间没有和谢一非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对谢老不是十分熟悉，但我认识他。他是一位随军南下的部队转业军官；是一位参与创建东风农场的云南农垦老前辈。在五十年代东风农场的老干部中，他是一位具有中专学历的秀才，也是一位难得的优秀摄影师。
2008年秋在东风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庆典即将来临之际，东风农场博物馆主体建筑竣工，十月进入了紧张的布展阶段。那年我参加了博物馆布展所需实物、图片、史料的征集和编辑工作。一天下午，我在农场部职工住宅小区至办公楼的路上遇到了我离开农场后35年未曾见面的谢老。83岁的他虽已老了许多，但长相和气质依然如旧。我主动迎上去和他打招呼，并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我说：我是1968年下乡的上海知青；1969年雨季，你在场直照相服务部工作期间曾到我们生产队为刚下乡不久的知青照过相；1970年初，农场组建为建设兵团时我在团部（东风农场场部）当保卫干事。今年我刚退休，来农场协助博物馆的布展工作。谢老听后点了点头，我的简短介绍似乎唤醒了他30多年前的某些记忆。当我提出要采访他，想为他留影，请他为农场博物馆提供布展所需的老照片时却遭到了他的果断拒绝。他用惶惑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不想谈过去，也不想再照相，别来打扰我！”，说完便匆匆的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谢老。
对老谢不愿提及30多年前的往事我十分理解。他说话的语气和眼神告诉我，往事并不如烟，他对30多年前在“清理阶级队伍”及“派性”中被打成“特嫌”极为不满与愤慨。七十年代初我在团部担任保卫干事期间，分工从事经济和刑事案件的调查，“特嫌”属于政治案件，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尽管我没有经手过谢一非的“特嫌”案子，也没有看过谢的专案材料，但从政保组的专案人员口中得知，谢一非因“特嫌”受到审查。有人揭发他以团直照相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敌特活动，说他在边境拍摄了我方的战备仓库及军事设施。
据经手谢一非“特嫌”案复查的原上海知青周公正回忆：那时他听说东风农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了一个隐藏的“特务”，是二团（东风农场）团直照相馆的谢一非。传闻谢经常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显影室（摄影暗房）里，暗房中传出“点点嗒嗒”的发电报声。后来，谢一非真的被下放到十四营“监督劳动”了。数年后落实政策，复查谢一非的“特嫌”案由时任十四分场宣传干事周公正负责经办。当他把谢的卷宗搬来时，让他吃了一惊，有这么一大摞。他一看卷宗才知道这是个大冤案。那么多的 “证据”，都是大字报上的揭发材料和道听途说的所谓“证据”。唯一的“证据”是老谢档案中记载的，参加解放军后老谢在写的一份自述中说，在学校中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因文革期间在东风农场的“派性”中老谢是掌权派的“对立面”，理所当然的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活靶子。
经历了磨难的谢一非并没有因文革中受到了政治迫害和派性的打击而消沉，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粉碎“四人帮”后的1983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人生中的崇高理想，那年他58岁。
老谢性格虽有些孤僻，但他待人真诚和善，退休后还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据农中退休教师杨安友回忆：谢老退休后主动承担起东风农场干休所报刊杂志的管理工作。他每天下午四时许赶到干休所的阅览室，在那里等候邮电局的送报人。报刊送到后，老谢把新到的报纸分类夹好，将杂志整理好，再把信件分送到每个收件人家中。此事让杨安友深为感动。为此杨老师写了一篇报道，登在了《西双版纳报》上。老谢看到后心里很高兴，但谦虚地对杨安友说不要报道他。
三、
2008年10月在征集东风农场博物馆布展所需的资料时，我建议场庆办主任欧阳孝清去做一下谢一非的工作。我对欧阳说：“老谢曾是农场直属服务部的照相员，手中或许有不少可用的老照片，动员他供一些。几天前我碰到谢老时对他说过此事，但他不愿意向我提供”。数日后的一天上午，谢一非的儿子拿了一本影集匆匆进走了我和欧阳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爸的照片，是我瞒着爸拿出来的。你们现在就看，中午我来取回家。”小谢走后我立即在办公室的过道上边翻阅刚送来的相册，边用相机有选择地翻拍了起来。
我翻拍老谢照片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老谢转业到东风农场前在部队期间穿军装的一张肖像照。照片中他军帽上的五角星帽徽“八一”两字清晰可见，左胸的口袋上方缝着布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那时的谢一非刚过而立之年，年轻而英俊，凝视前方的双眼炯炯有神，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见图1）。
▲图1、在部队期间的谢一非
▲图2、解放军工作队进驻西双版纳
二是五十年代初，谢一非任13军116团政治处文教干事期间，在勐海县拍摄的一组少数民族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勐海及欢庆西双版纳全境解放的历史照片（见图2至图6）。
据中共西双版纳州党史办记载：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追歼南逃的残敌，挺进云南。同年2月，13军37师和38师指战员到达西双版纳，经橄榄坝渡江作战、勐遮乌龟山战斗等，于2月17日解放了西双版纳全境。乌龟山战斗是我军解放西双版纳全境的最后一战，歼灭敌军70多人，俘虏5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000余件。
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战斗中，有100多名革命烈士的鲜血洒在了中缅边境的这片热土上。2003年7月，中共版纳州委和州政府在当年解放军渡江（澜沧江）的地方建立了“解放军渡江作战纪念碑”，在乌龟山上建立了“乌龟山战斗纪念碑”。
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西双版纳各级党政组织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筹粮迎军活动。老百姓的迎军活动形式多样，他们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接驻防西双版纳的解放军部队。随13军南下的谢一非用相机记录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
▲图3（左）、▲图4、五十年代初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迎接驻防的解放军部队
▲图6、渡江迎接解放军的傣族女子
我翻拍谢一非老照片的第三个内容是一组少数民族纪实摄影作品。这组由老谢1954年在勐海县拍摄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五十年代初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和哈尼族的形象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这组不可多得的历史照片为研究西双版纳的民族发展史、民族和服饰文化、佛教建筑和村落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见图7至图15）。
▲图7、五十年代初的西双版纳傣族
图8、五十年代初勐海县的哈尼族
▲图9、五十年代初的西双版纳阿卡人
▲图10、五十年代初的布朗族村寨
▲图11、年轻的布朗族女子
▲图12、纺织的布朗族妇女
▲图13、五十年代初的布朗族
▲图14、勐海县布朗族女子
▲图15、勐海县傣族和布朗族寺庙
四、
1968年12月，首批上海市1016名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西双版纳，其中闸北、卢湾和普陀区的398人安置在景洪县勐龙镇境内的东风农场，我被分到温泉农场（东风农场二分场）七队。下乡后不久的1969年春，我在二分场七队第一次见到谢一非。那时谢一非40多岁，在场直照相服务部任摄影师。他经常深入到各生产队，给刚来农场不久的知青照相，也为我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
图16是1969年春我和赵建荣（左）在二分场七队驻地的合影，背景是芭蕉树。赵建荣是我下乡前在上海的邻居，上海市光新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冬下乡时他才16岁，身高1.48M。临别上海时他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到了云南你要好好照顾他。”到了七队我向队领导要求把我和赵建荣分在同一间寝室居住，在同一个班里劳动。随之而来的开荒斩坝、挖梯田、挖橡胶穴等超强体力劳动，物质和文化极度贫瘠的艰苦生活很快消磨了我最初的热情。望着那时体型还很弱小的赵建荣我感到心痛和无奈，是文化大革命把未成年的学生过早地推向社会，使他们过早地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
▲图16、1969年笔者和赵建荣（左）在二分场七队。
图17是1969年春我和上海市陕北中学67届高中生季寿银（左）在二分场七队的留影，背景是中缅边境的远山和木瓜树。我们到达生产队的第二天，队里向每个知青发放了生产劳动工具和防护用品，锄头、砍刀、斗笠和蚂蟥袜。我们用这些简陋的劳动工具在亚热带沟谷雨林里开荒斩坝，种植天然橡胶。
▲图17、笔者和季寿银（左）在二分场七队
▲图18、1969年笔者在二分场七队
知青在农场以班、排、连为编制，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白天知青以班、排为单位上山劳动，晚间参加连队组织的“天天读”、“斗私批修”等形式多样的政治学习，每天需向老人家“早请示，晚汇报”。胸前佩戴主席像章，随身携带主席语录是当时最流行的装束。图18中笔者手捧的主席石膏塑像是1969年初我在农场部宣传干事杨壁的带领下和北京知青丁品在景洪办展览时从景洪新华书店请来的。
1969年雨季，我被临时借到二分场五队，为五队“三忠室”画主席像。一天下午，我见谢一非背着相机从六队方向走来，我请他为我拍了一张工作照（见图、19）。我穿着一身缝有许多补丁的学生装，脚穿一双旧的解放牌胶鞋，坐在路边的一棵大树桩上，面向东方打开了我从上海带来的画夹。背景是从二分场场部向北，途经五队和六队至七队的泥路。这是我下乡后第二次见遇见谢一非。
▲图19、1969年谢一非为笔者拍摄的工作照
▲图20、我妹妹1970年的傣装照
1969年我妹妹初中毕业时恰逢上山下乡“一片红”，1970年初她也下乡到我所在的二营七连，那时东风农场刚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
图20是一张1970年我妹妹到农场后不久在场直照相部前由谢一非拍摄的傣装照，那年她17岁。这是她到农场后第一次寄回上海的相片。
▲图21、二分场七队知青女子班 1970年
▲图22、1969年知青在收花生（周公正提供）
谢一非在农场直属照相部工作期间为不少知青照过相，许多知青至今还保存着他50年前为知青拍摄的珍贵照片。
2001年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编辑出版了摄影画册《勐龙影迹—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今天当我打开这本影集时发现，其中不少老照片是由谢一非拍摄的。我们要感谢他，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谢一非虽然走了，我却永远怀念他！
2020-02-23
2008年秋孙向荣在东风农场专题片《胶林丰碑》拍摄现场
作者孙向荣简历：
1967年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1974年赴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建筑系讲师。1993年调回上海，从事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任高级工程师、浦东新区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卢湾区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200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室内设计第二专业。2008年退休后以志愿者身份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参与东风农场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的建设。2013年以高级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东风农场小城镇的旧区改造和知青文化旅游项目的前期策划工作。2018年参于东风农场博物馆的修复工作。2000年至2005年任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老照片影集《勐龙印迹》和回忆录《勐龙记忆》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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