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涯之奇谈（汪向明）
插队生涯之奇谈
作者：汪向明
五十年前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自1968年12月22日的最高指示出来后，即所谓的“一片红”了，原来的“四个面向”也就只有农村一个去向了，当然还有生产兵团、国营农场和插队落户之分，对于68、69届的中学毕业生，上海还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去处之分。每个人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已经工作的兄弟姐妹们的情况，有的还可以适当选择地点和工作场所，有的是无可奈何地听凭发落。我当年没有生活在父母所在的城市，而是随外祖父母生活，他们已年过花甲，十个子女全都支援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个在上海工作，按理是可以适当照顾的。所以，我也就有了选择的资格，这才去了离上海最近又有米饭吃的江西。
如果会有先知，最终又能够回到了上海，那我肯定会选择吉林的，因为当年我们杨浦区去吉林是延边地区，插队十年生活在一个汉语和韩语兼容的地域，一门韩语不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吗？自然，历史不允许如果，也不存在如果，既然插队落户异乡，错过了韩语，我不会错过一门方言。
下面就先来看看我插队生涯中因语言而发生的奇谈吧。
之一：你不是上海人
我们插队那会儿，精神生活极其贫乏。许多书都是不能看的，如果谁手里有了某些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书，被发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电影也仅几部如《地雷战》《地道战》之类的老生常谈的片子。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两遍地看下去。即便是经常重播，村子里来了电影放映队，还是吸引了周边几个队的老乡晚间赶过来看。
某天晚间，我们村放起了电影，晚饭前我们几个知青早早地去晒谷场放凳子占位置，待到电影放映时才赶过去，周边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大约也是电影情节太熟，我们边看边聊，不意听到后面有人用当地方言议论：“我们公社的知青不是都是上海人吗？怎么这几个知青不是上海人？”大约是我们的服饰和语言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知青。
我不由回头看了一眼，见是几副陌生面孔，大约是邻村的老乡也过来看电影了。接着我又听到：“他们说话我听不太懂，看来不是上海人，我跟我们村的知青很要好的，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他们说话我全懂，我还会说几句上海话呢！”这下我回头用当地方言与他们聊了起来：“你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上海人呢？我们可是上海生上海长的地道上海人啊。”
“不对，你不是上海人！你们说的与我们村的上海知青口音完全不同。”
我们几个知青笑了，“怎么会呢？是你听错了吧，你不是说你还会说两句上海话吗，说给我们听听。”
“这个上海话我们说得还是蛮不错的！”听到这位老乡的所谓上海话，我们几个笑得更厉害了，原来如此啊！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大都市，解放前来到上海定居的人逐渐形成的上海浦西方言带有浓重的宁波腔，但慢慢地约定俗成被大多数人认可了，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方言。真正上海乡土方言是浦东川沙、南汇一带人说的被浦西人认为是乡下话的方言，另外上海还有相当一批从苏北来上海后定居的苏北人，他们解放初期大多居住在一起，依然使用他们固有的苏北方言，与上海浦西方言有着较大的区别。我小学、初中都曾有许多苏北籍的同学，他们话语中常有的“这块那块”和“这个那个”，还有一些粗鲁的骂人话是非常典型并且很容易被区分出来的。
那位老乡学说的所谓上海话中就露出了浓重的苏北腔，估计他们村的上海知青全是苏北人，自然交流起来用的全是苏北话了。而在他们村的老乡眼里这些知青是上海人，说的自然是上海话，先入为主了嘛。在听到我们所讲的浦西上海话时就觉得不对劲，进而推导出我们不是上海人了。
接着，我就向这几位邻村老乡解释，你刚才说的不是上海话，而是苏北话。这其中起码有三个破绽：一是上海话很少出现“个”的量词，而是念“格”或是“只”；二是上海话中第一人称复数一般都以“阿拉”表达；三是“上海闲话”是“讲”的不是“说”的。不料，这下他们恼了，怎么你们说的就是上海话，我们那的上海知青说的就不是上海话，凭什么呀！我看他们声音音调开始高了起来，怕影响了身边其他看电影的老乡，便自觉地退缩不说了，见我不说了，他们几个得意地议论着“我说他们不是上海人，其实就不是，不然怎么就没有话了呢！”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么执拗，这么听不进别人的话，我还有必要去解释吗！我连哑然失笑都不敢，只好默不作声了，何况当时我确确实实已经不是一个上海人了，只是一个早失去了上海户口已经插队落户于此的乡下人了。
之二：他们不是人
我的插队生涯中有一年多是孤苦伶仃一个人过的，那还不是许多知青被抽调进厂的后几年，而是开初插队的岁月。说得好听一点是被挪出知青点，说得实在点，就是被开除所谓的“五七大军”。不知是我刚下乡时回上海次数多了点，还是我出工天数比起其他知青真是少了点；或许是我下乡时带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偶尔调台时会插出不和谐的声音被人告了密，还是当年我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当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当全大队知青走了不少重新调整知青点时又归队了。总之，我当时是独自一人自己开灶、自己担水、自己解决烧柴问题的，由此也产生了以下的故事。
还是看电影，不过是去邻村，散场后我与同村的一个中年老乡搭伴回村。夜色朦胧，我们俩一路在山间走着，没有电筒，月色也不佳。说实在的，让我一个人走，还有点颤巍巍的。忽然，我见远处有一点灯火，就说那边也有人在回村。不料老乡说，他们不是人，看到的也不是灯火，而是鬼火，是远处的坟堆在夜间显现出来的磷火。这下，我更害怕了，忙亦步亦趋地跟紧脚步，不敢远离老乡身后，不知不觉地总算进了村。老乡察觉到了我的胆怯，就说我先送你到你屋吧。
不想刚过了不久，我又一次听到了“他们不是人”的说法。
那是一天出工时与老乡的一段对话：
“昨天夜间你们武装民兵又进行队列训练啦!”我说。
“没有啊，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当年有这样的口号，叫作“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生产队除了四类分子和老的幼的以外，所有社员都是民兵，青壮年是基干民兵，部分贫下中农更是武装基干民兵，时常进行各种项目的民兵操练，不时还会半夜举行出操等紧急集合。我是在前一天夜间听到窗外有噼啪噼啪的队列踏步声。因我不是武装基干民兵，再加上我当时的特别处境，所以我听到了也没有起床，甚至连看都懒得到窗口张望一眼，白天劳动也挺辛苦，夜间更是疲惫不堪，一会就又睡着了。直到天亮还隐约记得有那么回事，这就是上述对话的由来，我向老乡说起了我夜间听到的声音。几个老乡听说后，几乎一起说起：
“小汪，我们昨天夜间没有紧急集合进行训练，你听到的是阴兵操练，幸好你没有出来跟他们一起操练。如果出来了，那你今天就不会与我们在一起出工了，肯定跟着他们跑了，那就完了，他们不是人！全是阴兵！”
这一说法吓得我毛骨悚然，以我的科学常识分析，夜间我的感觉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我的一个梦，根本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当时乡下人把阴兵操练说的有鼻子有眼，似乎是真的一样。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或是梦，当年我就没有深究过，今天就更无须去考虑了。
但这一经历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委实是插队生涯中的一段奇谈。
之三：上了山就不是人
我插队的地方虽是贫困小山村，但在我下乡之前的十多年前，木材还是不缺的。家里有上了五六十岁的老人（当年农村这把年纪就是老人了），一般家里都有做好的杉木棺材搁在阁楼上，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每年涂一道桐油或漆，一般人家两三年涂一次，真正用到时最后再涂最后一道，农民把这样的棺材称之为寿材，又叫老屋。
听老乡说，旧时丧葬先举行家祭，晚辈披麻带孝，由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士主持，按辈分大小，依次跪拜烧香。亲友送挽联、挽幛，以示哀悼。地主家讲阔气，请大宾读祭文，举行祭奠，俗称“开堂做祭”。主祭人在灵位牌上用红色笔在亡者名字上点一笔，俗称“点主”。尔后，由大宾执拂引灵柩上山安葬，亡者家属晚辈随后跟着扶柩上山。葬后第三日，亡者亲属上坟祭奠，大哭一场，俗谓“复三”。此后，每逢亡者逝世七日之际，烧香祭奠，超度亡灵，至七七四十九日才告结束。父母死后，子女须守孝3年，不得外出及婚嫁。春节，第一年贴黄纸春联，第二年为绿纸，第三年为蓝纸。解放后，农村旧的丧葬仪式渐渐有所改变，但举行家祭者仍多。
我在乡下时所见，有小孩坐在火桶（冬天取暖器具，木制筒型，下置瓦钵，内放木炭）上，因大人出工无人看管，棉袍燃起被烧死；有小孩河边玩耍溺水而亡；也有生病久治无效过世的。这些“滕门兜勒（乡下人对小孩的称呼）”往往就是一张席子一卷就上山埋了，没有任何的殡葬仪式。
成年人特别是年岁稍高的人过世，无论家里条件如何，一定的仪式还都是少不了的。乡间老辈曾有这样的奇谈：“世间唯有三项低，剃头喂烟擦背的；世间唯有三项苦，打铁烧酒磨豆腐；世间唯有三项丑，戏子忘八吹鼓手”。
最后两项中的“忘八”又称“八抬王”，一共八个人，是乡下专业抬棺材的人，平时种田，一旦邻近一片村庄发生丧事，亡者亲属就会请他们来，各个村里都自备有抬杠、绑绳。吹鼓手是指婚丧喜事吹唢呐奏乐开道的人。
抬杠是两根大约五米长上下粗细一致的杉木棍子，用来抬棺材上山的，绑绳是用来绑扎并固定抬杠和棺材的麻绳。据说，绑扎也是门技术活，绑好后棺材抬起来不会松掉，哪怕是上山这样倾斜的路，也只会越来越紧，而到了墓穴解起来又十分方便，类似船厂的水手结。出殡前，棺材是搁在两只条凳上由“忘八”绑扎在抬杠上的，抬时棺材前面四人，棺材后四人。条凳后面的“忘八”必须跨过条凳往前走，如果后四人不是跨过或踢倒条凳而是绕过条凳，即象征亡灵留恋老家，没有出门，那样的亡灵是没有机会投胎转生的。当然“忘八”也不能自己跌倒，他们往往是踢倒条凳的，这大概与跨栏一样，理论上是跨过，但踢倒也不违反规则，然后一路上山，老乡说，上了山就再不是人，要等投胎转世了。
山上的墓穴是“忘八”前一天挖好的，墓磗也是前一天抬上山的。墓磗是专用的，一种截面成梯形有子母扣的砖，由于砖的横截面两边一宽一窄，一块块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穹形，正好能够盖住落入墓穴的棺木。其后再在墓磗上盖土，做成一个小土包似的坟墓，前面立碑。山上的坟茔相对还是集中的，白天也就看到几个或十多个土包，但是到了没有月色的夜晚，远处望去，坟茔上方有时会有影影绰绰的磷火，走夜路时也是有点颤悠悠的。土包上每年清明要盖新草皮，表示这个墓是有主的，一般要延续三代，乡下人谓之为“叫坟”。没有人“叫”的坟就有可能被人掘开，乡下人是想要坟砖回家砌猪栏或他用，过往人则是为了盗取坟中的古瓷器。
一种乡土风俗代表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不是一句移风易俗就能够简单消灭掉的。老辈的奇谈也是技艺人的一种自嘲，显示出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
作者简历
汪向明 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1969年上山下乡插队江西万年垱下公社，直至1978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上饶一中、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责任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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