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飞进天安门城楼​ ——又见画家孙建东（诸炳兴）

孔雀飞进天安门城楼

——又见画家孙建东

 作者：诸炳兴

  我与建东的初次见面是2012年8月14日，在上海美术馆由云南省政协、上海市文联、云南省文联、上海云南商会、云南省美协、上海美术馆等举办的《孙建东中国画展》展厅里。那天，我见到建东时，他的身材高挑瘦削，有点单薄，穿戴规整，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笑容谦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贵族”气息和学者风度。至今，一晃已有九个年头了。

  那次画展上的孔雀，给我带来许多版纳当知青时的回忆，回家后，当夜就撰写了一篇《参观孙建东画展的联想——孙建东印象》，（后又在我《多彩生命》著作的第132页发表。）

  建东是画孔雀独步天下的著名国画家。当知青时，他在西双版纳的流沙河上游，勐海县勐遮公社曼洪大队插队务农，我在流沙河下游的澜沧江交汇口景洪县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爱好。那个年代，我们都在为西双版纳而作画宣传。

2012年8月14日，在上海美术馆《孙建东中国画展》展厅中，作者与孙建东相见留影

  前久，在网上看到子吟写的【著名画家孙建东的作品《吉祥春光耀神州》陈列于天安门城楼 】图文报道时，心情特别感慨！如今，建东的孔雀又“飞”进了天安门城楼（全国仅9幅作品入选），为此，我为建东庆贺！这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也是上海知青的骄傲，更是版纳红土地走出来的云南知青的骄傲！

孙建东在天安门城楼里在他《吉祥春光耀神州》的画前留影

一、又见建东

  2021年2月23日，在云南省电视台原副台长、建东当年版纳一起的插兄、上海知青朱晓钟的精心安排下，在分别9年后，我与建东又相聚欢畅，这次见他，身材扎实了很多，头戴一顶韩版休闲帽，帽沿下，满脸堆笑，还是那么和蔼可亲，聚会上，酒过三巡，有人提议，请建东唱首歌，在热烈掌声中，建东毫无顾虑地站起来，他说给大家清唱一首最近很流行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他稍稍清了清喉咙，即刻开唱，歌声一起，嗓音柔美，声如洪钟，让在坐者目瞪口呆，震撼人心。真难以想象，这专业水准的歌声，与中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的音色如此接近，如果不在现场，你难以置信，这歌声出自一个近70岁的老画家之喉。当然，这也是我认识的画家中，唱歌最具专业水平的了。真让大家惊叹不已，五体投地。我倾心听着这娓娓动听的歌声，打心底里佩服，我呆若木鸡，沉醉在这歌声里，眼前的一切，已完全冲破了我原来对建东的偏面了解。

2021年3月23日孙建东（左）诸炳兴（中）朱克家（右）合影

  此刻，邻我而坐的上海知青朱克家敲敲我的腿说，你要进一步了解建东，再写一篇“又见孙建东”。随即，克家拿起手机，当场给建东拍了一张头像特写，并告诉建东：让炳兴给你画一幅肖像，在众知青面前，我必须言而有信，点头答应。在茅台酒的助力下，激发了我再写建东的冲动。 

画家孙建东   诸炳兴绘  

2021.3.23日于上海虹桥晶典苑

  第二天，趁建东在上海的机会，我把他单独请到了家里。那天上午，建东如约而至。因为夫人管荣还是第一次见建东，一进门，听我介绍后，建东略显腼腆地给夫人递上了他的名片：一幅孔雀开屏的国画几乎占据了名片的大半位置，小号字体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则点明了其“云南艺术学院”教师身份，低调地把那些足以增加分量的诸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美协副主席” “云南省政协常委”“ 云南书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头衔，用小字印在名片背面。夫人看了名片，直呼：欢迎大画家光临！久仰，久仰！  

2021年3月24日建东在作者家中与作者夫妇俩合影留念

  建东不碰烟酒，有点让我失望，他又不喝咖啡，我只能独享美酒，他以茶代酒，始终清茶一杯与我面对而进行了深层次“茶话聊天”。

  我们一直从小谈到老；从他衡山路的家谈到了西藏路的教堂；从上海的黄浦江谈到了云南版纳的勐海；从画画谈到了唱歌；从家庭谈到了儿女；也许我俩有些相同的人生之路，比如，我们都自小学画；文革中父亲都遭到不公待遇；我们成了“可教子女”；因会画画被上调搞宣传工作；后又靠自身努力成家立业。

  我们言来语去，谈得津津有味，平时少言寡语的建东，话匣子打开，心情激动，似乎有点热了，他随手摘下帽子，放在沙发上，用手整理了一下坦露稀薄的头发，又笑容满面地继续交谈。我们如同几十年末见的兄弟，余情未了。我竭力地打开脑洞，凭着70多岁老人的记忆，把他的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情节，我都舍不得落下。

2021年建东在作者家为主人作人像速写

  一天的交谈，真让我进一步了解了眼前的这位艺术大咖孙建东。他是我见过的艺术家中，除了他的艺术成就之外，他的人格、品德、为人师表在云南艺术界里，也是屈指可数，让我敬佩不已。“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 这句话来比拟建东，一点也不为过。

  追溯到他的整个人生之路和艺术生涯，除了从小的天赋和刻苦好学外，不难看出，特定的信仰、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家教，对他的整个人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七彩的梦

  1952年，孙建东出生于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小时候家住在上海市衡山路九弄二号，与住在隔壁四号里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被尊称为“万婴之母”、“生命天使”、“中国医学圣母”)是邻居。那幢小洋楼底层曾经是沪西礼拜堂所在地，二楼住着两位老小姐包文俊和江贵云（都是基督教会的名人，建东小时候都称她们为公公），建东家住这小洋楼的在三层阁上。

兄妹三人与表姐、外婆在沐恩堂的合影

建东(左一) 弟弟(左二) 外婆(中) 妹妹(左三) 表姐(左四) 

  建东六岁那年，父亲调任沐恩堂工作，举家也由衡山路的那栋花园小洋楼搬进了沐恩堂居住。建东家搬走后，这幢楼被作为了一所幼儿园，一直延续到现在。

建东家故居衡山路九弄2号全貌

  建东每次回上海，有机会时，他总会去衡山路“故地重游”，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在这儿时玩耍弄堂里，徘徊逗留，不自不觉地向小洋楼里张望，他轻轻地迈着脚步，生怕踩碎那儿时的美好回忆。望着楼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久久不想离去，眼前映入自己幼年的美好时光，还历历在目，他多想进去看看，坐坐那小板凳，画画那小饼干，找找爸爸妈妈年轻的影子……， 

如今保留完好的衡山路九弄2号建东家的老洋楼现己成了幼儿园

此刻，忆昔抚今，主人已不是自己，房子已进不去了，心里沉甸甸的，双脚象绑了铅一样沉重，建东望着街边还矗立着的法国梧桐树那突显着年轮的弧线，看着这原属于自己儿时的阁楼，心里溢满了哀怨，那回眸浅笑情愫，化着热泪,止不住直往下流，与梧桐树的落叶，碎了一地, 此刻，建东又想妈妈了……

妈妈在小洋楼下抱着才半岁的小建东笑得像花儿一样

  建东的父亲孙彦理上海基督教会主教，江苏省常州人。出身在一个店员家庭，从童年信主，入读神学到传道。同时到恺乐堂去做礼拜，父母受耶稣基督福音的熏陶。受其影响，最终也受洗归主。因为他年轻忠心，很快被选为上海教区教区长，除了勤恳于海涵堂和沪西礼拜堂工作外，还负责上海教区周围各堂的事工，带领同工和会众，为抗日战争中处于荒凉状态的教会带来复苏和振兴。他每年举办会里公会的青年夏令会或全市基督教的联合夏令会，鼓励教会青年献身作传道。

上海衡山路小洋楼的三层阁虽然不大, 但怡然自得。

左起：建东的妈妈抱着弟弟，妹妹，建东，妈妈的同事（厦门路小学的美术老师黄敏仙）。还是她带着相机来家玩，才有了这张照片。   

后排站立者为保姆钱桂仙（文革中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50年代，上海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沪西礼拜堂并入国际礼拜堂，孙彦理被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派遣担任沐恩堂复堂任主任牧师；并担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日常教务工作。1985年夏，华东神学院成立，孙彦理被推举为院长；1986年又当选为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1988年6月被祝圣为上海基督教会主教。

在《孙建东中国画展》中，建东父母的巨幅画像

  在担任市教务委员会主席及华东神学院院长期间，出版发行的《赞美诗（新编）》中有他所写的五首赞美诗，其中的《生活美好歌》为信徒广为喜欢和传唱。还亲自讲授《耶稣生平》课，亲撰讲义，将一位好牧人的榜样树立在学生眼前。他始终像一位主的忠心牧人，诚虔、谨慎地同信徒一样持守着信仰，有口皆碑，被认为是一位说话不多，做事不少的忠厚牧师。

建东父母的结婚留念照

  建东的父母非常爱自己的儿女，父母的修养也决定了孩子的为人处事，父母的认知度决定了孩子的人生高度，父母的格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

  他坚持孔子的教育理念，他要求自己的孩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表现，把“德”排在“识”的前面。基督教在《爱能使人快乐》的歌词中有这么一句“我们应当心存仁爱，待人以爱以敬……”，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常言道，家教是建筑“人生的长城”。树人先树德，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坏了，再有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建东的父母始终将树人先树才，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

上世纪九十年初圣诞节时，建东父亲孙彦理主教在沐恩堂留影 

  前久，建东的儿子也已当了父亲，他对我说，毕竟我们再爱孩子，也不可能一辈子陪伴着他，孩子要从小受的教育是以道德为中心，重在德行修养，而对知识的学习，还一定要立好规矩、养好习惯，立规矩就是独立、自律、吃苦耐劳，才能够很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两岁时的建东在小洋楼后花园的台阶上

三、自幼学画

  建东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说他是班里画画最好的孩子。当时，建东家是属于比较殷实的家庭，在五十年代物质匮乏的时候，饼干等零食也经常能吃的。而每次建东从父母 那里得到饼干之后，不是马上吃掉或者他会藏起来慢慢吃，因为他着迷于每片饼干上面印着的图案，什么小鸭子、小兔子、小猫、小狗。看到这些图案之后，建东就用铅笔在纸上画下来，而且，画得非常像，经常得到父母的夸奖。原来，建东的绘画是在衡山路的小洋楼三楼阁里画小饼干开始的。 

  建东六岁时，跟随父亲，全家离开了衡山路那温馨的小洋楼，搬进了上海黄浦区西藏中路316号的上海基督教沐恩堂。在这里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好奇的他常常带着弟妹跟随敲钟人爬上钟楼，摸一摸古老的大钟，俯瞰一下街景，顿觉心旷神怡。

  建东家搬到沐恩堂后，他进了西藏中路民办小学，因为有爱好文艺的天赋，建东喜欢唱歌，他报名少年宫的少年合唱团，建东还有绘画天赋，每天都在美术班的窗外旁听美术老师讲课。歪打正着，从那起，他倾心尽力开始学画，他爱绘画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沐恩堂西侧，沿街三楼那间正对着人民公园的客厅，建东经常趴在客厅的窗台上，久久地凝视远方：目光越过了公园绿地的树梢，越过了广场前面的一块空地，最后落在了旧上海跑马厅那栋钟楼。钟楼的大钟时针，清晰地映入眼帘，他望着公园里画写生的画家的身影，神情呆滞，那是许多画家曾在那里画风景得过大奖的福地。 

知青时代的建东（中）在上海人民广场与父母合影

  建东家住的那幢沐恩堂我很熟，文革前，我在上中学，有两个同班同学就住在那里，王同学住西藏中路200号楼上，毛同学住在西藏路汉口路口，那时，我经常骑自行车去他们家玩，沐恩堂就在旁边，但从没能进去过，我经常从铁栏栅的大铁门向里面张望，总是空荡荡的，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更没见过小孩。这座教堂总是给我带着神秘色彩。我更不知道建东在这似乎与外界隔离的教堂里，怎么会对绘画有着如醉如痴的沉迷。建东与我谈到了基督教价值观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对基督教艺术中国化的看法。

2014年上海市基督教闸北堂为孙彦理主教诞辰100周年举行了追思礼拜。（前左右两侧显示屏是孙建东为父亲画的像）

  建东家住的沐恩堂至今对我还有着深刻的印象，整个教堂外形像封建领主的城堡，以坚固、沉重、敦厚、牢不可破的形象显示教会的权威。教堂的中间建有钟塔。屋顶上设一采光的高楼，外表的正面墙和内部柱头多用浮雕装饰，这些雕塑形象都与建筑结构浑然一体。罗马式时期的雕塑具有古代雕塑的气魄，较多运用变形夸张手法，但又不同于古代的写实风格。高耸的塔楼为笋状；斜柱加固支撑较薄的墙面，形成一种特殊的外墙结构；薄壳般的穹顶正中有三个大门，中间的大门为主要通道。

  建东告诉我，沐恩堂内的墙上挂的古典油画，他父亲藏书中的精美插图，以及圣诞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这些宗教题材的画面，其本身往往就是一幅细腻精致的西洋画。他对绘画艺术的最初认知源于此，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情趣。

  我也自小六岁学画画，从来没什么宗教信仰，但旅游去过俄罗斯、加拿大、美国、还有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参观过许许多多国外各式各样的教堂，大部分里面五彩缤纷，绚丽多彩，总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 。教堂里寂静没有喧嚣，掉针在地上都听得见。教堂里的纯净的气息确实令人向往，如果你想修炼一颗平静、简单的心，也许教堂是最能让人练心的地方。有些人信仰基督，有些人信仰伊斯兰，有些人信仰佛教……对于所有的教派，我也心生虔诚，满心敬仰。我曾几次去过上海佘山的天主教堂、见过离家不远的徐家汇教堂里的人做礼拜，也曾与家人一起去过上海玉佛寺、龙华庙，无事登过三宝殿。还有一次，全家入住庙里，同僧人们一起吃素，听敲更、给去世的祖辈们做道场，我曾双手合十，顶礼膜拜，但是，你要问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真的还说不明，道不清，上海本地话叫作“跟着和尚卖蓖箕”（意为：不知好歹跟着别人屁股后面瞎转）。 

  在美国旅游时，在纽约的一座教堂里见过一个昆明的女留学生，长得很漂亮，她在教堂里做义工，可没工资，她说她爱主，可自己迷惑不知如何去生活？她每天接待着我们这样的各国游客，我以为她是祈求神的保佑，她说是姨妈让她这么做的，而且要做两年义工。我至今还是弄不明白，这个留学生为什么不好好上学，要去教堂做义工。

  建东小时候很喜欢去翻父亲的书架，其中，家里有一个纸箱里装的全是国外宗教人士寄给他父亲的贺卡，不少都印着西方油画，且全是大师画的圣经故事。

  这些带着油画的贺卡，也令那时的建东大开眼界，成为了其学习绘画最早的临本。迄今，他还记得拉斐尔笔下的圣母那端庄美丽的面容，米开朗基罗笔下那些肌肉发达健美壮硕的人体带给我的视觉冲击力。那么，作为一个国画家，在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今天，建东如何看待基督教艺术中国化这一命题呢？他认为以中国艺术风格来展现基督教精神并不是问题，如果对基督精神有较深刻的理解，不管用什么风格什么材料来表现都是可以的。用中国画的笔墨材料来画耶稣形象和圣经故事，就相当于用油画颜料来表现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就是个材料与题材的匹配问题。

尤其是现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用自己本土的民族艺术风格来描绘主耶稣基督，这反而更容易在当地信徒中引起共鸣，也是传播福音、弘扬基督精神很好的媒介。在此，建东特别提到，用中国艺术风格来表现基督教精神，效果是很好的，耶稣所处的那个时代，穿的服装长袍非常适合用中国画勾线的衣纹来表现。

  其实，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基督教艺术中国化之路”并不是要开辟新路，不会再付出以往开拓者筚路蓝缕的辛劳，而是温故而知新，发扬加弘扬，继续沿着这条正确之路前进，使基督教的艺术在新时代获得更好更多的生存及发展机遇，并能在今天中国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中，有着积极参与和作出重要贡献。

2021年2月25日, 孙建东在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316号, 上海基督教 沐恩堂门口留影。

  文艺多面手的建东，却于画画情有独钟。小时候，家门口那条十多米长的走廊，不消半天工夫，便被他用粉笔涂得满地是花鸟走兽，飞机坦克，孙悟空大闹天宫……保姆连夜用拖把清除这些“杰作”，然而翌日一幅新作又跃然地上。通情达理的父母对儿子这糟蹋环境的“杰作”未加训斥，而是鼓励。父亲曾带他去拜谒贺天健等国画名家，得大师夸奖，这让建东画兴更浓。

  从小学三年级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的第二天起，建东就被选为大队墙报委员。负责学校所有黑板报的书写、版式、设计、插图。并受到全校老师的好评。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把教堂被封闭，建东的父亲失去了生活来源，后祓下放到上海长风电器厂当采购员，靠微薄的收入供养着全家老小，在运动中历尽各种冲击和折磨，艰难地养活全家。然而父亲还是持守信仰，矢志不变。建东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沐恩堂里度过的。

  在那“火红”的日子里，突然，有一天，家门口的上海人民广场“红海洋”上空，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那时，建东正是67届初中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一片红”降临。当时，共有七个地方可供建东选择，有黑龙江、吉林、 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等几个省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目的地。建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云南。建东谈起选择云南的初衷是这样说：“首先作为上海人加上自己身体单薄，他怕北方天气太冷受不了；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喜欢绘画艺术，云南给他的印象，就是中国风景最美丽的地方，是花的海洋、植物王国、少数民族风情大省，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云南。”

  1969年，3月8日，17岁的建东随着1000名和他同样命运的知识青年，一起登上火车，怀揣希望和梦想，离开了故乡上海，在昆明休整了几天，又经过5天的解放牌货车的颠簸，再换乘拖拉机，最后坐着马车来到了插队落户目的地——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公社曼洪大队曼洪生产队。那一天，已是出上海家门半个月后的——1969年3月24 日。

1969年3月8日离开上海时在火车站留影。当时母亲强颜欢笑，但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建东看见母亲的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个镜头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

  建东从一个分不清韭菜小麦，搞不懂锄犁耙镐的城市白面书生，锻炼成了插秧打谷、挖地犁田样样都会的新农民。由于他身体单薄、力气较小，一年干下来，到年底，扣除口粮之后就所剩无几了。 

  有一次，建东干活受伤，生产队照顾他放牛，他把牛赶到山坡上或者草坪上之后，就拿出个小本本画速写，他画天上的云彩，画山间林里的奇花异草，画田间地头的鸟兽虫鱼，画辛勤劳作的老农少妇，画自己放牧的牛群。一直到如今，当年在版纳的那些各种题材的速写，依然为建东的许多画作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基本素材，使他的少数民族题材画作活龙活现，使他的创作激情喷发涌动，很接地气。

建东当知青时在西双版纳写生

  后来，勐海县领导发现建东会画画，将他调到了县文化馆当美工，搞宣传工作。他从71年开始美术创作，72年开始参加全省美展，74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首张年画作品。当时边疆地区文化比较落后，艺术人才缺乏，建东就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但建东心里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进大学去继续深造，但他很有自知之明，他深知山外有山，艺海无涯，他每天笔耕不辍，埋头绘画。

四、有志者事竟成

  由于从小酷爱画画，在恢复高考之前，即使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也不忘勤画速写，这为高考夯实了基础。

风华正茂的孙建东

  建东曾经有过两次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与他失之交臂。工农兵大学生是要由县文教局推荐的，但他的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原因有三：一是他已经画得很好了，把名额让给别人；二是县文化馆的工作需要他，所以不能走；三是他的家庭岀身不好，没资格读大学。这第三条是最要命的。那时，建东父亲是上海基督教的牧师，文革中受迫害，被下放到上海长风电器厂当釆购员，在那个年代，宗教工作者是搞迷信活动，这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的大逆不道，其子女是属“出身不好” 的。所以在求学无望的情况下，建东只能含泪力推了他的同学和他的学生去上了大学，只能把自己的大学梦，深深地藏在了心底。他还是坚持学画，继续努力，心想，机会一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

建东当知青时的作品《茧硬心红》

  1977年的秋季，街边的凤凰花盛开，如美丽的红孔雀, 浮扑在翠绿的枝叶上, 远眺过去, 真像一幅绿色的长廊，镶嵌着铺天盖地的红宝石, 让西双版纳更彰显优雅。

  此时，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恢复高考”传到了遥远的边疆，建东的心像一壶刚烧开了沸腾的水一样，激动得要溢出来了。建东如枯苗望雨，兴奋极了，他立马去报名应考。

孙建东70年初知青时代作品

  那一年昆明师院派到西双版纳招生的主考老师是连维云先生。专业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是将平时的习作交给老师，先过一遍，进行遴选。建东精心挑选了四幅作品，包括国画、油画、水粉和素描各一幅，请老师过目。连先生指着建东临摹的国画孔雀，笑着对他说：“你这是临袁晓岑先生的吧？不错不错，我看没有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建东的第一志愿就填昆明师院艺术系（即现在的云南艺术学院），那次有30个招生名额，希望最大。

  建东凭自己多年的速写积累、创作经验和造型基本功，专业上问题不大，但文化课他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底子，需要认真复习。好在当年艺术类的考生不需要考英语和数理化，只考语文和政治。那些年建东利用在县文化馆工作的便利，偷偷地看了不少被封存的所谓封、资、修的“毒草”，其中不乏如《子夜》、《红与黑》等名著，所以语文还有一点底气，重点是在背政治题。经过艰苦的突击复习，这两门课建东一门考了89分，一门考了87分，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分数了。他至今还记得70分的命题作文 《青松赞》, 他考到64分，还被评卷老师拿去当作他教学的范文呢。

也许是好事多磨，录取的消息真如坐山车，一波三折，玩人心跳。

  当建东被昆明师院录取的消息传到勐海县文教局时，时任县文教局局长是位爱伲族干部，他人很朴实，但掌握政策水平有限，还信奉“唯成份论”那一套，他表示：“这知青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吗？不能让他走!”文教局另一位干部与建东相交甚厚，比较了解建东的情况，便对局长说：“局长啊，人家父亲现在已经恢复了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了，恐怕不能再说出身不好了，不让人家走不合适吧？”好在局长知道政协委员是要好人才能当的，考虑再三，还是同意放行了。这样建东才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

  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建东的第一件事，马上就往上海家里发了电报，给为他操碎了心的父母报喜。后来，父母来信说，他们得知儿子上大学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的地哭了好久。那夜，在新闸路271弄8号的一座破旧的尼姑庵里（文革中，建东家被逐出沫恩堂后新搬的住处）微黄的灯光整夜未熄——两个老人失眠了……

  最终整个西双版纳州有82名考生通过了初试，集中到景洪州民族师范学校参加复试。赶巧的是考取师院艺术系的五位同学（三位上海知青、二位四川知青），那天考场上画的竟是同一组静物。后来建东得知因为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学院派的学习，他的素描、色彩成绩并不理想。他的命题创作《十月的胜利》倒是被报社的编辑看中，后被刊登在1978年3月17日的云南日报上。

1975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建东年画作品

  建东这个班38名学生，最小的17岁，最大的29岁，他当时25岁，按年龄大小，他排在第五位。大家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同学们如饥似渴，拼命抓住基本功的训练，那时，他们把上课作为“战场”，竟然提出“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 的口号，听起来好像很残酷，实际上是大家谁都不甘示弱，处于一种良性竞争状态之中，加上任课的老师对他们特别偏爱，又得到过袁晓岑、丁绍光、刘文西等大师们的指拨，后来,成为云南艺术学院有史以来学术水平最高的一届学生。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成为当今云南画坛的主力创作骨干。建东和另四位同学还出任了那一届的云南省美协副主席。

孙建东正在给外国留学生授课

  建东以高分考取云南艺术学院后，又幸运地成为写意孔雀画派创始人袁晓岑的入室弟子。如今，这位起步于上海教会人家、在云南春城开花结果的花鸟画名家，早已进入了他第二故乡——云南父老乡亲的视线。 

  四十多年了，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那年的高考，无疑是建东人生中一次极其重要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认为，人生必须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机遇，而机遇更眷顾那些随时作好准备的人。

  四十多年来，他得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获得了很多荣誉，虽然各种奖状、证书、聘书装满了一个大柜子，但建东始终珍藏着当年那张小小的准考证，因为它见证了建东的人生转折，从那时起，建东才如鱼得水，真正进入了艺术的正规教育，他又如雏鹰展翅，开始向更高的艺术高峰攀登。

孙建东与恩师袁晓岑在他的新作前合影（约2001年）

  在云南艺术学院袁晓岑先生认可的入室弟子，只有建东一人。也正因如此，当年由云南省教委立项的科研课题《袁晓岑艺术传略》一书，就是建东主编，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建东对我说，他与袁晓岑老师拜师时，自己并没有举行过磕头摆酒这样的拜师仪式，因为他们俩在学校里朝夕相处，其情感早已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是已经升华为父子和朋友。在袁先生从云南艺术学院退休之后，袁老师的工资和学院的各种节日礼品、慰问金，都是由建东代领后，再送到老师家里。说到这里，建东突然笑了，他说，当时他也不白送去的，每个月建东给袁先生送工资的时候，也就是袁先生给他开小灶，授业解惑的时候。

孙建东夫妇与恩师袁晓岑先生（中）合影

  说起建东和袁先生的渊源，还是要从他在云南艺术学院就读时说起。那时，袁先生任教于建东为班长的77级国画系，对于建东这个老实勤奋，天赋极佳的学生，袁先生特别钟爱和信任，当建东快毕业时，学院领导跟袁先生商量，请袁先生在这批毕业生中选 一个学生，作为他的教学助手留校，并传承袁先生的艺术。袁先生当即表态说：“我认为孙建东比较适合，从人品艺品上讲，都可以成为我的助手，继承我的衣钵。”就这样，建东毕业之后，就留在了云艺，跟随袁晓岑先生传承国画艺术，他追随恩师袁晓岑先生26年，建东最大的感触，就是恩师在艺术上的严谨求精、开朗包容；在艺德上的洁身自好、才高傲俗。建东眼中的袁先生，为人清高脱俗、坚持真理，身上有着一股中国老知识分子的那种凛然正气和雅士之气。

2012年8月建东兄妹三人在《孙建东中国画》画展现场合影

（背后是孙建东画父母的巨幅国画作品）

  如今，建东的孔雀画进了天安门城楼，这也许是对恩师的最大汇报，袁晓岑老师一定会含笑九泉。

五、激情的歌声

  沐恩堂是传教的场所，不仅庄重﹑严肃，还可以增加喜庆的气氛。建东喜欢唱歌，平时有空他总跟着大人们哼唱着那些耶稣的歌，在《耶稣是我最好朋友》歌中唱道：“耶稣是我最好朋友，负我罪过担我扰，何等权利能将万串带到上帝面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建东在娘肚子里每天就听着父母的基督教优美的歌声，用现代医学来说，这也许就是“胎教”？

  建东父母就是基督教信徒，从小就接受洗礼，每逢星期天，父母便会带上他到礼拜堂去聚会，吃饭前会祷告......这样的举动，在同龄人眼中看似怪异，但建东却不以为然。

在耳濡目染下，建东虽在三岁受洗，却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工作学习太忙，去教堂做礼拜时间较少，只在回上海看望父母时，他会陪着父母去做礼拜，但由于从小生活在教堂里，基督教题材赞美诗、优美的和声陪伴他长大，令他觉得基督的爱和精神已融化在血液之中，很自然地反映在生活、工作和创作之中。

  建东一家住进沐恩堂的三楼，基督教牧师每天5至7点灵修祷告，读经，宣教、定点或不定点的教会牧养讲道。每当星期天，教堂的钟声悠悠响起，唱诗班合唱赞美诗的优美的和声就不断飘到他的耳边，这高雅的音乐，在心里撒下了艺术的种子，并伴随着他长大。从小酷爱美术，也喜爱音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黄浦区少年宫的红领巾合唱团要来学校招生了，学校让他去参加考试。其实，建东最渴望的还是能参加少年宫的美术班， 但他是个听话的孩子，既然老师安排我去考合唱团，就必须服从。考试那天他唱的是《金瓶似的小山》，唱完后，老师说，这小孩声音条件不错的，有乐感，适合唱低声部，要了。就这样，建东很顺利地进入了上海市黄浦区少年宫合唱团，成为男低声部的一名成员。

  建东在红领巾合唱团，受到了比较正规的声乐训练，从咪咪咪吗吗吗开始，到吐字、发音、口形、气息、音准、节奏、台风、直到排练完整的歌曲，受益匪浅。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唱过的好多歌曲， 如《让我们荡起双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是一 个黑孩子》、《学习雷锋好榜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

  参加合唱团的排练首先使他的简谱识谱能力提高了很多，一首新歌拿到手，很快就会唱，节拍简单一点的歌，第 一遍就能直接唱歌词。合唱团有时会请一些当时的专业歌手来跟他们互动，给他们做示范，有一次来的歌唱家中有一 位是男低音，声音极其雄浑淳厚，大家听得如痴如醉，佩服不已，排练兴趣倍增，晚上的分声部排练主动加码，唱得特别卖力，第二天大家的嗓子都唱哑了。

  排练成熟后，有很多对外演出的任务，除了在少年宫的小礼堂外，还会去工矿、农村和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还为电影动画片配合唱歌曲的任务，合唱团还参加过在上海市府大礼堂的第三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歌声刚落，台下爆发出一片排山倒海的掌声，这种感觉，建东至今回忆起来还会感到心潮澎湃。

  1969年，建东当了知青，在枯燥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陪伴建东的有三件法宝：一 支画笔、一根竹笛、一副好歌喉。那时，在知青中流传着一本被翻得卷了角的64开本的《革命歌曲三百首》，后传到建东手中，他几乎把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唱了个遍。建东在犁田脚受伤后，当了两个月的放牛郎时，他抓住极好机遇，画画速写、吹吹笛子，还仰天长啸，把会唱的歌和样板戏唱段，一首首吼过来，牛脖子上不时发出的铃铛声为他伴奏，这种放歌大自然的感觉，真能让人忘却寂寞和疲惫。

  建东被调到勐海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候，边疆有文化的人才奇缺，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县文工团） 没有美工，就经常借建东去帮他们画布景，一来二去互相混熟了，甚至和宣传队里同为上海知青的小提琴手胡企平住在一个宿舍。宣传队的头头们发现建东不但能帮他们画布景，还能参加乐队吹笛子伴奏，能参加幕后的伴唱, 还能帮助小学员们化妆，偶然还能上台客串个群众角色，加之人缘又好，他就如“万金油”，用途广泛，于是俨然成了宣传队不占编制的一员，跟着他们走村串寨，画画、吹吹、唱唱，他们 还常去边防部队慰问演出，有时，建东还可上台“跑跑龙套”。 

孙建东（前）与云南美术学院的学生参加大合唱并领唱

  建东考入昆明师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后，成为七七届首批大学生，还担任副班长。在校期间，学校组织过一次全院性的文艺会演竞赛，美术班抽出十来位同学排练了男生小合唱，由建东和另一位同学担任领唱，演唱了《铃儿响叮当》、《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两首歌，一举夺得昆明师院这次竞赛的一等奖。

  毕业留校后, 建东虽然成了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一名国画教师, 但音乐仍然陪伴着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卡拉0k,唱歌也就成了建东的业余生活的最大爱好。他经常找机会和音乐学院的老师们一起去K歌，几乎成了“麦霸”，建东偷偷向他们学艺，使他的音域也越来越宽,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年轻。

  建东对我说，他现在不光能唱老歌，还能唱周杰伦、王菲、张韶涵等不少青年人的歌，还可以美声、民歌、通俗、现代京剧“统吃”。凭着儿时在红领巾合唱团打下的“童子功 ”，很多歌曲他一唱起来就能即兴编配岀二声部，还能即兴改编翻唱，令同伴们颇为惊喜。

  每年元旦前，院工会组织的迎新晚会，建东都要代表美术学院岀场高歌 一曲，成为整台的保留节目。云南艺术学院组织过几次全院性的广场大合唱比赛，建东参与了美术学院方阵的排练工作，并每次都担任领唱，取得了很高的奖项，为美术学院增添了光彩。

云南艺术学院举行广场歌咏大赛，建东都担任美术学院方阵的领唱。

  建东早已成为圈子内公认的云南美术界的最佳歌手。退休了以后, 他又参加了云南艺术学院老干部合唱团，被任命为男低声部副部长，只要他在昆明，每周参加一次排练。可以说，他的合唱情结仍在延续。唱歌，使他的绘画创作漾溢着美的旋律；唱歌，使自已能保持年轻的体型和心态；唱歌，也使建东的生活和人生道路充满阳光。

  岁月悠悠，时光飞逝，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建东从一个学生成了美术领域的专家，优秀教师，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繁花似锦，桃李满天下，在这成功的征途，一路上都有歌声相伴。

六、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

  建东对于绘画完全是爱好、喜欢，初学时没有受到过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大多靠自己琢磨，可谓是自学成才。但他有一个最受尊敬的绘画启蒙老师——石叔良先生。

2006年，建东与启蒙老师石叔良先生合影 

  2012年的那次《孙建东中国画展》的展厅，是在建东原住家西藏中路沐恩堂对面的上海美术馆举办。画展上，我看到的不光建东的那些绚丽多彩，争奇斗艳、色彩斑斓、满堂艳丽的孔雀画外，还有在数十幅孔雀画的簇拥中，建东为光明中学啟蒙老师石叔良老师画像，为己故导师画像，为外婆画像……，但让我最震撼心魄的是画他自己父母的那幅高二米多高的画像！我似乎看到了建东在为心中的父母在呐喊！

启蒙老师石叔良先生     孙建东绘

  建东在当知青时，农活再忙再累也不忘经常给父母写信，他在每次写信时，还配上自己画的插图，比如，傣族人，傣族寨、傣家楼、耕牛、孔雀……每封信都图文并茂。父母收到信后，又将信在上海知青的亲人中到处传阅，在那个贫穷落后、没有相机的年代，给了知青家长们带去了极大的安慰。父母将当时好多信件爱不忍释，至今还保存妈妈的箱底。建东是个大孝子，每当翻出这些泛黄的信件，总会想起天堂里的父母，心如刀割，难以忘怀……

  建东艺术道路上有今天，他念念不忘自己心中的那位绘画启蒙老师——石叔良先生。在《孙建东中国画展》中，建东为恩师画了一幅像，挂在了醒目位置。他用这样的形式报恩自己的恩师。

50年前，建东当知青时给父母家信中的插图

  建东自小酷爱美术，但由于小时候就读的西藏中路民办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没有遇到好的美术老师，只能靠自学。在他的美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石叔良先生和袁晓岑先生。

  1964年，建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上海重点中学黄浦区光明中学。那时，建东才真正遇到了自己绘画艺术的启蒙老师石叔良先生。从石老师那里，建东逐渐学会了绘画的一些基本技法，也纠正了幼年自学美术的一些非正规习惯，为日后自己真正走上绘画艺术道路，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建东的心中，石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先生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又教生物又教美术，油画、国画、水彩、水粉、素描、书法、连环画，树叶贴画皆拿得起放得下。石先生根据建东造型能力较强的特点，指导他从单线平涂开始学习。让他临摹过华三川的连环画，又尝试着用排线分面注重明暗的方法，临摹了不少西方古典大师的作品，如米开朗基罗的人体等，石先生的教学方法通俗易懂，很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先生的教学风格又很幽默、风趣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光明中学侧门口那间不大的生物美术教室，简直就是学生们的课后乐园，初中那两年，是建东学画进步最快的阶段。

  当年建东所在的67届初二2班是爱好画画的同学最多的一个班，除建东之外，还有李小明等，进到光明中学后，自然就成了石先生的“追星族”，石先生对他们也关心有加，让他们参加课外美术兴趣小组，重点予以培养。至今，建东和李小明都在云南担任省美协副主席，都是云南艺术学校的教授，云南省的美术创作骨干画家。

  建东在云南当知青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正是石先生给他打好的基础，加上自己勤奋努力，画了大量的速写，才得以从数万知青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走向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道路。

2006年在光明中学120周年校庆，建东的恩师石叔良上台给母校献上自己的油画作品

  建东深情地对我说，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绩，除了自己刻苦努力外，应该说与早年石先生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师恩不可忘，每年的教师节，他都会想念石先生和当年光明中学教过自己的老师们，建东每当出版了新的画册挂历明信片，也要给他们寄上一份，向他们汇报自己的成绩。让他们分享学生成功的喜悦。

  2008年4月，石先生以老有所为，心系奥运的豪情壮志，个人出资成功举办了黄浦区教育系统奥运围棋邀请赛，为他的一生画下了色彩浓丽的完美一笔。也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功成名就之后的建东，始终不忘初心，从不忘记自己的启蒙老师， 每次回上海,只要有时间，都会亲自到老师家去探望。建东曾多次设想过，将来，如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时，一定要请石先生为他剪彩。2012年，在建东回上海举办自己的画展时，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了。

  2008年6月，建东最爱的恩师、著名花鸟画家93岁的高龄的袁晓岑先生，驾鹤归西。同年10月，建东的启蒙老师，91岁的石叔良先生也与世长逝了。

2006年，在光明中学120周年校庆，建东给母校献上自己的国画作品

  建东惊悉石叔良老师不幸逝世的消息，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两年以前建东还去上海武康路老先生家里拜访过他。并写过一篇短文记叙先生与自己浓浓的师生情谊。在光明中学120周年校庆的典礼上，师生两人又同台献画，欢乐的盛景还历历在目。没想到这次活动，竟成了建东与先生的最后一别了。

  2012年的那次画展，可惜当时石叔良先生己经去世，无法到场见证建东的辉煌瞬间，但建东饮水思源是建东尊师重道的天性，依然把石老师的女儿请到现场，参观了自己的画展，了却了一桩心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悲痛之余，建东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老一辈的美术教育事业、艺术创造精神，要在自己这代人身上继承下来，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建东带领学生在外写生

  建东在艺术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已经没有机会再当面向先生汇报和讨教，但建东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关注弟子的成长，为他鼓励，给他力量。建东忧伤地凝望着石先生赠他的树叶贴画，心情百般沉重，仿佛看到了先生慈祥的面容，还有许许多的话要向先生倾诉……

  每到教师节，建东唱起他最喜欢的《老师我想你》，“春天的开了，老师我想你，你的恩泽如绵绵细雨滋润我心底，你的教诲似凉爽的风轻拂我耳际……”

   唱着唱着，建东总会止不住泪如雨下……

七、不畏淳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孙建东，1952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留校任教，成为著名画家袁晓岑先生入室弟子。擅长写意花鸟、人物，尤其在写意孔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现为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正高二级)，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美术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云南省政协第八至十二届委员，第九、十、十一届常委，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优秀教师，云南省高校教学名师，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0年12月受聘为香港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2000年元月在台湾桃园举办个人画展，

2004年3月在法国雷恩举办个人画展，

 2011年11月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

2012年8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2020年9月在普洱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创作作品曽入选第七、八届全国美展，

出版个人画集和技法专著20多种，

2011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大红袍）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孙建东》，

2015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大红袍，）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孙建东》，

  2017年其孔雀作品被北京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收藏，并张挂于天安门城楼上。

  建东还是云南省美术界首位在两家出版社出版大红袍的中国画画家。

（附注：“大红袍”画册是我国艺术界一个神圣的存在，被誉为“画坛史册”。“大红袍”是人民美术编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几套大型系列画集的别称。这几套画集以庄重的“中国红”烫金书函为装帧风貌，因此被称为“大红袍”。“大红袍”作为国家著名品牌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所独有并注册，受到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孙建东的书法

  建东虽然表示自己不愿意被局限于只画孔雀，但另一方面，建东又主张艺术家不能“全面发展"，而是应该适当做些“减法”，建东拿自己分析说，其实一开始搞美术的时候，他是国画、油画、版画、连环画、插图、水彩、年画、剪纸画，什么都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把油画、版画、连环画、插图搁起来，专攻中国画；又过了几年'他又把山水画放下，主攻人物花鸟；近几年，他又逐渐侧重于花鸟中的珍禽领域，画技发展到极致的，还是孔雀画了。而且，这孔雀已“飞”进了天安门城楼。

孙建东出版过的部分书藉、画册

  同时，建东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书法其风神洒荡，一笔而下，行云流水，长波大撒，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在艺术界也享有很高的评价，他还是云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香港书法家协会理事。

2021年2月25日,建东与小学同学在沐恩堂前合影

  这是当年与建东一起在上海市西藏中路民办小学去过他家居住的沐恩堂，一起复习功课的部分老同学小聚。这些他同班的小学同学， 1964年毕业分手后就没有见过。时隔57年后再次相聚，回忆孩子时的情形，不亦乐乎, 合影留念。

  建东在搞个人画展的时候，孔雀画固然不可或缺，但他更会把自己的人物、花鸟、走兽、人体、书法类作品也一起展示岀来。建东说：“这是艺术家的金字塔式的发展过程，是—个由广到精的过程！”

  对于未来，近70岁的建东设定是，作为一个有信仰、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民艺术家，继续努力创作更多真善美的艺术作品，不辜负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

  我认为：艺术一定是一场高雅的音乐会，是一幅昂贵的世界名画，祝愿建东，在艺术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字数16709】

                    初稿于 2021年4月26日虹桥晶典苑

作

者

简

介

作者 ：诸炳兴    老三届上海知青   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机关，从事宣传工作。

1983年云南调回上海。知青生涯13年。上海某企业董事长、总经理（退休）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闵行区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作品荐读

本文由作者投稿《知青情缘》编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