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九州: 中东或将出现一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
国家建构危机和中东本土政治潮流之争
文｜段九州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我结合历史观察的视角，以及这几年在中东的田野调查，分享一下我对中东地区危机和当前政治潮流的理解。
1 中东国家建构的三种类型
从历史上来看，中东和我们有一定的相似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遭到西方工业霸权和文明冲击，中东国家纷纷面临国家建构的问题。以前普世性的奥斯曼哈里发帝国瓦解了，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存在疑问的。通过研究，我大概将现代中东国家的建构历程归为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独立战争和军人主导，典型国家是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它们都是通过独立战争的方式完成了军队的扩张，顺便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国家的建构。最早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军队在一战中面对基督教国家的入侵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然后在后面几十年一直保持着国内的政治主导地位。阿尔及利亚的国家建构也是在反法斗争中从游击战开始的。埃及的军队建立比较早，但实际上是独立战争确立了军队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即20世纪40年代巴勒斯坦战争到50年代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作战的过程。
在这种国家类型中，军人成为国家建构的主要力量，有几个原因：第一，军队代表世俗民族主义和高效的现代性。当时国家比较碎片化，大家不知道怎么建立国家，而最有效率、代表最先进技术、最有纪律性、最有民族性的机构就是军队。另外我想澄清一点，军人主导不代表军事独裁。中东地区的军人主导模式是“统而不治”，有一套自己完整的文官体系来负责国家的运转和治理，军队则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幕后控制者。军队有自主性，这点在埃及、土耳其、阿尔及利亚都比较明显，它的商业公司、技术官僚、军事法庭等于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行政和司法体系。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超越中东国家内部碎片化的结构，比如部落、商人、教派等，具有全民代表性。在全民征兵的情况下，军队拥有足够的合法性站出来宣称自己是代表这个国家全民的力量，因为它的士兵来自于不同阶层，这超越了以前固化的官僚阶层或者教士阶层。
第二种类型是统一战争和宗教主导。沙特、伊朗看起来政体不太一样，但实际上都有统一战争的过程。沙特家族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德尔伊叶地区，然后逐渐扩张到整个半岛，在这个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抵抗是碎片化的部落，但它选择了宗教的方式，整合起来一支服从瓦哈比主义规训的军队。伊朗的案例可能比较反常识，它是通过伊斯兰革命建立的国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巧合。霍梅尼在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从国外直接飞回伊朗，他其实打算把革命之后的政权交给一些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世俗政党，但是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就是两伊战争。战争使得伊朗的部分领土处于被伊拉克占领的状态，这要求执政者动员力量去完成领土的收复和统一。于是革命卫队由此产生，霍梅尼不得不利用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将国家重新进行建构和统一。这种模式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伊斯兰宗教在政治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另外它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通过清真寺、宗教警察等进行基层治理的方式。此外，沙特和伊朗是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比较富集的国家，宗教也可以为地租型的分配方式提供合法性来源。
▲ 沙特阿拉伯开国国王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军队
第三种类型是殖民遗产和执政联盟，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阿联酋。这些国家不是通过战争方式，而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通过英法“赛克斯-皮科”协议，变成了有边界的国家；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是在作为英国保护国时期出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最后也继承了殖民时代的治理方式。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经常抱怨为什么印度人在阿联酋有这么大的势力，其实完全是来自于殖民时代的继承。因为在英国的全球殖民体系下，印度人在一两百年前就已经在海湾地区参与治理了。第三种国家建构模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依托军队和宗教作为国家核心力量，更多地是依赖少数部落和家族的政治联盟。显而易见，这个模式不具有稳定性和可复制性，因为没有通过强力完成国家建构，而且具有边境的不确定性。
2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中东国家建构的思潮变化
中东国家建构的思潮主要集中于前两种，即军人主导与宗教主导，因为在中东建立一个国家，只有军队和宗教具有非常强的动员能力。自奥斯曼帝国灭亡近百年以来的中东地区，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这两种政治潮流曾经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该地区的主流国家建构思想。奥斯曼帝国即将灭亡的时候，类似中国在戊戌变法时期新儒家重新把儒家思想回炉进行国家救亡的尝试，他们也有人想复兴泛伊斯兰思想，做一种普世主义的尝试，打破当时试图从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倾向的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还有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显而易见，在当时在西方的工业霸权和文明冲击下，他们是非常无力的。
军人主导的国家建构思潮是奥斯曼帝国之后非常流行的思潮，开始的国家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者土耳其。在军队主导模式下，伊斯兰主义运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军队掌握了暴力机构，也是因为军队倡导的世俗民族主义更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面貌。很多国家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后，其实就是伊斯兰拖了后腿，所以它们往往需要成为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国家，所能依赖的力量就是军队。后面学习凯末尔的，有埃及的纳赛尔、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人。
到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1967年埃及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人败得很惨。部分阿拉伯人的反思就是以色列人将犹太教与国家高度绑定，而阿拉伯国家则采取了一种世俗化的统治方式。这种反思导致了伊斯兰主义回潮。第二个变化是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这个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影响类似于19世纪末期的冲击，苏联即将败落，西方逐渐胜出，中东国家认为自己的体制依然是弱于西方的。到了冷战结束之后，民主潮流已经势不可挡了，应该去抵制还是去拥抱？在当时的伊斯兰社会里，有很多人意识到民主化浪潮带来的机遇，于是选择去拥抱第二种国家建构思潮，即政治伊斯兰，其实就是把传统的伊斯兰思想和民主制度结合，用这种方式去反击20世纪中期军人建构的政治制度——这种模式往往是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政治伊斯兰一开始是从经营社会力量起步，批判军队主导的国家体制，认为后者不仅不够民主，也不够伊斯兰。由此，政治伊斯兰在逐渐开放的多党体制中作为反对派站稳脚跟。
受到21世纪初美国的大中东民主化计划的影响，原本由军队主导成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执政能力更加松动，军队与政治伊斯兰力量的竞争在2011年前后达到了高潮。伴随着长期执政的世俗民族主义政府遭到抗议示威，政治伊斯兰政党纷纷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后革命时代的政局中崛起，如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然而，埃及军队很快在2013年推翻了穆兄会的执政，中东地区也根据此事件形成了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土耳其、卡塔尔、伊朗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主张，而埃及、沙特、阿联酋以及巴林则倾向于打压穆兄会的地区的影响力。这种立场的分野在2017年6月5日的卡塔尔断交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阿拉伯四国封锁卡塔尔的情况下，土耳其和伊朗对后者给予了及时的物资、安全以及意识形态支援。
▲ 中东国家在卡塔尔断交事件中的立场分野
3 当前中东国家建构危机与20世纪50年代的相似性
根据对历史的纵深观察，我认为现在的中东国家正在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
首先，20世纪50年代是传统殖民帝国退却、新的大国还没有进入的阶段。英国和法国从1948年的巴以战争开始，包括后来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已经明显表现乏力，无法再控制中东，而彼时的美国对介入中东还相对比较谨慎。这种情况跟现在非常像，在当时大概持续了十年左右。
第二，旧时代治理模式失效，地区国家经历持久反复的政变和革命。除了比较富有的海湾国家，大部分中东国家都出现了频繁的民生问题和政变、革命、抗议、示威等政治问题。
第三，外部大国难以找到稳定的地区代理人，导致地区国家接收的外部资源减少。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很多中东国家也是首鼠两端，一边想拿美国的援助，一边也想拿苏联的援助，所以大国比较谨慎，他们找不到一个稳定的代理人。现在中东也即将出现这种情况，比如阿富汗，它本国执政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大国介入的犹豫。黎巴嫩现在已经出现了治理危机，民不聊生，很多国家想捐钱给黎巴嫩，但是黎巴嫩产生不了一个统一的政府，导致外部的资源——海湾、欧洲、美国的钱不知道给到谁，出现了代理人的真空。
第四，地区安全真空引发不安，地区国家的军队在内政和外交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过军人坐大的现象。
根据我长期在埃及和一些其他中东国家观察到的现象，军队主导模式可能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主流政治潮流。第一个案例是2010年之后，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出现抗议示威和政权弱化。这是一个逐渐崩解的过程，它们在以前的政权倒台后，都出现了军人主导的状态。原因首先是，老百姓经过比较激烈的革命，需要的是安全稳定和物资等基本生活条件的供给，而军队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并生产民生物资进行分发；其次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帝国，可以成为促使社会经济走出危机的出资者；第三点是军队在政府崩解的情况下，可以出手代替一些政府的治理功能。
第二个案例是海湾国家。大部分海湾国家本身源自殖民遗产和执政联盟，其最大的问题是部落忠诚高于国家。但它们开启国民兵役制对男性征兵，通过军事投射提升民众的国家意识。比如说阿联酋通过从富查伊拉和哈伊马角征兵，代表阿联酋去也门作战，并隆重纪念阵亡烈士，重新塑造了这些跟阿布扎比较疏远的一些部落或者邦国的认同感。
第三个案例就是伊朗和土耳其。根据前面的历史纵深观察，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其实是搭上了全球化或者民主化的东风，现在随着地区国家自主性提高，政治伊斯兰的动员能力其实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土耳其已经降低了政治伊斯兰的调门，而是更多通过民族主义来动员选民和军队。与此同时，在与西方对抗的大背景下，军队成为这两个国家技术创新、突破封锁、地区军事扩张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政治伊斯兰浪潮退去之后，伊朗和土耳其可能会回到一种传统帝国形态的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突厥民族主义等。值得一提的是，普世性的天启宗教是中东社会的底色，20世纪经典的世俗和宗教分野已经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东地区。因此，军队主导模式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世俗民族主义的回归，而是带有宗教普世性质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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