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索”台积电? 台教授: 美国担忧一个不可逆的千年转折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Author 朱云汉
对美国行为的理解必须参照世界经济的长时段变迁和中国再兴的全球影响。本文作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教授提出，世界经济活动重心正在发生“向东”的千年大转移，而牵引这一重心“向东”的最大力量是中国兴起。同样地，中国以其超大体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牵引超级全球化的“第三架马车”，也成为牵引非西方国家兴起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国兴起，西方对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非常不适应。政府层面，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将中国视为全方面竞争对手；在主流社会精英中，则渲染“金德尔伯格陷阱”和霸权稳定论，夸大美国霸权衰落对全球秩序的冲击。
美国过去作为世界霸主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物品，但也带来了许多国际公共之恶。美国衰落为修补和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供了机遇，例如，中国过去几年已经在相对低调的状况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替代性的国际公共物品。朱云汉认为，我们不应低估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逆势而为的动作无法抵御全球社会联结和深化融合的力量。本文原刊于《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限于篇幅，有所删减。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
兼论中国道路与人类未来
作者｜朱云汉
来源｜《中国政治学》
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这一百多年：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重建一统政治秩序与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 然后一步步走到全球最大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再兴之路是多么曲折而不易。中国过去七十年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超越了过去各种不同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如果中国在既有的发展道路上持续前进，那么它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实际上，过去三十多年，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未来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还会更关键，关键程度会超过历史上美国所起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1 回顾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年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专题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非常醒目的历史地图，信息量很大。它最早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报告所采用，根据著名的世界经济史专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领导的研究团队提供的历史估算数据绘制，展示了过去两千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的空间移动。从公元元年开始，在前面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的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向中国西域移动。在这个重心的西边有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以及环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等。在它的东边与东南边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型的古文明，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于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包括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和天文。所以把各地区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世界经济地理重心长期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往西北移动，到1820年以后，也就是19世纪初开始，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加速，一直往西走，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到了快要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地往西牵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更是达到了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分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间。接下来又开始发生变化，西欧战后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从1960年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东移动。尽管有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等，但因为美国也在发展，所以重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1980年以后全球经济重心则在快速地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后到 2010年、2018年，以及预测到了2025年，重心还会继续快速东移，当然之后可能会再往东南一点，因为印度也在快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中国兴起，它是最大的牵引力量。两千年世界经济重心移动的轨迹预告了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甚至回到更早两千年前的起点，也就是回归更悠久的历史常态。《经济学人》在这篇报道里感叹道，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大趋势下的各种指标变化，并且中国还在持续向前发展。
有了这一背景知识，我们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理解就会更清楚。
这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lce Research Institute）针对过去两百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评价（PPP）的GDP估算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这张图表清楚地显示，从182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的嘉庆年间）开始到195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是西方的兴起，这些西方国家长期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上图中最上面的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的国家），其后是法国、意大利跟德国，接下来就是荷兰等这些中小型西欧国家，以上合起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所以，有将近两百多年，西方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们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的比重一路下滑，相继被葡萄牙、荷兰、法国超过，而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下滑更为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比较突出的变化是日本的兴起，但从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来，大趋势是非西方世界开始全面兴起，尤其是亚洲，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2 中国速度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前无古人，对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后很难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复制。徐大全（Daniel Hsu）是“中国加速器”（China Accelerator）这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孵化器公司副总裁，他利用IMF的资料库，绘制了一幅中美发展速度比较的解说图（见图 2），来阐释何谓“中国速度”。这张图揭示到：从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大板块、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就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 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多少时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呢？美国总共花了117年。换言之，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为什么英文世界的媒体经常说“ China Speed”？什么叫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版图之上建设“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不难看到，中国的兴起，在全球的范围里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将近七亿人脱贫，也助力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从1990年到2015年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有希望达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下面这幅图（见图3）说明了过去一百多年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多么不容易，因为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的总数也不断在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1945年以后），岀现了婴儿潮，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尽管许多地区岀现了不错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努力在脱贫，但是全球范围的贫困人口总数还在增加，这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转折点就慢慢出现了，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还是总数都在快速不断下降，在这个转折中，中国做了最大的贡献。1990年，中国还有七亿五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两千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帮助他们消灭贫困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想见，中国在达成“两个一百年”目标后，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对全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然，任何快速的经济发展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经济学术语叫“负面外部性”。当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时，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方面，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美国的3.9倍；但另一方面，正如图4所示，中国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国的3.9倍。在很短时间内，中国从一个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经济体（图4中虚线）迅速上升，尤其是在1980年后直线上扬。虽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还只是美国的40%，但总量在2005年前后（根据世行的估计）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的这一趋势也将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3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
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整体而言，中国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具体而言有六大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助力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
（6）加速推动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第一，中国的快速兴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也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这一巨大的作用前所未见。因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所以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说它的动员、席卷、渗透力量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并且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吸纳进来。几乎没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或者是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中国正是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关键的放大与加速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关键的“之一”。
第二，中国的快速兴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失去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其在安全、军事、金融以及货币领域的霸权，今日的美国与其在苏联解体时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强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中国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利伯维尔场（Libre marché）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的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显示出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文化、经济的导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国，这些亚非拉国家虽然形式上独立了，但各方面都难以摆脱对曾经殖民过它们的西方国家的依赖，像非洲长期高度依赖法国，自己的军队与情报人员都由法国培训，甚至自己的外汇储备也都寄放在法兰西银行。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依赖英国。长期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比较薄弱。但是中国的快速兴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是一个新的机遇，一方面，它们可以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互补关系，中国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还主动搭建了与各地区的多边经济合作协调机制，把“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全面释放了出来。
第五，对许多亚非拉国家而言，这带给它们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通信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超级基础设施建设能量；第一次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考虑；而且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搞政变。这种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如此，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的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也就是推动世界秩序的重组。最终，中国的兴起必然推动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所以，西方对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非常不适应，西方社会精英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是预料中的。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抱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这一报告和随后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来源，认定中国为“改变现状国家”（revisionist state），指控中国和俄罗斯企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试图输出压制的政权。
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建设性交往政策而进行战略转向，其根本原因是七十年来美国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过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快，面临的挑战也必然越来越大。
4 推动超级全球化的“三驾马车”
过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渗透力与席卷力。“超级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个社会参与一种非常细密复杂且紧密的经济分工，在生产、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人员的流动也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纪录。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说是“三驾马车”——同时在牵引“超级全球化”。
“第一驾马车”是20世纪80年代起里根和撒切尔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第二驾马车”是资讯与数字科技革命；“第三驾马车”则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第一，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展开，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流动、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力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流动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给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的改革，并要求各国压缩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来强化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它们松绑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架构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把更多的产品纳入免税或大幅度关税减让范围，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抱有乐观期待，这也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快速发展。
第二，超级全球化也得益于资讯与数字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了惊人的突破。货柜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与机动调整超远距离和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与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整合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同步进行天文级数规模的金融商品与合约交易，完成下单、撮合、对冲、交割、结算与保管登录。
第三，超级全球化也得利于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高了全球化的速度与能量。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体系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不到二十年）吸纳像中国这样巨大规模新成员的先例。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也在最短时间内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建构了上下游供应链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抬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商品的消费市场。
所谓“超级全球化”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从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来理解；二是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来理解。哈佛大学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就把“超级全球化”界定为以追求货物、服务、资金以及金融活动穿越国界之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一种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出现于过去三十年。我们也可以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高度整合之结果来理解超级全球化。无论是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相比，或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重新启动的全球化相比，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跨国供应链网络、贸易网络、运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将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空前的程度。
超级全球化带来三个结构性的改变：第一，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第一次出现，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在各种高附加价值制造业领域维持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过去三十年国际贸易中最终产品的增长比例要远远低于中间性产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的增长速度，就说明了跨国产业链的长足发展；第二，金融全球化呈现爆炸性成长，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实体经济活动；第三，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之跨境流动性大幅升高。
如果我们用贸易依赖程度与金融国际化程度这两个最常用的指标来衡量全球化，它在过去35年的演进速度是惊人的。图5的浅色线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贸易依存度，根据右边纵坐标它占每个国家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扬，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为止才停顿。但是更惊人的是左边纵坐标度量的深色线，也就是金融国际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所有主要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从左边纵坐标来看，金融国际化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为那时候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和欧洲的资本账户也是不开放的，更不用提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国金融交易，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更是统统都没有。
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条深色的线迅速上扬，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平均达到全球每个国家GDP的近400%，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表现岀一种庞大的、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融合。但其中实则有很多虚拟交易造成了巨量热钱跨国流动，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变化。
过去三十多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生产外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更是大量移转到亚洲，而中国成为接收外移制造业的最大基地，因为中国的劳动者素质高、供给量特别大。如图6所示，在20、21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而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1/4。因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所以显示中国劳动规模的这个椭圆形占的面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比印度要大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45%。
如此规模的劳动群体快速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曾经的东亚“四小龙”更不用说。中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目前制造业的生产总值早已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中国让欧美企业最震惊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以很短的时间、在全世界产业分工中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与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英国《金融时报》根据联合国的贸易统计数据制作了一幅图（见图7），清楚地显示在许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类别中，中国的岀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在过去十年快速攀升，例如在光伏电池、有机化学、轨道运输设备、液晶显示器和发光二极管、柴油发动机、柴油大型锅炉、油轮等产品类别上，中国的份额在2017年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未来，中国制造业还将跨入半导体、高速电脑、核能发电、民航客机等更尖端的科技产品。
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数字科技也让劳动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跨境流动。在新自由主义革命推进下，资本的流动已经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无须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传统法令管制，因为它的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在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主流、信息与通信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各国劳工已经不需要真正在地理空间上移动，也同样可以揽活。比如你今天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专线打电话，你也不知道接电话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孟加拉国，这就是所谓的“电信移民”（telemigrants）。全世界服务业从中阶到高阶的受雇者，例如从事软件设计、网页设计、美术编排到财务分析的职业群体，都无法逃避全球劳动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这个一体化趋势的确对西方国家白领劳工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美国某医院里负责解读X光扫描的或者要写检查报告的技术人员，他可能跟孟加拉国一个有同样执照的技师一起抢这份工作，而另一头的竟争者只要1/20的工资就愿意做这个事。
5 超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风暴
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的全面融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超级全球化”。同时，“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罗德里克指出，“超级全球化”基本上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尤其是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因为它们都是中小型国家，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会慢慢流失掉。比如，影响欧洲人生计的主要决定都是在欧盟做，而不在各国首都或不由各国国会做，或者有些决定也不是欧盟做，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做，甚至也不是IMF在做，而是Google（谷歌）、Microsoft（微软）、Facebook（脸书）等超级跨国企业在做，它们做出了影响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决定。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罗德里克所担心的西方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全面动摇。道理很简单，因为本来民选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社会保障职责和经济发展职责。这两个职责都是建立在国家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经济主导能力和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公民对它最基本的要求和期待。全球化产生的经济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极少数人在瓜分这个经济红利，尤其是“超级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国家，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劳工群体实际上正承受各种生活压力、就业压力，还有社会保障越来越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绝对的利益受损者。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突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是在中国收入较低的农民，他的绝对收入、生活水准在二三十年里也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增长速度是10%、8%，但欧洲不是，欧洲现在进入了0—1%的增长；日本更不是，日本几乎连续30年都是接近0的增长。“超级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路改变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与财富分配又严重不均，因此一些具有绝对市场垄断力量的巨型跨国企业变成了全球范围真正享有权力的主体。
这些巨型跨国企业不仅在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可以排除竞争，还可以影响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美国牵头的TPP谈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体规则，都是由美国的跨国企业提议的，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它们雇佣美国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制定这些规则，然后交给美国谈判贸易代表去和对方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复杂、专有名词晦涩难懂，就连法官也搞不懂，将来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解释。而且将来有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来找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因此这些大律师既是两头通吃，也是跨国企业权力行使的代理人。
为了凸显巨型跨国企业的支配地位，一个倡议全球正义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正式名称为：NGO Global Justice Now）特别制作了表1，这张统计表很简洁地反映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扭曲。如果以企业营收和政府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将跨国企业（用斜体标示）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69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1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它2017年的营收比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大。所以，大多数国家面对这些大型跨国企业时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主权国家的政府很难监管它，也很难给它制定各式各样的法律，而且这些企业不但可以设法避税，还向各国政府要求租税补贴或其他特殊优惠。
同时，这些巨型跨国企业大多享有寡占或独占的强势市场地位，可以借助其垄断地位来攫取超额的利润，并企图影响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政策与规定，让自己成为政治寻租的巨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革命、信息革命及超级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全球经济权力空前高度集中，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下在世界遍地开花的逆全球化政治， 尤其在西方国家内部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陷入贫穷，蓝领阶层以前的高薪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经济停滞、收入停滞的边缘挣扎。
图8进一步表明，过去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得越激进的国家面临的问题越严重。有经济学家说这些问题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国人抢了他们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动化、是信息化，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信息化与自动化不必然一定会抢工人的工作，关键是要看怎么引进新技术。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各种与劳动相关的法律，还有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任何企业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它一定会设法让“机器怎么帮人”，而不是“机器替代人”。这就是社会制度引导技术引进时的路径，但在其他很多国家未必是这样。它们引进机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从平均数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除瑞典以外，大多数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绝大多数家庭都面临所得停滞的压力。在意大利、美国，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滞的，当然还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动荡、社会冲突，背后的原因是累积的，是过去35年经济地位与社会结构的一种剧烈改变，对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严重不利。因此，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也是在这个大潮流里崛起，突然之间像泥石流和火山爆发一样，把主流政治人物冲垮。他一上来就搞激进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搞贸易保护主义，退出许多多边体制。所以很多西方国家很担心特朗普对美国过去外交政策中的很多传统、价值观、国际信誉和过去美国亲自打造的国际体系完全弃之不顾。在他激进的单边主义之下，有些国际制度和机制已经完全瘫痪了， WTO（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对欧盟也课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就更不用说。
现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生经贸摩擦，WTO在旁边一筹莫展，既无法调解也无法劝阻，基本上等于全面瘫痪了。而且特朗普还威胁说WTO根本一无是处，他要带领美国退出联合国架构下各式各样的多边协议，甚至连美国过去主导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基础一跨大西洋联盟——这一与西欧历史联系密切、具有特殊的价值观和文明纽带意义的联盟关系都动摇了。尤其在英国举行公投时，特朗普公然宣布赞成英国脱欧，他的前任智囊班农（Steve Bannon）现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智库，联络欧洲各国的极右派，继续推进裂解欧盟的政治谋略。德国和法国对他简直完全无法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担忧：现在的境况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
6 世界不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2017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抛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研究经济大萧条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他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是怎么起源的，为什么会快速蔓延，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自拔于经济危机之中。
金德尔伯格从他的历史研究中提炼出“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其一，当经济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其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金德尔伯格认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是扮演这样一个“领导者”角色，负责开放市场、稳定汇率、维护和平秩序和航行自由等。但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出现悲剧的原因就是领导权的青黄不接。当时的英国已经没有力量去扮演这个角色，而美国也许有这个力量，但是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奈说现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抛弃这个领导责任，不再愿意去扮演这个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他的担心是，当前中国也许力量还不够，或者没有这种意愿，或者还想继续搭便车，因此一旦美国不愿继续承担国际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体系便会出现巨大的动荡甚至会慢慢解体，贸易战将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再出现金融危机，可能就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者能够扮演危机管理的角色。
奈的担忧是很典型的美国主流外交精英的观点，他们对美国中心秩序的衰落预设了各种悲观的结论。他们倾向于夸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低估其他利益攸关者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能力与意愿，也不愿认真面对从“西方中心世界”过渡到“后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否有能力扮演积极性与建设性角色的这个重要课题，所以他的分析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片面诠释。
的确，当下的世界存在着类似20世纪30年代贸易大战悲剧重演的风险，但形成系统性危机的概率并不大，因为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与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路，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政治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产生的相关利益攸关者群体的数量还是远大于受损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撑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或是很多中小型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精英都已明白自己的国家没有别的选项，必须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跟国际规范。
奈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我们把它叫作“补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这是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对国际体制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建构，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性的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当然，美国可能因为自己块头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顾后，可以完全在双边关系里滥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且在对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让许多美国保守派的资深外交人士都看不下去，担心美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堕落为“流氓超强”（rogue superpower），但他毫不在意这些批评，甚至还公开崇拜美国历史上展现残暴不仁本性的人物。但是，全球经济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应该是可控的，因为特朗普推进的激进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很多国家强烈的反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立场基本上非常一致，它们不会跟进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不会轻易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对抗中选站。2018年10月的亚欧峰会上，50多个亚欧国家的首脑在共同的声明中很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联合国体制、WT0多边贸易体制、《巴黎气候协议》以及《伊朗核协议》的坚定支持，与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虽然它们现在暂时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动，但是只要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不可能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者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甚至再去发动一场“冷战”。
7 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而非危机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开始扮演领导角色的心理非常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很难调整。西方国家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仍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它们对美国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奈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学者，但是他在说明美国过去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作为一个领导者为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人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担当主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时，都是选择性诠释。如果仔细回看战后70年和过去30年的历史，美国的霸权本来就存在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很多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例如，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有稳定汇率的公共效用，但如果美国滥用发钞特权的话，便是公共之恶。
另外，美国是很多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但是它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带来很多公共之恶。美国常在各地区故意制造矛盾，然后让其中一边或者两边都得依靠它，买它的武器。美国总觉得其他国家都不安全，不希望有任何力量在任何区域替代己身“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是“世界警察”，但对很多国家而言，要请这个保护者代价昂贵，而且政治副作用很大，你抗拒它的无理要求，就可能被列为政权更迭的对象。此外，美国放纵华尔街在全世界发行有毒的金融资产，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作一种进步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去。欧洲就上了它的大当，这当然是公共之恶。欧洲债务危机的起源，就是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被美国华尔街的思路洗脑了一它们大量购置美国机构发行的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性金融资产，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可能一文不值，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这些正是美国制造的国际公共之恶（而不是公共产品）的一些明显例证。
另外，并不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美国就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只有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内强势政治集团、利益集团需要的公共产品，它才提供，不符合它们需要的，美国绝对不提供，也不准别人去提供。这是很霸道的。美国的国际角色必然符合国内执政精英所认可的美国利益与世界观。它也仅愿意提供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产品，排斥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可的公共产品。华尔街、军工集团、能源巨头、高科技产业等利益集团在美国执政联盟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美国推行的国际贸易、货币与金融秩序必然符合这些集团的根本利益。在这些强势集团的要求下，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模式必然以保障跨国企业享有最大行动自由与发挥最大竞争优势为优先考虑，基本上反对任何对跨国企业行为进行节制或监管的全球多边机制。美国主流精英信仰个人主义、利伯维尔场、代议制民主，倡导有限政府，又以文明优越者自居，他们把倡导普世价值、推行民主制度与利伯维尔场也视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引来极大的争议。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这个秩序。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
8 中国的关键作用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敦促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当然是责无旁贷。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去承担国际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完全可以创造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中国不但会提前达成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顺势治理国内空气污染问题、带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更可利用自己的技术与设备协助开发中国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所以，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建设性角色，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如图9所示，仅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至少将近1/3，有的时候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自然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70%以上的份额，美国则不到20%，在18%左右。
到了2016年，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是后来者居上。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124个，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56个。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十几年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惊人。
根据AID Date这一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在官方发展融资领域，中国的融资规模从2011年以后就明显超过美国。当然，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作用还是最大。在非洲，欧洲国家的作用也不小。不过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通过经济互通有无拉抬欠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中国发挥的作用绝对居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中国提供大量机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来华进行在职进修与技术培训，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气象、工程、扶贫、能源、城市规划等个领域。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或承接大项目时，不仅大量雇佣当地的职工，也会提供在职培训，甚至将部分骨干成员带到中国来培训，帮这些国家提升人力资源。中国也扮演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未成立之时，中国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的融资规模都超过了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的总和。
因此，中国的一个特殊作用就是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因为中国体量太大，面对东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共同体乃至整个非洲，中国已经建立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这些合作平台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实在的多边合作机制，它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机制，而是花了很大精力与它最紧密的战略伙伴搭建军事联盟，基本上不重视与那些欠发达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和全方位互联互通架构。
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努力成为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建构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虽然如何落实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将是一个值得继续追踪的问题，但是其精神、传递的政策信号都具有历史性意义。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努力和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与聚焦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这些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协商方面由两个若干经济大国参与构成的机制基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一个是五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砖五国”。现在因为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诚然，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跟西欧，但可以想见，今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最近，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这家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咨询顾问集团发布了一份题为《2050全球经济：长程展望》的报告，得到了广泛关注，也被包括兰德公司等美国智库所引用。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这份报告中有一张一目了然的统计图表（见图10）：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为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报告认为，这些体量比较大的后起之秀在未来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根据购买力等值GDP估算，199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G7基本持平了，当然，在名义GDP上，E7和G7相比可能还有落差。但是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会变成G7的两倍。这个变化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未来二十年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过去的格局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9 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未来
在这些全球变化趋势下，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先从以下三个最基本的面向探讨一下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一，人类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群体，只有一个地球——它是我们生存发展最根本的依托。地球上诸多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不是哪个国家恩施的，而是全人类的。地球的海洋、大气、通信频道乃至没有国家可以进行排他性占取的南北极，都是公共的。整个海洋，除了领海跟经济专属区外，都是公共的，还有很多我们目前不太了解的深海和外层空间，也都是公共的。如何妥善保护这些公共领域、节制滥用，更好地管理、分配与共享，避免悲剧性的生态失衡，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无法逃避的全球议题。
第二，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保障彼此的发展机会。我们虽然讲和平与发展，但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联合国虽然存在已久，但是安理会的功能基本上是瘫痪的。因为少数强国可以完全不理会《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职权，单边发动军事侵略或者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这在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尤甚，文明间的冲突让人担忧。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全球化的动力？因为整体来讲，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红利，但是它不应只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一套游戏规则。全球化本身一定要改革，否则逆全球化政治风暴会继续蔓延。如何调整全球化的路径、规则，是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尤其要节制巨型跨国企业及其市场垄断力量，而且还要让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另外就是如何把全球化的动力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让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更加夯实。
另外，虽然人类社会已经高度紧密相依，全球治理在很多领域依然滞后。换言之，经济高度整合，生态上相互依存，但是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整合协调机制严重不足。美国提供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最低限度的并且是有利于它自己的。美国霸权排除了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和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也长期落后于全球社会发展需要，公共管理严重缺位，需要及时补救。
第三，全球社会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变迁。笔者同弗朗西斯·福山2018年在台北有一场对话，笔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科技乃至综合国力各个方面，无论中国能否在2025年或者2030年超越美国，真正左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竞争的关键，不是那些已经看得到的方面，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而是社会制度的创新。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笔者称它为“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将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和公共治理的模式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探索。哪个社会能更快速地调整自己、驾驭这些新的技术，尤其是数字科技、资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并将它们引导到有利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衡的发展方向，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增强而不是削弱，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所在。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国家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而且让绝大多数社会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而不是受损，这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在这个领域里，大家都是学生，没有师傅可以跟着学。
全球化经济游戏规则，将来一定要做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它的主角或者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它使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当资源与财富快速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便会对宏观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正处于分配最不公平的时代。如果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那么总体消费一定会不足，因为大多数群体的所得是在下降的。当消费能力不够时，经济也将失去增长动力。而那些富豪不可能在物质资料消费上投入很多，所以他们就去炒作金融资产、房地产，甚至这些投资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再去创造虚拟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实体经济便会受到严重挫伤，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补他们的窟窿，这也正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已经形成的偏差，我们要纠偏、要平衡，否则社会反弹会非常大，即便是诉诸长期的政治动荡也无计可施，而是需要真正从源头纠正这些偏差和问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独厚私有经济或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微型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就地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
在一些市场结构中，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都有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健全的方法，会产生非常好的效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将来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与去中心化，很多个体、微型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交易对象，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另外，一定要在全球范围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税。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很容易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又很难加以有效管制，只有各国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出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的化解。
从长时段的历史趋势来看，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和特朗普拆解全球化的动作，都是短期逆流。没有国家可以片面拆解这个体系，全球社会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整体来讲，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许多群体，也仍可从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只要这些国家选择正确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有效引导科技变迁带动的社会体制变革，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就可以让更广大群体享受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紧密融合的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当务之急，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因此，全球化仍然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与巨大潜力，而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再融合”与“深化融合”、开创分享与共享经济新模式上，将可扮演关键角色，这将是对人类未来非常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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