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专家揭秘苏联的致命决策: “我们落后于美国两场战争”
阿富汗: 俄罗斯的未愈之伤
文｜瓦西里耶夫
来源｜《俄罗斯的中东政策》
▲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俄罗斯（前苏联）东方学家、中东问题研究权威，先后任《真理报》编辑、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等。
阿富汗问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至今日，阿富汗战争仍是活着的人们的痛苦记忆，也是人们的历史记忆。此外，就如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和20世纪末的苏联一样，美国及其盟国继续重复着同一个错误。历史上有用的教训从没有得到很好的汲取。
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大量有关阿富汗的文献发表：档案文件、回忆录、历史著作，这些有助于我们厘清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很多史实和判断。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的阿富汗悲剧的主要解释没有多大变化，不过有些新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更具平衡性和更为完整的画面。本章将聚焦在苏联阿富汗政策的决策过程，而非阿富汗战争本身。
1917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后，直到1978年4月27日喀布尔发生军事政变，这期间苏联和阿富汗对彼此的关系一直都是满意的。
1955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途中访问了阿富汗，喀布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按照苏联的分类，阿富汗王国被纳入了“和平地区”，苏阿两国的合作开始不断扩大。
在政治上，由于历届喀布尔政府长期对英国和巴基斯坦怀有敌意，苏联和阿富汗走到了一起。在被美国替代之前，英国一直是苏联在中东的主要对手。为了吞并阿富汗，大英帝国曾连续三次徒劳地入侵阿富汗。不过，通过强加“杜兰线”（Durand line，注：1893年签署的英国殖民者划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协议），英国人成功地切断了普什图部落曾居住的相当大一部分领土，普什图部落曾构成阿富汗的核心，它现在成了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省，后来又成为独立的巴基斯坦的领土。
普什图人的问题成为阿富汗政府对巴基斯坦保持敌视态度的主要原因。1955年，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再次引发阿富汗的强烈不满。阿富汗与《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另一成员国伊朗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在美苏全球对抗的格局下，美国在巴基斯坦、伊朗的利益迫使阿富汗寻求与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推动阿富汗采取亲苏政策的另一个刺激因素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策——与苏联敌对，这意味着中国在反印度、反苏联，因而是反阿富汗的基础上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
苏联与阿富汗的共同立场体现在两国在军事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从提供大量苏制武器到在苏联训练阿富汗军官。苏联教官也被派到了阿富汗。
两国也开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包括开采天然气，在贾拉拉巴德修建农场，在喀布尔组建工业研究所，在贾冈拉卡建立修理厂，开展地理调查，建立电力发电系统等。苏联对阿富汗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修建了公路交通网，广泛的半圆形辐射网，从靠近苏联边境的库什卡（Kushka）开始，修筑了坎大哈—喀布尔公路，然后向北，穿越萨朗关口（Salang Pass），苏联在此修筑了重要的隧道，然后一直延伸到马扎里沙里夫，又回到苏联的边境。公路交通网的修建，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是帮助阿富汗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工具。
苏联每年向阿富汗提供数千万卢布的援助。以使阿富汗有效地保持中立，维持苏联和阿富汗2000公里漫长边界线的和平，以及确保阿富汗不会存在有敌对苏联的外国军队设施，这个援助金额还是合适的。苏联在中亚维持最低战斗水平的驻军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苏联对阿富汗援助所造成“损失”的很多倍。
苏联对阿富汗事务采取的明显且真正不干涉的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使得阿富汗领导人很信赖苏联，阿富汗民众也对俄罗斯人和舒拉威人（Shurawis，即苏联人）持广泛同情态度。
笔者曾在阿富汗革命前多次访问阿富汗，也曾与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外交官、苏联外交部以及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官员多次进行交流，我完全可以确认，在当时，即便在查希尔汉（Zahir Shah）统治时期，苏联领导人也能接受阿富汗的现状，无意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阿富汗的历史和内部形势发展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1 阿富汗“即将建成社会主义”？
阿富汗僵化的中世纪王朝体制，正日益成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商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无法承受的负担，它不再能对不断增长的要求变革的呼声做出充分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初的饥荒和天灾，使得阿富汗局势开始动荡。1974年，国王的亲戚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领导了一场政变，宣布建立共和国。
尽管一切都没有改变，政府的权力还是因政变遭到削弱，一股与马克思主义结盟的极端政治力量日益壮大，这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旧政权越是拖延改革，国内反对派中的积极力量就越向左转，这是在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南也门等国都出现过的众所周知的典型现象，在阿富汗大量有激进倾向的军官纷纷加入阿富汗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组织。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失去了吸引力，但在阿富汗人看来依然代表了光明，尤其是他们在看到自己国家和相邻的中亚地区存在的强烈反差时。在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中亚地区国家生活中的一些负面问题与其取得的成绩相比是次要的。
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在两位普什图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和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领导下于喀布尔秘密成立。1967年，塔吉克族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领导的旗帜派（Parcham）从人民民主党分裂出来。人民民主党的其余大部分依然以人民民主党的名义活动，也被称为人民派（Khalq），以其机关报命名。党的分裂主要是个人因素和民族矛盾，同时也有策略上的分歧。人民民主党的军事力量大部分归属人民派领导。
1977年6月，为了推翻达乌德的统治，人民民主党的两支力量重新合并。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在一场流血政变中被罢黜，这场政变也被称为“伟大的四月革命”。4月29日，由3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立。1978年5月1日，塔拉基政府宣告成立，内阁成员中有10名旗帜派，11名人民派。卡尔迈勒担任政府副总理，阿明担任外交部部长，政府大权掌握在塔拉基手中，他同时兼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四个职务。值得一提的是，21名内阁成员中有10人曾经在美国留学，3人曾经在苏联留学。
没有证据表明苏联是政变的幕后主使，即使是在反苏宣传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严肃的西方消息来源也从未提出过这样的指控。1979年9月28日，美国情报系统跨部门的一份备忘录称：“尽管共产主义者掌握了政权，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是苏联在阿富汗发动了政变。”
阿富汗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是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由什么样的力量来领导？之后将执行什么样的计划？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吸收了伊朗人民党极端派幼稚的浪漫主义（甚至是犯罪上的幼稚）的理念，新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蔑视态度，从而在宗教气氛浓厚的阿富汗招致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
革命者们颁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发展教育和文化改革，减税，发动反腐败、反裙带关系、反走私和禁毒等运动，但新政没有结合阿富汗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精神导向。
土地改革不仅面临着来自地主阶层的天然抵抗，而且面临来自农民的抵抗，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的新社会地位。土地改革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土地和水分配系统的特点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现有关系的特点。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措施以及女性地位的变化，有违伊斯兰传统。政府的反走私运动阻碍了普什图部族人的传统行业，并惹恼了他们。部落酋长和封建领主们也反对中央集权体制。
布鲁滕斯（K.N.Brutents）在他的大作《老广场的三十年岁月》（Thirty Years at the Old Square）一书中写道：“通过支持新政权，苏联成了宗派、不成熟和不平衡势力的人质，而这些势力是苏联无法控制的。莫斯科被迫加入了一场不断加大赌注的游戏并陷入了困境，因为它无法指挥这场游戏，更不用说赢得这场游戏了。”
5月中旬，苏共中央委员会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会议，进行了奇怪的讨论。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克里延科（G.M.Korniyenko）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尽管人人都说，阿富汗社会距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非常遥远，但像苏斯洛夫这样的人视阿富汗为“第二个蒙古国”，认为阿富汗可以直接从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我清楚记得在一次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质疑“第二个蒙古国”这一提法，并指出，如果阿富汗如上帝所愿能保持中立成为亚洲版的芬兰，就可以完全满足苏联的利益。从西方可以接受的角度看，这也是代价最低的选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明确暗示了这一点）
波诺马廖夫对我的话感到很不满：“你怎么能把阿富汗和芬兰相提并论，芬兰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反问他：“难道阿富汗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波诺马廖夫的得力助手、主要负责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乌里扬诺夫斯基连忙以教育者的口吻回答我：“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成熟条件。”
苏联领导层带着复杂的心情关注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一方面，苏联政府一直与阿富汗前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最好的往往是敌人”，当阿富汗完全落入苏联手中时为何要拒绝呢？阿富汗王室事实上是反动、腐败、封建和亲西方的，而一个兄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个邻国掌权了有什么不好呢？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自然会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大家庭。蒙古国的例子不是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可以绕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跃进到社会主义并大踏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了吗？
▲ 阿富汗社会主义者在喀布尔游行。图源：互联网
2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阿富汗”
1978年12月5日，穆罕默德·塔拉基与莫斯科签署了一份为期二十年的《睦邻友好合作协议》，从而使已经建立的两国关系正式化。
莫斯科的支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苏联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利害关系随之增加，阻力也不断增加，增加的利益面临危险，这反过来要求更多地介入阿富汗……这形成了无限制的恶性循环，但此时已没有人敢建议停止对阿富汗的更多投入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在增加，先是数百名，后来增加到上千名苏联顾问被派到阿富汗军队。越来越多的克格勃特工进入阿富汗收集情报，与阿富汗合作伙伴展开合作。苏共中央在组织上帮助人民民主党，苏联还帮助阿富汗建立宣传网络、大众媒体、文化和经济机构。换句话说，苏联的各种社会结构都被积极移植到了另一个国家——一个绝对没有能力接纳这一套的国家。最终，这一切开始适得其反，首先倒霉的是在阿富汗的苏联公民。
塔拉基和阿明不断寻求苏联援助，希望苏联向阿富汗派遣更多部队。
但是，各种苏联顾问的大量存在和大量实际战斗部队的存在，这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本质上的区别。同任何正常状态下一样，苏联自然已经采取了所有的预备措施。苏联军队和必要的运输工具已集中部署到了中亚，这是军队的通常工作，他们领取国家俸禄，为不可预见的局势和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态做好准备。但是，究竟是什么推动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个冒险的政治决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不能由结论来决定或受制于结论，这一结论框架最终来自十年后，即1989年12月24日。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1979年12月派遣苏军进入阿富汗决议的政治评估》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大会……认为，该出兵决定应该受到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谴责。”
由于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斗争，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和民族基础越来越缩小。早在1978年8月，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的许多人士开始被政权清洗，遭到逮捕、受到酷刑，最后被枪决。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被革命委员会除名后，被贬为阿富汗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随后卡尔迈勒又被要求返回喀布尔，他不得不选择在布拉格寻求政治避难。
1979年3月，阿明开始担任阿富汗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并开始不断增强自己的地位，而塔拉基依然控制着其他重要职位。一山不容二虎，到1979年秋，塔拉基与阿明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就在阿富汗最高层为争权发生分裂的时候，1979年3月14日，部署在赫拉特省的阿富汗政府军几个团发动叛乱。多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在当地被杀。在首先与莫斯科进行了令人安心的交流之后，3月18日，塔拉基邀请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攻击赫拉特”以“拯救革命”。
3月17日、18日和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阿富汗”是3月17日会议讨论的主题。苏共领导层认真讨论了是否有必要部署苏军。柯西金建议：“我们需要集结部队，制定规则，并秘密出兵。”乌斯季诺夫（D.F.Ustinov）表示：“我们已制定了两套军事行动方案。”基里连科（A.P.Kirilenko）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采取行动的步骤：“……第五，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乌斯季诺夫的建议，我们应该派遣军队协助阿富汗军队克服目前的困难。”乌斯季诺夫已经要求一个苏军空降师处于战备状态，并将部队集结到苏联边境地区。
在苏联外交部的一次会议上，葛罗米柯异常坦率地指出：“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阿富汗，明天我们就会在塔吉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线上抵抗蜂拥而至的穆斯林。”应当指出，葛罗米柯不喜欢也不了解穆斯林，并把宗教激进主义同蒙昧主义等同起来。
3月18日，星期天的上午，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在莫斯科郊外扎雷切伊的一处乡间别墅会面，坦率地讨论了这一关键性决定的利与弊。坏处太多了。当天他们可能联系了勃列日涅夫，那个周日勃列日涅夫正在扎维多沃（Zavidovo）的猎场休息。这位向来耐心和谨慎的总书记似乎不支持采取任何决定性步骤。
在苏共政治局的另一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的另一番话成为会议的主调：“只有刺刀才能挽救阿富汗的革命，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冒这个险。”葛罗米柯强调，一旦苏联介入，原本缓和的美苏关系将化为乌有。乌斯季诺夫也反对介入。3月19日，会议继续，勃列日涅夫本人亲自参加，他拿着笔记本发言，特别强调说：“目前（作者特别用斜体强调了这个词）我们不应该被拖入战争。”第二天，柯西金向刚抵达莫斯科的塔拉基重申了这一观点。勃列日涅夫抱病接见了塔拉基，在短暂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
做出这个决定命运的决定被推迟了，不过“目前”这个词值得记住。
4月，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四人备忘录的基础上，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P/149（HIU）号决议，它确认了不派苏军进入阿富汗的决定：“我们拒绝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不向赫拉特部署苏联军队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在发生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时，我们将遵循这一方针，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份备忘录对阿富汗局势做了清醒的分析，批评了阿富汗领导层犯下的错误，详细列出了军事干涉阿富汗的负面后果。
与此同时，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的矛盾加剧，反对派也加紧活动。苏联对此的反应很简单——阿富汗领导人必须携起手来，实现和平，和睦相处。莫斯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到这一点。
1979年初夏，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阿富汗事务委员会，很正式地由葛罗米柯担任领导，成员包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不过，葛罗米柯不想参与阿富汗事务。
“不要让我参与这些事情，”他曾对自己身边人这样说，“革命会连自己的下一代都吞噬掉。这是18世纪法国人确立的一条公理。阻止这些事情毫无意义。”
正因如此，葛罗米柯只是形式上领导这个委员会。阿富汗问题都是闭门讨论的。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一对一地讨论。对他们决定的事情，葛罗米柯几乎都点头同意。随后这些决定又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
波诺马廖夫曾两次飞往喀布尔，国防部副部长巴甫洛夫斯克将军（I.G.Pavlovsk）在阿富汗待了两个月。
1979年9月12日，塔拉基在哈瓦那出席完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做短暂停留，他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热情接待。
▲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会见阿富汗总理塔拉基。图源：getty image
在塔拉基回到喀布尔时，阿富汗的双重领导体制已走到了尽头。主要依靠阿富汗军队和安全力量，阿明的影响力大幅提升。苏联大使以及其他机构的代表们试图使这两位领导人和解，却遭到他们的回避。事实上，塔拉基放弃了自己手下的四位支持者——四位部长，其中一位在阿明的坚持下被迫辞职并被捕，另外三位部长逃入了苏联使馆避难。
9月14日，塔拉基打电话邀请阿明来他的官邸会谈。阿明担心有诈拒绝了邀请。塔拉基告诉他苏联大使普扎诺夫（A.M.Puzanov）和其他几位苏联官员也在他的办公室。普扎诺夫也与阿明通话证实了这一点，这基本上算是对塔拉基与阿明的联合邀请。在场的苏联代表还包括克格勃的伊万诺夫中将（B.S.Ivanov）、首席军事顾问格雷洛夫中将（L.P.Gorelov）以及翻译留里科夫（D.Ryurikov）。
塔拉基的助手塔伦上校在院子里迎接阿明，他走在前面将客人带上二楼。阿明和他的警卫走在塔伦身后。就在阿明即将走到塔拉基办公室时，站在门口的卫兵突然向他们开火，走在最前面的塔伦被打成筛子，阿明的警卫受伤，但阿明侥幸逃脱了。
谁策划了这场袭击？会是塔拉基吗？这位一向优柔寡断且有点懦弱的总统会突然走得那么远吗？有可能。其副官塔伦是阿明的私人朋友，也是安插在总统身边的代理人。或许，塔拉基知道这一点，并决定牺牲他？
会不会是阿明通过自己安插在塔拉基身边的卧底自导自演了这场袭击？有可能。阿明让塔伦走在最前面，而他自己走在了卫队的后面。
也有可能是塔拉基的支持者自行导演了这次袭击。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阿明已经下令要逮捕他们。他们决定通过总统的卫队来实施。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而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在阿明的指挥下，军队包围了总统官邸。总统卫队没有做任何抵抗，塔拉基的两位贴身警卫放下了武器，不知所踪。塔拉基被软禁，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
第二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将塔拉基开除出党，并免去其全部职务。阿明成了新总统。
苏联政府官方表达了对阿明的祝贺，不过勃列日涅夫要求不能处死塔拉基。然而，几天后，塔拉基被绞死，他的家人被投入监狱。
成为绝对独裁者之后，阿明继续在军队、安全部队、内务部和党内对塔拉基的支持者无情地进行清洗，包括旗帜派和人民派。内战继续进行，没有任何一方获胜。阿明清楚，“苏联同志”并不信任他，他非常期待着能去莫斯科当面说服“勃列日涅夫同志”，并表明自己完全忠诚于苏联。莫斯科不断接到阿富汗的新请求，希望苏联军队能够增派部队。苏联一步步落进阿富汗陷阱：12月，苏联向阿富汗派遣了一个“穆斯林营”来“保护”新总统，部署了一个营保护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阿明（随便提一下，是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开始与巴基斯坦达成谅解，拒绝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他同时争取美国增加对阿经济援助，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在一些问题上，他和他的班子抵制了苏联顾问对阿富汗事务相当不明智的干涉。阿明还开始主动与一些部落领袖、宗教头面人物接触。阿明并不知道，他的这些做法让苏联领导层坚定了对他的猜疑——“表里不一”“虚伪”，更重要的是，他或许干脆就是一名美国特工。此外，阿明本人曾经在美国留学，因而有可能被美国招募。
1979年10月31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如下：
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防部、苏共中央国际部应该研究阿明及其随从关于阿富汗国际主义者、阿富汗的爱国者、曾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人员、反动的穆斯林教士和部落领导人的政策和实践，要研究阿富汗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现有的证据表明，阿明已经转向反苏的方向。我们需要提出新的行动建议。
莫斯科对阿明进行了政治宣判。不过如何执行这一判决？莫斯科开始收拢反对阿明的力量——莫斯科称之为“人民民主党内的健康力量”，包括幸存下来的卡尔迈勒领导的旗帜派，以及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人民派。这项工作由克格勃负责执行。然而这些反对力量无法对阿明构成真正的威胁。为了误导阿明，莫斯科还决定邀请阿明访问莫斯科，但没有给出具体日期。
3 神秘决议背后: “历史没有给出答案”
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出兵阿富汗以支持政变。问题是苏军总参谋长奥加科夫元帅（N.V.Ogarkov）、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S.F.Akhromeyev）、国防部副部长帕夫洛夫斯基（I.G.Pavlovsky）反对出兵，他们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辩护，一直坚持到最后。但最终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政治决议，他们有义务服从决定。
1979年12月12日，政治局批准了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第176/125决议。决议听起来很神秘。
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基里连科、佩尔谢、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波诺马廖夫。
苏共中央委员会第176/125决议集中讨论了A国的形势。
批准了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对形势的评估和提出的建议；授权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的非核心部分进行修改；需要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的问题应迅速提交政治局。所有这些政策将委托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三位同志负责执行。
委托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三位同志随时向政治局汇报。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字）勃列日涅夫
“但是有意思的是，”格林诺夫斯基说，“我发现，22人参加了由强大的三驾马车所建议的会议的讨论，但是他们每个人究竟说了什么，会议纪要完全没有提及。很多年后，总书记的秘书亚历山大罗夫（A.M.Alexandrov）要求我必须严格保密后告诉我，这些措施包括三个部分：
“——在克格勃特种部队协助下，消灭阿明。这是最笼统的说法，没有做出详细说明；报告没有具体说明是逮捕阿明还是杀死他；
“——为确保行动顺利，苏联军队将进入阿富汗，以防效忠于阿明的阿富汗特种部队抵抗，为此苏联军队将部署到阿富汗主要城市，以防阿富汗军队打击叛军；
“——开展对这两项行动的宣传活动。
“我问格林诺夫斯基是否可以公开这三点内容，他断然拒绝。
“——为什么？我感到很奇怪。
“——你不理解吗？他们会杀了我。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Andrei Mikhailovich）已经死了，我曾保证在有生之年不写下这些回忆。”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虚弱的勃列日涅夫几乎站不起来，决议一做出，他就立刻离开了会议室。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签字，有一些人是事后补签，柯西金没有签名，他因病缺席了这场会议。
克里延科如此评价这份政治局决议：
我尽可能地还原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三驾马车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备受煎熬，这种煎熬从10月一直持续到11月，直到12月上旬。1979年12月10日，乌斯季诺夫向总参谋部下达了口头指令，要求准备好空投1个空降师和5个运输机师，提高部署在突厥斯坦军区的两个机械化步兵师的战备状态，建立一个舟桥团，但没有下达具体作战指示。
不过，1979年12月12日下午，少数几个苏联领导人做出了出兵阿富汗的最终政治决定：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尽管有些书里提到柯西金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但据我所知，柯西金当天因为住院缺席了会议）。苏军总参谋长奥加科夫元帅在隔壁房间等了两个小时，但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乌斯季诺夫走出会场告诉他：“决定已经做出。我们一起去总参谋部下达命令吧。”奥加科夫本人向我讲述了这一切。
因此，决定命运的决定甚至不是由政治局全体成员做出的，尽管政治局的一份手写决议包含了几乎所有委员的签名，是有追溯力的。不过，柯西金的签名并没有出现在上面。我认为，这有助于勃列日涅夫在第一个适当的时机摆脱科西金而做出决定。我也相信，苏斯洛夫的支持对勃列日涅夫批准由三巨头提出的出兵阿富汗的建议非常关键。
进入1979年12月之后，事情快速发展。很多当事人在回忆录中提及了大量细节，我们这里只做简单概述。
克格勃组建了两支特别部队“天穹”（Zenith）和“惊雷”（Thunder）并部署到了喀布尔，大约有100人。格鲁乌组织了大约500人的“穆斯林营”，成员大多来自中亚，他们穿着阿富汗军装。特种部队驻扎在喀布尔郊外阿明新官邸（Taj Beck）的附近，名义上是与总统卫队一道保护总统。总统卫队有2500人。官邸内部由阿明的近亲和其信任的保镖来警卫。此外，官邸周围还部署了一个防空团和步兵团。喀布尔市内还有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
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秘密进行着，以至于苏联驻阿富汗的军事总顾问马格梅托夫上将（S.K.Magometov）仅仅是在行动前几天才知悉决定。苏联驻阿富汗大使甚至是在政变当天才知道。阿明官邸区域苏军与阿富汗的力量对比是1∶15。行动取得成功需要突袭与协作，以及阿富汗通信系统的瘫痪。一旦行动失败，苏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12月23日，阿明接到通知，苏军将部署到阿富汗，他向苏联领导层表达了谢意，并要求阿富汗军队总参谋部配合苏军部署。
12月25日中午，苏军接到苏联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的命令，它要求苏联军队于1979年12月25日下午3时（莫斯科时间）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同一天，苏军空降兵部队抵达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地面部队渡过界河。12月27日，苏军接管了保卫喀布尔市内最重要目标的工作。
同一天，阿明在官邸盛宴款待人民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各政府部长及其夫人们。阿明在宴会上庄严宣布：“苏联军队已经进入阿富汗，一切都会好起来。”
不过很快，阿明和他的贵宾们将发现情况不对了。隐藏在总统官邸厨房的一名苏联特工，在饭菜中混入了特殊药物。药物本来要在晚上才起作用。但药物很快就起了作用，阿明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苏联医生很快被派过来进行急救，他们丝毫未受怀疑。这些医生尽一切所能挽救这位“友好国家”首脑的生命。但他只得救了……几分钟。
19时15分，克格勃的“天穹”部队在喀布尔北部制造了大爆炸，炸毁了一座通信站。喀布尔与外界的通信联络完全中断，阿富汗总参谋部与下级部队的通信也完全中断。
紧接着，由总统个人卫队保卫的总统官邸也遭到攻击，总统卫队进行了绝望的抵抗。克格勃特种部队冲了进来，而“穆斯林营”则在大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难以穿透的火力网。这次进攻得到了一个伞兵连的支援。
阿明的尸体被裹入一条毯子带走。枪战中，阿明的小儿子不幸中弹身亡，阿明的女儿受伤。一位苏联医生也被误伤。在攻占总统官邸的战斗中，克格勃特种部队5人死亡、17人受伤，“穆斯林营”有5人死亡、35人受伤，伞兵连有9人死亡、35人受伤。阿富汗军队则有数百人死亡，1700人投降。
当晚，安德罗波夫致电躲在苏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卡尔迈勒，祝贺他被任命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
苏军以极小的损失占领了喀布尔的其他重要目标。阿富汗总参谋长雅库布投降，不过他还是被参加政变的“旗帜派”成员射杀。
政权易手后，原本被关在普勒查尔希监狱的政治犯们获释，回到了政权的最高层。
次日，苏联《真理报》发布了卡尔迈勒致阿富汗人民的公开信——《告全国人民书》：“在经受了严重痛苦和折磨之后，阿富汗所有兄弟民族终于重获自由和新生。今天，阿明——野蛮的刽子手、篡权者和杀人犯——及其随从的酷刑机器被摧毁了。嗜血的阿明及其支持者的专制王朝堡垒是美帝国主义领导的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环，现在已经被推翻了。”
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苏联官兵进行了一次出色的行动，履行了军人的职责。他们相信，他们把阿富汗人民从暴君和美国特工手中解放出来，并期待很快回国。
不过，苏联领导人投入的这场战争却持续了将近十年。按照苏联官方数据，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超过1.3万人的生命。
“许多年后，我们才慢慢发现我们在阿富汗做出的全部牺牲最终都是无效的。”曾任克格勃副局长的克普琴科中将这样写道。
1979年12月27日中午12时，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给克格勃驻阿富汗安全机构的代表波格达诺夫（L.P.Bogdanov）：“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去。”
于是，所有的行动计划文件和行动日志全部被销毁了。
4 致命决策: “我们落后于美国两场战争”
做出干涉阿富汗决策的逻辑大概有几个层次。首先，军事与战略考量。在美苏全球对抗的背景下，遵循着非我即他的逻辑：如果阿富汗不是我们的盟友，如果阿富汗的反对派获胜，那么他们将倒向美国。在失去伊朗之后，苏联人猜想美国将会亲自上阵或通过其盟友巴基斯坦来争夺阿富汗。苏联人的军事干涉逻辑，也被称为苏联的“防御性侵略”，是阻止西方在阿富汗建立军事基地，特别是导弹基地。
西方已有在西欧部署射程足以覆盖苏联欧洲部分的中程导弹计划（是对苏联在西方部署SS-20弹道导弹的正式回应），如果西方再在阿富汗建立这些导弹基地，苏联该怎么办？潘兴2型（Pershing II）导弹只需6～8分钟就能命中目标。如果在爆发核冲突时使用这些导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甚至没有时间钻进坚固的地下核掩体，必须拯救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生命。如果西方在阿富汗部署了这样的导弹，苏联领导人即便在西伯利亚也找不到安全的避难所。
然而，这一逻辑既没有考虑到阿富汗自身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没有考虑到任何阿富汗领导人都不可能接纳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事实，更没有考虑美国的实际决策程序。对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而言，这种妄想早已盘踞在他们的大脑中，并养成了这种思维方式模式，在他们眼里，那种威胁正在变成一个政治现实。
“1941年6月22日综合征”，即苏联遭到纳粹德国偷袭的惨痛记忆，当时依然停留在苏联领导人的脑海中。
其次，非敌即友的概念与由美苏对抗激发的另一种想法交织在一起，尽管它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军事方面。“我们落后于美国两场战争。美国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苏联没有。”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军队高层人士这么讲。“我们必须在战斗中考验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军官，看他们如何抵抗敌人的炮火。我们必须要在战斗中检验我们的作战装备和新型武器。我们的下一任国防部长应该是一位具有战斗经验，得过战争勋章的将军。”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我常常想起在洛桑为一位瑞士将军修建的纪念碑，这位将军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他从未参加过战争。
“至于这场军事行动的成功，我们不是美国人，他们需要把现烤的牛排送到战壕里。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让西方的战略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了几个星期，然后平息下来。没有人会是赢家。毕竟，我们经济上较弱，既然军事力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利用它。
“我们认识到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来改变政治局势——我们刚刚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向那里派遣了由我们训练的古巴人以及运送了我们的武器和装备。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雇佣兵什么也没做。因此，为何不派我们的小伙子们去把后院阿富汗收拾好，然后载誉而归呢?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但是很多人确实这样想。甘科夫斯基曾描述过类似的观点：当然，我们是应阿富汗领导人的请求出兵阿富汗的。有一些高级将领反对这样做，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很明显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将阿富汗变成试验场，在那里我们的硬件和人员都可以在战斗条件下得到检验。”与甘科夫斯基的谈话（1990年1月）。
最后，在笔者看来，关于苏联军队所肩负的“国际责任”的宣传并非完全没有诚意。假如在阿富汗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军事独裁政权，即便它是一个“反帝的”（反西方）和“进步的”政权，那么派苏联军队来保卫它以应对其国内的反对派将是很荒谬的。但是，如果它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夺取了政权，由“献身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和“热诚的革命者”组成的“一个兄弟党”，那么它就属于“我们的”。因此，这种“国际义务”代表了苏联对“阶级兄弟”的支持，他们准备用“老大哥”所确定的模式来塑造阿富汗。
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实用主义者克里延科也持这种观点：“很多细微的事情让我能感受到，不仅苏斯洛夫，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是受一种意识形态错误观点影响的，即所担心的不仅仅是失去一个邻国，而是失去一个‘几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风险，不仅仅是由于他们非常真切地担忧，如果阿富汗的亲苏政权被亲美政权取代，那么苏联国家安全将面临威胁。”他继续写道：“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向阿富汗派遣苏联部队的决定是1978年4月以来我们对阿富汗的有缺陷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的高潮，而非开端。”尽管苏共中央国际部除了领导层以外，没有人主张干预，但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
苏联对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次“援助”，也许是被神话的外交政策的最后一次痉挛，是将苏联建国之初确立的救世主主义理念做最后一次尝试的企图。它似乎不是对阿富汗革命者的请求而做出的回应，或是苏联领导人的决策，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则所规定的一种选择，该法则规定，社会主义形态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形态，就如白天要取代黑夜这个规律一样。阿富汗的社会发展可能较为落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但是在“苏联兄弟的帮助”下，阿富汗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将在这个星球上大踏步地迈进，而且确实如此，阿富汗只不过是胜利行军的新阶段……
有关苏联出兵决策的意识形态因素可以再多说几句。1979年3月14日，赫拉特省发生武装起义后，苏联派驻阿富汗政府的军事顾问格雷洛夫中将曾向乌斯季诺夫做过汇报。元帅给他下了命令：“发动和武装阿富汗工人阶级。”格雷洛夫回答：“是。”
这段话是老迈的乌斯季诺夫在政治和文化上无知的一个缩影，也许不仅仅是老乌斯季诺夫，其实他头脑清醒，能够战略性地思考许多问题。笔者深信，乌斯季诺夫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一样，他们在潜意识中都深受斯大林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其实都植根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史》一书。
事实上，不只是阿富汗没有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出于某些原因也没有特别迫切希望团结在苏联共产主义大旗下。这是有关天真、狭隘的世界观的问题。这种世界观客观地存在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按自身逻辑发展着，僵化的教条和信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克里姆林宫老人们的行为。为此，他们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文章摘录《俄罗斯的中东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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