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新评: 欧洲苦寻“无帝国的和平”, 反掉入另一个帝国陷阱
近日，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发表对东欧历史学家斯特拉·盖尔瓦斯的《征服和平：从启蒙运动到欧盟》一书的评论，指出前苏东阵营知识分子对理解欧洲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本书聚焦18世纪以来每次主要战争后孕育的和平计划所形成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追溯从乌德勒支精神到到如今的欧洲一体化，如何构成了欧洲追寻“无帝国的和平”的持续努力。在安德森看来，本书一大亮点是注意到了欧洲和平难以避开的“东方问题”。如果说历史上种种和平方案是由于未能处理好东方问题而失败，那么冷战后欧洲之所以能取得扩大的和平成果，应归功于“东方”的再创造——戈尔巴乔夫对“欧洲共同家园”的号召和东欧人民的自发力量。如今，“东方”再度成为一个“麻烦”，欧洲在意识形态和未来图景上已分裂为三个世界：西欧忙于捍卫自身所得、东欧沮丧于自由与繁荣的落空、巴尔干地区则苦盼欧盟解救。盖尔瓦斯在叙述中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准平衡，使其作品有别于以往对欧洲一体化的论述，被安德森列入众多贡献杰出的东欧思想家之列。
然而，安德森也指出了书中的欧盟理想主义存在的局限：作者的理论框架依赖于普世帝国的概念，却对美国这一世界帝国缺少关注。这一批评反映了安德森在《新的旧世界》中对欧洲现实的一贯看法：理解欧洲一体化，不可能回避对美国霸权秩序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去殖民化并没有让欧洲摆脱帝国主义的嫌疑，只是在美国的全球霸权行动中，欧洲从曾经的指挥者变成了助手。对美国在阿富汗的掠夺保持沉默，便是一个力证。欧洲的和平，自1945年以来，且直到今天，都是美国战争机器的组成功能，这是“无帝国的和平”必将面临重重挑战的根本原因。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London Review of Book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无帝国的和平“Peace without Empire”
文｜佩里·安德森
翻译｜Ahsen & Tsuchi
来源｜伦敦书评
▲ 佩里·安德森，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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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欧处于意识形态基本一致的时期，但在2008年和2020年的冲击下，一种独特的思想虽受到干扰而未被真正抛弃：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欧盟及其边缘中产生了一批富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心灵。我们可以枚举如下这些在随波逐流的时代中特行独立的人物：生于1940年代的，有俄罗斯的福尔曼（Dmitri Furman）、匈牙利的塔马斯（Gáspár Tamás）和南斯拉夫的齐泽克（Slavoj Žižek）；生于1950年代的，有波兰的杰隆卡（Jan Zielonka）；生于1960年代的，有保加利亚的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这些人最初接受的几乎都是哲学训练，但在东欧的环境中，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更广泛的关切：福尔曼的职业生涯始于研究古典时代的历史，随后他转而研究美国政治传统和比较世界宗教；塔马斯也是古典学出身；齐泽克精通精神分析理论；克拉斯特耶夫则醉心于政治科学，这也是杰隆卡自始自终专注的领域。通过反思他们那个时代的欧洲历史进程，他们对政治本身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这张男性名单里多了斯特拉·盖尔瓦斯（Stella Ghervas），她生于1970年代一个战前属于罗马尼亚的地区，1940年该地区被苏联占领并于二战后并入苏联，今天则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部分。作为一名苏联公民，她在列宁格勒大学接受了哲学和政治科学的训练，她于1992年从该校毕业，即该校改称圣彼得堡大学和苏联解体后一年。现在她是摩尔多瓦人，她去了布加勒斯特并完成了历史学博士学位，然后在1995年去了日内瓦，2002年她在那里获得了另一个欧洲研究的博士学位。六年后，她出版了《重塑传统：亚历山大·斯图尔扎和神圣联盟欧洲》（Alexandre Stourdza et l'Europe de la Sainte-Alliance），该书是对欧洲复辟时代的外交家和思想家斯图尔扎的研究。
斯图尔扎的父亲是一位罗马尼亚贵族，母亲是法纳瑞特希腊人（Phanariot Greek，译注：在奥斯曼帝国担任重要官职的希腊家族）。斯图尔扎20多岁时担任亚历山大一世派往维也纳会议的希腊特使卡波迪斯崔阿斯（Ioannis Capodistrias）的秘书，他们共同起草了沙皇的神圣联盟宣言。随后，斯图尔扎在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反动高潮中为俄国发挥了关键作用。1818年，也就是亚琛会议召开的那一年，他呼吁镇压德国的叛乱，这一呼吁被泄露给《泰晤士报》，引发轩然大波。1820年，他在特洛波会议上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与会大国进行武装干预，以镇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译注：1820年西班牙第二次革命与那不勒斯革命）。一年后，奥地利在意大利如法炮制。但就在授权出兵的莱巴赫会议（译注：1821年1-3月）还在进行时，希腊爆发了叛乱（译注：1821年3月希腊革命）。对梅特涅和沙皇来说，这是由巴黎的雅各宾派余孽密谋策划的结果。斯图尔扎本人有一半希腊血统，他无法说服沙皇这是一场对奥斯曼帝国恶政的自然反抗，于是他辞职了，退居到他姐姐在敖德萨附近的庄园。在那里，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欧洲干预[土耳其人对]希腊的镇压，纳夫普利翁的临时政府试图将它提交到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即当时最后一次反动派大集会，但没有成功。后来他还向迈索隆吉翁的希腊叛军送去了钱和物资。他在旅行、信仰和慈善工作中度过了余生。
盖尔瓦斯重建了斯图尔扎这段矛盾的职业生涯的个人和社会背景，将斯图尔扎作为欧洲复辟时期主要思想家类型中的一个反常者：斯图尔扎将东正教的虔诚和启蒙运动的影响结合起来，这使他与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君主主义者）或波纳德（Louis de Bonald，1754-1840，法国反革命哲学家）等人不同，他是一个反革命的思想家，但却支持一场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一世认为严重威胁了欧洲稳定与和平的暴动。斯图尔扎是一个保守而非自由主义的亲希腊主义者（Philhellene），他寻求俄罗斯的“防御性现代化”，忠于东正教传统，敌视消费主义，但又包容而非仅仅排斥西方思想；他甚至主张逐步废除农奴制。这本书为盖尔瓦斯赢得了学术声誉和在巴黎的教职。在芝加哥和哈佛大学任职后，她现在在纽卡斯尔大学任教。
她叙述的故事是这样发展的。在欧洲，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失败，统一和平的帝国这个受罗马和基督教启发、在但丁身上仍然强烈的中世纪梦想随之流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葬送了普世君主制的理想；从此以后，诉诸普世君主制的和平不过是痴人说梦。但在1648年，敌对国家间仅达成了一种务实的和解方式，而没有提供持久和平的建设性方案。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形成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中，才出现了这方面的计划，它以两种形式在乌得勒支和平会议中表现出来：一方面是欧洲敌对国家之间的均势理念（balance of power），该词首次出现在条约中，这是达文特和斯威夫特（Charles Davenant and Jonathan Swift）在英国发展出来的理念；另一方面，法国的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提出建立国家联盟以确保欧洲大陆和平统一的理想。前者在当时的外交衙门里被奉为圭臬，后者则启发了卢梭和康德等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永久和平”一词迄今只表示不重复某一特定的冲突，从而获得更强的字面用意。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缺乏实践价值，因此国际政治领域就留给了前者。但是，均势政治不仅没有结束战争，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战争，最终导致在全球范围对抗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在旧制度的军事冲突中，法国大革命又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全民征兵政策（Levée en masse），拿破仑反过来动员这些征兵力量，以达到统治欧洲的目的。拿破仑的事业遭到旧秩序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联合反对，反法同盟胜利后恢复了法国的波旁君主制。吸取了始于瓦尔米、终于滑铁卢的冲突教训，维也纳会议上齐聚一堂的保守势力并没有恢复均势原则，也没有诉诸于类似于圣皮埃尔神父的想法。但两者都没有在主要当事人的头脑中完全消失：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受均势理念的影响，阻止俄国和普鲁士按照他们的意愿就波兰和萨克森达成协议；亚历山大一世受联盟理念的影响，他最初模糊地认为神圣同盟是基督教君主及其臣民的兄弟联盟，没有教派之分，但这个想法被梅特涅迅速阉割了。但结果却截然不同。维也纳建立的体系是一个大国的领导机构（较小的国家只是出于公关目的而参与其中），旨在保护欧洲免受新的普遍君主制和法国大革命噩梦的影响——或者用德迈斯特（de Maistre）的说法，是流氓统治（canaillocracie）。
盖尔瓦斯强调了斯图尔扎在神圣联盟最初的宣言以及他后来对其起源的描述所扮演的角色。她同情地写道，她认为自由的理念影响了他，尤其是他对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版本的基督教的普世包容，令谴责异端的教皇感到震惊。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式“统一”实际上已不是一个可行计划，但它的衰落引发了更糟糕的情况。在关于维也纳精神的章节开头，盖尔瓦斯引用了沙皇曾经的波兰朋友和顾问恰尔托雷斯基亲王（Adam Czartoryski）的结论：“永久和平在上个世纪中叶被认为只是一个好人的梦想，而现在则成了欧陆最强大的君主国的概念，”但“外交腐蚀了这种良性的倾向，将本应是其安全的美德变成了毒药。”
对盖尔瓦斯来说，这种毒药具有双重性质。在维也纳会议上，神圣权利而不是民众的同意再次成为欧洲合法性的主要原则，领土地图基本上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这些决定的效果不可避免地重新激起了它们本应取消的动乱：德国的民族愿望，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叛乱，以及波兰和匈牙利应运而生的结合自由主义和民族目标的革命。每一次叛乱都需要帝国的进一步镇压才能平息。然而，最终破坏维也纳秩序的并不是这些动荡，而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的致命弱点：奥斯曼帝国被排除在维也纳体系之外。奥斯曼苏丹没有被邀请加入确保欧洲大陆和平的欧洲王室俱乐部：穆斯林统治者在神圣联盟中没有地位。在打消了沙皇的天真想法之后，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希望能让土耳其宫廷也加入他们在维也纳达成的决定和保证。然而，沙皇否决了对苏丹的任何提议，除非他同意对俄国作出领土让步，可想而知他注定被拒绝。因此，在维也纳达成的欧洲解决方案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它未能涵盖巴尔干半岛。正如后续一系列奥斯曼危机，五大国努力压制的希腊起义很快就显示出了这一遗漏的后果。1854年，当法国和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土耳其一起进攻俄罗斯时，维也纳体系最终瓦解。
随着维也纳体系的瓦解，均势政治在19世纪下半叶卷土重来，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据盖尔瓦斯的描述，日内瓦精神在这场灾难中浮现，并在国际联盟中形成，它比《凡尔赛条约》具有更多的建设性后果。在凡尔赛，虽然达成的不是凯恩斯所说的迦太基式和约（注：指对败者苛刻的和约），但胜利的盟国打破了他们的前任在1815年遵守的规则。在分别而不是联合接受战败国的停火之后，他们不仅没有坚持要求这些国家正式投降，并对战败国进行军事占领，而且还与每个国家签订了单独的和平条约。最糟糕的是，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拒不接受欧洲列强强加给它的协议，他们未能为欧洲大陆新地图制定连贯的计划。最强大的获胜国的领袖是威尔逊，他可能有他的缺陷，就像之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样，但在盖尔瓦斯看来，他值得想象式的同情（imaginative sympathy）。他与沙皇一样，被崇高的宗教和道德理想所触动，在他看来，这些理想体现在了国际联盟的盟约中，但他却不幸无法说服美国参议院接受。然而，盖尔瓦斯认为，即使只把它当作欧洲制度（European institution），国际联盟也称不上失败，毕竟它在洛迦诺推动了和平事业，制定了不再由大国主导的国际规范，并使人们能够公开谈论它们。正是盟约的主要签署国对这些原则的背叛最终使盟约走向灭亡：首先是日本，然后是德国，再到意大利（与英国和法国勾结），最后是苏联；它们都无视盟约的禁令，着手进行战争或纵容战争，从而为第二次全球大战创造了条件。
盖尔瓦斯认为，这一次，没有和平会议来终结二战。相反，雅尔塔精神给欧洲带来了之前的和平方案所要防止的两大恶果：将欧洲大陆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一个大型专制帝国控制着一半的欧洲大陆并试图支配其他地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个水火不相容的胜利者没有签订和平条约，而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联合国为避免据说是国际联盟所导致的僵局，将权力集中在一个安全理事会中，打败轴心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苏联当时系统地利用这一特权来阻止它所反对的倡议，使联合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了作用。盖尔瓦斯写道：“回头来看，美国当时如果聪明一点，不去创立一个世界组织，就不必应付这么一个无法管理、不断束缚其外交政策的组织。”在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继任总统，不得不接受联合国及其宪章。但她认为，在亲身体验过莫斯科的好战之后，他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回到均势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他达成了两大成就：一是建立了抵御苏联侵略堡垒的北约组织，二是提供了使战后欧洲重新恢复的马歇尔援助。二者构成杜鲁门主义的核心。
然而，盖尔瓦斯关于战后秩序的章节并不以“华盛顿精神”为题。杜鲁门创造的是大西洋主义制度（Atlanticist institution），而不是欧洲制度。灵感和来源都不来自于美国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将在旧世界中浮现，它能够更好地阐明新时代新兴的进步精神（zeitgeist）。它的来源是多元的和地方性的，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在1944年比荷卢关税同盟的宣布中初现端倪，并随着1949年欧洲委员会的成立而持续发展。1950年舒曼计划出台，次年欧洲煤钢共同体诞生，并于1957年通过《罗马条约》而扩展为欧洲共同市场，从而创建了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共同体已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为12个成员国。美国没有任何“规划、建立或改变”这一进程的控制欲。盖尔瓦斯认为，与苏联在东欧强加的制度和政策相比，这一点值得称赞。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西欧在经济上也不以美国为榜样，西欧政治阶层倾向于社会民主而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伞是必要的，但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秩序是大西洋的，那么欧洲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或可被称为“布鲁塞尔精神”——也许是意识到后来的内涵不尽吻合，盖尔瓦斯并没有直接这样称呼。它的第一个伟大成就是将共同体范围从《罗马条约》六个签署国（注：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扩展到不列颠群岛、丹麦、希腊和伊比利亚半岛，第二个伟大成就是通过舒曼计划达成法德永久和解。
与前四个阶段不同的是，盖尔瓦斯叙述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在武装冲突之后出现的，而是在战后时代启动的进程中完成的。她解释说，“扩大的欧洲之精神”（Spirit of Enlarged Europe）的主题是，“欧洲联盟如何从一个脆弱的西欧作品成长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最可行的政治有机体（political organism）。”然而，她讲述的故事与这类表述常见的官方溢美有一定距离。从时间上看，这种精神可以追溯到《赫尔辛基协定》，以及1970年代中期创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但从构成上看，它始于1980年代初上台的安德罗波夫以及不久后亮相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在难以承受的军费开支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停滞压力下步履维艰。很快，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不仅在国内需要进行新思维改革（perestroika），而且也需要一套全新的外交政策。他解释说，后者旨在建立一个超越冷战分裂的“欧洲共同家园”，让团结与和平成为欧洲大陆的组织原则。在盖尔瓦斯看来，长期以来从未真正实现的将和平原则与帝国原则相分离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沙皇亚历山大和威尔逊总统可以被视为这一目标的先驱者。
苏联帝国的臣民即东欧人民的觉醒，使这一伟大的解放成为现实。在叙述克里姆林宫变革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发生的一系列动乱时，盖尔瓦斯特别强调了苏联境内波罗的海国家的叛乱。1989年8月，两百万波罗的海人民组成人链，连接起三国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这比不到三个月后冲破柏林墙的人群更有力地表达了何谓人民之秋（the Autumn of the People）。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重大伤亡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主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1990年9月，戈尔巴乔夫取得了他的巅峰成就——《莫斯科条约》，该条约结束了自1945年以来四国对德国的占领，允许德国在10月实现和平统一。但是，随着俄罗斯经济恶化和国内对戈尔巴乔夫反对声的高涨，而美国对他的困难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一年后戈尔巴乔夫被迫下台。盖尔瓦斯写道，“新思维”是短命的“北极夏天绽放的花朵”。她对它的胆量表示敬畏，对它的残缺表示失望。
在西欧，1985年《申根协议》和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所体现的战后精神，使欧共体在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蜕变为欧盟。这个新成立的联盟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1995年又增加了三个以前是中立国的国家，随后在1999年出现了单一货币，从2004年到2007年，有十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了欧盟——这个过程被官方称为“东扩”，但这一称呼具有误导性，似乎它的动力来自西欧，而不是来自东欧。实际上，战后的欧洲精神和“大欧洲精神”是两股不同的历史潮流，它们在几年内短暂交汇，然后再次分离。战后精神的最后一次登场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5年欧盟扩展到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到了新世纪，舒曼时代诞生的热情已经消失，留给西欧的是盖尔瓦斯所说的“和平精神的慢性赤字”（chronic deficit）。东方新成员的到来，与其说是激励，不如说是迷失方向，并没有使其恢复活力。暮年的疲态已经出现。
“扩大的欧洲精神”本身呢？与乌得勒支、维也纳、日内瓦或罗马的时刻不同，这不是精英们的事，而是一场基本的运动，“就像一场巨大的洪水，冲走了沿途的一切，冲垮了像草屋一样的共.产主义政府”。它拥有一种战后欧洲精神中所没有的戏剧感，它由“本能”而不是“理性”推动，在快板和慢板中快乐地奔跑，缺乏对长期后果的深谋远虑。驱动它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对体面的生活标准和正常的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更多的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正是在这种缺乏发达思想的情况下，当它到达西方时也就到达了它的极限。盖尔瓦斯写道，“很可悲，扩大的欧洲精神从未能够激活战后的欧洲精神。”它也没有到达西巴尔干地区。在那里，它的反面即愤怒女神莉莎的精神（the Spirit of Lyssa）占了上风：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以塞尔维亚为首，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相互撕咬，这一系列的致命冲突最后在北约的干预下才被制止。
到2012年，欧洲分裂为西欧核心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三个“世界”，它们共存而不融合，各自有“非常不同的前景和期望”。盖尔瓦斯的描述如下：
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仍然在通往欧洲统一的沉闷道路上艰难前行，其举动大多集中在深化他们各自的既有成果（acquis）上；在东欧流行的精神仍然期待着繁荣和自由，有时还因为预想中的乌托邦国家尚未在欧洲成为现实而发泄其沮丧；日渐衰弱的东南欧则希望欧盟能够令他们从一个半世纪以来承受的政治煎熬中获得一丝解脱。
欧洲扩大后的喜庆音乐已经平息，留下欧洲大陆上不同的国家“面对共同生活中的挑战和摩擦”。
盖尔瓦斯在一开始就说，她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五幕戏剧对话”，它将“欧洲抵抗帝国的同时努力避免武装冲突”描绘成一个累积的学习过程。应该如何评判这一结果？从表面上看，任何围绕“精神”序列构建的历史叙述都有可能被理想化，就像从事件的物质结构中抽象出来的种种原质（hypostases）。然而，她的叙述完全意识到了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限制。这两种感觉之间的平衡是《征服和平》的魅力所在。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它是否一贯保持了这种平衡，是有疑问的。当然，前两个时期很好地维持了这种平衡。与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 1927-2020）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比，盖尔瓦斯对乌得勒支和维也纳体系的动机和影响的处理，既敏锐地否定了均势是18世纪欧洲和平的灵丹妙药，又强调了维也纳的政治家们试图勾勒出的双重危险：革命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破坏性战争，以及1789年释放出的人民革命的威胁。施罗德对外交史的详熟掌握以及他在《1763-1848年欧洲政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中对在维也纳建立的国家间秩序的动态解释，无人能与之比肩。盖尔瓦斯的书不是那类著作。
但她对同一时代的描述有许多施罗德缺乏的优点。尽管施罗德自己有着在这个行当中非凡的理论头脑，但他从来没有对他自己认为的该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或思想感兴趣。作为一个思想史学家，盖尔瓦斯对这些东西的把握完全不在话下。作为政治保守派，施罗德倾向于弱化1815年后欧洲持续的革命冲动，以及维也纳体系下反革命镇压破坏它们的力度，而盖尔瓦斯则充分揭示了这些力量。最后，施罗德过于关注欧洲大国的政治盘算和互动，以至于在这个欧洲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殖民大扩张的时代，维也纳会议所涉及的领土以外的世界仅仅作为浮光掠影而出现。唯一的例外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其特点是姗姗来迟，与1815年没有结构性关联。相比之下，盖尔瓦斯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起源于温和的和平概念并拒斥任何帝国出现的欧洲大陆，同时也是无情地征服了世界五百年的殖民帝国的中心”。她很少忽视从乌得勒支到日内瓦以及其他地方，伴随着大陆和平与战争的帝国主义掠夺行为。与施罗德不同的是，她还强调被排除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巴尔干地区中奥斯曼的统治日渐衰败，而维也纳五君子对此视而不见，这些欧洲大国同样漠视其臣民的命运，这导致他们在东方问题上的一系列挫败：这是来自现实主义的尖锐教训。
当她的故事进入20世纪时，平衡感减弱了。盖尔瓦斯没有重复在盎格鲁文化圈仍然很流行的标准的协约国神话——威廉德国是自由文明的死敌，并被英勇的西方民主联盟击败——她一度冷静地将威尔逊1917年对齐默尔曼电报的利用（译注：威尔逊公开德国谋求与墨西哥结盟的密电，促成美国参战），与俾斯麦1870年对埃姆斯电报的利用相比较（译注：俾斯麦刻意删节并公布威廉一世与法国大使交涉的电报，促成普法战争），两者均为煽动敌对行动的托词。但她并没有对这场战争做出真正的替代性解释，尽管在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就能找到现成的解释；在承认凡尔赛和约及其相关条约的报复性逻辑的同时，她还是有点半心半意地试图减轻协约国强加的和平性质。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很明显。在她眼里，尽管凡尔赛和约局限很大，但威尔逊争取来的国际联盟弥补了它。在英国人塞西尔和菲利莫尔（Robert Ceci & Walter Phillimore）的协助下，日内瓦精神得以通过国际联盟顺利降生。盖尔瓦斯称赞国际联盟是第一个由小国定下基调的国际和平组织，并不遗余力地消除人们对其不切实际与失败的一贯指责。
从这一努力中可以看出两个背景因素。瑞士是盖尔瓦斯移居西方后的第一个家。在那里，她获得了十年的友谊和支持，对此她在书的结尾表达了特别感谢，这使她对国际联盟所在城市、也就是她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城市所怀有的感情，变得情有可原。作为一个中立的小国，瑞士也是不受帝国主义企图和野心影响的自由典范。她认为，在国际联盟被大国背叛之前，是这种自由塑造了联盟的个性。这种观点并非不近人情，而且比而且比海瑟薇和夏皮罗（Oona Hathaway & Scott Shapiro）在《国际主义者》（The Internationalists, 2017）中围绕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编织的幻想更冷静，后者将今天基于统治的秩序的优点追溯到各种美国银行家和华尔街律师在同一些年为实现普遍和平所制定的计划，这是美国空洞的自我满足感的最佳体现。
但是，从盖尔瓦斯本人角度看，她对国际联盟的描述是无效的。她没有注意到她描绘的图景有多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她选择忽略拉丁美洲对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预设的反对，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威尔逊插入盟约中的门罗主义条款，还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局限于一战胜利国（除美国外）的做法。在激进派政府的领导下，阿根廷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联盟，理由是成员国资格不应局限于那些赢得战争的国家及其盟友。哥斯达黎加在质疑门罗主义的神圣地位后，于1925年退出；巴西在被剥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于1926年退出；1935年，巴拉圭紧随其后；一年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也纷纷退出。1938年，在国际联盟拒绝对其公约做任何修改后，智利也放弃了席位，几个月后，是委内瑞拉，一年之内，秘鲁也放弃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赫希·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在关于国际法标准的合著里解释道：“大国是国际大家庭的领导者，国际法过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他们政治霸权的结果，”而现在，这种霸权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中第一次获得了“法律依据和表达。”小国的影响力到此为止。盖尔瓦斯正确地将国际联盟的崩溃归咎于其大国的行为，并值得赞赏地指出所有这些大国都难辞其咎。但这些行为不是对国联的结构的反抗，而是本身就内在于这套结构之中。
▲ 《芝加哥论坛报》上针对国际联盟的讽刺画。图源：互联网
盖尔瓦斯对国际联盟宽容，对联合国却很严厉，她谴责了作为日内瓦理事会升级版的联合国安理会：战胜国这一次明确拥有了否决权。然而，她的批评却反映了一种对冷战起源的片面看法——仅仅归咎于斯大林的俄罗斯——这与现代美国学者对战后德国分裂的研究相矛盾。此外，联合国非但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束缚，反而一再成为它的工具。从朝鲜到刚果，再到当前对伊朗和朝鲜的封锁，联合国成了华盛顿在世界各地开展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方便幌子。杜鲁门因创建北约和启动马歇尔计划、对战后的和平分别做出了防御性和建设性的贡献而受到褒扬，然而这种褒扬却没有考虑到他为广岛的毁灭欢呼并称其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或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对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秘密干预。但是，就像她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一样，盖尔瓦斯并没有过于强调她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她承认，即使是苏联，在变成“最终占领半个欧洲的野蛮的侵略性帝国”之前，也可能“最初是寻求和平的”，因此有理由怀疑西方是否本该为避免冷战做出更多努力。
不过，她对战后和平的研究重心不在于大西洋制度，而在于1945年后建立的欧洲制度。她也强调了这种区别。诚然，冷战涉及整个第三世界的武装冲突，美国在其中并非毫无责任。但是，从舒曼计划中发展出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及其后继者，形成了一个“全球战争体系中的西方和平体系”，其发展独立于华盛顿的军事盾牌，在美国下令停止英国和法国1956年的苏伊士远征时，该体系的发展还进一步加速了。不仅欧洲一体化的创始人——舒曼（Robert Schuman）、莫内（Jean Monnet）、马若兰（Robert Marjolin）——的政治灵感，几乎没有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而且由团结和平等的价值观而非简单的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价值观所塑造的一体化所采取的经济形式，与美国模式相去甚远，客观上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而不是在复制美国。盖尔瓦斯以戴高乐为例，有力地证明了欧洲与美国的距离。但戴高乐的行动和声明（英国被欧共体视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而被拒绝加入）表明华盛顿与欧洲内部事务无关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他的“全面防卫”政策（défense tous azimuts）的短命，以及法国适时重新全面加入北约，也辅证了这一点。外交政策很少能与国内政治完全分离，一旦戴高乐下台，欧洲在外交事务真正独立品格的缺乏——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必然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征服和平》的最后一章是本书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独特结合的最佳体现，两者的平衡感得以完全恢复。扩大的欧洲之精神是什么？当然，它包含了冷战后以和平为标志的双重统一——地缘政治上，分裂欧洲大陆的铁幕消失了；制度上，欧盟扩展到了前苏联边界。盖尔瓦斯对这一转变的解读的独创性，首先是其时空划分。时间上：终章不是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开始的，而是从1982年，一个10岁的美国女学生给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写的信开始。空间上：该书对欧洲的定义既不属于布鲁塞尔，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中的所谓“俘虏国”（译注：Captive Nations，冷战中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称呼）。它是富有感染力的（atmospheric）：欧洲是“位于‘西风带’之中那片欧洲大陆，大西洋之风一路吹拂并为其带来终年充沛的降水，直到抵达亚洲较干燥的平原和高原，雨水被西伯利亚气团冷却”，这是位于乌拉尔和高加索山脉的另一边。换句话说，它包括了俄罗斯的一部分，该部分占欧洲区域面积的40%，包含俄罗斯80%的人口。
如果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作为扩大的欧洲之精神的起点，将符合本书一开始的三章结构，因为像乌得勒支、维也纳和凡尔赛一样，它是在一场长期战争——冷战而非热战，但与过去的战争一样是战略性的斗争——和一场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较量之后签署的。盖尔瓦斯避免了这种简单的类比。在对该条约启动的货币联盟和领土延伸进程——且不说将一个共同体纳入一个联盟本身的象征性引起的联想——表示敬意的同时，她并不掩饰对布鲁塞尔的笨重机器的复杂感受：一个“没有精神的自动装置”，与东部充满活力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她对治理欧盟的复杂制度表现出的保留态度，并没有受到其大多数批评者所谴责的问责制缺失的影响，后者往往指控欧盟的民主赤字。在这里，需要注意区域的背景。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一种相对的价值，对于那些逃离了民主彻底缺失的苏联阵营的人来说，欧盟干瘪的民主仍可被视为一种解放。
更重要的原因是“人民之秋”本身所释放的自发能量。盖尔瓦斯这几页描述的细腻和热情超过了《征服和平》的任何其他部分，这既体现在她对东部阵营人民的梦想和愿望的钦佩，也体现在对他们的局限性的认识。他们所表达的感情是深刻的；但他们的视野是狭窄的。一个简单地设想一夜之间翻身的世界，不免有些肤浅，但这并不是那些希望如此的人的错。他们生活在像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这样自鸣得意的西方历史学家所说的战后欧洲的“长和平”时代，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持续了50年不间断的长期战争，从1939年8月苏联入侵波罗的海国家开始，早于希特勒进攻波兰，直到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才算结束。
放弃华沙条约组织的干预主义，是戈尔巴乔夫向西方献上的一份大礼，作为回报，美国却将北约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土。在共同迎来了欧洲的和平与团结之后，这一次没有了滋生更多暴力的维也纳的镇压，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付出了代价，因为民族之火也在国内点燃，这没有促进反而牺牲了他试图引入苏联的民主。他被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围攻——一个试图通过武力强行恢复共.产主义统治，另一个旨在通过休克疗法强制实行资本主义——1991年，他在二者连续的打击中被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吗？盖尔瓦斯不愿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毫无疑问，他犯了错误，但他的计划最终脱轨是否可能是一系列意外事故的后果呢？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悲剧，就像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一样。在俄罗斯的推动下，扩大的欧洲之精神也触动了这个国度，但最终却在它的发源地熄灭了。
毫无疑问，《征服和平》作为对欧洲过去三百年历史的构想，其重要性来自它可信地描述了的那个时代背景。盖尔瓦斯说，她是“新思维的孩子”（a child of perestroika），戈尔巴乔夫关于一个欧洲共同家园的理念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用一个令人难忘的短语来描述中欧：“我们生活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sous l’oeil des russes）。”逆转其中的暗示，正好可以用于描述盖尔瓦斯的课题。亦即，我们可以说，欧洲历史的最新进程是从俄罗斯创造性地重新构想出来的。不过，考虑到她的出身，这并不完全准确。她出生时，摩尔多瓦是苏联的成员共和国之一。1987年，正值戈尔巴乔夫的名声和人气达到顶峰，16岁的她进入今天的圣彼得堡大学就读，并在戈尔巴乔夫倒台后不久完成学业。尽管俄语是她的第一语言，也是她的精神世界，但她来自苏联的一个边境国家，那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罗马尼亚语，大部分知识分子渴望与布加勒斯特重聚，而且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只有这个国家在连续两次民主选举中，让一个继续将自己定义为共.产党的人上台掌权。她关于斯图尔扎的著作就诞生于这种非常特殊的离经叛道的环境；她解释说，她的新书灵感来自于在巴黎码头发现的一本20世纪30年代瑞士的书，这本书将斯图尔扎的神圣联盟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联系起来，而日内瓦是她曾经任教的地方。如今，摩尔多瓦是欧洲最贫穷、最受忽视的国家，人均收入排名比西巴尔干地区还低，而且与后者不同，摩尔多瓦甚至被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的候车室。这是历史和地理双重的恰当讽刺，它本可以为自1714年以来的欧陆历史诸多方面提供最具原创性的反思。
在她来自东欧的前辈中，盖尔瓦斯的背景和前景最接近福尔曼，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很明显。她年轻30岁，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而福尔曼是自学成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世界宗教的比较社会学；她则是欧洲国际关系。除了在其职业生涯的开始和结束时有两次例外，福尔曼大部分作品都是一系列精彩的论文；她的则是宏大的观念性叙述（ideational narratives）。福尔曼最后的作品主题是民主；盖尔瓦斯正在进行的课题的主题则是和平。两人都在早期对欧洲青眼有加，但对福尔曼来说，欧洲遮蔽了他真正的关切，即俄罗斯；而对盖尔瓦斯来说，欧洲却成为她的首要关注对象。尽管如此，他们和苏联有共同交集，并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的尝试怀有深深的敬意，这成了他们政治活动的轴心，并给他们带来了相似的气质：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al），某种意义上，这在西方即使并非无人知晓，也是罕见的，人们通常将其描述为社会民主，但它并没有在布莱尔和冈萨雷斯、奥朗德和施罗德（译注：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领袖）的国度上那种糟糕的内涵。
3
盖尔瓦斯以一个问句结束这本书：“Quo Vadis, Europe? ”（欧洲，向何处去？）这是她结论的标题：一个令人讶异的实质性终章。她解释说，作为她探究之核心的欧洲大陆这一概念，不能与今天似乎体现了它的结构相混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将这种欧洲理念（Idea of Europe）与欧盟区分开来，”欧盟这个造物可能会受到与英国脱欧类似的一系列不确定的公投影响，它只是对永久和平的长期希望的最新但不必定是最后的制度化身。思想，不管是创造制度还是为制度所压抑，它们通常都会比制度本身更持久。建立在欧洲稳定统一基础上的持久和平的想法，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尝试将其付诸现实，并在先前的失败中不断吸取教训，即使目标仍有待完全实现。她指出，追寻这种驱动力，无论是从终点还是从方向的角度看，都不是要认同历史终结论。那是“一个被误导的想法”：这样的和平可能是无法实现的。福尔曼在描述走向民主的历史进程时使用的“规律”（lawlike-ness，俄语为zakonomernost）这一概念，与之有相似之处：他没有断言民主是不可阻挡的，尽管他暗示了这点。盖尔瓦斯在哲学意义上更加绝对（categorical），但对历史中的长期因素的强调是这两位思想家的共同点。
当然，历史不仅仅是思想和制度。两者都可以被深层的力量所超越，要么缓慢地转变，要么突然地爆发，盖尔瓦斯描述的伟大的变质过程（metamorphic processes）就像从地壳中涌现的一样。在新世纪，欧洲遭受了一系列来自这种力量的冲击。通过记录这些冲击的影响，盖尔瓦斯加入了来自前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家行列——杰隆卡、克拉斯特耶夫、 塔马斯、齐泽克——他们主要关注当前的欧盟而非前苏联的命运。她观察到，欧盟扩大带来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不到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接踵而至，从葡萄牙到塞浦路斯的整个南欧都开始了痛苦的经济调整，对希腊的影响尤其严重。接下来是非洲和中东冲突带来的难民潮，欧盟对此事的反应甚至不如在单一货币问题上那么开明，这日益将欧洲转化为一个旨在驱赶不受欢迎的新来者的堡垒。盖尔瓦斯写道，欧洲大陆现在正被一堵反移民的墙一分为二，这堵墙从纳尔瓦建到埃迪尔内，从波罗的海贯穿到爱琴海，就像一道现代版的铁幕。
这种政策不仅仅是对外的。在欧盟内部，监视变得更加密集和广泛，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系统和一种有害的意识形态：一种“安全文化”。甚至在《征服和平》之前，盖尔瓦斯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术语的逻辑。她在写到维也纳体系时指出，法语中有一个在我们通用的英语单词里丢失的区别，即表示安全感的主观条件的sécurité和表示警察的客观行动的sûreté：前者包括福利制度，用今天通俗的话说是社会保障（la sécu）；后者表示国家的镇压机构，通俗地说是警察（les flics）。服务于警察监督和军事镇压系统，复辟时期的话语使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后现代，拥有军事化的机场、授权的窃听、电子边境控制和其他方面的欧盟后裔，就更加不区分这两者了。
对盖尔瓦斯来说，对这种偏执的官方操纵最明目张胆的欧洲统治者是马克龙，他大肆宣扬对新冠疫情像对恐怖主义那样“宣战”，仿佛这种语言——就像过去在谈论“维持和平”的同时加强镇压——并没有贬低战争与和平一样。然而，当前这种有可能将欧洲变成一个“安全主义集团”（securitarian bloc）的叫嚣将一事无成，因为当代的移民“属于一种变质运动（metamorphic movement），抵抗是徒劳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盟东部和南部边界的未宣布的战争状态所驱动的：在乌克兰、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利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战场和冲突僵持的地带”，这些冲突正在助长欧洲内部的种族民族主义。
金融不稳定、移民压力和近在咫尺的战争，并不是唯一让欧盟不安的深层冲击。另外两个冲击可能具有同等力度。一个是代际更替可能带来的深刻变化，因为年轻人不再被冷战记忆所困扰，也不再被冷战后的幻想所鼓舞，他们提出了社会平等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新议程。另一个是自然气候的恶化正威胁着世界各地的生命。年轻人对保护地球这一项在20世纪几乎不受欢迎的事业日益高涨的热情，使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像这样的渐变已经开始发挥反作用，来遏制肆无忌惮的投机行为、对失控的移民的恐惧和内战的蔓延。对盖尔瓦斯来说，均势原则和必要的军事防御，仍然可以抵制任何未来可能的帝国，但欧洲已经取得的持久和平成果不应受到二者的损害。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尾。只有真正麻木的人，才会在面对盖尔瓦斯融合了非正统的理想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欧洲愿景，以及它们不同寻常的陌生组合引发的想象力扫荡时，还能无动于衷。尽管如此，故事结尾通常不能尽善尽美，她的著作也不例外，而她无疑会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人。在这里，我们指出其中一个局限性就已足够。虽然她的书中没有任何庸俗的反美主义的暗示，但很明显，对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她不是一个毫无批判的崇拜者。无论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品牌还是它在外交政策上的功过，都没能逃过她的尖锐批评。然而，在她对20世纪历史的处理中，缺少了对这样一个现实的承认：如果存在普世帝国这一范畴，英国和美国一定是当仁不让的两个候选国。1914年，大英帝国独领风骚：它远远领先于其他欧洲敌手，这个不平衡的格局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早在1773年，英国取得“七年战争”的胜利后，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20年后他率领同名使团前往清廷——就开始夸耀他的祖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它的美国继承者呢？二战后，取代殖民地的是美国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和随之而来的霸权，这个政治权力网格的范围和深度远超英国巅峰时期的权势，甚至也一直超过它的对手苏联能达到的程度。在《征服和平》一书中，这个巨大的造物却无故缺席了。
的确，这本书关注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但它的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普世帝国的概念，而美国几乎不能被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正如许多美国人现在自己也认为的那样。另外，正如盖尔瓦斯所默认的（如果不是明确承认的话），从1945年开始，欧洲的和平一直是并且现在也是美国战争机器的组成功能。去殖民化并没有洗白欧洲帝国掠夺的历史，现在欧洲的角色只是从指挥官变成了美国的助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海外行动中。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参与的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攻击就够了，其中最全体一致的是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广泛破坏；对以上国家以及伊朗和其他地方施加的制裁也是如此。今天，一场现代版的1900年八国联军讨伐义和团的远征行动已经无耻地失败了（译注：指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在媒体已经铺天盖地报道了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所遭受的苦难，人们也普遍抱怨美国撤军过于仓促的时候，在欧盟或美国几乎听不到对华盛顿没收阿富汗90亿美元储备的质疑声，即便被西方占领20年后的阿富汗目前正有一半的人面临饥饿威胁。在任何名义下的复仇都令人甘之如饴，无论无辜者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盖尔瓦斯对这般景象的恐惧是毋庸置疑的。她书中已说出来的一切都在反对它们。书名可能也在不自觉中暗示着还有一些未尽之言。是什么允许了“征服和平”这个厚颜无耻的矛盾修辞？《亨利四世》下篇有三句台词：“和平的本质即战胜/因双方皆体面屈服/无人失败无人亏输。”（A peace is of the nature of a conquest; for then both parties nobly are subdued/and neither party loser.张顺赴版译文）台词精彩绝伦。书中没有提及说话者和背景信息，但对这段引文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段话是反叛亨利四世的密谋者约克大主教理查德·斯克鲁普（Richard Scrope）在听到他的要求被满足了的假消息时说的，而事实上，这个消息是一个让叛军解散的诡计。叛军解散后，大主教就被逮捕并处决了。基于历史事实，该剧结尾以欢欣鼓舞的英语词藻描述了亨利四世与他的长子兼继承人——即将在阿金库尔击败法国人的英雄亨利五世——之间感人的和解。当然，对兰开斯特家族爱国的恭维褒扬，丝毫没有考虑他们对敌人的背信弃义。与其说大主教的话是对光荣和平的庄严庆祝，不如说是他上当受骗并遭遇屠杀的前奏。没有哪一句题词必须严格忠实于它的背景，盖尔瓦斯不应该因为使用它而受到指责。但《亨利四世》的剧情和历史事实都值得记住。盖尔瓦斯计划在下一部著作里书写被维也纳会议排除在外的“灰色地带”，正如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东方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在黑海周围的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军事冲突正在上涨或僵持；除此之外，还有塞浦路斯、土耳其、叙利亚和库尔德斯坦；以色列、伊拉克和伊朗。回顾她所出身的土地，这一句题词可能会获得更深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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