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 世纪的“全球化”是全球同质化时代。21 世纪的世界从全球化走向后全球化，国际关系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分裂,形成不同质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并置冲突。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文化冲突从传统的政治、民族、宗教冲突格局扩散开来,转向流动、多维的分形化复杂关系；由网络新媒体的微分化传播造成的分形传播与交流新生态将对全球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产生深刻影响。 如果说，普世主义是全球化1.0的主导理念，全球分裂和文明冲突是全球化2.0的主导理念，那么以“分形”为基础形成的信息秩序和空间关系，则使最新版本的全球化——“本土化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千禧年之交，随着中国入世，全球化加速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二十年高速发展令中国本身成为全球化的微缩空间，也成为最新形态的全球化的实践场。亨廷顿感慨以“达沃斯人”为代表的全球化文化缺乏社会根基，但在全新的全球化文化形态中，“达沃斯人”和“广场人”将以超越文明“断层线”的方式互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后全球化的文化生态演化:从同质化到分形化
文｜高小康
1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198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概念——历史的终结，此后出版了以此为名的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不是所谓人类毁灭的灾难预言，而是关于人类历史意义、价值和目标的一种阐释体系及其结论：
“历史的终结”是所有世界普遍史编写中的题中之义。历史的某个重大事件只有产生更大的终极目标才会具有意义，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会推动历史走向终结。人的最后的终结使一切个别的重大事件具有潜在意义。
这就是说，历史的终结是人类文明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这个听上去过于理性主义的观念其实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世界观的逻辑结论。西方自15世纪大航海开始的全球殖民以及科技的发展催生了近代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世界主义。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的期待，康德对“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的世界永久和平想象设计，都体现了这种基于理性的世界性观念。到20世纪初，雅斯贝斯梳理了一条世界文明史由希腊、中国、印度三大文明的“轴心时代”向现代世界的发展线索：“经过孤立而不连贯的接触后，最后仅在几百年前，确切地说是直至我们今天，历史才成为唯一的统一体。”从轴心时代多元独立到当代世界的趋向统一性，这就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的逻辑。但20世纪的世界文明发展却与近代理性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民族主义革命与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世界观形成了挑战。略早于雅斯贝斯的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已经预言，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将进入“文明的冬季”，即走向没落。80年代初，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一部书名可谓惊世骇俗的著作《全球分裂》（Global Rift）。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研究的是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处在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群体地位与文化特征。作者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的发达国家集团与殖民主义之后兴起的欠发达国家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冲突称为“全球分裂”。斯塔夫里阿诺斯书中所说的全球分裂是指20世纪民族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其对“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是个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名词，含义不同于从康德到雅斯贝斯的一体化世界观念。但在斯塔夫里阿诺斯书中所说的全球化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热衷谈论的“全球化”概念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全球化”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概念，人们在不同背景和语境谈论全球化的所指往往不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把全球化区分为几个历史阶段的“全球性体系”形态：第一个“全球性体系”的出现于1770—1870年，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老殖民主义渐趋衰落的时代；第二个阶段的“全球性体系”是指1870—1914年，“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殖民主义的时代”。而此后自1914年一战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作者统称为“第三世界为独立而斗争”的时代，包括二次大战前的第一次“全球性革命浪潮”和二次大战直到80年代的第二次“全球性革命浪潮”这样两个阶段，总体上看也就是从全球化走向全球分裂的时代。但8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的“全球化”观念其实不同于斯塔夫里阿诺斯书中所说的跨两个世纪的“全球性体系”。当代人所说的“全球化”这个概念所聚焦的恰恰是“全球分裂”之后出现的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形态特征的世界文化现象。这个特定时期使用的“全球化”概念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中期以后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关于世界状况的一种表述。
▲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作。图源：互联网
如果重新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其实可以看出一个大的趋势：从多种文明分立并存的世界变为相互联系的普遍化的世界，这是殖民化时代以来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基本趋势。也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西方文化向全球的传播、入侵与涵化作用，造成了全球不同文明之间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发展趋势的全球化趋同，也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从轴心时代向世界统一体的转变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性体系”的出现。这个全球化趋势的观念根据是相信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所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按照19世纪的进化论和总体主义历史观念的普遍性逻辑，这意味着其他文明尚处在不够先进的低级阶段，只可能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涵化或消灭。到20世纪时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民族主义兴起以及随后“第三世界”的出现，即现代民族-国家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到一战后形成越来越多边缘文化和殖民地的民族共同体想象与独立意识的发展，全球范围的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和激化，形成了现代世界全球性体系的崩裂即所谓“全球分裂”。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产生一个大的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新背景。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谈论的全球化就其主流而言并非如斯塔夫里阿诺斯书中所说的全球性体系那样的现代史问题，而是一个二战之后发生的新状况、新问题。虽然在当代历史研究中两次世界大战往往并提，但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明显的不同。简单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对世界秩序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组。二次大战的开端是在全球两个距离遥远且关联甚少的区域分别发生的冲突：一个在太平洋地区，就是以日本侵华开始的东亚战场；另一个是欧—非战场。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东北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后日本随着国力强大而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企图侵吞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欲望导致的东亚地缘冲突；欧—非战事实际上是自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近一个世纪欧洲列强合纵连横历史的延续。太平洋战场和欧—非战场的战争开始时只是两个区域的独立战事，就历史和国际关系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实质性联系；从战事的肇衅发端来看也和以前的国际战争没有太大的差别——简单地说，这些战争都是弱肉强食的利益之战。按照以往的战争史惯例，这类战争的结局一般都差不多，就是输赢双方坐下来谈判算账——割地、赔款、通商之类，总之都是利益盈亏问题。二次大战的特殊之处在于，两个不相关的战场打到半道上加入了一个本来和两场战争都无直接关系的美国。美国加入了两个战场后实际上使两个战场变成一个统一的战争形态，这时候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战争的结局不同以往：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战胜国同盟——以“五强”为主的同盟国，对这次战争进行了道德定义——二战不是成王败寇的利益之战，而是人类的正义力量联合抵抗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局与以往大不相同：首先不是计算利益补偿，而是道义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反人类罪。这样一来，这次世界大战被赋予了全球公认的道义价值，战后依据这种共同价值观重组世界秩序的典型政治制度设计就是成立联合国。整个战后世界发展主要趋势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重组和发展理念的实施。从总的趋势来看，从马歇尔计划以及其后的国际政治局势发展中，其实就是逐渐由美国来重组世界秩序的过程。起初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重建并不怎么顺利。大战后没过多久就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领导的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并开始冷战。后来在冷战过程中苏联集团崩溃，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与政治形势变化相应，这个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产业特征的变化更为鲜明：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性的跨国生产、贸易与金融体系的出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并且从经济全球化延伸到政治、文化、交流传播等各方面，成为这个时期人们谈论“全球化”概念的现实语境。冷战结束以后，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了。他的历史终结判断是以冷战的结束为根据。他认为冷战以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失败结束，意味着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成为全球的普遍价值，因而也就是人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终点。历史终结论把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推衍为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这种泛全球化观念在80年代到90年代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典型的解释历史发展的观念。除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未来学派，他们的基本的观点认为未来科技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发展将解决以前工业化带来的问题；政治冷战结束意味着民主政治的胜利，以往的政治冲突也都会被解决。这个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安排，也是美国文化影响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的美国化趋势。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冲突的结束。全球化并非理性主义设想的世界大同愿景的实现。质疑者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不可能成为西方化的统一文明。世界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支配的阶段，走向了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阶段。全球化以来，世界不是一个历史终结的统一世界，而是由“断层线”（faultlines）形成的不同文明相互冲突的世界：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不久，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出版了《文明的共存》一书对亨廷顿进行批判。他的核心观点是：当代世界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但同时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然而世界政治形势此后的发展却没那么乐观。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9·11”恐怖袭击。这个事件震惊了美国民众，也使得亨廷顿的警告显得更现实，因而受到更多的注意和响应。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相对的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即对抗美国的普世主义和文化同质化的全球化而提出的多元文化主张。普世主义的全球化被意识到是对不同文明价值和权利的剥夺，因而在这样一个新的全球文化关系背景下产生的“断层线冲突”，实质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普世主义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都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观念至此陷入了冲突的困境。
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遭遇的最重大的一次冲击。从“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占领×××”等民粹主义运动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保守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直到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上台，世界上种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演变都显示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正在走向终结。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时，英国《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家发表了一篇《美国无法再背负世界前行》文章评论特朗普上台的意义：
尽管他的外交政策极具冲击性，但它们的用意就是要让美国回归自利国家的队列，而不再是一名过度操劳的家庭女教师，把整个自由世界当作低声哭泣的受监护人……领导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国家处于实力巅峰。这句话形容1948年的美国更恰当，而非2018年的美国，更不用提2048年了。特朗普对战后体系的背弃令人不安，但或许他正在以自主选择的方式，做着未来总统迫不得已得做的事情。
“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并非世间的天然秩序。它是最极端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阶段。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振日本、保护欧洲的时候，美国占到全球产出的三分之一。因为美国绝对实力仍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忘了其相对地位早已开始下降。目前，美国占全球产出的20%左右。美国不再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永远支撑民主世界。某个时刻，一位总统会从更狭隘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利益。
美国不再“背负世界”前行，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终结和“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据媒体暴露，这位美国总统还曾在发言中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这话当然不能理解为低调谦逊，而是企图以这样一种新的身份来自我免除二战以来所塑造的世界领导者形象和因此而承担的大国义务。美国一个接一个地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不仅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承担的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原先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国际合作或协商框架在破碎。美国开始咄咄逼人地要求索回自己的利益。但美国主导地位的放弃是否意味着对抗全球化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胜利？事实似乎并不乐观。全球化的退出其实是左翼民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多种相互冲突力量的合力作用。文化多元主义是对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倾向的批判，但多元主义的根本主张是不同文化在当代世界环境中生存、发展和相互交流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可沟通、交流的文化间性公共领域理性预设。而后全球化的这种反向冲突合力则可能导致文化间性理性预设的瓦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就是对这种理性预设的怀疑，他把文化多元主义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和消解：
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
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化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保卫文化断层线观念在21世纪看来似乎具有预言性质，因此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他的论点突出地针对着“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即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左翼文化精英。这种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使得关于当代文明问题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对立性，近代理性主义的世界主义理想濒临幻灭。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理论与当代世界的文化间性现实之间并不真正吻合。他基本上基于宗教的当代世界文明断层线划分，显然难以对应解释全球经济、文化、政治关系的复杂关系。但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全球化危机的深层意义：当代文化冲突不是简单地通过对多样性、多元化的承认就可以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霍耐特出版了一本研究文化冲突的书《为承认而斗争》。书中引入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使用的一个关于主体间性生成的概念“承认”，从理念、自然、社会关系以及道德发展角度解释社会冲突的意义——“为承认而斗争”。他对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持积极的看法：
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型，大大提高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以至于个体差异和集体差别的经验成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动力……要允许不可克服的紧张关系存在：我们不能不宽容那些实在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可能产生后传统的团结。
21世纪的全球文化与政治发展现实似乎没有为“后传统团结”提供范例，在很多情况下，为寻求主体间性承认的斗争变成了剥离认同、尊重和交流需要的为对立而斗争。亨廷顿似乎比黑格尔更现实。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就当代世界文明面临的冲突危机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这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化共处和发展的理想，希望从人类的心灵需要层面推进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关系从相互冲突转向“美美与共”的互享情境。然而近20年来的世界文化发展状况似乎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乐观的期待，倒是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和严重的问题。推进文化互享所面临的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反转的过程，简单说来就是从20世纪的全球化反转到21世纪全球文化、政治危机的过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念。但亨廷顿这种表面的断层划分能否科学地解释文化冲突的内在意义与特征却值得怀疑。他提到一个“达沃斯文化”概念：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
▲ 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 (WEF) 的一次特别会议期间，观众中的一位与会者在智能手机设备上拍摄了一张照片。图源：bloomberg他注意到了“达沃斯人”在西方文明之外的世界很少有代表性，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全球文化精英在西方文明中也并非具有当然的代表性和主导性。在他提出“达沃斯人”和“达沃斯文化”概念十年后，《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文说“广场人让达沃斯人靠边站”：
随着IT革命和全球化蔓延开来，变得普及——当初只有精英人士才拥有笔记本电脑，现在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当初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上网，现在人人都上Facebook；当初权力机构里只能听到富人的声音，现在每个人都能在Twitter上反驳他们的领导者——一股新的全球性政治力量正在诞生，而且它比达沃斯人更巨大、更重要。我称他们为“广场人”。
大多数广场人都很年轻，渴望拥有更优质的生活和更多的自由。无论是寻求改革还是革命（这取决于他们现在的政府），他们都通过在广场上集结，或者是在虚拟广场汇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与彼此连接在一起。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方向，而不是共同的纲领团结起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朝那个方向迈进。
实际上弗里德曼所说的“广场人”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就以“占领华尔街”等广场运动表现出了自己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广场人”和“达沃斯人”的冲突在极多的情境中与亨廷顿以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划分的“文明断层线”并不同维。许多占领广场反对全球化的人恰恰是发达国家大学生、学者等西方文明意义上的社会精英。随着21世纪信息传播、社交、生活方式日益流动多元，如社会学家卡斯特所说，
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张力与结合……通过互联网水平传播的扩展，加速了片断化和象征性沟通的个体化过程。所以，片断化的都市和沟通的个体化促使双方产生无止境的文化次领域群体。
流动空间与地理社区之间的张力正在造成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由此产生着越来越混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相对明确固定的历史文化和空间特征“断层线”来标识社会区隔、身份及其矛盾冲突，这种研究范式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和偏差。可以说，“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的特征不再是清晰的“断层线”，而是复杂多维的关系网络。用社会学家帕克提出的一种社会想象来形容，当代城市社会就像是“由许多彼此接触但不相互渗透的微小世界镶嵌而成的工艺品”，“这些小世界互相毗连，但却不互相渗透。”这个近似马赛克的隐喻生动地显示出当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外显的多样性。当代全球的各种文化群体及其传统，都在通过移民和交流向城市汇聚。城市成为文化马赛克的展示场所。多元文化主义想象的相对独立的他者文化实际上一直在被马赛克化。城市学家爱德华·索亚在谈及后现代的城市形态“后大都市”时，使用“分形”（fractal）概念描述这一空间形态下的构形原则：“把流动、碎片、散乱的社会重组成复杂的构型。”在中文译本中被译为“碎片”。但“分形”不是无序的碎片。索亚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当然首先涉及的就是“碎片”性质，但这个概念的含义却不是简单的碎片或碎片化。这个词从原始的几何学意义上讲，是指由具有自相似（self-similar）和递归（recursion）特征的碎片构成的复杂几何形状，换句话说是看起来碎片化了但却具有内在秩序的组织形态。当代文化传播中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使得看起来好像失控了的信息爆炸状态通过大量分布的数据处理网络形成了新的信息秩序和空间关系——“分形”关系，即在貌似混乱的分散状态中发现各个层次的自相似特征，通过进行递归处理而形成多元复杂维度的分形秩序。从碎片化到分形化是传统空间结构解体和重组的过程：传统的统一空间因为文化冲突而破碎，大数据和无孔不入的应用程序则按照分形规律把个体重组成为无数相互链接的自组织、自相似的不规则微空间。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造成了世界一体化的表象，掩盖了表象后面许多文化形态、特质之间各种文化既有相互影响、融合，同时也存在着分离并置乃至冲突的现象。这种不可克服的紧张是否意味着将导致新冷战乃至热战呢？这种危险前景将是悬在21世纪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21世纪毕竟不是20世纪甚至19世纪，国际政治最大的变数在于冲突的主体、方向和目的都趋向分形、多维和非线性化了。当特朗普把推特当作对抗主流媒体的战场之后，当代冲突的多维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与政府和民众、总统和精英、“达沃斯人”和“广场人”、主流媒体和“键盘侠”等等以前从未有过或极少相互接触、冲突的文化关系越来越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卡斯特尔看到了网络形成的流动社区与地理社区之间的张力，但这种宏观空间形态方面的张力还只是当代社会文化关系之间张力的表层。随着新媒体不断衍生出的网络体系，文化层次、群落和因此产生的区隔也在交叉互渗的复杂关系中形成了多维度的张力。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制造的公众舆论导向，可能和在另一个由自媒体在自发交流中形成的网络交流趋势之间处于不同维度，因而无法正确沟通，因此可能产生影响巨大的冲击，或者用游戏术语来说产生“降维打击”效应。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意外”获胜当选的特朗普。这次选举结果之所以被认为是个“意外”，就在于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积极交流、活动的主要传播网络是推特等自媒体，与主流媒体不在同一维度；主流媒体甚至无法正确了解自媒体上的舆情状况。他的胜出可以说就是对依赖传统主流媒体网络的对手实施的一次“降维打击”。事实上，近20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分形重构重组在不断加速度，组织形态和逻辑也越来越复杂，因此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关系的重构。帕克在20世纪50年代所看到的互不渗透的城市社区马赛克正在变成卡斯特尔所说的“流动空间”即网络社区，其文化特征不仅是流动，更重要的是在重塑人际关系——如朋友圈构造的内外无界限融合的“莫比乌斯环”式社群，依赖朋友群“熟人”建构的“信蜂”式传播和信任体系，以个人短视频播放制造的直觉冲击效应和极速扩散下沉的社会影响等等，诸如此类走向多维度与微分化的传播交流形态正在构建起社会文化环境的新生态。以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例，自从21世纪初开始对各种处于现代文明边缘和濒危状态的少数族群文化进行保护时，人们发现最困难的问题在于那些文化形态早已处于没落之中，即使保护也难以在当代文化中获得多少生存机会，这种文化保护近乎“临终关怀”。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反转现象：一些本来已衰落到几乎无人知晓近乎灭亡的文化传统，突然火了起来。例如有人记录了一位糖画制作人魏生国靠手艺生存的境况：
魏生国的糖画技艺在市场面前节节败退。最开始制作糖画时，魏生国的摊位开在学校门口，但抱着好奇心态的学生们，在反复吃了几次之后，也就失去了兴趣。之后，他又把目光瞄准人来人往的庙会，结果也不尽人意。
幸运发生于魏生国下载快手的那一刻。如今，有30万粉丝在快手上，亲眼见证一个又一个精美糖画诞生的过程，底下的评论多到要划几十秒才能扫完。
▲ 手艺人魏生国从短视频平台向央视“逆袭”。图源：互联网
快手、抖音等大规模分形下沉、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新媒体正在颠覆传统主流媒体制造的社会传播生态格局，从而使无数被排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细微文化形态获得了生存机会。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于传统主流媒体所展示的大国、大事件冲突场景时，忽略了全球文化关系中更重要的分形新生态层面。如果说20世纪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同质化，那么当今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或“后全球化”，而是在走向全球分形化联系的时代。全球分形化是冲突/渗透共在的文化生态，也是互斗/互享并存的文化关系形态。在这个世界文化新生态中，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功能。人类学家萨林斯在20世纪末曾和人争论过土著文化能否在现代文明中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他以被迁移离开北极圈家乡的爱斯基摩人为例，批评了有人所说的离开家乡的爱斯基摩人“已不再是爱斯基摩人，不再是保有一种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了”，针锋相对地提出“爱斯基摩人还在那里，并且还是爱斯基摩人”，他把土著人在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实践称作“现代性的本土化”。在20世纪末谈论“现代性的本土化”，尤其是濒危文化形态的传承振兴，似乎主要的是一种文化反抗态度和策略；进入21世纪后又变成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文化冲突现象。但随着全球文化传播新生态的出现和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和内涵有了新的意义——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方向将从“现代性的本土化”转向“本土性的全球化”，即通过传统文化精神的心灵化再生产构建起向全球网络空间的个体、直观和心灵深处下沉渗透的新生态。这种心灵化传播的新生态将有希望成为“美美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内生态环境。*文章原刊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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