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为何一个国家的智库工程日益庞大，却没能对其国家政策和公众利益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各界普遍感到困惑的事。本文从智库内部视角，犀利揭露了今天美国智库面临的严重的声誉问题。 作者指出，在上个世纪，智库还被认为是一种将科学原则和严谨性引入政策制定的机制，智库专家也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如今，智库却沦为其资助者的说客，其商业模式变成了一种渠道和影响力销售业务。智库的活动目的是争夺资金、操控信息、扩大影响力，而不再是产生新想法或为决策过程提供有益信息，因此也就逐渐失去了公众信任。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信任智囊团。政策专家们被视为庞大且浪费的华盛顿建制派的一部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智库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利处，它们的唯一明显目的，就是为政客们提供大棒，推动无休止的党派纷争。 作者认为，让智库失去独立性进而丧失公信的罪魁祸首，是华盛顿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党派政治。对此，解决之道是建立一种新的良好评估体系，以研究准则、独立建议能力和意愿等，而不是单纯的排名，来作为评估智库的标准。文章原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转自“法意观天下”，原题为《为什么所有人都讨厌智库》，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文｜Matthew Rojansky; Jeremy Shapiro
翻译｜缪奕楠
来源｜法意观天下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这句令人讨厌的开场白华盛顿环城公路上无处不在，也足以在家庭晚宴上将对话扼杀在摇篮里。问题是，我们是职业的政策专家，更糟糕的是，我们是在智库工作的专家。这意味着我们要穿着华丽的西装，就欧洲安全和核武器等复杂而严肃的话题对国家媒体发表讲话。和其他专家一样，我们的墙上挂着一排排学术证书，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有高层人物的人脉网络。
但是，我们的家庭晚宴上没人认为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见地。我们的亲戚们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美国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名字后面的字母抑或是我们的智囊团席位让我们有资质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则没有这个问题。你的堂兄弟们通常不会看着一个医学博士的眼睛说，“有意思，但我对如何做心脏手术有自己的看法。”
简而言之，我们的家人爱我们，但是讨厌我们的工作。最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明白为什么。毕竟，如果智库专家对政策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为什么结果总是如此糟糕？即使华盛顿没有留意，大多数家庭饭桌旁的人都本能地知道，这个智库工业综合体并没能给国家带来什么。英国公司Cast From Clay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信任智囊团，而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证明——并不在其中。
如果我们甚至失去了我们亲人的支持，那么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智库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声誉问题——我们恐怕也活该。
▲ 一位纽约市警察在圣帕特里克节游行中向行进中的消防员致敬，2002年3月26日于纽约。图源：foreignpolicy.com 1 智库存在形象问题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并不讨厌公共事务从业者。他们欣赏救急人员——消防员、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和警察，尽管对后者他们有时颇有怨言。人们十分尊重众志成城的军队。联邦文职人员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但当它关闭时，人们也会怀念它。美国人会欣赏给自己发社保账单的人，运营国家公园的人，或是确保牛奶里没有剃须刀片的人。即使当人们抱怨邮政服务或国税局时，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宁愿自己投递信件，或者拎着一个锡杯去找邻居讨钱。换句话说，政府执行的大多都是普通人理解的必要事项，即使人们不喜欢它们。和那些高贵的职业相比，精英主义的亲政府的智库简直就是一个把戏，为的是让那些自视甚高的对话在华盛顿的鸡尾酒会上顺利进行，而美国的其他地方对此不屑一顾。正如一位同事所言，智库工作者只能从飞行常客计划和同行那里得到尊重。（多亏了COVID-19，航空公司现在也不怎么尊重我们了。）除此之外，政策专家们被视为是庞大而浪费的华盛顿建制派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或许弊大于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智库的唯一明显目的就是为政客们提供大棒，让他们在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中互相打击。在上个世纪，智库被认为是一种将科学原则和严谨性引入政策制定的机制。就像大学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积累知识，成为专业知识中心和潜在革命性想法的孵化器。在他们的多样性中，他们会互相挑战，并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甚至是颇具对抗性的，但仍然是基于事实的政策构想审议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真理——或者起码是最佳实践——最终会浮出水面。他们会像智识的风险投资人一样，在那些有可能最终在政府里身居要职的人身上下注。所有这些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但正如我们的家人似乎感觉到的那样，上述愿景没有一条能真正描述当今智库行业的主流现实状况。事实上，智库的商业模式正在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随着行业的扩张，随着外界社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随着对资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智库已经变成了倡导组织，甚至是说客。政党想要的是忠诚的宣传者，而不是吹毛求疵、含糊其辞的学术跟屁虫。而且，潜在的捐赠者希望经验丰富的“神枪手”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目标发射他们自己的政策子弹。《纽约时报》2014-2017年的一系列调查显示，智库的商业模式已令人不安地变成了一种渠道和影响力销售业务。对一些人来说，重点不再是产生新想法或为审议过程提供信息，而是推销那些促进资助者利益的想法。这是一笔再明了不过的交易，屡见不鲜。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华盛顿的游说业务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私营部门、富人甚至外国政府都转向了华盛顿的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掮客们，以求在对自己重要的问题上获得影响力。资方对于智库的生存和成功至关重要，但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智库面临着迫切的压力，即必须满足资方的需求。可以说，一些资助者甚至跳过了中间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专门智囊团。如果追逐资金是问题的起因，那么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党派政治文化及其不绝于耳的回声便是问题何以演变成今日之地步的罪魁祸首。在泛滥激增的新媒体、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的丛林中，智库从业者们为了控制信息而相互争斗。孤独的声音会被淹没，所以政策专家们会像政党一样组成团队。一些团体，比如右翼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左翼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甚至明确设立了游说机构，以开展他们的公共慈善分支被禁止从事的倡导工作。这种法律上的虚构模糊了本该出于公共利益的无党派研究的边界，使其变得和白宫前街上的那些游说宣传组织没什么不同。事实上，在这些令人沮丧的趋势之外，行业里仍然有无数值得尊敬和赞扬的现象，在华盛顿和更多其他地方有许多出色的工作成果。但是，当一些机构一直在兜售和鼓吹影响力时，而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时这样做，这就使得普通公民不可能区分出诚实的智库和不诚实的智库。其结果是，政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在那里，那些兜售影响力的人的蠢话甚至玷污了最博学、最独立的政策知识分子。这就是智库存在形象问题的原因。因为华盛顿有游说和党派问题。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 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正在参加一场由SETA基金会主办的土耳其-美国关系论坛，该基金会位于华盛顿，2019年9月9日于土耳其安卡拉。图源：foreignpolicy.com
▲ Dan Coats，彼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2017年10月13日于华盛顿。图源：foreignpolicy.com
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智库行业现状的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该报告明智地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减轻明显的利益冲突，并提高智库的透明度。该报告称，从长期来看，资金更加透明的好处将超过任何短期的声誉损害。关于境外资金，它建议智库遵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的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它还表示，智库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预测和披露与资金、项目或个人相关的明显利益冲突，以帮助消除任何不正当的迹象。这些主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益，但智库的党派之争和兜售影响力的问题根深蒂固。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智库和相关组织的涌现是问题的另一关键。机构越多，它们争夺捐赠资金就越激烈，于是力量的天平就会从供职于智库的专家转向那些有能力为他们买单的捐赠者。随着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捐赠者要求证明自己忠于党派分歧中的一方。为了生存，更不用说竞争和繁荣，智库面临着真切的压力，要把党派和捐赠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再多的透明度也无法解决这个根本性的财政问题。基础经济学认为，如果资助者-专家关系中的一方拥有了所有的权力，那么供需就会失衡。如果智库数量减少，资助者不能那么轻易地将其党派或特殊利益观点强加给专家们。没有单一的、明显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时候该更认真地对待整个智库行业的声誉和信用危机了。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智库共同出资成立一个独立的评级机构，类似于金融业的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或穆迪（Moody’s）。这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等排名不同，后者更类似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对高校的排名。重点不是对智库之间的相对比较进行排名，而是要提供一个良好的认可印章，以评估它们遵循良好的研究实践准则并提供真正独立的政策建议的能力和意愿。至少对于美国的机构来说，获得评级的条件应该是严格的披露要求、在合法的情况下揭露外国代理人登记、审计符合免税的公共慈善机构的其他最佳做法。正如投资者不愿投资于低评级债券一样，潜在的智库捐助方也会发现，评级是避开那些不采纳最佳做法的机构的有效捷径。即使有了这样的系统，政府也必须实施更严格的规则，以保护公众利益不受智库倡导活动的过度影响，就像它有义务保护注册游说者一样。例如，当一届新一届政府从意识形态一致的智库中挖掘潜在的政治任命人选时，它应该像对待从白宫前街招募的注册游说者那样，对这些人进行同等程度的审查、道德要求和披露。如果智库从一家公司或外国政府获得了资金，他们在政府中就不应当被安排进行能够影响其资助者的相关政策制定工作。最后，美国政府和智库自己都需要认真考虑，在境外资金的问题上，什么才是合适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最终也只是一个披露要求。更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及是否应该允许外国政府和公司向有影响力的美国人支付报酬，让他们在曾经和未来的同事面前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人将来会担任政府高官。没有哪个现代民主国家会提供如此有效的机制让外国人来影响本国政策决定。当然，从友好盟国政府提供的完全透明赠款，到可恶的、非民主的、甚至是完全敌对的政权企图通过隐秘渠道向华盛顿输送资金，境外资金都兼而有之。这些差异很重要，而在好坏境外资金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恐怕非常困难。但国会至少应该考虑禁止免税的美国机构接受任何旨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境外资金。如果接受者认为境外资金是“好”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那么选择接受这些资金的机构也应当愿意遵守强制性披露要求，并在外资工作和政策倡导之间设置防火墙。这些想法有机会被智库或政策制定者采纳吗？也许。至少有些人会支持这样的改革，因为他们在评级和监管体系中看到了机会，该体系通过董事会监督和定期审计来强化他们已经存在的控制手段。一个评级系统将帮助这些正直的智库向资助者、政府和广大公众证明他们的诚意。另一些人则不愿接受这一观点，他们可能要么通过转移到盈利性游说和免税研究之间的灰色地带生存下去，要么与新规则相冲突，蒙受声誉上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身败名裂。市场力量和个人偏好将作出决定。无论如何，我们的亲戚将会更好地理解智库是什么，当晚餐的谈话转向政策时，我们可能会开始获得更多的尊重。我们的家人或许永远不会学会热爱我们的工作，但至少它们不再会是谈话杀手，像现在这样。*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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