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 power错译成“海权”, 造成了一个危险的误会
跨文化互译中的概念误读——以海权为例
文｜曲畅、任东
来源｜《读书》
▲ 马汉与《海权论》。图源：互联网
我国重视海权问题，是国家海洋战略和国际海洋形势使然。问题在于，人们虽然把“海权”概念的“知识产权”送给了马汉，但马汉所说的“sea power”＝“海权”吗？非也。
2 中文与外文概念语义的错位
中英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跨文化转换，往往存在着“不可译”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在他的《“拿来主义”》中，针对不同语言和文化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阐述了他的包括翻译立场在内的文化立场。鲁迅主张的是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亦即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说，翻译者必须以“硬译”去“贴合原文”（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Routledge, 1993），从而将本来“不可译”的异质文化“拿来”，让读者了解对方原本是什么，以便于决定是取是舍，是扬是弃。但是，中国的翻译后来的现实，却与鲁迅、斯皮瓦克的主张相反，正如学者孙歌所说 ：“走的是从一种语言里为我所用地搬运内容到母语里来的路。”（孙歌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这样的拿来主义，往往变成了对原文的改造，从而使经过改造的“译文”—而非原文原义—成为人们接受的“知识”本身 ；而恰恰由于这种“伪知识”冠以“翻译”之名，“来自”外国，尤其是西方，特别是英美，往往比“土产”更容易被认同、赞赏、信奉，更容易成为“真理”。至于它在西方那里原本是什么，则少有人追问；由于如此翻译而有可能造成的中文与外文概念语义的错位，导致的误读误解，甚至引发的中外话语冲突乃至国际争端，更少有人意识到与翻译的干系。sea power 与“海权”的互译包括回译的概念错位，在中西跨文化间导致的误读误识及其引发的诸如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炒作，就是一个凸显的案例。
本来，马汉一百多年前出版的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是他在美国海军学院院长任上写的一本讲解西方海战历史战例的书。该书选取、分析了一六六○至一七八三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海战战例，结论是：一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大小强弱、布局调用、战略谋划与战术发挥，对于一国的崛起与衰落十分关键、重要；要实现海上霸权，重中之重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舰队。此书甫出，很快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重视，进而奉为发展海上军事、夺取海洋霸权的重要“经典”，纷纷采纳为各自国家的战略决策并付诸行动，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强”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美国也因之很快成为以海上军事力量为主要标志的超级霸权大国。
该书出版后被不断解读、译介，其中 sea power 是凸显的关键词。在英语和西方语系中，sea power 并不是一个新词，语义明确，无需解读，马汉没有，也不需要下一番定义。他在该书“序言”中也用 maritime strength 一词，可见 power 与 strength 的同义内涵。因此，无论就该书的书名还是内容来说，sea power 中文直译就是“海上力量”，意译就是“海上军事力量”，书名的中文翻译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名实相副地直译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或意译为《海上军事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但事实却非如此。
3 将 sea power 译为“海权”是不恰当的
将 sea power 汉译为“海权”，已有不少人考证说源自日本对马汉书的翻译，但似是而非。“海权”一词的中文译介，最早出自李凤苞一八八五年在天津机器局出版的译著《海战新义》，署原著者为“奥国普兰德海军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书中有“从前分各国之海权强弱为一二三等，今则不便分等第”，“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等语。该译所据原书今已不考，原为何种文字、译文“海权”原为何词，已不得而知。但观其文义，应该是“海上权势”的略称，指的无疑就是“海战力量”，亦即“海上军事力量”。
五年之后，一八九○年，马汉之书才在美国出版。直至一八九六年，才有了日本军令部的译本，名《海上权力史论》，东邦协会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是将马氏 sea power 译为“海上权力”的，并非“海权”。但在中国，“海权”一词继李凤苞之后照旧使用。一八九八年，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有“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阂”之语。一九○三年，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向国人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一九○五年，一篇《论海权》刊载在《华北杂志》第九卷上。一九○九年，严复在其翻译出版的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有云 ：“往读美人马翰所著《海权论》诸书，其言海权，所关于国之盛衰强弱者至重。”说明严复在多年前就读过马翰（汉）之书，《海权论》书名是他自己的译创还是本有所据，今已难考。
今见马汉该书在中国的首译出版，是一九○○年笔名“剑潭钓徒”者在上海《亚东时报》第二十、二十一两期上对第一章第一节的连载，署原著者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其中第二十期译书名为《海上权力要素论》，第二十一期改为《海上权力论》，并以该期译文内容作为副题“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可见 sea power 多被译为“海上权力”，也略称为“海权”。该刊此后停刊，译事不见下文。一九一○年，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海军》杂志，又刊载了中国人齐熙的中译本《海上权力之要素》，但该杂志也未能持久，译文只连载到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不过据该杂志刊登的广告，是曾计划全部翻译并出版单行本的，广告中所用书名为《海上权力史》。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早期的翻译，都是将 sea power 译为“海上权力”的。应该说，这算是较为接近 sea power 原义的，但也并非准确、恰当。在中文语境里，作为正面论述的“权力”，应当是正当、合法、正义的权力，而马氏暨西方所强调、崇尚的 sea power，则是各自为海上控制、海上争夺、海上霸权而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全无正当、正义、合法可言，汉译实在不应该用“权”或“权力”称之。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不同所致。
由此可见，无论是中译还是日译，无论是早期的翻译还是现今的重译，将 sea power 译为“海权”“海上权力”，都是不恰当的，是误译，由此造成了概念的错位。
4 概念语义的错位导致相互误读
正是由于中英文跨文化译介的不对应性，英文“拿来”翻译为汉语、生成汉语概念之后，如不做特别处理，就会很快“归化”为汉语语境本有的概念和语义。事实正是如此。sea power 之类的西文概念被译介为中文“海权”后不久，近代中国人的有关论说，就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以称指包括海洋主权、事权等的“海洋权利”了。譬如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早在一九○五年前后，就频率很高地使用“海权”一词了，如说“渔权即海权”，“海权界以领海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 ；今立渔业公司之本意，首保海权，次保渔利；护渔权，张海权”等等。这些“海权”所指，都是海洋主权和海洋渔权等相关权利。再如“华侨领袖”陈嘉庚，身在南洋时就回国兴办渔业教育、航海教育，提出的主张有“兴海洋，挽海权，首应培养航海人才 ；力挽海权，培育专才；振兴航海，巩固海权，一洗久积之国耻”等，这些“海权”所指，也都是具体的海洋权利。
如此，显而易见，中文“海权”的概念语义便有了 A、B 两个。
A 指的是海上军事力量、海洋军事霸权，对应的是 sea power 的原文原义，但缺失的是中国文化的正义、道义价值观内涵；
B 指的是海洋权利，包括海洋主权和相关权益——而这显然与 sea power 的原文原义南辕北辙。
要之，sea power 甫一译介便归化为中文的“海权”一词，这个“权”字就具有了概念上的歧义——若指权力，则无正当正义性，除了西文的译介和接受者外，中国人大多不会如此理解和使用；若指权利，则大非sea power 原义，“海洋权利”大致对应的是 sea rights。前引张骞、陈嘉庚等当年的“海权”论说，直至今日面对我国南海、东海海洋和岛屿主权、权益形势，国人普遍呼吁“保我海权”，说的也同样都是保卫、保护我国的海洋权利、海洋权益，所言均非 sea power 的英文本义。正如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所说 ：海权之“权”即权利，包括权益。
这种跨文化译介传播中原文原义与译入语概念语义的错位，导致的是跨文化间的相互误读。中国人汉语语境里所说的提升海权意识、发展强化海权，“海权”一词指的就是海洋权利、权益，基本对应的英文概念是 sea rights；但中国学界又似乎都知道“海权”一词自马汉 sea power 译来（尽管事实上早于马汉），于是就都认定“海权”的英文对应词就是 sea power，于是就在国际平台、国际语境尤其是英文语境中都将其回译成了 sea power，而不用 sea rights。如此的结果，就是外国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自然而然地”将来自中国的 sea power 误读误解成其英文语境中的海上军事力量、海上霸权，认定中国在发展海上军事、谋求海洋霸权，从而成为其“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跨文化译介传播中译出概念与译入概念的错位，以至于驴唇马嘴，南辕北辙，导致误解误读，无疑是因为翻译的不确甚至错误，亦即误译造成的。古今中外跨文化翻译传播中诸如此类的误译常见，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现象，但对于重要的、关键的、有可能带来大的影响效果的，甚至影响一国决策、影响国际格局的概念、观念、话语的译介，学界尤其是译介者、传播者应该保持高度警醒，一方面力避误译的出现，一方面及时纠正误译的存在。所谓“拿来”，须知拿来的到底是什么；所谓“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须让世界了解中国话语的本意。为此，中国亟须在跨文化译介传播中，使用自己的话语，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文章转自《读书》，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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