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铁幕”正悄然落下, 这次西方封锁了谁的心智?
“您正在驶入美国防区”:
新的多极互联网铁幕正在落下
文｜Gladden Pappin
翻译｜慧诺
来源｜The Postliberal Order
▲ 图源：互联网
“信息就像一枚不能自动定位的导弹，它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目标（不幸的是，也找不到它的“反导弹”！）；因此，信息会坠毁在任何地方，或迷失在太空中一个不可预测的轨道上，作为垃圾永远地旋转着。”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海湾战争: 它真的发生了吗? 》（1991）
所谓“元宇宙”（metaverse）也不过如此了。“一个新的铁幕正在隔断俄罗斯的互联网”，《华盛顿邮报》宣称道。“无论如何，数字铁幕似乎正在落下”，CNN如是说。“与俄罗斯互联网决裂，是西方曾坚持的信念的溃败——即互联网是一种民主的工具，将导致专制国家开放，”《纽约时报》也附议。
在“数字铁幕”降临前的短暂几年里，互联网作为一个全球通信网络横跨世界。虽然大多数西方用户坚持使用西方平台和媒体，但许多人也在手机上安装了微信甚至VK（译者注：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最大的社交网站），方便其与中国“互联网防火墙”后的联系人保持联系，或通过俄罗斯的国家平台关注该国的事件。同时，中、俄的互联网用户也可以享受来自西方的新闻和信息。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人们对“社交媒体能促进民主”的期望遭到破灭。在2010年时，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曾显示，美国人曾预计未来十年他们的社会因互联网而变得更美好；但到了2018年，AXIOS新闻网的民调却指出，57%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损害了民主。然而，“旧互联网”的遗迹仍然随处可见——ICANN（译者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这个管理全球DNS（译者注：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的美国非营利组织，仍然标榜着1990年代的古朴格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
随着最近“数字铁幕”的降临，互联网用户们已被高效地传送到了新的多极互联网的各“防区”中——尽管他们的用户体验并非如此。西方国家的媒体消费者并未注意到外部信息源头的已突然消失；相反，他们读到的是俄罗斯公民遭遇的“悲剧”，即“俄罗斯不再能访问主要的西方平台，因而只能消费其本国的媒体信息”。实际上，鸿沟两旁的双方都进入了新的数字世界。当俄罗斯网民发现自己被送出互联网的“美国防区”（American Sector）时，我们（美国网民）却也突然被送入其中。
这个新的“美国防区”有什么特点呢？
1 作为地缘政治的信息战
虽然对乌克兰土地上的各方军事实力有不同分析，但互联网的“美国防区”内有着统一的自信断言：西方的信息战使普京处于决定性的不利地位。似乎是为了证实西方对“信息战即地缘政治”的信心，网络期刊《地缘政治学》（The Geopolitics）在3月6日宣称：“西方正在信息战场上取得胜利”。不仅如此，诸如CNBC、Slate网、《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都分别以“乌克兰正在赢得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争”为题发表了不同的文章。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更是不甘示弱，直接提出了她的结论：“乌克兰人已在信息战中赢得了胜利”。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信息战已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1）营造俄罗斯在乌克兰可能失败的表象，并推动相应的军事策略；以及（2）迫使西方公司从俄罗斯撤资。
麻烦的是，虽然使用信息战可以作为大战略中的重要战术，但如今它似乎在掩盖西方在整体战略上的不足。俄乌冲突发生后不到两天，类似“欧盟将提供飞机供乌克兰使用”的虚假信息就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散布开来。Politico新闻网此前报道，乌克兰议会发布了一条关于欧洲承诺提供70架飞机供乌克兰使用的推文。此后短短几分钟内，该假消息就冲上了美欧各大互联网平台的“热搜”。更重要的是，这一假信息可能推动了北约成员此前或已放弃的政治考量。
若非当时冷静的头脑占据了上风，西方和俄罗斯可能已在几个小时内直接地发生了军事对抗。但是，这一事件已表明：过去和现在，西方决策者都过于关注热搜，而非关注对自己局势的分析。
相较之下，普京似乎（根据西方的说法）甚至都没有尝试过信息战的游戏。虽然他早已封锁了西方媒体源，但他与高层的“社交隔离”会议依然使西方分析家们好奇：为何他似乎没有在信息战游戏中发力。毕竟，这是一位部署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领导人——他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制造张力，同时以自己的硬汉形象持续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同时，围绕乌克兰的未来地位和俄罗斯的在乌利益，俄罗斯坚持着一套相当明确的要求。虽然假信息是任何军事计划的合理组成部分——俄罗斯无疑也在传播自己的假信息——但西方的“信息战”却正在对其自己的地缘政治计算能力造成严重干扰。
开展宣传活动以增强决心是一回事，但西方竟把自我创造的假信息纳入决策考量，我们的“信息战”的可信度也因此受到挑战。正如过去三周所表明的，西方信息战的成功标志似乎是以“转发”量以及进一步极端的“取消”（或封杀，cancellation）来衡量的。
但是，若假信息在几小时内就崩溃，人们对互联网的“美国防区”还能信任多久？尤其是在关键期间要进行严肃的战略决定？社交媒体的普通消费者可能会因无休止的报道而“颅内高潮”（agape），但美国的核心盟友和决策者会很快对此感到厌倦。
2 互联网的决策等级体系
对宣传的需求是每场战争的一部分，而宣传自然也要针对己方开展。战争开始不到一周，《纽约时报》就总结了乌克兰的宣传工作，记录了（实际并不存在的）“#ghostofkyiv”（基辅之魂）这一话题的兴衰。斯坦福大学互联网政策中心（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主任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社交媒体公司必须要‘选边站队’，并对来自俄方的宣传和假信息视而不见。”到目前为止，对于战时的宣传来说，这很正常。
然而，当俄罗斯基本无法访问西方网站，而西方却宣称自己在信息战方面相当成功时，我们不禁要问：西方“信息战”的目标究竟是谁？一方面，《纽约时报》写道：“花几天时间观看俄罗斯的主流新闻广播，并研究其该国控制的报纸，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为净化其战争行径做了大量努力”；另一方面，这同一份报纸又指出的，西方的宣传也往往创造了一种螺旋上升且不受控制的后果。虽然目前西方的军事指挥部似乎想避免与俄直接开战，但并不避讳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战争。
麻烦的是，对外宣传和官方决策之间的所用的信息界限变得模糊不清。部分麻烦源于美国政客和其他决策者现已变得“长期在线”。俄罗斯的进攻刚开始，整个西方国家的网红们就开出了一系列越发尖锐和危险的要求清单。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低头看他们的手机时，遭遇的是一连串无休止的信息轰炸——这是西方的信息战。
虽然西方反应的升级主要来自于“取消文化”（译者注：指的是人们试图集体抵制“有问题”的公众人物、企业等，“问题”通常包括犯罪、涉种族与性别歧视、具有历史争议等）的要求，但也来自对乌克兰抵抗英雄主义的过于乐观的期待。Liubov Tsybulska，乌克兰“混合战争分析小组”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推特“大V”），一直在创作大量离奇的推文。她3月5日发推道：“在基辅，一个女人在阳台上用一罐腌黄瓜就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他们（俄罗斯）怎敢想要占领乌克兰呢？”
自从美国的政治趋势开始由社交媒体上一阵又一阵的愤怒情绪推动，那么不足为怪的是，官方也使用相同的“取消文化”的工具应对情绪狂潮。正如《纽约时报》近日一个头条标题所言：“普京被制裁了，而俄罗斯被取消了”。在网络战争的自反性(reflexive)世界中，局势升级是通过各种话题的情绪讹诈（“网络引战”）来实现的，而每种话题都提高了参与者“被取消”的可能性。起初，网上的激烈反应——这儿要删除俄罗斯音乐，那儿要设立禁飞区——似乎只是这场局势渐明却让人惊愕的冲突的早期特征。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取消文化”的自反性（reflexivity）已成为西方的外交工作的主要推力——而将西方拽入如此“中风症状”的也正是我们自己。
3 西方企业“单一文化”的溃败
在冷战结束后的多年里，人们认为西方企业在前苏联集团的存在将成功地传播美国价值观，如对自由和民主的尊重。当下，西方企业大规模撤离俄罗斯，事实上承认了它们的持续存在并不会促进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过渡。毕竟，如果使用苹果支付的狂喜足以促进民主思维，苹果公司应保持其在俄的运营，而非关闭它。
当然，全球企业变成了能使任何国家与全球经济脱节的政治行为体，这至少也证实了它们的本质。多年来，西方企业将自己描绘成普世价值的承载者——被永恒得镌刻在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关于世界和平的金拱门理论”（译者注：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两个开设了麦当劳门店的国家都不会彼此开战”；随着在资材采购、制造和销售等领域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加深彼此的依存关系，走向全球化的企业不希望看到战争导致的经济倒退）。现在已很明显，这些企业在行使政治权力。2021年，在将美国彼时的现任总统从他们的平台上除名后，硅谷平台现在可以封杀“国营”媒体账号、标记“政府附属”账户，同时在其所谓“事实核查”过程中选择哪些政府散播的信息是可靠的。Meta Platforms Inc.，这个以不祥名字而新命名的企业集团经营着Facebook和Instagram，在其欧洲和英国的服务中屏蔽了RT和Sputnik（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同时在其整个网络中压制了俄罗斯国营媒体的流量。
正如《地缘政治学》所观察到的（尽管大体上赞许信息战），“假信息使决策复杂化，并使不合理的事情显得合理。通过宣传，把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这样一个似乎不合理的步骤，洗白成宣传战中可接受的手段”。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不断升级的“取消”或曰“封杀”往往适得其反。UnHerd（译者注：成立于2017年的英国保守派网络在线杂志）的专栏经济学家菲利普·皮尔金顿（Philip Pilkington）就表示，对俄的油气制裁对西方自身的伤害更大。因此，“取消俄罗斯”的文化潮流也只能证实普京的说法，即西方不仅鄙视俄罗斯政权，而且鄙视俄罗斯本身；事实上，对普京的“帮凶”进行定向制裁也许是更有效的手段。
在耶鲁大学，一位商学院教授甚至在网上列出了一个企业清单，要将未能关闭其在俄业务的西方公司“游街示众”。目前，制裁俄罗斯的呼声迅速升级为要求阻止从俄罗斯进口必需品——这将危及所有形式的西方商业和生产。企业的“取消文化”已迅速成为舍本逐末的“夸富宴”（potlatch）。“我们将封锁俄罗斯新闻频道！”“哦，对了，我们将停止向俄罗斯港口交货！”“哦，是的，我们将暂停所有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材料！”事态的螺旋式升级使人忘记了可衡量的地缘政治目标。
4 作为广告的政治行动
受媒体驱动的政治有一个主要特点：其一方面需要夸大普通活动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要掩盖或淡化真正的“大事件”。“战争”（war）一直是这场冲突的关键词。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最激进的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当局明显地需要将他们的公共卫生措施塑造成一场“战争”；在长期未有激烈的全球冲突的时代，婴儿潮一代似乎需要一些事情能为之战斗。相反，11年前，在美国领导的对利比亚的攻击中，大家又被告知，这肯定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动态军事行动”（kinetic military action）。
在广告领域，术语的模糊化是常见现象：买健身房会员是“对脂肪的战争”，而一个药力强劲的药品却只是“蓝色小药丸”。若该现象仅出现在广告领域，它几乎并不会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但是，在互联网的“美国防区”中，政治趋势也在通过这种框架发展：“你的行动是在气候变化战争中的关键战役！”与此同时，真正重大的政治决定却可以被无限期地推迟——它们很容易被情绪化的修辞所取代，而情绪化的爆发往往会推动各大企业寡头/互联网平台的行动，又进一步推动局势升级。
在目前情况下，媒体世界的这一基本特征扭曲了许多西方人计算其政治和军事行动潜在后果的能力。俄罗斯在嘲笑美国的“动态军事行动”时也对应地将其进攻称为“战略军事行动”，而西方人似乎也只能在提及“信息战”和（法国财政部长Bruno Le Maire所言的）“全面经济和金融战争”时使用“战争”一词。在网络世界的“一言堂”里，除“实际战争”外，一切不被视为战争的行为都会被允许——而在这些行为中， 我们却可能会意外地真正被卷入“实际战争”。
5 未能缓解的紧张关系
就目前而言，互联网上的“美国防区”似乎是统一的。在英语引战账号的推波助澜下，美国防区内炮制出了个基本一致的信息，即“俄罗斯即将被打败，而西方迫切需要更多的军事参与”。
然而，即使在西方内部，也不是所有的政治行动者都像美国精英那样同样超脱。“战争”重返欧洲大陆，不仅存在“云”端，而且在地面上都可以感觉到。可以肯定的是，对全球冲突危机和对商品价格的上涨，美国人和欧洲人都经历了的新的担忧和震惊。但目前，在中欧和东欧，战争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每天有超过三千名难民抵达布达佩斯。因此，波兰通过提出要将其喷气式飞机运送到在德国的美空军基地，强行澄清了西方的意图和态度。
在互联网的美国防区中，硅谷的公司们可在其平台内的“民意压力”下，自行决定“采取行动”，将俄罗斯从全球互联网中删除。所有主要的平台都立即将国营的俄罗斯媒体除名，并改变其算法，取消来自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搜索或推荐结果的优先级。这些事件自然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自此以后，这些公司是否会对非洲、美洲、中东甚至欧洲的其他国家施加类似的制裁行动。
“全球互联互动”的梦想已幻灭，而互联网的“美国防区”能否维持其能其内部团结也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对各自的地缘政治局势更加敏感：每个欧洲大国的反应略有不同，反映了它们与俄罗斯的不同关系。德国立即开始重新武装，北欧国家重新评估了它们的军事立场，法国仍是对俄谈判的指路人并怀念其过去独立于北约承诺的日子。
就目前而言，欧洲各国被吸收到“互联网的西方阵营”后，尚未在“美国防区”内部构成直接问题。但是，任何可能偏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有新的理由重新评估其技术栈的独立性和弹性。大约四年前，俄罗斯已开始计划建立自己的“主权互联网”。而欧洲国家，也将不得不再次评估他们在美国防区内“云上生活”的舒适程度。
6 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在冷战时期，矗立在东西柏林间的“查理检查站”象征着通往“自由和统一”的西方的入口。如今，我们正驶入新的多极互联网的“美国防区”，这将打破过去三十年来困扰西方的许多幻想：全球互联网的中立性和乐观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能促进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并发展未来技术......
目前，新的美国防区看起来是统一的。但其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是什么？在未来几个月里，欧洲将会发问，它是否乐意让自己成为美国主导的信息战中的一个棋子。在美国，我们也将不得不发问，我们的平台所促成的信息战是否反而阻碍了我们做出清晰和负责任的决定。
剥去其创始时的幻想，互联网的“美国防区”的未来可能确实很短。
*文章原刊于The Postliberal Order。
Gladden J. Pappin作者：格拉登·帕潘
达拉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事务》副主编，圣母大学伦理与文化中心常任研究员、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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