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欧洲政局的又一个喜剧演员? 意总理辞职的隐秘推力
意大利政党格局的重构：表现、原因及影响
文｜李凯旋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因未获执政联盟中的关键政党“五星运动”支持，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21日向总统请辞并获接受。图源：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爆发了影响深远的肃贪反腐运动——“净手运动”。由于多名政要卷入贪腐丑闻，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社会党等长期参与执政联盟的政党，在运动中土崩瓦解。意大利第一共和时代（1948—1994年）也因之落幕。随着以原意大利共产党（PCI）主体力量为基础而重组的左翼民主党（PDs）和以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力量党（FI）等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意大利第二共和时代正式开启。此后，意大利虽然依旧是典型的多党制，但是居主导地位的中左翼民主党和中右翼力量党一直在谋求实现左右两大政治联盟轮流执政的模式。在2013年民粹主义五星运动党兴起之前，几乎没有“第三党”能够对民主党和力量党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2018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联盟党（Lega）强势取代了力量党在中右翼阵营的主导地位，而意大利兄弟党（FdI）的发展则进一步重塑了右翼联盟的格局。因此，意大利政党政治一度呈现的“极化”特征，也随着主要政党意识形态的演化和选民流动性的增强，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弱化了。
本文着重就意大利政党格局重构的表现、原因和影响展开论述。首先，结合2013年以来的历次重要选举，对意大利政党格局重构的表现进行分析。其次，结合“大衰退”下经济不平等的恶化、难民危机触发的“内外对立”加剧以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等背景，对五星运动的兴起、民主党的衰落和中右翼内部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进行解析。最后，对政党格局重构的政治和政策影响进行简要评析。
1 意大利政党格局的重构
意大利政党格局的重构，始于自我定位“非左非右”的五星运动的兴起。与此同时，传统主流政党民主党和力量党走向衰落。民主党的工人选票大幅流失，力量党在中右联盟内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联盟党取代。从地域角度看，意大利政党格局重构还表现为五星运动在南部赢得了优势，民主党中部“红区”的优势不保，而完成了由地区主义政党向民族主义政党转型的联盟党在中北部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一）五星运动兴起，冲击传统政党的左右分野
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的五星运动，是改变意大利政党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此之前，意大利基本上形成了中左联盟和中右联盟轮替执政的政治格局，即被2016年新组建的意大利共产党（PCI，以下简称“新意共”）强烈批评的政治生态“美国化”。
五星运动的前身是一种网络政治文化运动，早期成员都是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的粉丝，汇聚在其博客上针砭时弊。2009年，格里洛在申请加入民主党及总书记初选被拒后，发布了所谓“非章程”（Non-Statuto）的组织章程和五星运动标识，完成了从反建制政治文化运动向政党的过渡。五星运动与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最为相似，“领袖作用突出，组织相对薄弱、缺乏连贯一致的意识形态、在反建制的诉求下将左右翼的观点融合起来”。
▲ “五星运动”发起者之一，喜剧演员和著名博客作家Beppe Grillo。图源：cronacasocial.com
五星运动自2010年起开始参加地方选举。到2012年，在部分地区的支持率超过了10%。2013年打破中左翼和中右翼的垄断后，五星运动在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大党地位逐渐稳固。如表1所示，就单一政党的支持率而言，五星运动在2013年就已经成为第一大党，继而在2018年选举中扩大了领先优势，参众两院支持率支持分别达到了32.68%和32.22%。据统计，五星运动2013年的选民有76%在2018年坚持了原来的选择，而新增的选民来自民主党（14%）、力量党（8%）和已解散的公民选择党（13%）等曾经的支持者，更多的来自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年轻人（26%）。虽然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五星运动的支持率近乎腰斩，骤跌至17.06%，但是这个结果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五星运动、中左翼和中右翼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二）中左翼持续衰落，民主党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
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中左联盟虽以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但支持率较2008年大幅降低。如表1所示，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支持率分别降至27.44%和25.43%。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民主党的支持率一度达到了40.81%，但到2018年，参众两院得票率分别骤降至18.76%和19.14%，中左联盟的支持率分别仅有22.86%和23%。民主党的盟友，如“意大利与欧洲在一起”等三个党均未能达到3%的议会门槛。此外，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新意共和共产党（PC）等左翼力量严重边缘化的处境仍未改变。
值得关注的是，被批沦为“精英党”的民主党在企业主和经理人群体中赢得了22.5%的较高支持率，但同时流失了大量工人选票——在蓝领工人和失业者中的支持率分别为11.3%和10.3%。这两大群体的选票主要流向了五星运动（支持率达30%以上）和中右翼（相应支持率分别达到了36.3%和38.6%）。
此外，民主党的衰落还表现在不断升级的内部纷争上，尤其2019年9月的严重分裂——前总理马泰奥·伦奇另立新党，对整个中左翼阵营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中右联盟呈碎片化态势，联盟党兴起
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由于联盟党的兴起，中右联盟的支持率有所回升但较分散。如表1所示，力量党继2013年支持率大幅下跌后，2018年的支持率再度减少1/3。联盟党则在2018年强势逆袭，成为中右联盟内第一大党。尽管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联盟党的支持率达到了34.26%，但仍未达到力量党在2013年之前的支持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更为保守的右翼力量——意大利兄弟党在2018年议会选举和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支持率稳步上升，分别达到了4.35%和6.44%。
（四）主要政党（联盟）的选民基础呈地域分化
从2018年选举结果来看，五星运动和中右翼的选民都是跨阶层的，但其地域分化却是显著的——中右翼在北方优势明显，五星运动则在南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民主党进一步失去了中左翼自二战以来在中部红区长期保持的优势，支持率大幅落后于五星运动和中右联盟，仅在都灵、罗马和米兰等大城市获得了40%左右的支持率，赢得了一定优势。按照2017年通过的选举法，意大利实施单选区和比例制并立的制度，即参众两院大致1/3的席位通过单选区多数制分配，余下席位通过比例制分配。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单选区的选举结果更清晰地表明了意大利政党政治的南北地域分化格局。在单选区多数制下，五星运动赢得南部101个众议院席位的84个，中右翼赢得北部91个席位的79个，而中左翼在红区的优势则不再明显，仅赢得了40个席位中的16个。在单选区多数制下的参议院席位竞选中，五星运动拿下了南部49个席位中的40个，中右翼则赢得了北部47个席位中的40个。
2 政党格局重构的背景与主要原因
意大利政党格局重构的原因是复杂的。毕竟，“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政党组织结构，同时也规定了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意大利底层民众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呈恶化趋势，与之相伴的还有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族群结构多元化下“内外对立”的加剧。在此背景下，意大利社会阶层及其需求趋于多样化，但传统主流政党的应对却是趋同且单一的。而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纲领主张供给却是丰富的：“非左非右”的五星运动既诉诸经济意义上的“上下对立”，又持有减税、疑欧和反移民主张；右翼阵营的联盟党和意大利兄弟党既诉诸疑欧、种族/国族意义上的“内外对立”，又持有环保、增加老年福利和家庭津贴等主张。不过，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纲领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更侧重民生福利议题，而后者的安全和反移民主张更引人注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助力它们打破了传统主流政党对政治资源和政治动员路径的垄断。
（一）经济不平等的深化和五星运动的兴起
如前所述，五星运动能够在2013年以来站稳脚跟，同时吸引来自左右两端的选民并扩大支持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诉诸经济上对立阶层的动员，以及富含民生议题的纲领高度契合了“大衰退”背景下底层民众的生计需求。2014年对五星运动选民构成的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高达77%的支持者——以青年和失业者居多——声称常处于贫困状态，收入支撑不到月底，而63%的支持者仅仅是对欧盟的财政契约不满而非疑欧主义者。
始于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力量党主导的中右政府及其支持的技术内阁所实施的降低劳动保护和削减福利的结构改革与参数改革，深深触动了意大利底层民众的生计安全。意大利国家社保局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称，“我们的国家终于开始走出这场漫长的经济衰退。在这一过程中贫困家庭的数量增加1/3，失业率翻倍。这场危机打击了几乎所有人……但对弱势群体和青年的影响尤甚。”11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0%的底层群体，2013年的收入比2008年缩减了27%，而最富有的群体，收入相应地仅减少了5%。12008年以来，意大利的失业率一路攀升，在2014年达到了12.7%。但意大利的失业问题是呈地域分化的。一般北部和中部经济发达地区，情况较为缓和；南部经济落后地区，形势最为严峻。2008年，意大利南部失业率仅比北部高2.2%，但到2010年之后增至北部的两倍之多——这与五星运动在南部的优势高度契合。
生计危机的加剧使得民众对福利体系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物质保障产生了更多的依赖和需求。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在2013年大选后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90.9%的人认为社会保护应该成为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目标；83.5%的选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以缩小国内收入差距。
但是，2013年民主党主导下的中左翼组阁后，却继续推行系列亲市场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大批雇佣劳动者的就业保护水平，却未能从本质上弥补收入保障制度的固有缺陷，进而使得更多家庭陷入了绝对贫困。在一系列更彻底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后，意大利总体就业立法保护水平已经由1998年的3.3降至2013年的2.515，固定期就业在每年新增就业中占比一直在70%左右，到2017年，在终止就业中的比例增至83.3%。虽然常规失业险替代率从60%提高至75%，但失业期超过18个月和初次求职的劳动者，以及自雇者依然基本得不到来自国家的收入支持。此外，意大利的自雇群体规模庞大，在2014—2015年间，该群体在同等条件下陷入贫困时，得到收入支持的比例往往只有10%，远低于正规就业的50%。尽管家庭绝对贫困率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失业问题，但形势却在不断恶化，从2010年的4%增至2012年的4.6%，到2018年已大幅增至7%。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初，南部家庭绝对贫困率是北部的两倍之多，但此后中部和北部增幅相对更快。因此，民主党的亲市场改革，是其失去中部“红区”优势和底层民众尤其工人阶级支持的主要原因。对此，新意共也犀利地指出，民主党右转及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摧毁了左翼的公信力，导致左翼“内核”坍塌，陷入迷茫的支持者要么弃权，要么转向五星运动。
在民主党的亲市场改革加剧了民众的被剥夺感的背景下，五星运动的大部分经济和福利主张初看上去更接近传统中左翼的立场，这成为其在2013年后巩固并扩大选民基础的最重要因素。202018年，五星运动在竞选纲领中提出国家干预经济、国有资本占优企业应发挥根本作用、提高公民福利水平、改善工人薪酬待遇、限制高管工资以缩小工资差距等主张，其中最核心要素仍是2013年即提出的“公民基本收入”计划。于是，五星运动成为期望改变现状的民众的“另一种选择”，从而既在失业者、低收入者和青年中赢得了大量支持，又在失业率和贫困率双高的南部赢得了优势。
（二）“内外对立”的加剧与中右翼联盟的碎片化
联盟党的强势兴起，与其在难民危机背景下诉诸种族/国族意义上的“内外对立”动员密切相关。这种动员高度契合了民众的安全与身份认同需求。同时，意大利兄弟党的崛起进一步弱化了力量党的影响力，使得中右联盟呈碎片化态势。这种变化也体现了意大利统治精英——主张开放和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派与更注重秩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保守主义者——之间分歧与博弈的加剧。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移民对意大利而言并非一个新问题。意大利外籍移民不仅规模庞大且背景多元，尤其近30年来增长迅速，1990年为78.1万，2000年接近138万，2010年达到了423万。截至2019年1月1日，意大利的外籍移民为525.5万人，占意大利全国总居民的8.3%。其中，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移民占比分别为50.22%、21.69%、20.79%、7.23%、0.04%。就地域分布而言，71.4%的外籍移民集中在意大利中北部。然而，意大利民众对移民一直持有较负面的看法。据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2013年大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60.9%的人表示不信任移民，应加强移民融合，使之遵从意大利的风俗。2018年3月议会选举前的民调结果显示，在移民对本国经济的作用问题上（0-10表示从积极到消极的程度），民调的中位数为8，平均值为7.5；关于移民对本国文化是否有威胁的中位数为6，平均值为5.58。
移民历来是联盟党最为关注的议题，且其反移民主张中有强烈的恐穆和维护基督教文明安全的特点。联盟党前身为谋求意大利北部独立的北方联盟（Lega Nord），在2013年后开启了由地区—本土主义政党向民族—本土主义政党的转型，其政治叙事中的共同体从意大利北方人扩展至所有本土意大利人，将移民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威胁”与民众对罗马和布鲁塞尔统治精英的不满成功勾连。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移民集中在中北部且往往被视为一种“入侵”，但难民危机才是联盟党兴起的重要契机。面对自2012年以来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规模涌入的难民，意大利无论在财政上、治理体系上还是社会心理上，都未做好充分准备。2012—2013年间，通过海路进入意大利和马耳他的非法移民和难民翻了四倍。2014—2017年，共计约62万非法移民和难民从海上抵达意大利。这推动意大利公共舆论就难民涌入对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等领域的影响展开了讨论，其焦点逐渐从如何应对紧急的人道主义危机过渡到了多元社会中的族群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这种讨论进一步塑造了关于意大利民族身份认同的讨论，即政府应该如何回应民众的关切，以及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谁应在内部，谁应被排除在外。
联盟党在政治辩论中紧紧抓住并进一步强化了公共舆论中潜藏的“内外对立”逻辑。联盟党指摘主张自由流动精英的文化外在性，即宽容移民和难民而忽视本土大众，支持多元主义而给普通民众贴上种族主义标签。面对民主党和五星运动议员在经济社会层面基于人权而推动移民融入的建议，联盟党议员不满国家社会服务资源的再分配天平向非法移民倾斜而回应道：“您实行的是一种反向种族主义：谁在乎那个被驱逐出家门后而自杀的莱科退休老人？您首先得承认移民受害者的存在”，而“移民受害者是对移民潮不加管控所致的副产品，使得如今的移民成了真正的入侵者”。这是对民主党宽容非法移民政策的强烈批评。事实上，民主党的“紧急状态”逻辑尤其没有将经济不平等恶化以及本国民众的安全关切与文化认同需求进行平衡，并纳入战略性考量，最终不利于其构建并完善应对移民问题的常态化机制。中左政府对难民始终秉持一种“先救起来再说”的人道主义态度。这一方面激励了更多非法移民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加重了意大利的财政负担并被指责为搜救组织输送经济利益。据统计，到2017年，意大利难民事务总支出高达44亿欧元，占总社会支出的0.5%左右。其中，欧盟提供了770万欧元的帮助。可见，欧盟的支持不过杯水车薪。同时，短期内激增的非法移民和难民，由于安置和管理漏洞，也给意大利的安全造成了不小冲击。在此背景下，联盟党对中左政府的指摘，对欧盟难民政策的激烈批评，以及2018年选举中提出的通过加强边控和非法移民遣返及“非洲马歇尔计划”等阻遏移民的对策，都在中北部移民聚集的地区引发了大量关注和共识。
然而，在“内外对立”的逻辑下，联盟党并未能完全主导中右翼。因为力量党依然是主张开放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精英在右翼阵营的代表，而意大利兄弟党的保护传统家庭、提高意大利人出生率、反对伊斯兰化等主张，也满足了意大利社会中更为传统和保守的民众对家庭团结、国族/宗教身份认同的诉求。
（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传统政党垄断地位式微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个体提供了更多样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和信息获取路径，打破了传统政党和主流媒体在信息分配中的垄断地位，同时推动了依共同价值、利益或兴趣而集结的网络社群兴起。格里洛正是通过博客平台汇聚粉丝、针砭时弊进而创建了五星运动。在民主党和力量党的纲领主张趋同而民众诉求多样化的背景下，五星运动意图推动民众绕过传统民主中介，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五星运动在其2009年发布的组织章程第四条中所称：五星运动力图成为协商的工具，在众议院、参议院、大区和市议会选举时，通过互联网来识别和选择候选人。五星运动并不是互联网民主的首创者，但却把它推向了极致。除了格里洛的博客，脸书、推特、卢梭平台和Meetup等，也都是五星运动汇集民意和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渠道。一时间，民主党、力量党等难以望其项背。
互联网平台尤其社交媒体，是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政党和政治人物自我推广的“基础设施”，也是政党竞争的主战场。2018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互联网新闻和社交媒体成为60%意大利选民的主要信息源。除五星运动外，民主党、联盟党、意大利兄弟党等主要政党的党首也都在脸书和推特上开设了账号。五星运动的前党首路易吉·迪马约、联盟党的马泰奥·萨尔维尼和兄弟党的焦尔嘉·梅洛尼，都拥有着民主党总书记尼可拉·津加雷蒂当前难以企及的庞大粉丝群体。
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等更擅长借助社交媒体对民众在生计、安全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原生态政治诉求，进行介入、提取进而转化为组织化的政治资源。这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关切的迎合以及对议题的塑造和引导上。就各党党首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在脸书上发布的内容来看，右翼更关注安全与移民，民主党和五星运动更关注就业与政治分歧。萨尔维尼有12.4%的内容与安全有关，8.5%聚焦移民。梅洛尼有12.5%的内容关于安全，11.2%关于价值和权利——宣扬意大利主义、意大利人应优先得到社会服务及保护“意大利制造”等。迪马约有21.9%的脸书内容聚焦就业，16.1%涉及政治辩论。津加雷蒂则有13.7%关注就业与社会政策，8.8%涉及政治辩论——但往往以驳斥联盟党右翼言论为主。此外，右翼党首更倾向于在脸书、推特上发布其个人日常休闲的内容。这种自我推广也是将政治与流行文化融合的方式，拉近了民众与政治人物的距离。
其次，就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的频率和能力而言，新兴政党也更胜一筹。右翼政党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频率最高，但是五星运动作为意大利政治史上第一个本土的数字政党，最擅长数据分析和高效运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2019年4月15日至5月26日，即欧洲议会选举期间，萨尔维尼平均每天发布22条脸书信息，梅洛尼平均每天10.6条信息，迪马约平均每天8条，津加雷蒂和贝卢斯科尼分别平均每天发布4.8条和6.2条。不过，迪马约在脸书上每条信息的平均转发率和评论量，几乎是萨尔维尼的两倍。显然，迪马约粉丝的活跃度和组织性是各党中最高的。
总之，互联网平台为新兴政党提供了打破传统政治资源分配的现实路径，而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等也展现出了更强的议题塑造、网络动员和资源转化能力。
3 政党格局重构的影响
重构后意大利政党格局的弱聚合性，不仅增加了组阁的难度，也加剧了政府随时解体的风险。新格局下，五星运动在支持率和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性以及联盟党的上升态势，既给中左翼的调整与“重建”带来了很大挑战，也使得意大利的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难免分别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
（一）对意大利政治的影响
由于新格局下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拥有绝对优势，以及三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弱聚合性，导致两次大选后组阁过程更长、难度更大，且政府稳定性偏弱。2013年大选后，中左联盟在总统的斡旋下得到了力量党的支持，最终耗时两个月才组阁成功。2018年3月选举结束后，两支本质上差异相当大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到6月初才完成组阁谈判。然而，两党之间龃龉不断、分歧加重。2019年8月，意大利总理孔特辞职。为避免提前大选，五星运动与民主党在次月联盟组阁，但新政府的稳定性依然不被看好。
政党格局的重构挤压了意大利左翼力量和相关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空间。如果说五星运动是通过具有左翼特色的经济民主主张结合右翼的反移民和主权言论，而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跨阶层、跨区域的支持的话，那么，联盟党也用同样的策略，即强硬的民族主义和主权主义立场结合反贫困的福利主张，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2019年以来的欧洲议会和地方选举证明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联盟党的“咄咄逼人”使得意大利政治文化保守化趋势明显。而与此同时，备受内部分裂困扰的民主党对自身的调整和“重建”依然无所适从。恰如民主党总书记津加雷蒂所言，“我们知道，全球化创造了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脆弱与不确定。受到惊吓的人们想重新找回他们的‘家园’。充满安全感的‘内心的家园’使他们能够表达需求、愿望，发挥天分……全世界的右翼，包括意大利的联盟党，提供的方案虽是威权的、退步的和不宽容的，但却是清晰且有力的……右翼比我们更懂得利用意大利人的不安”，而作为当前唯一有能力阻击右翼的退步主义的民主党，除了标榜自身变革的开放与多元，并未能在意识形态、纲领和认同上形成实质性的创新。
（二）对意大利内外政策的影响
在意大利政党格局的重构中，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持续增强。意大利的社会政策、移民政策呈现保守主义特点。首先，五星运动所关注的“公民基本收入”计划，因受制于右翼党的反对和不佳的财政状况，最终被打了折扣。2019年2月落地的方案与普救主义原则下的公民基本收入或选择性的最低收入保障有诸多不同——时限为18个月，以拥有合法居留的贫困家庭为救助对象，支出限定在住房、日常消费、医疗等领域，而且以主要家庭成员的再就业承诺为前提。从其对救助对象的限定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糅合了右翼的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建设观念。其次，移民政策与国家安全挂钩。在联盟党强势推动下通过的《安全法令》，由于将移民问题纳入了国家安全法条款以及强硬的遣返移民措施，而成为史上最严厉的移民法。
政治生态右倾使得意大利的对外政策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主权主义和保护主义取向。首先，在欧盟内部，意大利总体仍持有支持一体化的态度，但在公共财政及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强硬的自主立场。其次，与欧盟外的非传统盟友国家关系中，保护主义难免不时有所体现。联盟党和意大利兄弟党的“在移民的家乡帮助他们”的逻辑，已对意大利对非洲政策调整产生了影响——核心议题和优先对象国始终围绕解决移民问题展开，且经贸导向明显。与新兴国家的交往中，更加强调维护意大利的国家利益和保护“意大利制造”的竞争力，并加强外资投资审查，保护意大利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太空和核科技等高新科技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通信等战略性行业的核心利益等。
4 结语
五星运动在2013年的兴起终结了中左联盟和中右联盟占优的两翼化格局。此后，中左翼民主党衰落，力量党在中右联盟内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联盟党取代。这与意大利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和贫困率双高以及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背景下，民主党和力量党趋同且单一化的应对密切相关。而五星运动激进的民生主张以及联盟党强硬的遏制移民立场，使得它们成为民众的“另一种选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助力新兴政党打破了传统政党对政治信息和资源的垄断。
新格局下三大主体力量在意识形态和纲领上的弱聚合性，使得意大利组阁难度增大，且政府稳定性也面临更多威胁。意大利政党格局重构是一个动态且开放的进程；五星运动党是关系如今三足鼎立格局走向的最关键和最不确定因素，因其左右逢源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已遭遇右翼的有力挑战；而内部涣散的民主党尚在探索调整与“重建”的有效方案。政治生态的实质上右倾使得意大利内外政策难免分别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取向。
*文章转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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