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 “哈贝马斯认为俄乌战能救赎欧洲, 但他注定失望”
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寻找自己的灵魂
文｜Wayne Hsieh
翻译｜述尧
来源｜New Lines Magazine
▲ 乌克兰第一夫人 Olena Zelenska 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向国会议员发表讲话。图源：New Lines Magazine
在普京围攻基辅的行动失败几个月后，德国知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南德意志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宣称：欧洲政策的目标是“乌克兰‘绝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即使哈贝马斯为德国对军事力量的谨慎怀疑态度做了辩护。在哈贝马斯看来，乌克兰危机加强了他这个信念，即欧盟需要自己独立的军事能力，不能只依赖不可靠的美国人。作为法德同声相应的一个重大信号，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也热情洋溢地宣布：泽连斯基是“有原则的欧洲”的“新的、年轻的、伟大的创始者”，而“自由世界”本身在乌克兰遭受到威胁。
尽管过去十年发生了种种灾难（去年美国从喀布尔的灾难性撤退无疑是顶峰），乌克兰的坚定抵抗和俄罗斯混乱的军事行动似乎验证了这些欧陆“哲学家”的乐观主义。几十年来，普京一直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并在从中非共和国到叙利亚到乌克兰等不同地区造成了破坏。如今他的克星终于来了吗？用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话说，这将是历史性的 “Zeitenwende”（转折点），并最终证明列维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在种种对新国际秩序的高谈阔论之外，新的后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石仍然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主导地位和欧洲民族主义驱动下重整军备的浪潮？
我们生活在一个明显的帝国衰落的“后自由主义”时刻，去年夏天美国在阿富汗的败退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标志。这场灾难终结了几十年来系统性治理的失败——从911事件及其一系列反恐战争，到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政策——这些行动败坏了整个美国的政策精英界，无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军人还是平民。然而，对于哈贝马斯等人来说，一个成功的乌克兰仍然为后英雄时代的欧洲带来了希望，它的军事能力刚好可以抵御普京（或特朗普）等邪恶的外部行为者，同时没沾上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全副武装的国家身上可怕的民族主义。但恰恰相反，对于美国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来说，乌克兰战争与其说是实现欧洲乌托邦主义的机会，不如说是喀布尔事变后美国力量的再确证，在这里，美国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野蛮地消耗一个传统对手的军事力量，警告中国在台海动武的潜在代价，并同时支持一个上镜而且精通社交媒体的政治人物。
各方继续寻求乌克兰近期战火的决定性结果。俄罗斯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基辅和敖德萨已经安全，而泽连斯基和他在外交政策机构中的一些美国盟友则在公开场合讨论解放克里米亚。然而，乌克兰集结解放赫尔松所需的联合作战部队已非易事，更不用说将俄罗斯军队从克里米亚驱逐出去。北约继续提供重武器和俄罗斯军队的损耗可能会在短期到中期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但到目前为止，这场冲突具有在其他冲突中看到的长期胜负不明的特点。在这类冲突中，战斗双方都投入大量常规军事力量——例如两伊战争、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僵局和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战争。即使是一个相当破旧的国家，现在也可以获得成本相对较低的具有相当杀伤力的武器（例如：便携式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以至于如今进攻作战需要具备在设备、资源和相应组织技能方面的巨大优势。在过去的40多年里，只有美国能够在战场上击溃另一支常规军队（即两次海湾战争），而非正规军和叛乱分子则给美国军队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令哈贝马斯这样的人物感到懊恼的是，如果目前的乌克兰战争有一个明显的结果，那就是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优越性。美国提供的反坦克武器、管式火炮和火箭系统与乌克兰军队的能力和战斗精神相结合，迫使水平相似的俄罗斯军队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僵局。事实证明，在军事方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在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取得了可怕的成效，而对比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建立的制裁制度，如果引发北约国家包括美国本身的经济危机，最终则可能适得其反。事实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很快就会为他们不愿意在年初早些时候加速交付重型武器而感到后悔。无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分界线最终是什么，无论是否有正式的北约安全保障，基辅控制的乌克兰都将能够存活下去，就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大韩民国都在美国领导的安全保护伞下繁荣发展一样。俄罗斯军队在此战中已颜面尽失，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潜在对手只剩下中国。因此，乌克兰看起来是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使用的“借助”（by-with-through）手段在战术上的一个成功例子：当地合作伙伴领导行动，美国军队提供支持，但避免直接战斗。
与此相反，“借助”手段在去年以灾难性的方式失败了。绝望的阿富汗人从C-17飞机的起落架上坠落身亡的画面，与同一类型号的飞机向乌克兰运送关键弹药并造成破坏性影响的画面并列，凸显美国军事力量强大与政治瘫痪的矛盾结合。美国对叙利亚内战的参与提前暴露了这些问题——依靠“借助”手段，普京的军事力量作为恶性行为者的存在，以及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例如，美国在几乎没有直接损失的情况下，在哈沙姆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和一个营级规模的俄罗斯瓦格纳部队），但是政策彻底瘫痪却导致阿萨德政权胜利。即使有时会给冲突地区的平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帝国的百姓仍然容易被愚弄，但它的军团仍记得过去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垮挑战者的辉煌。
美国军事力量在前几年还为特朗普所统率，面对这个事实，哈贝马斯为德国的谨慎辩护，同时声称支持乌克兰的事业，他区分了两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德国现在处于后英雄和后民族时代，对其纳粹过往和冷战的历史阴影感到恐惧，而乌克兰则拥有“为自主、自由和生命而战的民族视角”。哈贝马斯承认，“在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下，后英雄主义心态得以在西欧发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回避了美国的影响问题，只简短提及“跨大西洋的不确定性”——含蓄表达了特朗普当选造成的创伤。
在哈贝马斯和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看来，乌克兰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仍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但也孕育着一种可能性，即欧盟可以提出一个进步的全球秩序愿景，与他们厌恶的民族主义者（中美俄皆然）分开。事实上，哈贝马斯在2018年秋季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为欧洲建立一支军队”，这将有助于“克服民族国家的小规模防御政策……而且，由于欧洲的武装力量并不针对任何人，因此建立一支欧洲军队应与军备控制和裁军举措相结合”。在哈贝马斯看来，乌克兰危机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欧盟需要自己独立的军事能力这个想法，因为“一个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从外部或内部被破坏的欧盟，只有在军事上也能自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必要的政治能动性。”然而，德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曲折回应，让人对欧盟的命运几乎没有乐观的空间，至少短期是如此。
事实上，尽管乌克兰冲突在许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但它也凸显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弱点，尤其是在和平时期。缓慢提供火箭等系统的原因之一似乎是担心消耗美国有限的弹药库存。这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高峰期间以及在空袭利比亚行动初期北约盟国中存在的精确制导弹药（PGM）短缺问题相呼应。如果说乌克兰战争表明美国的民主武器库已经捉襟见肘，那么它也表明其北约盟友几乎已经崩溃。然而，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大加赞扬的改革被证明只产生了一支草包军队，两相对比，尽管美军有种种缺陷，它在欧洲仍然无人能及。
当然，在过去的20年里，美帝国衰落的叙事通常不关注欧洲，而是以中国的崛起为中心。但是，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加强了欧洲对美帝国的持久重要性，也促进了哈贝马斯及其同道部分目标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中广泛的两党派之间的剩余一致性。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可能认为欧盟军队为裁军而战的梦想与废除警察一样合理，但他从根本上支持哈贝马斯的基本主张，即“乌克兰‘绝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然而，最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对哈贝马斯等欧洲理论家及其美国学生所设想的那种自由主义秩序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安倍晋三的崛起和重要性在很多方面揭示了哈贝马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愿景的弱点，因为他成功地使日本摆脱了基于二战后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前提。而印度总理莫迪致安倍晋三的悼词特意提到安倍是QUAD（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战略联盟）的创始人，这揭示了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与遏制中国的一致性。
伴随着“历史的终结”，是美国人对意义的长期甚至是绝望的寻求。哈贝马斯和他的同类人可能会幻想欧盟乌托邦，但什么总体叙事可以统一美国的政体？不是911事件及其余波，不是奥巴马上台，不是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也不是与法西斯主义的虚假信息或者与新冠疫情作斗争，更不是在乌克兰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帮助他们。自由主义者宣称支持乌克兰，后自由主义的右派埋怨“觉醒运动”（wokeness，注：2014年黑命贵运动以来美国人对有色人种、同性恋社群和女性身份认同政治的左翼政治运动的称呼），现实主义者讲授核武器和地缘政治——同时分享不同的表情包、视频和社交媒体产品，有些甚至为战争的这种或那种叙述提供第一手证据。由于美国人的物理边界受到大洋和世界上最致命的杀伤链的保护，在美国文化的媒体化领域中出现混乱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反坦克武器、榴弹炮和火箭系统的严酷现实仍然存在，无论意图好或坏，都会被帝国远征的美国百夫长们以或多或少的智慧传递到战斗中。
*文章原刊于New Lines Magazine。
Wayne Hsieh作者：谢韦恩
美国海军学院历史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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