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间地带”: 为何一句话撬动我们对宿敌的根本认知?
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文｜吕耀东
来源｜《东北亚学刊》
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一些保守势力采取对华敌视态度。有鉴于此，在毛泽东“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主动发展两国侨务、经济贸易等民间交流关系。不断扩大的中日民间良性互动交往，使得日本各界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于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改善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 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的对日政策理念
“反帝反修”、团结亚非拉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显著特征。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苏关系也全面恶化，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经受严峻考验的艰难时期。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背景下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论断，1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其中，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显著外交成果。
首先，面对美苏对华敌视的不利态势，毛泽东以“两个中间地带”论断加以应对。在“反帝反修”形势下，毛泽东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对中间地带格局及其政治角力进行了精辟分析，明确了团结中间地带力量在“反帝反修”过程中的可能性和重要性。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到访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指出，“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这句话显然把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指明了二战后日美关系的“不对等性”及矛盾，是改变中日不正常关系的外交切入点。
其次，毛泽东在冷静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表明了争取“两个中间地带”国家的重要性，并为对日外交指明了方向。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帝反修”，反对美苏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同时，加强了对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外交工作，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尤其通过民间外交改善中日关系，取得显著成效。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上与前来参加的日本各界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进行谈话，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和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在这里毛泽东表明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共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愿望。
再次，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并确定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对外战略方针，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而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指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同时，美苏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逆转，美国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寻求应对之策。对此，毛泽东指出，“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当时日本民众不满政府的亲美反华政策，其持续不断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反美爱国行动汇入了世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的历史潮流。为了应对与苏联的争霸，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
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采取“联美抗苏”的策略，推动了中美关系缓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是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表明美国改变了敌视中国、不承认中国的对华政策。二是中日关系发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思想。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指出，“一条横线是指纬度，就是指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其主旨就是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在内，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可以说，“一条线”也是深化“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方针。可见，从“中间地带”、“一条线”到“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发展，充分解释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方针的理由，并成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指导方针。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确定的以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是对于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一条线”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国际局势进行理性判断后做出的战略选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程表明，日本作为“中间地带”和“一条线”上的重要国家，成为中国积极联合的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应为共同维护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2 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与中日“政治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不断扩大，但在日本政府签订“日台和约”后，中日关系受到很大影响，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民间交往发展并积累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而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就是在“中日人民友好”的旗帜下，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即“人民外交”的方式进行。而日方亦将“人民外交”称为“带有革命志向的外交战略”。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两国间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济、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人员往来日益增多。
首先，中国力图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积极推动恢复中日正常关系。中国政府基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从处理好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行动。1952年5月–6月，双方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日本国会议员宫腰喜助等人与中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自此打开。同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就“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答新华社记者问》，宣布了中国政府保护守法日侨和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的一贯立场。
面对中方积极主动的姿态，日本社会各界人士充分认识到中日恢复邦交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从而以实际行动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既往政策，促进中日互动。毛泽东于1955年10月2日和14日两次会见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及其随访人员。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以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和彭真秘书长的邀请，来访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六周年典礼。双方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贸易等问题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中日两国应该为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积极努力”的一致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毛泽东在会见上林山荣吉及代表团成员时指出，“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的相互尊重和友谊”，“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上述这些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多次呼吁日本政府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的积极姿态，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磋商奠定了基础。对于当时的中日两国来说，在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战胜国从大局出发对战败国采取这样的主动行为，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它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宽阔胸怀和政治远见。
其次，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对日贸易三原则”，克服日本保守势力的阻挠，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1956年1月3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呼吁中日两国政府商谈邦交正常化的问题。就在中日两国关系有所起色的时候，战后初期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于1957年2月上台，对中日两国间逐步发展起来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进行了毁灭性破坏，并制造“两个中国”论，竭力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充分认识到，只有联合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革新政党共同要求岸信介内阁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在这种不利情况下，1958年7月，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能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逐步发展。1959年3月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依靠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排除美国和日本反动势力的各种阻碍，恢复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是一定能够实现的。”9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石桥湛山签署会谈公报，明确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
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等人，并就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对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原则。“根据‘贸易三原则’，秉承从后方支援经历过反安保斗争的‘日本人民’的更多斗争的宗旨，按照人民外交的思路，实现恢复、扩大中国主导的中日民间贸易这一目标。”1962年9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与到访的日本自民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会谈，双方开辟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渠道，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再次，中国政府和人民主动采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措施，得到了日本友好人士支持，使得日本反华势力难以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尽管佐藤荣作上台后在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等诸多方面使中日关系再次恶化，但是，由于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日中友好团体等各民间团体、财界著名人士等都纷纷向中国政府做出友好表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为重要的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佐藤政府带来巨大冲击，这无疑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在这种形势下，执政七年零八个月之久的佐藤内阁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只好于1972年7月6日宣布总辞职。随后成立的田中内阁打破僵局，从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走进了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之门。
3 《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
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磋商，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
首先，中美关系改善，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对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支持。据时任日本外相的福田赳夫回忆：“当时在日本国内，‘中国、中国’的呼声已经所向披靡，对于如此高涨的群众情绪，亦是无法漠视的。”尤其是在冷战后期，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遏制中国”政策。1970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时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化的大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尼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迫使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新的选择。中美关系的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者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尽管日本对盟友美国搞“越顶外交”颇为不满，但在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下，恢复日中邦交成为历史必然。
其次，中国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乒乓外交”等形式，广集日本各界对华友好共识，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1971年初，在中日两国友好人士的共同推动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乒乓球协会共同决定，邀请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促进日中两国乒乓球界的友好交流，促进日中友好和日中邦交正常化。随后日本乒乓球协会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亲自接见。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由赵正洪、王晓云为正副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积极开展“乒乓外交”。赵正洪团长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以小球推动大球”，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王晓云副团长同日本各界进行广泛交流，会见了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政界元老三木武夫、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政界要人。三木是自民党中最早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72年4月，三木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两次会谈。他主张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复交后签署永不再战宣言。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主张“一个中国论”，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主张美军从台湾海峡撤走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竹入的对华政策主张，使得公明党与中国方面建立了良好关系。其后公明党带团访华，竹入义胜在中日复交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大平正芳作为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第一次会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王晓云副团长，热情而积极地进行了交谈，这件事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次与日本政界要人的会晤对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均产生深刻影响。
再次，通过中日双方克服困难及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1年7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问中国并提出了日中恢复邦交的五原则。这成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基础。同年9月，“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确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这表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只是在野党，呼声已经发展到执政党内部，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中日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问题，中日能否恢复邦交的关键在于日本采取怎样的对台政策。在恢复中日邦交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就化解台湾问题这一障碍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旧金山片面媾和”与“日台和约”，反对岸信介内阁、佐藤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并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斗争和抨击。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1972年，中国方面将以上各项原则的内容归纳为三项基本问题，称为中日复交三原则。此时的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但仍夜以继日地会见日本朋友，说明中国的合理主张，关心和部署对日工作，力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内阁从1972年7月7日开始到1974年12月9日结束，总共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其执政时间不算长，却走出日中关系的关键一步。田中内阁时期正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变的时期。中日双方通过民间渠道和长期大量的友好工作，日积月累，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效果。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上下一致的巨大潮流。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一行来华访问。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由此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4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原则性
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此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作为曾经交战的双方，从立法程序上说，政府间联合声明的内容还必须以签订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中方表明，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是对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的重要贡献。
首先，中日关于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邓小平提出“小局要服从大局”，保障两国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未来的大方向。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双方“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并表明《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还将以签订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1973年9月9日，周恩来总理向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表示，“中日两国大的方针就是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这对改进远东形势有好处。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在完成贸易、海运、航空和渔业四项具体业务协定之后，中日双方都希望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4年8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分别访问中国，表达了日方希望进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愿望，中国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在1974年10月3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时表明了加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重要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于1974年11月就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进行了副部长磋商，双方把这次会谈看作是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首次预备性会谈。
其次，中方坚持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正确处理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原则性。中日于1975年初举行了第二次预备会谈，双方在条约内容应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这一点上取得两点一致意见：一是即将缔结的条约是面向未来、保障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的条约；二是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但在2月14日的第三次预备会谈时，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上出现分歧。依据《中日联合声明》中规定，“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国认为，不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是“联合声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平条约只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前进而不能后退。日方则以“针对第三国的反霸条款会刺激苏联”为由，不同意将其写进条约。尔后，围绕“霸权条款”问题，谈判迟迟不见实质性进展。
1976年12月，对和平条约持消极态度的三木内阁因大选失败而辞职，随即成立福田内阁。福田内阁提出推行所谓“全方位外交”，和所有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同时表示要尽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他于1977年1月先后委托国会议员田川诚一、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人捎口信或带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表明他要“忠实地履行联合声明”。中国政府表示，如果日本政府确有诚意，中国亦准备恢复谈判。进入1978年以后，福田内阁加快了缔约的步伐，回应了日本各界要求缔结和平条约的呼声。在中日缔结和约问题上，日本曾对美国持有何种态度心里没底。但中美建交势在必行，这也对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次，中国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实现亚洲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1978年7月21日，中断两年零七个月的谈判重开。8月12日，日本外相原田直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充分肯定了中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满意地回顾了自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的发展；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尊重；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做出贡献；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两国关系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和发展，是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
5 结语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对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的外交指导方针。中国政府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愿，得到日本各主要政党、友好团体以及其他各组织的肯定。中日通过“民间外交”“人民外交”的形式，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需要指出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是在田中内阁时期实现的，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两国20多年的不正常状态结束。它消除了二战后中日两国的消极状态，揭开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新篇章，同时也为东亚区域合作创造了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日邦交正常化创建的睦邻友好关系新局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中日联合声明》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形成两国官民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的良性互动交流新局面。这无论在中日关系史，还是在国际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当年，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更加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日本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有着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文章转自《东北亚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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