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领导人“请客吃饭”, 到底是不是“无用”外交?

 导读：近期，国家间领导人之间的来往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德国总理、越共总书记、坦桑尼亚总统访华之后，东盟第40届峰会，G20峰会，也都将在11月召开。互访、峰会中，各国领导人之间的见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外交部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更重视国家交往的外部条件，对领导人之间私人化的互动不够关注，而本文则指出：领导人之间的“请客吃饭”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官们面对面、日复一日，历经几十轮尚且原地踏步的双边与多边会谈，让学者们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有时被认为是“外交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面对面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心理学理论上讲，面对面社交可以获得的信息含量更加丰富，通过眼神、动作、姿态等，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交往者的意图，而传统的其他意图认知途径中的客观条件，有时因为信息释放成本过低，而缺乏足够的可信基础。而面对面沟通，不仅可以确证意图，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弭冲突。当年苏美之间，斯大林和杜鲁门的沟通，也是领导人当面交往有效性的一个例证。因此，无论是互相访问，还是峰会上的见面，都是影响国际关系重要的环节，学者也应当给予其适当的关注，以免构造的精致理论到头来反而与现实脱节。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转自“闲谈新知”公众号，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为什么领导人之间要经常“请客吃饭”？

文｜尹继武

来源｜闲谈新知

▲ 斯大林与杜鲁门、丘吉尔握手。图源：互联网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女士，在任职4年期间，可谓是典型的工作狂，出访总计超过100个国家，行程达100万英里。如此密集地穿梭于世界各地，与当今世界政坛的名流谈笑风生，但仍挡不住美国“相对衰落”的命运，这不禁让人质疑，如此繁忙、无数流于程式化的领导人会谈是有效的吗？到底是她沉浸于这种充实与劳累，醉心于世界的镁光灯之下，还是当今世界太乱，需要大国领导人疲于奔赴各地？

在全球化时代，受惠于现代航空与安保技术的发展，相比50年前，现代领导人的出访频率要高得多，同时，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全球问题频发，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孤立中求生存和谋发展。在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中，往往把领导人的面对面外交当作一种仪式化的交往，并不认为对于改善国家间关系是重要的，而更为看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贸联系以及军事实力增减等实在之物。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人际的面对面交流是建立信任、确定意图和增强情感的重要方式。

 1   面对面外交是空谈吗？

外交自古有之，强调为了国家利益而谈判、协商与妥协，这与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军事手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古代也有苏秦与张仪的合纵连横之说，诸葛亮等个人的战略联盟与外交艺术也是脍炙人口。可以说，领导人及其智囊的“三寸不烂之舌”往往能够力挽狂澜，决定时局的走向。可是这种优秀的传统，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特别是西欧近代列强的头头们，在秘密外交的遮羞布下，干着征服、肢解和瓜分其他无辜国家的各种交易。在一个殖民与列强扩张的时代，面对面外交的声誉也遭受到负面影响。以至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大声呼吁废除秘密外交，让国家间交往公开化，接受世界舆论的监督。二战后，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领导核心幕僚，将穿梭外交等运用到极致，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但也遭受到历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带来的是灾难，而非历史进步。

理论研究上，外交官们面对面、日复一日，历经几十轮尚且原地踏步的双边与多边会谈，让学者们对此不屑一顾。领导人之间的见面、谈判，被看作是一场外交仪式秀，更多是政客们的务虚清谈，而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从世界各国的领土争端谈判，到世贸组织的入世谈判等等，时间消磨了外交官的青春。在东南亚国家积极推动的东盟峰会中，也有类似批评，认为东盟峰会实质上并不解决问题，但诸多国家领导人每年必来，很大原因在于国际组织峰会的外交秀，有助于加强小国的国际存在感。总而言之，虽然每日可见各国领导人出现于各种外交场合，谈笑风生，觥筹交错，好不风光，但在学者们眼中，他们的“请客吃饭”更多是外交秀，而非强烈的问题解决信号。

 2   为什么领导人“请客吃饭”是重要的？

国际关系学者固执于理论的偏见，无视现实的发展，致力于构建各种与领导人外交无关的精致理论。尽管生产了诸多的结构主义、官僚政治理论，强调国际力量对比、制度以及观念的重要性，但它们仍无法完全解释世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案例，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是他们正确认识彼此意图、建立信任、生成情感的充分条件，而这时候外在环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么，面对面交流是领导人彼此正确认知对方意图的必需吗？

其一，传统的意图认知途径。国家如何分析、判断并理解其他国家的意图，这是有许多种途径的。比如，从意识形态和政体属性的角度看，国家会倾向于相信与自己相似的国家，这就是同质性的意图判断。正如我们中国人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女性之间容易形成“闺蜜”，美国是典型的民主信任论，带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和判断其他国家的意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各种改造、推翻和扶植计划层出不穷。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陌生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人性本有的欺骗等恶的存在，我们只能借助于一些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来判断对方的意图善良与否以及是否可信。这就是社会中法律、制度等契约的兴起，在国际社会中一些国际组织、制度的设立，试图发挥着制度中性的契约可信作用。

由于人们一般只是根据过去的行为及其信息来判断当前的意图，所以这种“过去行为论”很大程度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及其意图分析。一个国家经常侵略别国，那么无论它做何种豪言壮语的保证，都很难取信于他国。当然，技术派从实力及其发展，来对别国的意图进行推论，这就是“有多大的钱就办多大的事”，比如朝鲜核力量发展成为朝鲜动机与意图分析的客观依据。总而言之，传统上我们分析和判断他人的意图，更多是依据外在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带着某种理念去观察和分析他人的模式。重要的是，这些外在客观信息的可信性，是建立于它所内涵的成本是否足够高，正如破釜沉舟就能让敌人相信自己的战斗决心，但朝鲜如果说它不发展核武器了，那么就很难让人相信它会真正这么去做，因为这个信息本身是没有任何成本的，随时可以食言。

其二，面对面交流是不可替代的。通过外在客观条件分析他人的意图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有效。毕竟这都是通过隔空信息发射的方式，其效果能否达到，还受制于诸多的外在条件。在一些特定情境下，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能够发挥上述昂贵成本方式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这首先有来自心理学关于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支持。

常言道，眼睛是通往心灵的窗户。我们都明白，直视对方的眼睛是判断他人是否真诚最为核心的方式，而撒谎者一般都不敢直视对方，但人类一直不明白，面对面真诚交流是如何以及为何有助于彼此意图交流、信任建立和诚意展示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偶然的实验中，神经科学家发现了人的“镜像神经元”，是彼此把握意图、理解情绪、感知情感、建立信任的生理机制。在意大利科学家的脑电实验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实验员发现当猴子看到人在吃香蕉时，它的大脑内部也会产生相同的兴奋反应，就如是它自己在吃香蕉时一样。

进而，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也存在这种镜像神经元，它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动作、表情、情绪和意图等。这就为只有当我们眼睛看到对方细微的动作、情感反应时，我们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对方的心理变化及其动机和意图提供了理由。来自神经科学的发现，为社会交往中重新确立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面对面交流有助于我们辨别对方是否具有善意的意图、发现连对方都不知道的意图以及发现欺骗的存在，特别重要的是，镜像神经元表明人们辨析对方的意图是一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因此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人们面对面交流是不受文化差异的制约的。

 3  “促膝长谈”化恩仇？

美苏关系从全球竞争到战略缓和的变化，传统的经典国际关系理论都难以解释和预测。因为从力量对比、制度变化等维度来看，美苏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倒是两国领导人如何看待对方以及与对方国家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观念和意图判断上的变化，成为美苏关系变化最为根本的基础。

实际上，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对峙的长期隔绝，美苏之间的隔阂和敌意深入骨髓。但是，有意思的是，一些特定的国家领导人之间，似乎存在超越国家的特殊好感。比如，1946年，杜鲁门初次见到斯大林时，就有一种深深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觉得斯大林与他的彭德格斯特老上司很像，据此杜鲁门对他的同仁们说“斯大林是一个言行一致、立场连贯的人，他值得信赖”。而冷战后，小布什似乎对普京情有独钟，在2001年6月的一次新闻招待会中，小布什有点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对普京大大地“表白”。“当我看到他那清澈的眼睛时，我就觉得普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种个人间强烈的信任感，对于小布什制定什么样的对俄政策影响深远。

意识形态色彩厚重的希拉里却是一位战斗英雄，在她眼中，永远要与俄罗斯斗争到底，她心里黑白分明的政治世界观决定了她对于政治的固执和决不妥协。但是，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一直流传着他与俄罗斯非凡的“私人关系”，而且作为民主体制中的一个叛逆，他是持反建制的政治立场，天生对于美国所污蔑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有着好感。从历史上看，虽然美苏之间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最为核心的驱动因素，但领导人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也不可忽视。

1980年代美苏的战略缓和，实际上要归功于两国领导人的“请客吃饭”和“促膝长谈”。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领导人后，他以自己特有的改革新思维，谋求与西方霸主美国的战略缓和。在长期两国生死对峙所形成的战略思维笼罩下，苏联1987年作出了非常具有代价的、签署战略核武器销毁的举动，美国里根总统对此的信任，以及对于戈尔巴乔夫印象，却是从1985年后慢慢改变的。这说明美苏自1985年领导人多次的私密会面，逐渐让双方建立起了相互好印象及其信任，之后才形成了实质性的双边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共识。真正让美苏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是，两国领导人通过系列私人会面、促膝长谈而形成的信任。1985年，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的私密“炉边谈话”，为后续的系列会面打下了基础。1986年，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亚未克进行了长达10个半小时的会谈，虽然最后两国几乎就终止核武竞赛达成共识，但并未跨越最后的障碍，两人也非常沮丧。但这种深入交流，为两人建立信任感，理解对方的权力和忧虑，促进后续1987年《中程导弹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随后几年，冷战落下帷幕，一切皆源于两国领导人从面对面建立信任感开始的战略协商。

 4   领导人要多走动，常来往

当今全球化时代，领导人也日趋繁忙。美国总统上任之时风华正茂，而卸任时老态尽显，无不说明领导人忙碌的代价。国家间的交往是综合与全面的交往，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加深，合作与冲突过程中也是刀光剑影，生死瞬间。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正常国内社会所应有的权威政府、法律制度，所以国家之间的信任感、意图把握更是难上加难，很多国际冲突、战争与对峙本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沟通不顺、信息不灵，从而产生了诸多误解。国家领导人之间应该多走动、常来往，经常请客吃饭，一起散散步，赏赏月，有助于个人情谊建立，关系维持，以及相互更好理解。当然，在一个博弈的世界中，国际社会也经常将不见面作为一种要价和威胁，这种消极方式有其合理和价值，但终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领导人的忙碌奔波，满天飞，搞关系，并不仅仅是政治秀，同时也是国家交往、理解意图和建立信任的必需，尽管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冲突。

*文章转自“闲谈新知”公众号。

作者：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国际安全和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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